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下旬以来，意大利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期间，意大利政府的防疫举措不断升級，直至3月10日宣布实施全境防疫法令，即所谓“封国”。孔特总理在其社交媒体个人账号上引用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期间的话“这是我们的至暗时刻”来形容当前意大利的困境。那么，意大利的疫情何以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因素是什么？一向自由随性的意大利人民为何能接受如此严厉的管控措施？

疫情快速蔓延，三方面原因值得重视

　　早在1月31日，意大利就启动了为期六个月的国家卫生紧急状态，其也是欧洲第一个停飞本国往来中国直航航班的国家。然而，自2月22日起，该国确诊病例数急剧攀升，病死率屡创新高。病毒之所以快速传播，意大利社会文化、民众生活习惯、经济活动特点等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意大利人喜欢聚会聊天，有广场文化传统;人们习惯拥抱和行贴面礼;群体文化活动丰富;旅游业发达。此外，还有三方面的具体原因：
　　第一，前期防控措施缺乏明确的目标和针对性。意大利在防疫初期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停飞与中国直航航班上，并未对有疫区接触史的入境人员进行筛查与隔离。2月下旬确诊的所谓“一号病人”后被排查出是在德国染病。此后，意大利开始对危险人群进行“地毯式”检测，但也未对确诊的轻症患者采取及时有效的隔离措施。
　　第二，医疗体系不足以应对来势凶猛的疫情。意大利医疗体系服务质量较高，但在医疗资源数量方面却存在较大缺口。近十年来，意大利政府为削减公共债务而持续压缩公共开支，大幅减少向公共卫生部门拨款，还关闭了大量市镇医院，造成医护人员和设备缺口持续扩大。当新冠疫情在北部地区集中爆发时，大量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既加剧了传染，也推高了病死率。
　　第三，前期防疫决策摇摆不定，各级政府都在防疫与维持经济运行之间找平衡。最先爆发疫情的北部伦巴第大区和维内托大区是意大利核心工业区，意全国的旅游、餐饮、酒店等行业也会因防疫举措遭受重创。出于减少经济损失的考虑，意大利各级政府在防疫上曾犹豫不决，客观上也使得防控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孔特总理在2月25日的记者会上仍鼓励民众到疫区之外的城市旅游，而伦巴第大区的酒吧也曾在实行宵禁后又解禁。

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

　　回顾意大利前期防疫过程，其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因素或者说人的观念颇为值得关注与思考。简言之，前期该国各界对新冠病毒的危害明显存在认知偏差和混乱，而这又将意大利存在的某些典型社会心理特征凸显出来。
　　首先，在某些方面固守成见使得意大利社会各界对病毒的危害掉以轻心，以致错失防控良机。二战结束后意大利很快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至本次疫情前未发生过传染病大规模流行事件，绝大多数民众对于流行疾病的危害和应对举措毫无概念。这种集体认知的“空白”逐渐转变为一种刻板印象乃至偏见，民众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流行疾病只会在“落后国家”爆发，发达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先进、人们卫生习惯好，已与之“绝缘”。这种偏见使得意大利民众并未对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和新冠病毒的特性给予足够关注。甚至有政客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表示，中国爆发疫情是因为中国人卫生条件和习惯太差，也有不少意大利民众认为湖北疫情死亡率高的原因在于中国医疗条件落后。可以说，此类刻板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也是这些国家未能及早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历史文化传承决定了意大利人难以在短期内就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在此次则表现为疫情前期全社会对疫情状况认知的混乱甚至分裂。意大利在历史上长期四分五裂，1861年国家统一后经济社会仍“碎片化”，加之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使得人们特别崇尚个人自由，不愿服从管束，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缺乏信任，难以甚至惧怕就重大问题达成高度一致。这种社会心理特征体现在了二战后意大利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制度安排中，也在此次疫情防控前期引发了多重乱象：意大利医疗系统专家就新冠肺炎究竟是“大号流感”还是严重流行病争论不休;中央政府措施不果决，大区和市镇政府不执行甚至反对中央举措;执政的民主党党首公开在街头参加“米兰不停歇”活动;民众无视政府禁令甚至抗议被剥夺自由。主流权威意见的缺乏最终导致了疫情的大爆发。不可否认，意大利人的“自由随性”是其创新精神的重要源泉，但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难免要付出惨痛代价。

疫情冲击改变民众心理

　　自3月10日起，意大利正式开始实行“新全境防疫法令”，禁止在公共场合以任何形式集会，对工作出行、购买生活必需品、就医等事项做了明确安排，并设定了违反法令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拘留乃至以危害公共卫生罪论处。3月11日又宣布至3月25日前关闭除生活必需品店和药店外的所有商铺。政府宣布该法令暂行至4月3日，且不排除将根据疫情变化采取进一步措施。
　　这一法令是二战结束以来意政府对民众自由生活的最严厉限制，但是这次意民众选择尊重政府决策。意政府呼吁的“iorestoacasa”（我待在家里）口号得到意大利人积极响应。民调机构Ipsos于3月1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2%的民众明确认可政府的防疫措施。这表明疫情的冲击使得该国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变化。首先，随着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猛增、医疗系统告急，意大利人真切感受到了新冠病毒带来的死亡威胁，也认识到尊重科学、尽快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才是减缓医疗系统压力的唯一办法。其次，随着疫情在全世界蔓延，意大利人开始认识到重大流行病不分国界和种族，而本国的医疗系统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进而开始关注和尝试学习中国的防疫经验。最后，疫情让意大利人意识到了面对重大危机时团结协作的重要性，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民众，都表现出了对中央政府法令的尊重，国内也再次燃起了共克时艰的爱国热情。
　　截至3月19日，意大利仍处于疫情高峰期，何时能将疫情控制在医疗体系可承受的范围内还是未知数。对意大利而言，除了民众健康与生命，疫情还将在多个方面带来冲击。经济方面，此前受到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影响，该国经济2019年的增长率仅为0.3%，2020年将很可能陷入衰退。此外，疫情已促使意大利反思本国的医疗体系，未来应该会在提高医疗资源的“量”上下功夫。最后，此前的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使得意大利民众对欧盟的认同感大大降低，而此次疫情中欧盟的“弱存在感”很可能令意大利与欧盟的关系面临新挑战。
　　（截至3月19日，意大利累计确诊35713例、死亡2978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