当大地剧烈抖动过后，当死亡的阴霾还没有从灾区上空散去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迅速向遍布不可预知危险的地震前线进发。记者们没有丝毫的迟疑，甚至没有来得及打点自己的行囊。无数记者就这样形色匆匆而又步履坚定的踏入了险途，为我们传递着灾区的第一手信息，以一种悲悯的视角引领我们近距离观察......
　　
　　1 我的震后24小时
　　
　　汶川８．０级特大地震的发生，让我感到震惊；在参与抗震救灾报道的这段日子里，我有着太多别样的感受。
　　
　　惊讶－震惊－冷静
　　５月１２日下午，刚刚写完上午采访的稿件，有些困意的我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想小睡一下。然而，１４时２８分，轰隆隆的巨响和剧烈的摇晃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地震了！”
　　“成都不会有大地震！”以往经验让我并没有太紧张，也没有向楼下跑，而是扶着门框随震波摇摆。
　　“咣当”——饮水机重重砸在地上；“哗……”——书柜里的书散落一地。
　　“大地震！”剧烈的震波让我感到，这次与以往完全不同！
　　“快，马上向总社快讯值班室报告。”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我掏出手机向北京拨打电话，电话不通。我跌跌撞撞地走到办公桌前，拿起办公电话。还好，内线能打通：“快讯组吗？成都发生强烈地震了！”
　　“情况怎么样？”
　　“震感非常强烈，办公室的饮水机倒了，书柜里的书也‘倒’出来了！”
　　……
　　最强的一轮震波过去了，我这才听见楼道里同事们的喊声：“赶紧下楼！”
　　“老婆还在楼下！”拎起采访包，我从楼梯下到１２楼，边喊边找寻也在分社工作的爱人周俏春，但１２层已经没人了。楼下的院子里站满了人，大家都在，包括小周在内。很多人都在互相诉说着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
　　
　　奔向省地震局
　　电话打不通了，从分社要了一辆车，我便直接赶往省地震局。成都的主干道人民南路已经拥堵不堪，路边站满了人。车没开多远，交通已经完全堵死了。我被迫步行向目的地进发。进了省地震局的院子，四川省长蒋巨峰也刚刚赶到。省地震局四楼大会议室已经来了不少记者，一个指挥大屏幕前，两排应急电话，急匆匆来往的人……气氛相当紧张。几分钟后，省地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邓昌文开始通报第一次信息——震级７．８级，震中汶川……
　　“三台县因为地震造成一水塔倒塌，已确认死亡１人……”
　　“成都空军一辆直升机已经起飞，前往震中地区查看灾情……”
　　还好，会议室的应急电话能够打通，我用电话向总社汇报情况，连发几条“快讯”。很快，这些电话便成了记者们发稿“专用”电话。……
　　
　　雨夜在省指挥部值守
　　“三军，马上到省委来，在指挥部值守，随时了解最新进展！”当晚，回到办公室正在发稿的我，收到分社社长刘欣欣发来的短信。这时候，通讯开始部分恢复，但手机很难打通，短信稍好。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背起笔记本电脑便驱车向省委赶去。在四川省委院内的一块草坪上，两个简易帐篷，就是临时搭建的省“５·１２”抗震救灾指挥部。每个帐篷中，一排桌子，几台电脑，电话机、传真机、忙碌的人们……气氛紧张而工作有序。省委书记、省长都去灾区一线了。按照分工，欧泽高、李登菊等省领导在这里值守、协调相关救灾事宜。
　　在帐篷里的办公桌头上挤了个位置，打开电脑，我便开始了工作。
　　汶川交通、通讯中断，情况不明；绵阳灾情严重，北川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伤亡惨重……一条条信息在向指挥部汇总，但是，灾区交通、通讯中断给灾情的查核带来巨大困难。穿梭于忙碌的人群中，一个个统计数据，一份份传真，一条条救灾措施……这些都成了我的报道内容，一条条稿件也通过通过无线上网的笔记本电脑，传向分社，发往总社，由新华社的电讯稿传向全国、全世界……不知不觉已是第二天凌晨，帐篷外下起了雨，但是，现场所有人都在忙碌。
