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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诗不仅在中国世代流传,更早已远播到了欧洲、美洲和澳洲。迄今为止,唐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以英美为最。本文试图运用读者接受反应论,分析唐诗在英美的传播接受情况,总结出其接受的特点。作者认为,研究唐诗在英美的接受,对全面评估翻译在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中的作用,综合阐述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历史影响,促进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文化以平等地位与西方文化共存、对话,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唐诗英美翻译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诗歌则是这座宝库中最令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瑰宝。20世纪初,著名意象派诗人、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古典诗歌:“中国诗歌是一座宝库,后人从中可以汲取精华和养分,中国诗歌对英美新诗的意义,就像古希腊之于文艺复兴的意义一样。”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唐诗无疑是最灿烂、最珍贵的一部分,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英美学者研究论述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在唐诗方面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纵观唐诗在英美的传播和接受,迄今为止主要有两个高潮,尤其战后海外汉学中心向美国转移之后,唐诗在英美两国的传播和接受更是有了深广的进展。
二战前唐诗在英美的传播接受情况
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学者们始终关注中国唐代文学文化的研究。最早向西方介绍唐诗的是法国的汉学家、耶稣会士钱明德(Le.P.Amiot,1718—1793)编著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早在19世纪中期,欧洲就出现了一些好的唐诗译本,如1862年出版的圣一德尼侯爵(Hervey de Saint-Deny)根据日文版所转译的《唐诗选》(Poésiès des Thang)和1867年出版的戈蒂耶所译《玉书》,尤以后者的影响为大。
到19世纪末,由于鸦片战争从客观上推动了中英文化的交流,在英国(以及西方)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开始有了迅速的发展。根据接受美学代表人物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0)的观点,公共期待视域,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共同期待视域,“它以隐蔽的方式影响着个人期待视域的构成,并决定着文学接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的研究”(朱立元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9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由于当时整个英美社会汉学的兴起,大量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广泛地被英美的图书馆甚至个人收藏。此时出现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一些高校开始开设中国学课程。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英美大众与唐诗(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审美距离被缩短到一定的程度,英美大众可以阅读并欣赏到唐诗的魅力。
从现当代各种研究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的各种书籍中不难发现,20世纪的头三十年是唐诗在英美传播和接受的第一个高潮,唐诗的英译本是唐诗被英美读者接受的一种媒介,也是英美读者接受唐诗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除去英译这种基本形式以外,这个时期的接受还有其他的一些体现。唐诗及其英译本对英美文化产生了影响。新诗运动的先驱,主张用意象作诗,强调意象并置的意象派就深受唐诗的影响,被视为早期英美文化受唐诗及其英译影响的范式。从庞德的《神州集》(Cathy, 1915),洛威尔的《松花笺》(Amy Lowell, Fir-Flower Tablets, 1921)以及唐诗的其他英译本中,英美诗人可以欣赏到唐诗中鲜明的意象和意象并置的语言技巧,如“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翰:《凉州词》)。他们还接受了一些唐代诗人,如王维、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学观点。这种对唐诗的接受和学习在他们自己的诗作中有直接表现,如庞德代表作《诗章》第49章中的一段:“Rain; empty river; a voyage,/Fire from frozen cloud,heaven rain in the twilight/Under the cabin roof was one lattern./The reeds are heavy; bent;/and the bamboo speaks as if weeping.”(转引自朱徽:《中美诗缘》,第183页,四川人们出版社,2001年)诗中句子完全不符合英语的规范,诗中一连串的名词构成了意象并置,庞德对唐诗的接收和摹仿增加了该诗的诗味,营造出类似中国古诗式的意境。美国诗人默温(William S. Merwin,1927—)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已经成为美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了。
二战后唐诗在英美的传播接受情况
鉴于翻译是唐诗在英美被接受的最基本的形式,我们先考察战后唐诗在英美的翻译情况。从1945年开始,许多唐诗的英译本被再版重印,有的译本甚至被数次重印。唐诗的各种英译本的出版印刷的繁荣景象,昭示了唐诗在英美两国的广泛流传和接受。根据读者接受反应论的观点,唐诗英译本的大量出版印刷,大大缩短了英美普通大众和唐诗之间的审美距离,促进了唐诗及其英译在英美的接受。
