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撞上江青不幸坠马
　　 1939年7月10日下午，革命圣地延安城烈日当空。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坐满了人，大家都兴奋地等待不久前由重庆归来的周恩来作报告……时间过了，还不见人。突然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到正在休假的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久洲座位旁：“小刘，副主席出事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刘久洲一下子从座位上蹦了起来，就跟着来人跑。
　　 跑到党校会客室，刘久洲见有许多中央领导已赶来，医生们围着周恩来正在进行抢救。医生问：“您怎么从马上摔下来的？”
　　 周恩来忍着痛说：“自己不小心，落下了马，可能是这一年多来没骑马，生疏了。”
　　 周恩来一向细致谨慎，他长征时骑马白天夜里跋山涉水，长途行军;第一次会见张学良时，他和李克农在雪地上“飞马”去延安……但谁也未听说他遇过险、出过事。这回怎么摔下马而且跌断右臂呢？当时许多人问他，他总是这几句话，而且总是说自己不小心。只是朱德去看他时，刘久洲从旁隐隐约约听他说，“是江青突然跑马引起的。”但是在那时，保密纪律性很强，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谁问也不能说。一直到周恩来去世后，刘久洲才听当时随同周恩来的警卫员王来音告诉他周恩来坠马伤臂的真相。
　　 那天早上，毛泽东忽然接到两个请柬：一个是延安马列学院，一个是中共中央党校，都是请他去作报告的。毛泽东就对周恩来说：“恩来，你从大后方回来，外边的形势大家都想知道，你就帮我去一处吧。我到马列学院，你到党校。要不，我一个人，怎好去两家呢？”周恩来同意了。这时正好江青也在场，她就说：“让我也去听听。”毛泽东告诉她：“你条件不够（指高级干部）嘛！”江青娇嗔地说：“人家去学习学习嘛。”这时，毛泽东让步了：“那你和周副主席去吧。”
　　 去中央党校要过延河，那时延河上还没有架桥。当时，头天的雨水正沿着各条山沟往延河里灌，延河水奔腾汹涌，汽车无论如何也开不过去。毛泽东当即叫王来音牵出他骑乘的大青马。这匹马伴随毛泽东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跋山涉水很有经验。毛泽东还不放心，又让他的警卫参谋蒋泽民随行。本来蒋泽民也是有马的，这回江青要去，他只好把马让给了江青。
　　 过延河时，水深及膝，王来音给周恩来牵着马走在前边，江青骑着马紧随其后，蒋泽民走在最后边。众人平安地蹚到对岸后，王来音丢开了周恩来的马缰绳，在河滩上穿鞋子。这时，刚刚上了河滩的江青突然心血来潮，她两脚使劲一夹，扬起鞭子，对着坐马就是一鞭，那匹马一下子猛烈地奔跑起来。大青马和江青骑的那匹马原来是一对，江青的马一跑，大青马也跟着跑去。这么一来，江青和周恩来的两匹马一前一后在延河边飞奔起来。就在河滩路将要跑完，江青骑的马即将跑上河岸的小道时，马蹄声惊动了附近人家的一条狗，狗迎着马头，狂叫着跑过来。江青见状惊慌失措，猛地一勒马，陡然拐进田间的小道。说时迟，那时快，周恩来的大青马也已跑到，眼看就要撞上江青的马，周恩来一个急拐弯，……偏不凑巧，展现在马头前的是一个刨过树根的大土坑，大青马在紧急避让中将周恩来摔了下来。周恩来怕头撞到地上的石头，伸出右手去撑地，结果折断了右臂。
　　 受伤以后，周恩来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步行来到党校会客室，由中央卫生处派来的医生作了简单的包扎，打上了石膏。毛泽东知道后很着急。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一面叫他的秘书叶子龙和他一起去党校看望周恩来，一面对江青发火：“你出什么风头！你耽误了多少大事！…”江青自知理亏，远远地躲开，一声不吭。以后好长时间都不敢回杨家岭见毛泽东。
　　右臂伤残后的艰苦岁月
　　 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不能接骨。直到8月18日，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和巴素华大夫再次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检查，取下石膏后才发现骨折处的愈合很不理想。他的肘部已经不能活动，右臂肌肉开始萎缩。尽管进行了按摩和热敷，右臂仍然无法伸直，只能处于半弯曲状态。于是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莫斯科去治疗。
　　 周恩来虽然受了伤，但他那颗心仍然系在中央的工作上。自跌伤之后，他从未卧床不起休息过一天。虽然有医生的督劝、来探视的同志的恳求和邓颖超的关爱照护，可是他硬是说自己胳膊伤了头脑毫无损伤，依旧可以照常工作。于是，中央开会他照常去参加，文电照旧亲自处理。他只要求中央组织部给他派人记录文稿。