　　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
　　雨夜的凌晨，异常清冷。只穿了一件短袖T恤的我连打几个喷嚏，站起来，跺跺脚，仍难御寒。
　　凌晨４点过，冷得直打哆嗦的我终于顶不住了，发短信向爱人“求援”。４时５０分，周俏春送来了一件运动上衣。她告诉我，分社办公楼灯火通明，大家也都在忙碌，已有几路记者赶往了灾区一线……天亮了。工作人员送来了早餐——面包、方便面、矿泉水。所有人都是简单地向肚子里填了几口，便又投入了工作……这，就是我的震后２４小时。
　　
　　2 “5·12”，那个刻骨铭心的时刻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将被几代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时刻。
　　那个时刻，前一天才从日本回国的白岩松刚刚降落在昆明机场。忙碌多日，他本想在七彩云南的山水中放松身心，谁成想未出昆明机场就感觉到地震的强烈晃动。消息很快传来：四川汶川7.8级地震。白岩松自然能判断出此次地震的“分量”，他走到机场柜台前，改签立即返回北京的航班。
　　那个时刻，海霞刚刚来到中央电视台的院子里。她上当晚《新闻联播》的“配音班”——即“不出镜”，为新闻图像配解说词，19点30分《新闻联播》结束即可下班回到6岁女儿身边。14点30分她走进央视大厅，迎面有人在说“地震了”。她琢磨：“不可能吧？一点没感觉到呀！”上楼时还将信将疑。那个时刻，新闻频道值班主编张巍刚刚在二楼的审看间开完“报题会”。
　　忽然，他听楼道里有人大喊：“地震啦！”张巍随即接到领导命令：“快查！记者赶快联系！”
　　新闻中心的几个部门立即行动：跑口记者联系国家地震局，得知震中在四川省汶川县；地方新闻部记者立即拨打四川电视台电话，话筒里全是忙音；再拨打正在成都的央视记者手机，同样不通。14点46分，新华社发布了地震消息。
　　14点50分左右，经多方信息确认地震消息属实。新闻频道在15点“整点新闻”中，“头条”“口播”汶川大地震消息；此前，还以字幕形式公布了地震消息；15点20分，停止新闻频道各栏目的正常播出、停止各时段的广告播出——推出突发事件现场直播节目。
　　此时，在《新闻联播》办公室里，海霞正为晚上的配音做着准备，只见值班编辑张昕冲进来大声喊道：“谁在呢——”见到海霞，他语速加快：“快！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做好准备，上直播！”这时海霞抬腕看表：14点50分。
　　海霞平日里不施脂粉，素面朝天。一听“上直播”，立即意识到灾情的严重性，当即进入“战时状态”：化妆、吹头发、换服装。平日出镜她喜欢西装外翻一袭白领，“这时顾不上了，从柜子里拽出一件灰色西服、蓝色内衣，10分钟时间把自己浑身上下都收拾利索了”。她走过武警岗哨，向“播出线”走去。
　　“本台消息，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温家宝总理正赶赴灾区，指导救灾工作。”直播间里，形象甜美的海霞神色凝重。她手中的新闻稿配以字幕反复播出，很快连线到重庆、湖南、湖北各地电视台的记者，报道各地的震感、灾情。
　　直播间外，值班主编张巍高度紧张地盯着屏幕，地震前方情况如何？后续报道能否跟上？他还是有点担心。
　　此时，台领导、新闻中心主任“坐镇”新闻中心总值班室。几个人商议着，先是调兵遣将，将分散在重庆、贵阳、武汉原本为奥运圣火传递做准备的记者紧急调往成都；再琢磨安排哪些专家进直播间讲解相关专业知识。尽管前方的报道一时还没到位，但是“直播的窗口开了，就得有内容”。
　　当晚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胡锦涛作出的重要讲话和温家宝抵达四川灾区的消息。
　　随后的《焦点访谈》，推出了“我们共同面对”抗震救灾专题节目。