对唐诗的研究也是其接受的一种表现。从1945年开始,许多大学开设了东亚研究课程,专业人员数量激增。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代替了法国和英国,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汉学研究中心。美国有全国性的研究唐诗的学会,英美学者对唐诗研究的成果也能从有关唐诗的专著中可见一斑。如余宝琳的《王维》,罗郁正的《温庭筠》,以及关于李白、岑参、刘禹锡、杜牧等诗人的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自80年代以来,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关于唐诗研究的年鉴类的专辑。英美的唐诗研究在一些基本项目中日益深入。这些基本项目包括了唐代诗人的相关背景和对具体诗作的分析。这些努力使得战后两国在唐诗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这些努力和成就也极好地证明了唐诗及其英译在英美的流行和受欢迎程度,为其接受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一切因素共同促成了唐诗在英美接受的第二个高潮。
战后唐诗及其英译在英美的接受形式,不仅仅限于英译和研究的形式,还表现在一些相关的思潮中。
如果说二战前英美读者对唐诗的接受是出于对一种异质文化的欣赏,那么战后对唐诗的接受,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出于满足战后英美社会的需要。期待视域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因此有必要重温一下英美社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战后英美社会进入了大工业生产时代,人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成为了高度工业化的附属品,人的个性和希望被泯灭。人类开始把大自然当作商品一样不计成本地消耗,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再是和谐统一的,而是掠夺利用的关系。人类社会内部,数百万的人遭受着种族、性别歧视的压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冷漠。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诗中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启示。如“懒摇白羽扇,袒裸青林中”(李白:《夏日山中》)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中的反战思想;“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孟浩然:《过故人庄》)中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问题都有启发作用。
20世纪50年代,英美人民(主要是青年人)反主流文化大行其道。一些青年人和文学艺术家采取了消极的反叛形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和社会上的“嬉皮士”(Hippies)青年。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并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启示:“垮掉的一代中有的人宣称他们是禅宗的追随者,那时禅宗开始像亚洲型流感一样广泛地散播开来”。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英美读者对摆脱社会风尚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渴望,对回归自然的精神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禅宗的学习,共同形成了独特的期待视域。以寒山为代表的唐代诗人的诗作成为了他们精神力量的来源。因为寒山诗作中的人物真正享有完全自由的精神世界:“快活枕石头,天地任改变”,“任你天地移,我畅岩中座”。
一种异质文化被本土文化所接受的最深层次表现,就是这种异质文化成为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本土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唐诗作为东方文化的一种文本,在西方文化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其地位通过唐诗在英美(以及西方)的经典化(canonization)体现出来。所谓“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经读者的反复阅读,批评家和专家的长期研究,最终被接受并确认为具有天才性和独创性的经典作品这一过程和方式。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一些常见标志,是进入权威性文学作品选集和工具书,进入大学课堂,成为经常被引用的经典篇章。”(朱徽:《中美诗缘》第1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诺顿文学选集书系是在英美和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权威性经典文本。以前大多只收入西方经典文学作品而忽视或是歧视源自其它地域或其它文明的文学作品。最初入选诺顿文学选集的唐诗,大都是经过英美译者和诗人改译加工的作品。也就是说,唐诗最初的西方经典化是通过改译实现的,而且只有数量有限的诗作被收录。随着时代的进展,这种情况有所改善。诺顿文学选集最近的丛书中选录了越来越多的反映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诗学的篇目。
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的特级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所著《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9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 1911,Norton and Company,1996)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让中国古典文学,包括唐诗,首次被置于与西方经典文学并列的地位。
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书,是耶鲁大学教授梅纳德·迈克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集》,这部选集将唐诗和其它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列入了世界文学杰作之列。按照《诺顿世界文学界作选集》的编撰方针和选材标准,被收录的唐诗已成为文学界和学术界公认的世界性经典之作。因该书的权威性、选材的代表性以及编排方面的科学性,该书在英美(以及西方)享有崇高的声誉,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将其列入文学课程学生的必读书目。被收录入这样的选集中,说明唐诗及其英译对世界文学和文化已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除了诺顿文选书系以外,英美还有一些书系收录中国古典诗歌和传统诗学,都对唐诗及其英译进行了介绍。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多以引言、评述、译介和注释等形式出现。这些选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994);加州大学汉学教授、著名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1925—)选编的《中国文学选集:从早期到14世纪》(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1965);闵福德(John Minford)与刘殿爵(Joseph S.M.Lau)所编《中国古典文学译文集》(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2002)。
