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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公布了11项将在今年落地的我国进一步加快金融开放的措施，并明确给出落地时间表。 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信号引起了国际投资者的密切关注，近期，外资金融机构“跑步”进入中国市场，分享扩大开放带来的巨大红利。云南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突出地缘优势的省份之一，对外资银行有着巨大吸引力，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步伐加速，相信将有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布局云南。
中国金融开放提速扩容 博鳌释放12项大利好
“中國的对外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之后，市场期待已久的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举措4月11日全面揭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二天的分论坛上释放了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大礼包”，11条开放措施将在2018年年内落实，而“沪伦通”也有望在年内成行，金融开放骤然提速扩容。
以下是对11条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沪伦通”的逐条解读。
金融领域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实的6项开放举措：
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解读：过去，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要求是不得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这一红线，源于2003年银监会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随后，多家外资机构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中资银行，而在持股比例上继续放开、给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业松绑的呼声也不断出现。
中信建投发布报告称，目前在有外资大比例持股的7家上市银行中，杭州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三家城商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外资银行，宁波银行和上海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是外资银行。五大行中，仅有交行、中行两家的前十大股东中有外资银行。
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银行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银行的公司治理能力；可向外资行学习防范风险的经验。随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放开，五家有外资股东的城商行未来发展空间大；特色的中小银行将迎来外资行入股潮。
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
解读：现在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来说比较完整，有一定的竞争力，也欢迎外来的竞争，这不但能提升市场的能力和水平，也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外资机构进入到中国，是按照中国内部的法律，享受国民待遇，跟国内的机构在一个平台上竞赛，应该得到鼓励。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 持股比例放开，允许控股之下合作机遇增多。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层次在于外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中国金融环境具有特殊性，政策拟允许外资控股，合作机遇大于竞争，外资有望选择优质的金融机构，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一方面保持对国内金融市场的跟踪，同时享受较高投资收益。同时目前已有外资持股子公司的券商有望在层面加深合作，提升整体竞争力。
中信证券认为，放宽控制权甚至允许100%控股，有利于减少中外资股东之间摩擦，提升管理效率，但与中资券商相同，外资投行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控股权，而是市场环境能不能承载多样化商业模式。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优势发挥需要A股市场配套环境成熟和外汇管制放松，短期看，证券行业竞争格局不会因放宽持股比例限制而改变，长期随着监管环境和市场环境改变，外资券商竞争优势有望提升。
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
解读：对于券商行业而言，放宽外资股比例限制，已经开始落实。2018年3月9日，证监会宣布修订《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并以《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重新发布。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管理办法中，取消了“外资必须与内资证券公司合作成立合资证券公司”的限制，办法的名称由《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改为《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也正体现了外资由只能参股转为可以控股这一重大改变。
根据现行的规则，外资合计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得超过25%，持有非上市证券公司股份比例稍显宽松，为49%。而修订后的新规将这一比例限制大幅放宽到了所承诺的51%，外资合计持有上市及非上市证券公司的最高股权比例一致。
此次放开后，应该说外资在业务层面仍难有较大突破，合作的机遇大于竞争，外资有望选择优质的金融机构，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一方面保持对国内金融市场的跟踪，同时又享受较高投资收益。
四、为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从130亿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
解读： 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启动后，内地和香港两地股份互联互通除了受限于符合资格股份名单外，还设有每日交易额度：内地投资者可买卖105亿元额度的港股；反之，香港及国际投资者则可每日买卖最多130亿元的A股。
初期“港股通”曾设总额度2500亿元的限制，“沪股通”总额度则为3000亿元。直至2016年8月16日监管机构宣布启动“深港通”时，同步宣布即日取消总额度限制，仅保留每日额度。
沪深港通自推出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每日额度安排在保障市场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稳步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两地证监会同意扩大互联互通每日额度。这一扩大开放举措，有助于境外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A股市场，维护市场安全平稳运行。