　　到22点晚间新闻时，开始了“综合频道与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特别报道”。这就是说，综合频道也“停止节目的正常播出、停止各时段广告的播出”——危情时刻，显示了国家电视台勇于担当的魄力和面对特大灾难事件时前所未有的报道力度。
　　22点，走出直播间的海霞已是口干舌燥，她说直播时“全情投入不敢喝水”，节目中间有一点时间空隙，也赶紧下来和编导交流随后的连线内容、谈话主题。海霞之后“接棒”走入直播间的是董倩和张羽，随后康辉、赵普、白岩松、敬一丹、文静……相继出场。
　　
　　3“如果重新选择一次，我还会主动请缨”
　　
　　汶川地震后不久，他选择了直面挑战，迎难而上；不顾余震频繁的危险，他奔走于德阳、绵阳、什邡、绵竹一线，用自己的笔记录那些营救、互助、关爱与坚强的感动瞬间；在第一批前往灾区一线参与报道的记者陆续返回时，他两次婉拒了领导要他回来的指令，坚持奋战在一线。他就是湖北日报经济部记者张爱虎。
　　
　　出发前他把10个月的孩子托付给家人、同事照看
　　“那天上午，我陪妈妈正在汉口一个医院看病，那时候接到他的电话，说‘赶快回来，我马上要出发了’。”23日晚，回忆起张爱虎出发前那“慌乱”的场景，爱人徐艳依然历历在目。她说，本来当天上午已经跟张爱虎商量好，由他在家一边准备一些材料，一边带10个月大的女儿，谁想到母亲这边还没忙完，丈夫那边就要动身了，她只好帮母亲取好药后马上赶回来。
　　“因为是和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两名专家一起出发，离出发前几个小时才通知，所以很是匆忙”，电话那头的张爱虎回忆道。情急之下，他用婴儿车推女儿到外面买了一条裤子和一双山地鞋，另外准备了一点干粮。时针慢慢指向11点，必须出门了，张爱虎已打了几个电话催徐艳赶紧回家。“这个时候只好找熟人帮忙了，先后找了三个人，最后是二楼一个同事的妻子刚好在家，把孩子托付给她就走了。”
　　
　　奔走在最危险灾区他两次“抗命不归”
　　“昨天他打电话回来汇报前方采访报道情况时，我们当时明确要求他撤回来，毕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高强度连续作战就很不容易，而且接触、经历了许多很悲惨的场景，对记者本人的心理压力也是相当大的。”在接受荆楚网记者采访时，湖北日报经济部主任熊家余透露，这已是连续第二天张爱虎婉拒部门领导“回家”的好意了。
　　在熊主任记忆中，这不知道是张爱虎第几次面对重任，主动请缨了。“15号得知总医院那边要派两名专家要过去灾区，他通过自己在总医院的一名同学申请随军采访，16号获得批准，17号就跟随着一起过去了”。张爱虎奔走的是几个重灾区，余震频繁，危险随时相伴，爱人徐艳说：“除了走之前，打电话嘱咐他要注意安全外，我们每次和他通电话都不提这些事，说最多的就是家里一切都好，别担心，再就是问他吃了没有，稿子发完了没，晚上住哪里，作为一名记者的妻子，这些我已经习惯了。”
　　“最初我是随国家农业部一个领导在外采访，从电视里面看到汶川地震导致的悲惨景象，没想别的，当时就想过去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哪怕我不是以记者的身份来，就是给灾区人民递一瓶水，为他们包扎伤口也是好的”。回忆出发时的情景，张爱虎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正是这种“无论如何也要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的心态，驱使着他忙碌、奔走，用自己的笔记录一切，完成记者的天职。“他发回来的报道，选材准确，思路清晰，在一线记者当中应该是很出色的”,熊家余主任如此评价道。
　　结束采访前，记者问了句：“如果再选择一次，你还会上一线吗？”“肯定会的，即便是作为一个普通志愿者，我也会来的。”电话那头，他用爽朗的声音回答道。
　　
　　4 “灾区最美的记者”
　　
　　从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报道现场到地震报道现场