　　 那时给周恩来派去作书记员的，是当年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二支部学习的陈舜瑶，她曾回忆说：“刚要毕业，中央组织部给马列学院写了个条子，找我去谈话，说周副主席受了伤，手不能正常写字了，周副主席口述的话你要记下来，材料要保密——女同志不多接触人，保密条件好。到杨家岭后，周副主席问了我的简历，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说试试看。先记的是‘八一’报告提纲。他很不习惯地说一句等着别人记一句。他回别人的书信总是一口气说完，我写出来。有时他指出口气不对，就说一句，让我写一句。他的手不能写字。他伤得非常重，医生差不多天天来给他看病、换药。现在有的回忆材料里说，总理当时用左手写了一本厚厚的文件提纲，那是不可能的。总理口述过许多文件，章句明确，甲、乙、丙、丁层次清楚，好记录。我在的那一段，都是超工作量的工作，没有散步、活动。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不少。那时他是我党驻重庆代表团的负责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又是中共南方局书记，特别是想了解当时大后方情况的人，都来找他。”
　　 就这样，日复一日，由周恩来口授，陈舜瑶代他记录、抄写、整理有关文稿、文件。他出国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有好多材料要送往重庆。于是，他指挥着大家整理东西，将材料装进袋子，请陈舜瑶代写了给各方面的信。只有一封他没让陈舜瑶代笔，那就是给邓颖超的信。邓颖超知道消息后，打电报给中央，请求组织批准她陪同周恩来去苏就医，中央考虑到恩来同志的生活需要照料，批准了邓颖超的请求。此时邓颖超正在重庆，周恩来十分体贴大姐的心情，怕她着急，用左手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邓颖超收到这封信后，虽然担心，却很镇静，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延安，准备陪同周恩来去苏联治疗。 　　 这封左手写的信，是周恩来对妻子加同志的邓颖超十分敬重的见证，同时也是周恩来右臂伤残那段艰难困苦岁月的鲜明见证。
　　在苏联治疗右臂始末
　　 苏联政府安排了许多高明的医生为他治疗，先后进行过三次大的会诊，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一个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上。这样胳膊可以运动自如，但要动两次手术且花费的时间会长一些。这个方案万一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可效果终归肯定是好的。二是不开刀，就是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可最后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这样做所需的时间短，但是坏处是愈合的效果不会太好。
　　 苏联医生希望采用第一个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自信和自尊，他们不愿意看到病人弯曲着手臂走出他们的医院。然而，周恩来考虑到由于国内工作太忙，不允许在国外滞留太久，所以他坚持选择第二个方案。他说：“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国外治病，国内的事情很多。只要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
　　 手术是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的。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之后，即25日就已经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就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按照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
　　 经过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周恩来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已经减轻。但是，邓颖超在信中不无哀伤地指出：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将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疾的。
　　 强力拉抻是很痛的，多次强力拉伸受的罪就更大了。治疗过程中，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一定的角度加以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然而，坚强刚毅的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当时师哲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为周恩来担任翻译，每天陪伴着。他曾回忆说：“疼呵，是人承受不了的疼呵。我从来没有见过能比上总理那样坚强的人呵，他竭力地忍住巨痛。”“从某种角度上讲，总理这弯曲的残疾是他自愿留下的，因为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想赶快回国。”
　　 即便进行了如此医治，但周恩来的手臂恢复完全自如已不可能，右臂已半残。周恩来在医院总共住了两个多月，在新年的前几天出院。
　　 延河坠马，终使右臂残疾，其中真相周恩来生前连邓颖超都未曾吐露。历史之谜沉寂了38年即在周恩来逝世后大家（包括邓颖超）才知道了真相：原来此事与江青有关。（据《人民网》）
　　编辑/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