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解读：在中国银保监会4月末公布的加快落实银行及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相关措施和实质性举措中，外资保险中介扩容、扩大外资保险中介业务范围是一大亮点。其中，《关于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的通知》已发布，符合条件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可以向当地保监局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将与中资保险经纪机构享有同等经营范围。在此之前，外资在中国保险代理及保险公估领域的投资多以参股为主，即境外股东在保险代理机构、保险公估机构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5%。作为例外，根据CEPA补充协议，自2008年1月1日开始，允许符合条件的香港、澳门保险代理公司可在内地设立独资保险代理公司。 如今，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这“经营”二字的背后，则标志着持股比例向外资全面开放。这意味着，未来外资进入保险代理、保险公估领域的组织形式可以更加灵活，在合资保险代理、保险公估公司中可以谋取控股地位，甚至还可以以独资子公司的形态经营，外资保险代理、保险公估机构的经营灵活性与自由度无疑将有所增强。
六、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解读：对于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经营范围，监管部门有专门的限定。根据保监会此前引发的《关于印发我国加入WTO法律文件有关保险业内容的通知》，允许外国保险经纪公司跨境从事大型商业险经纪，国际海运、航空和运输保险经纪及再保险经纪业务。允许外国保险经纪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设立合资公司。允许上述公司从事大型商业险经纪，再保险经纪，国际海运、航空和运输险及其再保险经纪业务；同时允许其在国民待遇的基础上提供“统括保单”经纪业务。
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可以加强竞争，以更专业的经纪服务来重塑中国保险业的销售模式，让保险消费的体验更好。目前中国保险业的销售主要就是保险代理人、银保渠道、团险渠道等，而消费者对于保险业的不满意很多是也是由于销售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通过专业的经纪机构来重塑销售的话，可能对整个保险业的服务会有比较大的提高。
在今年年底以前，中国还将推出5项金融开放措施：
一、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济、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解读：细分领域中与消费密切相关的金融领域一旦开放，未来存在较大的业务空间。伴随着消费升级而全面开花的消费金融市场，也正处在扩张之中。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消费信贷按每年2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2万亿元。未来引入外资，能帮助促进行业整体竞争优势提升，通过优胜劣汰，逐步淘汰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模式，提升行业内数字化、科技化、精细化经营管理水平。
二、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解读：所谓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指的是商业银行债转股实施机构，目前，五大行分别成立了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等。
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由银行扩大到几乎所有的持牌银行业金融机构，既包括新设立的比如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涵盖即将设立的理财公司等，体现了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的全方位开放。
三、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
解读：业务受限、网点少一直被视作外资银行“水土不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我国对外资银行业务的开放速度较慢，其中一些业务直到最近两年才刚刚开放，比如国债承销、企业债交易、保理和财务咨询业务等。在开展各类业务之前，还需相关部门审批，这使得外资银行错过了我国银行业大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营业网点少之又少，覆盖面窄，极大地抑制了其吸储放贷的能力。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外行开设网点的审批较中资银行更加严格，并且存在一定的地域限制。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外资银行无法发挥其优势，拖累了其盈利表现。
除了放宽市场准入，中国将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专家认为，外资银行的分行和子行的业务范围不同，这对不同类型的机构来说有不同内涵，从大范围上来讲，之前外资银行介入比较少的一些业务，比如债券承销等有望放开。从放宽市场准入到逐步放开业务准入，机构范围从银行扩展到更多类型，这表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速度、幅度和深度在不断提升。
四、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
解读：3月9日，证监会修订《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開始公开征求意见，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逐步放开合资券商的业务范围，不再局限于如投行等单一业务牌照。
逐步放开合资券商业务范围之后，将允许新设合资证券公司根据自身情况，依照《证券法》第125条和《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审批暂行规定》，原则上可申请4项业务，1年后可申请增加业务，每次可申请增加2项。
外资持股比例和业务范围的双重限制打破后，未来合资券商的战略定位、展业模式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有望化解，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五、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解读：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需要满足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等要求。
一般而言，能达到上述要求的保险公司经营规模和时间相对较长，经验较为丰富。取消设立前开设2年代表处的要求，节省了公司设立的时间成本，无疑能够吸引更多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其经营理念、产品与经营策略等都会有市场溢出效应，也将促进中资公司的转型与发展。
除了上述11项金融开放举措，经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有望年内开通“沪伦通”
解读：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互联互通（以下简称“沪伦通”）是深化中英金融合作，扩大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信心的一项重要举措。
沪伦通的意向始于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之后，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奥斯本发表了对于沪伦通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公开言论，后续中英双方持续对于沪伦通进行推进。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之后，上交所随即表示将加快推进准备工作，适时审视启动沪伦通的时间安排。与此同时，政策指向也加速了沪伦通的进一步推进。沪伦通的开启无疑是对外开放的更进一步。此外，沪伦通也可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助推。伦敦证券交易市场具有深度和流动性强，沪伦通的开通和后续发展有望对于人民币使用以及支持中国企业在伦敦融资形成支持。 中国金融加速开放带给世界红利
近来，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红利与机遇引起了国际投资者的密切关注，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中国话题”之一。