　　5月12号，在珠峰呆了一个月之后我回到了拉萨，还沉浸在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报道成功的喜悦中，大地震发生了。北京、台湾、日本都有震感！我的第一反应是：唐山大地震影响到了14个省，这可能是比32年前更大的一次灾难，而前方灾情不明！情况不明的时候是最需要记者的时候！我得去现场！我知道高原下撤以后的第一原则是休息，我也很想家，想不满两岁的儿子。但是这时候到一线去，不是我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职业的天性。经批准，5月13号，我挤上了震后拉萨飞往成都的第一班飞机。
　　帮助外面的人搞清灾区的情况是这个时候记者的第一责任。太多太多灾区的情况，抢险救灾的人要知道，受灾的群众要知道，党中央要知道。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从未有过的沉重。到达四川的当天下午，我们报道组立即动身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北川。
　　交通断了，通讯断了，余震不断。尽管做了心理准备，灾难还是击碎了我的想象。要快，要让外面尽快了解灾区的情况。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雨中发回了我在灾区的第一条报道。
　　路，是生命线，也是抢险救灾的关键。奔向震中的途中我不停地问自己：灾区的路到底怎么了？通向震中汶川的路为什么还不能打通？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镜头对准这条路，去引导人们的视线。
　　5月14号，我沿着汶川方向，奔向213国道，踏进了打通道路的现场。观众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几乎半座山塌下来，路不见了。而这条路原本只有7、8米宽，一边在塌方，一边是临着岷江的悬崖。工作人员上得去，但是展不开。这条报道，也许不那么惊心动魄，但是它把大家的疑问解开了，责难不见了，人们焦急的心情也冷静下来，开始积极地帮着出主意，怎样才能使修路的进展快一些。
　　在灾区的人民处在惊恐与悲伤中的时候，特别需要鼓起勇气，在废墟上没有比活着把人救出来更让人振奋的了。5月14号，都江堰的幸福小区发现了幸存者，救援者开始与死神搏斗。我想虽然压在废墟下的人我们连姓名都不知道，但电视机前有无数的人关心着她注视着她。我想让他们看到：坚持，奋斗，我们就一定能获得重生！我向现场的领导建议直播救援过程。那天晚上，我知道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他们的心通过我们的直播与灾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在巴掌大的位置上直播
　　那一片废墟有三层楼高，里面充满了空洞和尖利的钢筋，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整个直播过程中，我被指定站在一个巴掌大的位置，只能说不能动。四川台的摄像张业伟在黑暗中拍摄一刻也不能停止，他要紧盯着寻像器里的画面，余光还要观察周围的情况，根本顾不上脚底下。在起吊一块水泥板时，我们脚下的断梁被拉动了，原本安全的地方变得很危险。但消防官兵继续救人，我们也继续报道，没有人离开。战士们紧张有序又小心翼翼，我们的镜头尽量地靠近跟随。几个小时后，受困者终于被抬出来了，她活着！现场一片欢呼声，我的耳机里也传来北京演播室里的欢呼声。我知道，电视机前守候的人们也会欢呼。我在现场用最大的力气喊着：“这欢呼是对生命的礼赞！”外面的人不抛弃，里面的人不放弃！救人的是英雄，被救的同样是英雄！这，就是我们一线记者要传递的精神--以人为本。
　　5月15号，我们跟着部队徒步奔向震中，因为两件事情要让观众搞明白：第一，震中的乡亲们情况到底怎么样？他们最需要什么？第二，进去救援的战士们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怎么解决这些困难？