彭博社發表题为《全球金融巨头为千载难逢的中国金融行业开放机遇做好准备》的文章指出，中国规模42万亿美元的金融行业势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全世界开放。日前，中国政府已经将6月30日定为放宽银行、证券、资管和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和经营限制的最后期限。彭博行业研究预测认为，本轮中国金融行业开放带来的影响可能不亚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制造业带来的利好。开放金融行业可能会改变中国的资本分配和财富管理方式，也将为全球金融巨头搭乘中国发展快车提供巨大便利。文章表示，在更直接地控制合资企业之后，像高盛集团和瑞银集团之类的证券公司有机会将市场份额提高4倍。同时，包括友邦保险在内的保险公司势将通过已然很健康的中国业务获利，汇丰控股和花旗集团等银行未来增加市场份额的道路则可能更加陡峭，但这样做将带来丰厚的利润。
英国《金融时报》也发表了题为《别错过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带来的机遇》的文章，表示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基金市场，未来10年将为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带来最重大的增长机遇。文章重点关注了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在华经营可获得多数控股权的市场影响。文章引述瑞银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主管文庆生的评论称，“监管方面的进展将加快境内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中国以外的世界尚未认识到这种变化的速度，即金融业改革进展的速度”。瑞银预测，到2025年中国共同基金的资产规模将增长4倍，达到7.5万亿美元，每年创造的管理费高达420亿美元，这意味着跨国资产管理公司面临巨大的机遇。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副主席兼行政总裁王冬胜认为，一系列扩大外资进入金融及资本市场的措施，体现当局推动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开放资本市场的决心。他表示，自从“沪港通”和“深港通”开通后，市场对互联互通的反应普遍正面。从5月起扩大南向和北向交易的每日额度，正好配合6月大陆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也为年内有望开通的“沪伦通”奠定良好基础。
除金融业对外开放之外，中国近年来资本市场持续开放也赢得了国际投资者的认可和支持。当前，最热门的市场话题无疑是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中国股票市场国际化发展。路透社的文章指出，在A股入指初期，将触发约20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主要来自被动投资者，这类投资者需要调整投资组合以避免偏离基准指标。一开始流入的新资金规模可能很小，但会提升人气，并带来乐观的预期。同时，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基金管理公司设立MSCI新兴市场A股指数基金，为国际投资者定向接触和投资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A股股票提供便利。
美国金瑞基金首席投资官布伦丹·阿恒在研究报告中表示，不应低估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国际影响。他表示，A股国际化进程的潜在影响更需要关注。在纳入初期，A股在MSCI指数中的比重可能较低，但这仅仅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纳入全球最大指数提供商的第一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比重将持续提升，所以这不仅仅是一次性事件，投资者需要考虑投资中国的长期策略。
光大新鸿基有限公司的乔纳斯·肖特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民银行还表明境外券商可与任何中国公司合作，而不限于同中国券商合作，这使境外券商有可能获得更大的经营控制权。
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发展也赢得了全球主要指数提供商的认可和支持。彭博社欧洲总部主席考特齐亚兹表示，随着中国债券市场配套政策的持续改革和出台，中国国债和政策银行债券将在不久的将来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一旦全部纳入，预计将有1000亿美元资金流入中国债券市场。这不仅展示了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承诺，同时也表明了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市场融合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布局中国市场
短短一个月内，中国金融业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4月27日，上海保监局批准英国韦莱保险经纪公司变更经营范围；4月28日，法国欧诺银行和光明食品集团等拟共同设立上海光明欧诺消费金融有限公司；4月底，汇丰银行（中国）决定申请第三方资金存管业务，约旦阿拉伯银行总行决定设立上海分行；5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同意工银安盛人寿公司发起筹建工银安盛资产管理公司；5月4日，富卫人寿保险（百慕大）公司等向中国银保监会提交筹建富卫人寿保险公司的申请材料；5月8日，野村控股株式会社等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设立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5月9日，德国安联保险集团总部决定在上海独资设立安联（中国）保险集团公司；5月10日，摩根大通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设立并控股合资券商……
增速虽快 市场份额却很低
数据显示，银行业方面，截至2017年末，共有外资银行业营业性机构209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24万亿元，同比增长10.76%；2017年全年外资银行净利润146.46亿元，同比增长14.59%。保险业方面，共有外资保险业营业性机构71家，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3%；2017年全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2140.06亿元，同比增长35.7%。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外资金融业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在中资银行业和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外资机构的市场份额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外资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仅1.32%。不论是在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在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资产份额均超过10%。与此同时，外资保险公司的总资产份额和保费收入市场份额分别为6.71%和5.85%，也维持在较低水平。
管控适当 好处远大于风险
金融对外开放的深入，潜在风险是绕不开的话题。一直以来，市场上都存在这样的担忧：进一步开放会对中国现有金融体系形成冲击，加剧行业竞争压力，比如大型金融机构之间在业务和客户层面的竞争；中小金融机构在被收购与被兼并上的竞争。 不过，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开放才能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加入WTO初期，银行和保险业的基础还非常薄弱，因此在加入WTO之时，很多人都比喻“狼来了”，担心中国能不能经受住对外开放的考验。可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还不断地发展壮大。
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新的产品服务和经营理念，还“以外促内”，促进中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公司治理、业务经营、风险管理等多方面有显著地提升，带来了中国银行和保险行业整体的长足发展。因此，实践证明，只要管控得当，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好处远大于风险。
引“活水” 也要过滤“污水”
当然，对外开放不是毫无管理的敞开大门，而是以配套机制和制度建设来取代数量的限制。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和充足的资本实力，同时，双方的监管机构还要保持良好沟通。
那么，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把握哪些原则呢？陈文辉指出： 一是要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完善监管规章及配套制度建设。银保监会正在进一步修订完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并在加紧制定出台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保险代理人等一系列新的监管配套制度。二是坚持稳妥有序、平等互利。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也要讲互利互惠。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就能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的竞争力一定会受损。三是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银保监会将始终坚持“监管姓监”，有效解决金融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问题，逐步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持“严”字当先、敢于亮剑、敢于碰硬，坚持严罚重处，始终保持整治银行保险乱象的高压态势，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野蛮增长，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外资银行借力“一带一路”错位竞争
云南是东盟进入中国庞大市场的门户之一，也成为外资银行布局“一带一路”沿线中的重要枢纽。2017年11月23日，外资银行于西南腹地再落一子，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银行（中国）”）昆明分行开业，成为进入云南的第8家外资银行。
受制于网点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外资法人银行在华开展业务并没有中资行发展迅猛，但在为企业提供跨市场的资金、投资、管理等服务，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方面，外资银行成为连接国内外客户的桥梁和纽带。
进军西南
据了解，昆明分行是大华银行（中国）的第17家分支机构，在西部设立的第3家分行，主要为云南及西南周边企业客户提供跨境金融解决方案。
在西南腹地，云南外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等新兴东盟经济体接壤，内与广西、重庆等地构成了通往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通道。这一天然优势让该省处于“一带一路”连接的十字枢纽当中，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陆上通道。
目前，我國双向投资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增长速度很快。作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东盟成员国在中国贸易份额中所占比例达到了60%，而“一带一路”为深化云南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
因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多家外资银行提前在云南进行布局。目前云南省一共迎来8家外资银行进驻。目前，在云南的外资银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商独资银行分行；第二类是外国银行分行；第三类是外国银行代表处。
外商独资银行分行是目前最主流的模式，由外国银行单独出资在中国境内设立分行。这种银行拥有中国本地法人银行资格，可从事的业务范围与中资商业银行没有区别，但不能发行和承销政府债券。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就属于这种类型。更早些时候进入云南的恒生银行、汇丰银行、东亚银行和渣打银行也是这一类。
外国银行分行不具有中国本地法人银行资格，不能从事银行卡业务，不能开展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但是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泰国泰京银行大众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和马来西亚马来亚银行有限公司昆明分行都属于这种类型。前者1996年进入昆明，主要服务在云南的泰国投资者，像正大集团；后者2015年进入昆明，之前分别在上海、北京和深圳开设有分行。
现有政策规定，外国银行代表处只能从事与其代表的外国银行业务相关的联络、市场调查、咨询等非经营性活动，不能开展经营活动。目前云南仅有1家这种银行，为泰国开泰银行昆明代表处。
“之所以要落户在云南，是因为云南是覆盖东盟区域最好的接轨点。”大华银行大中华区行政总裁叶杨诗明表示。据了解，该行业务遍及东盟10国中的8个国家，在泰国有近160家分行，在印尼有200多家分行，是东南亚地区覆盖面积最广的银行网络之一。
“昆明分行开业之后，首先还是主要注重于在对公业务，协助本地的企业，特别是西南的一些优质的大型企业客户‘走出去’。”大华银行（中国）昆明分行行长黄婷表示。据悉，该分行主要为西南地区的企业客户，提供现金管理、外汇交易及结构化产品、企业贷款、项目及供应链融资等一系列在岸和离岸金融解决方案。
“大华银行在亚洲各地区都有外国直接投资服务部，通过与当地专业机构以及政府机构合作，会提供税收、法律、运营，以及商业咨询等增值服务，这个部门从2011至2017年帮助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超过了2000亿元人民币。”大华银行（中国）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符懋赞如是说。
利用优势错位竞争
外资银行自在华成立以来，整体上发展稳健，但是与中资银行的迅猛发展相比，外资银行的规模扩张相对较慢，净利润也逐年下滑。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投资，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发债、投资并购和境内外资源整合等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国家信息中心编撰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显示，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为9535.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25.7%。
独立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在本土融资成本以及大额贷款方面，外资银行不具备中资银行的成本和规模优势，但在帮助中资企业“走出去”方面，外资银行则具有先天优势。“因为外资银行具备成熟的海外市场经验，在打通境内外需求方面，外资银行的这些功能可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外资银行可以凭借在全球各国经营掌握的当地货币头寸和丰富的产品业务经验，帮助中国企业降低境外融资的利率和汇率成本。”宋清辉表示。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沿线地区蕴含巨大投融资需求，国内诸多银行纷纷参与并布局。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是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在中资银行境外布局的同时，国外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开始陆续布局中国。2017年5月，中银协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已有20个国家的54家商业银行在中国设立了6家子行、1家财务公司、20家分行以及40家代表处。