　　行进的路，有时候我觉得比在珠峰还难。那不是一条安静地等你踏上去的路，不断的余震、松软的塌方层、滚落的石块，危险无处不在。一个滚石区，我们刚通过不久就再次塌方，半个山体扑下来，覆盖了我们经过的道路。我们没停下脚步，边走边拍。
　　
　　用长镜头把抗震救灾信心传递给全世界
　　经过不停顿的9个小时，我们紧随部队到达漩口镇，那已经是5月16号的凌晨一点。紧张、饥饿、劳累，我真的想躺下什么也不做，但一想那么多人等着里面的消息，我们立即投入采访工作。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几根从废墟里捡来的木头蒙上一块塑料布就是帐篷了，外面整整齐齐放着三块牌子：漩口镇党委、漩口镇人大、漩口镇政府。旁边，战士们已经展开了救援，当地的乡亲们给部队送来了他们仅有的蔬菜。那场景，在我的头脑中定格了，那画面让我震撼：灾难降临了，但我们有党在、有政府在、有人民军队在，老百姓就有信心在！于是，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我要用这个画面把这样的信心传递给全世界。
　　5月17号，我们进入汶川亟待救援的“孤岛”耿达乡。面对满目疮痍，无论谁到现场都会有一种揪心的痛。可当问到受灾群众缺什么，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有一位受灾的群众对我说：“给我们送点玉米种子来吧，赶着现在种下去，秋天我们就有吃的了。”那不是一句当时就会让人热泪盈眶的话，却让我心里反复回味。这就是我们最质朴的乡亲，遭受了那么大的灾害，失去了那么多亲人，但他们想要的却是种子！种子不就是希望吗？这就是我们那么多人奔赴灾区的原因啊！我就是要把这希望的声音传递出去，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与坚强！
　　
　　“面对那样的灾情，我也哭过”
　　观众打电话给我，说：你真棒，在镜头里总是那么冷静。其实我也哭过，面对那样的灾情，面对受灾的乡亲，面对满目的英雄，泪水有时是控制不了的。5月20号我到都江堰去拍摄寻找处理遗体的情况，虽然救援人员很早就知道遗体在哪里，但是为了死者的尊严，战士们都是用手扒手挖。当听说遇难者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母亲在灾难来临时跪着用身体保护孩子，我完全失控了，转身躲进一个帐篷里放纵泪水喷涌而出，我要把我心里的痛哭出去，我要把所有的积郁都哭出去，擦干了眼泪，我才走出帐篷。在镜头面前我努力保持着坚强和理性。不哭，在心里，我始终这样提醒自己，灾区不需要眼泪，灾区需要我们的坚强去支撑，需要我们的关爱去抚慰，需要我们去尽记者的天职。
　　在灾区可能有数千名记者，中央电视台先后有数百名记者前往一线，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
　　和我一起强行军9小时的摄像张春喜已经51岁了。为了多带设备，他必须少带水和食物。战士走，他边走边拍，战士停下休息他还在拍。进入震中因为胸闷他一直不敢躺下，他有心脏病，还是平足！
　　我的同事冀惠彦大校，55岁了，从战场到各种抢险救灾都冲在前面。他在灾区是靠着临时从办公桌上抓来的一把降压药支撑着。在从水上冲击映秀时，滚石的涌浪打翻了冲锋舟，落水后他始终没有放掉手里的摄像机，死里逃生，一上岸就去发消息，为的是让观众和受灾群众看到：又一条生命线打通了！
　　我的4个进行航拍的同事曾经被困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两天多的时间，靠吃野果坚持着。天气多变，地形复杂，山谷里各种切变风对他们简单的飞行器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为抢险救灾进行航空拍摄！
　　大灾难中，我们用最人性的方式，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坚韧与大爱！
　　（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