虽然近年来中资银行在境外加速布局，但上述布局的网点机构数量并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的沿线地区，以及中资企业海外扩展的项目的融资需求。相较于外资行，中资银行在境外发展面临诸多的挑战。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李虹含认为：“由于境外监管当局在银行业离岸业务、流动性与合规反洗钱方面政策较为严格，海外经营形势复杂，自身国际业务水平仍待提升，‘一带一路’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也是制约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金融开放提速扩容 博鳌释放12项大利好
“中國的对外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之后，市场期待已久的中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举措4月11日全面揭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二天的分论坛上释放了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大礼包”，11条开放措施将在2018年年内落实，而“沪伦通”也有望在年内成行，金融开放骤然提速扩容。
以下是对11条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沪伦通”的逐条解读。
金融领域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落实的6项开放举措：
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解读：过去，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要求是不得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这一红线，源于2003年银监会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随后，多家外资机构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股中资银行，而在持股比例上继续放开、给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业松绑的呼声也不断出现。
中信建投发布报告称，目前在有外资大比例持股的7家上市银行中，杭州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三家城商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外资银行，宁波银行和上海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是外资银行。五大行中，仅有交行、中行两家的前十大股东中有外资银行。
对外开放有利于中国银行的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银行的公司治理能力；可向外资行学习防范风险的经验。随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放开，五家有外资股东的城商行未来发展空间大；特色的中小银行将迎来外资行入股潮。
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
解读：现在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来说比较完整，有一定的竞争力，也欢迎外来的竞争，这不但能提升市场的能力和水平，也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外资机构进入到中国，是按照中国内部的法律，享受国民待遇，跟国内的机构在一个平台上竞赛，应该得到鼓励。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 持股比例放开，允许控股之下合作机遇增多。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层次在于外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中国金融环境具有特殊性，政策拟允许外资控股，合作机遇大于竞争，外资有望选择优质的金融机构，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一方面保持对国内金融市场的跟踪，同时享受较高投资收益。同时目前已有外资持股子公司的券商有望在层面加深合作，提升整体竞争力。
中信证券认为，放宽控制权甚至允许100%控股，有利于减少中外资股东之间摩擦，提升管理效率，但与中资券商相同，外资投行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控股权，而是市场环境能不能承载多样化商业模式。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优势发挥需要A股市场配套环境成熟和外汇管制放松，短期看，证券行业竞争格局不会因放宽持股比例限制而改变，长期随着监管环境和市场环境改变，外资券商竞争优势有望提升。
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
解读：对于券商行业而言，放宽外资股比例限制，已经开始落实。2018年3月9日，证监会宣布修订《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并以《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重新发布。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管理办法中，取消了“外资必须与内资证券公司合作成立合资证券公司”的限制，办法的名称由《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改为《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也正体现了外资由只能参股转为可以控股这一重大改变。
根据现行的规则，外资合计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不得超过25%，持有非上市证券公司股份比例稍显宽松，为49%。而修订后的新规将这一比例限制大幅放宽到了所承诺的51%，外资合计持有上市及非上市证券公司的最高股权比例一致。
此次放开后，应该说外资在业务层面仍难有较大突破，合作的机遇大于竞争，外资有望选择优质的金融机构，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一方面保持对国内金融市场的跟踪，同时又享受较高投资收益。
四、为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即沪股通及深股通每日额度从130亿调整为520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调整为420亿元人民币
解读： 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启动后，内地和香港两地股份互联互通除了受限于符合资格股份名单外，还设有每日交易额度：内地投资者可买卖105亿元额度的港股；反之，香港及国际投资者则可每日买卖最多130亿元的A股。
初期“港股通”曾设总额度2500亿元的限制，“沪股通”总额度则为3000亿元。直至2016年8月16日监管机构宣布启动“深港通”时，同步宣布即日取消总额度限制，仅保留每日额度。
沪深港通自推出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每日额度安排在保障市场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稳步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两地证监会同意扩大互联互通每日额度。这一扩大开放举措，有助于境外长期机构投资者参与A股市场，维护市场安全平稳运行。
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解读：在中国银保监会4月末公布的加快落实银行及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相关措施和实质性举措中，外资保险中介扩容、扩大外资保险中介业务范围是一大亮点。其中，《关于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的通知》已发布，符合条件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可以向当地保监局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将与中资保险经纪机构享有同等经营范围。在此之前，外资在中国保险代理及保险公估领域的投资多以参股为主，即境外股东在保险代理机构、保险公估机构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5%。作为例外，根据CEPA补充协议，自2008年1月1日开始，允许符合条件的香港、澳门保险代理公司可在内地设立独资保险代理公司。 如今，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这“经营”二字的背后，则标志着持股比例向外资全面开放。这意味着，未来外资进入保险代理、保险公估领域的组织形式可以更加灵活，在合资保险代理、保险公估公司中可以谋取控股地位，甚至还可以以独资子公司的形态经营，外资保险代理、保险公估机构的经营灵活性与自由度无疑将有所增强。
六、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解读：对于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经营范围，监管部门有专门的限定。根据保监会此前引发的《关于印发我国加入WTO法律文件有关保险业内容的通知》，允许外国保险经纪公司跨境从事大型商业险经纪，国际海运、航空和运输保险经纪及再保险经纪业务。允许外国保险经纪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设立合资公司。允许上述公司从事大型商业险经纪，再保险经纪，国际海运、航空和运输险及其再保险经纪业务；同时允许其在国民待遇的基础上提供“统括保单”经纪业务。
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可以加强竞争，以更专业的经纪服务来重塑中国保险业的销售模式，让保险消费的体验更好。目前中国保险业的销售主要就是保险代理人、银保渠道、团险渠道等，而消费者对于保险业的不满意很多是也是由于销售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通过专业的经纪机构来重塑销售的话，可能对整个保险业的服务会有比较大的提高。
在今年年底以前，中国还将推出5项金融开放措施：
一、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济、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解读：细分领域中与消费密切相关的金融领域一旦开放，未来存在较大的业务空间。伴随着消费升级而全面开花的消费金融市场，也正处在扩张之中。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消费信贷按每年2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2万亿元。未来引入外资，能帮助促进行业整体竞争优势提升，通过优胜劣汰，逐步淘汰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模式，提升行业内数字化、科技化、精细化经营管理水平。
二、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解读：所谓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指的是商业银行债转股实施机构，目前，五大行分别成立了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等。
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由银行扩大到几乎所有的持牌银行业金融机构，既包括新设立的比如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涵盖即将设立的理财公司等，体现了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的全方位开放。
三、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
解读：业务受限、网点少一直被视作外资银行“水土不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我国对外资银行业务的开放速度较慢，其中一些业务直到最近两年才刚刚开放，比如国债承销、企业债交易、保理和财务咨询业务等。在开展各类业务之前，还需相关部门审批，这使得外资银行错过了我国银行业大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营业网点少之又少，覆盖面窄，极大地抑制了其吸储放贷的能力。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外行开设网点的审批较中资银行更加严格，并且存在一定的地域限制。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外资银行无法发挥其优势，拖累了其盈利表现。
除了放宽市场准入，中国将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专家认为，外资银行的分行和子行的业务范围不同，这对不同类型的机构来说有不同内涵，从大范围上来讲，之前外资银行介入比较少的一些业务，比如债券承销等有望放开。从放宽市场准入到逐步放开业务准入，机构范围从银行扩展到更多类型，这表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速度、幅度和深度在不断提升。
四、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
解读：3月9日，证监会修订《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開始公开征求意见，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逐步放开合资券商的业务范围，不再局限于如投行等单一业务牌照。
逐步放开合资券商业务范围之后，将允许新设合资证券公司根据自身情况，依照《证券法》第125条和《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审批暂行规定》，原则上可申请4项业务，1年后可申请增加业务，每次可申请增加2项。
外资持股比例和业务范围的双重限制打破后，未来合资券商的战略定位、展业模式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有望化解，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五、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解读：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需要满足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等要求。
一般而言，能达到上述要求的保险公司经营规模和时间相对较长，经验较为丰富。取消设立前开设2年代表处的要求，节省了公司设立的时间成本，无疑能够吸引更多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其经营理念、产品与经营策略等都会有市场溢出效应，也将促进中资公司的转型与发展。
除了上述11项金融开放举措，经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有望年内开通“沪伦通”
解读：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互联互通（以下简称“沪伦通”）是深化中英金融合作，扩大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信心的一项重要举措。
沪伦通的意向始于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之后，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奥斯本发表了对于沪伦通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公开言论，后续中英双方持续对于沪伦通进行推进。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之后，上交所随即表示将加快推进准备工作，适时审视启动沪伦通的时间安排。与此同时，政策指向也加速了沪伦通的进一步推进。沪伦通的开启无疑是对外开放的更进一步。此外，沪伦通也可对人民币国际化形成助推。伦敦证券交易市场具有深度和流动性强，沪伦通的开通和后续发展有望对于人民币使用以及支持中国企业在伦敦融资形成支持。 中国金融加速开放带给世界红利
近来，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红利与机遇引起了国际投资者的密切关注，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中国话题”之一。
彭博社發表题为《全球金融巨头为千载难逢的中国金融行业开放机遇做好准备》的文章指出，中国规模42万亿美元的金融行业势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全世界开放。日前，中国政府已经将6月30日定为放宽银行、证券、资管和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和经营限制的最后期限。彭博行业研究预测认为，本轮中国金融行业开放带来的影响可能不亚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制造业带来的利好。开放金融行业可能会改变中国的资本分配和财富管理方式，也将为全球金融巨头搭乘中国发展快车提供巨大便利。文章表示，在更直接地控制合资企业之后，像高盛集团和瑞银集团之类的证券公司有机会将市场份额提高4倍。同时，包括友邦保险在内的保险公司势将通过已然很健康的中国业务获利，汇丰控股和花旗集团等银行未来增加市场份额的道路则可能更加陡峭，但这样做将带来丰厚的利润。
英国《金融时报》也发表了题为《别错过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带来的机遇》的文章，表示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基金市场，未来10年将为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带来最重大的增长机遇。文章重点关注了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在华经营可获得多数控股权的市场影响。文章引述瑞银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主管文庆生的评论称，“监管方面的进展将加快境内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中国以外的世界尚未认识到这种变化的速度，即金融业改革进展的速度”。瑞银预测，到2025年中国共同基金的资产规模将增长4倍，达到7.5万亿美元，每年创造的管理费高达420亿美元，这意味着跨国资产管理公司面临巨大的机遇。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副主席兼行政总裁王冬胜认为，一系列扩大外资进入金融及资本市场的措施，体现当局推动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开放资本市场的决心。他表示，自从“沪港通”和“深港通”开通后，市场对互联互通的反应普遍正面。从5月起扩大南向和北向交易的每日额度，正好配合6月大陆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也为年内有望开通的“沪伦通”奠定良好基础。
除金融业对外开放之外，中国近年来资本市场持续开放也赢得了国际投资者的认可和支持。当前，最热门的市场话题无疑是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中国股票市场国际化发展。路透社的文章指出，在A股入指初期，将触发约20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主要来自被动投资者，这类投资者需要调整投资组合以避免偏离基准指标。一开始流入的新资金规模可能很小，但会提升人气，并带来乐观的预期。同时，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基金管理公司设立MSCI新兴市场A股指数基金，为国际投资者定向接触和投资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A股股票提供便利。
美国金瑞基金首席投资官布伦丹·阿恒在研究报告中表示，不应低估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国际影响。他表示，A股国际化进程的潜在影响更需要关注。在纳入初期，A股在MSCI指数中的比重可能较低，但这仅仅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纳入全球最大指数提供商的第一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在MSCI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比重将持续提升，所以这不仅仅是一次性事件，投资者需要考虑投资中国的长期策略。
光大新鸿基有限公司的乔纳斯·肖特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民银行还表明境外券商可与任何中国公司合作，而不限于同中国券商合作，这使境外券商有可能获得更大的经营控制权。
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发展也赢得了全球主要指数提供商的认可和支持。彭博社欧洲总部主席考特齐亚兹表示，随着中国债券市场配套政策的持续改革和出台，中国国债和政策银行债券将在不久的将来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一旦全部纳入，预计将有1000亿美元资金流入中国债券市场。这不仅展示了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承诺，同时也表明了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市场融合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布局中国市场
短短一个月内，中国金融业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4月27日，上海保监局批准英国韦莱保险经纪公司变更经营范围；4月28日，法国欧诺银行和光明食品集团等拟共同设立上海光明欧诺消费金融有限公司；4月底，汇丰银行（中国）决定申请第三方资金存管业务，约旦阿拉伯银行总行决定设立上海分行；5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同意工银安盛人寿公司发起筹建工银安盛资产管理公司；5月4日，富卫人寿保险（百慕大）公司等向中国银保监会提交筹建富卫人寿保险公司的申请材料；5月8日，野村控股株式会社等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设立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5月9日，德国安联保险集团总部决定在上海独资设立安联（中国）保险集团公司；5月10日，摩根大通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设立并控股合资券商……
增速虽快 市场份额却很低
数据显示，银行业方面，截至2017年末，共有外资银行业营业性机构209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24万亿元，同比增长10.76%；2017年全年外资银行净利润146.46亿元，同比增长14.59%。保险业方面，共有外资保险业营业性机构71家，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3%；2017年全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2140.06亿元，同比增长35.7%。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外资金融业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在中资银行业和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外资机构的市场份额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外资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仅1.32%。不论是在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在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资产份额均超过10%。与此同时，外资保险公司的总资产份额和保费收入市场份额分别为6.71%和5.85%，也维持在较低水平。
管控适当 好处远大于风险
金融对外开放的深入，潜在风险是绕不开的话题。一直以来，市场上都存在这样的担忧：进一步开放会对中国现有金融体系形成冲击，加剧行业竞争压力，比如大型金融机构之间在业务和客户层面的竞争；中小金融机构在被收购与被兼并上的竞争。 不过，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开放才能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加入WTO初期，银行和保险业的基础还非常薄弱，因此在加入WTO之时，很多人都比喻“狼来了”，担心中国能不能经受住对外开放的考验。可事实证明，中国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还不断地发展壮大。
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新的产品服务和经营理念，还“以外促内”，促进中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公司治理、业务经营、风险管理等多方面有显著地提升，带来了中国银行和保险行业整体的长足发展。因此，实践证明，只要管控得当，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好处远大于风险。
引“活水” 也要过滤“污水”
当然，对外开放不是毫无管理的敞开大门，而是以配套机制和制度建设来取代数量的限制。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仅要引入“活水”，也要过滤“污水”，引入的外资机构必须具备优秀的专业能力和充足的资本实力，同时，双方的监管机构还要保持良好沟通。
那么，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把握哪些原则呢？陈文辉指出： 一是要把握扩大开放和防范风险平衡的原则，完善监管规章及配套制度建设。银保监会正在进一步修订完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并在加紧制定出台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保险代理人等一系列新的监管配套制度。二是坚持稳妥有序、平等互利。对外开放不是“一刀切”，也要讲互利互惠。那些赞同开放、支持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就能从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开放的成果中受益，那些惧怕开放、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只看重短期的收益，长期的竞争力一定会受损。三是补齐监管短板，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银保监会将始终坚持“监管姓监”，有效解决金融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问题，逐步建立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持“严”字当先、敢于亮剑、敢于碰硬，坚持严罚重处，始终保持整治银行保险乱象的高压态势，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野蛮增长，为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外资银行借力“一带一路”错位竞争
云南是东盟进入中国庞大市场的门户之一，也成为外资银行布局“一带一路”沿线中的重要枢纽。2017年11月23日，外资银行于西南腹地再落一子，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华银行（中国）”）昆明分行开业，成为进入云南的第8家外资银行。
受制于网点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外资法人银行在华开展业务并没有中资行发展迅猛，但在为企业提供跨市场的资金、投资、管理等服务，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方面，外资银行成为连接国内外客户的桥梁和纽带。
进军西南
据了解，昆明分行是大华银行（中国）的第17家分支机构，在西部设立的第3家分行，主要为云南及西南周边企业客户提供跨境金融解决方案。
在西南腹地，云南外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等新兴东盟经济体接壤，内与广西、重庆等地构成了通往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通道。这一天然优势让该省处于“一带一路”连接的十字枢纽当中，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陆上通道。
目前，我國双向投资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增长速度很快。作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东盟成员国在中国贸易份额中所占比例达到了60%，而“一带一路”为深化云南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
因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多家外资银行提前在云南进行布局。目前云南省一共迎来8家外资银行进驻。目前，在云南的外资银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外商独资银行分行；第二类是外国银行分行；第三类是外国银行代表处。
外商独资银行分行是目前最主流的模式，由外国银行单独出资在中国境内设立分行。这种银行拥有中国本地法人银行资格，可从事的业务范围与中资商业银行没有区别，但不能发行和承销政府债券。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就属于这种类型。更早些时候进入云南的恒生银行、汇丰银行、东亚银行和渣打银行也是这一类。
外国银行分行不具有中国本地法人银行资格，不能从事银行卡业务，不能开展对中国境内公民的人民币业务，但是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泰国泰京银行大众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和马来西亚马来亚银行有限公司昆明分行都属于这种类型。前者1996年进入昆明，主要服务在云南的泰国投资者，像正大集团；后者2015年进入昆明，之前分别在上海、北京和深圳开设有分行。
现有政策规定，外国银行代表处只能从事与其代表的外国银行业务相关的联络、市场调查、咨询等非经营性活动，不能开展经营活动。目前云南仅有1家这种银行，为泰国开泰银行昆明代表处。
“之所以要落户在云南，是因为云南是覆盖东盟区域最好的接轨点。”大华银行大中华区行政总裁叶杨诗明表示。据了解，该行业务遍及东盟10国中的8个国家，在泰国有近160家分行，在印尼有200多家分行，是东南亚地区覆盖面积最广的银行网络之一。
“昆明分行开业之后，首先还是主要注重于在对公业务，协助本地的企业，特别是西南的一些优质的大型企业客户‘走出去’。”大华银行（中国）昆明分行行长黄婷表示。据悉，该分行主要为西南地区的企业客户，提供现金管理、外汇交易及结构化产品、企业贷款、项目及供应链融资等一系列在岸和离岸金融解决方案。
“大华银行在亚洲各地区都有外国直接投资服务部，通过与当地专业机构以及政府机构合作，会提供税收、法律、运营，以及商业咨询等增值服务，这个部门从2011至2017年帮助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超过了2000亿元人民币。”大华银行（中国）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符懋赞如是说。
利用优势错位竞争
外资银行自在华成立以来，整体上发展稳健，但是与中资银行的迅猛发展相比，外资银行的规模扩张相对较慢，净利润也逐年下滑。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投资，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发债、投资并购和境内外资源整合等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国家信息中心编撰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显示，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为9535.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25.7%。
独立经济学家宋清辉认为，在本土融资成本以及大额贷款方面，外资银行不具备中资银行的成本和规模优势，但在帮助中资企业“走出去”方面，外资银行则具有先天优势。“因为外资银行具备成熟的海外市场经验，在打通境内外需求方面，外资银行的这些功能可以实现价值最大化。外资银行可以凭借在全球各国经营掌握的当地货币头寸和丰富的产品业务经验，帮助中国企业降低境外融资的利率和汇率成本。”宋清辉表示。
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沿线地区蕴含巨大投融资需求，国内诸多银行纷纷参与并布局。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是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在中资银行境外布局的同时，国外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开始陆续布局中国。2017年5月，中银协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已有20个国家的54家商业银行在中国设立了6家子行、1家财务公司、20家分行以及40家代表处。
虽然近年来中资银行在境外加速布局，但上述布局的网点机构数量并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的沿线地区，以及中资企业海外扩展的项目的融资需求。相较于外资行，中资银行在境外发展面临诸多的挑战。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李虹含认为：“由于境外监管当局在银行业离岸业务、流动性与合规反洗钱方面政策较为严格，海外经营形势复杂，自身国际业务水平仍待提升，‘一带一路’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因素也是制约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