《新编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1965)是文学领域内久负盛名的、为大家所公认的诗歌与诗学权威工具书,在普及诗歌与诗学知识,深化诗歌与诗学研究方面起着世界性的广泛作用。该书的前两版由于受到长期在西方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欧美中心主义”的影响,没有关于中国诗歌和中国传统诗学的内容。但从第三版开始,新增补了“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和“中国诗学”(Chinese Poetics)词条。“中国诗歌”词条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诗歌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近现代诗歌到当代诗歌的发展,为唐诗在英美的经典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除上文提到的文集和百科全书以外,唐诗的英译文还被当代的英美诗人和学者收录到他们自己编著的选集中,如斯蒂芬·伯格(Stephen Berg)所著《赤裸的诗:近代美国自由诗》(Naked Poetry: Recent American Poetry in Open Forms,1969)。
唐诗在英美接受的特点
1、唐诗在英美的接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中国和英美(以及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迥异,各自的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也具有各自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因此,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传统诗歌在大到体裁、风格情致、审美特征,小到诗作的主题思想、语法、语言技巧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唐诗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处处体现着鲜明的中国传统诗学观念,相对于英美传统诗歌自然属于一种异质文化。
根据姚斯的观点,英美读者在其既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期待视域,与唐诗这种异质文学不一致甚至产生了冲突,即唐诗与英美读者只存在较大的审美距离。正是翻译将这种距离缩小到一定的程度,让一部分英美读者,如译者、诗人、文学家们能够将新的阅读经验提高到意识层面,而构成新的期待视域,使唐诗成为这部分人可以理解并欣赏的对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人的个人期待视域逐步变为公共期待视域,以隐蔽的方式影响着他人的个人期待视域,换言之,此时的英美读者通过阅读唐诗的各种译本,对相关知识已具有了一些审美经验。唐诗与英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已被缩短到一个可能的范围之内。正是通过翻译,英美读者可以理解到唐诗中更深广的含义,欣赏到不断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唐诗的无穷魅力。
其次,英美读者对不同唐代诗人的诗作的接受程度各有不同。例如,王维和寒山的诗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欢迎。而相反地,英美读者对李商隐诗的接受程度就很有限。究其原因,还是翻译所致。王维、寒山等人的诗作中禅学等中国传统思想浓厚,题材接近英美田园诗派,语言直白朴素,平易晓畅,少有典故,这类诗歌语言易于翻译,自然是译者们的首选。而李商隐诗作语言相对晦涩,且含有大量的典故,语义双关,费人猜想。这些因素拉大了与读者(包括译者)的审美距离,使诗作难于理解、翻译,因此其接受也颇受限制。
再次,唐诗是以英文译本而不是以中文原文的形式被英美读者所接受的。
2、各位译者、学者和汉学家由于自身的背景、生活经历、审美情趣的差异,对唐诗中不同诗人、诗作的喜好各有不同,对于同一诗人、同一诗作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正是这些差异和不同为英美读者从多视角阅读、欣赏唐诗提供了可能性。
根据读者接受反应论的观点,译者(本身即是原文文本的读者)总是更容易接受那些符合或接近自己的期待视域的诗作。一方面,不同的译者、学者以及汉学家对唐代不同的诗人、诗作的喜好各有不同。
以肯尼斯·雷克思洛斯为例,雷克思洛斯本人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后现代诗人,还关注普通人民命运和社会动荡,具有为时事忧心,为天下苍生请命的情怀。自唐诗被介绍到英美(以及西方世界)以来,英美(以及西方)学者一直推崇李白、王维的诗,认为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而杜甫因其诗中大量对当时社会、政治和历史等方面的深刻关注,语言精巧深邃,典故较多,而不被大多数读者关注。但是雷氏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使得他发现了杜诗的深刻与魅力。
美国另一位后现代诗人加里·斯奈德,主张抛弃复写的现代文明,回归和置身大自然。同时作为“垮掉的一代”的一员,他试图从东方文化,从禅宗佛学中寻求诊治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良方。十多年研习东方文化和禅宗佛学的经历和隐居于加利福尼亚北部荒僻山区的生活方式,使他和寒山的思想相通,因而斯奈德特别钟情于寒山的诗作。
而宇文所安作为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的特级教授,他对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使他的译作和研究成果,能广泛涉及多位诗人和大量诗作。
另一方面,不同译者、学者和汉学家对唐同一诗人、同一诗作的理解各不相同,其译文自然也就各有千秋,反映着同一作品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美。因此,正是不同背景、生活经历和审美背景的译者、学者和汉学家为广大的英美读者提供了多视角欣赏唐诗的可能性,同时出自他们之手的各不相同的译文,也能满足审美经验各异的读者对唐诗的欣赏需要。
3、唐诗在英美的接受总体呈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英美读者对唐诗的接受也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越来越深入。接受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对唐诗的翻译,对唐代诗人、唐诗原文、译文的研究,唐诗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引起的思潮,以及唐诗在英美(以及西方世界)的经典化,都是英美读者接受唐诗的表现形式。读者的面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人阅读、欣赏并接受唐诗。王维的诗作及根据其诗作所画的诗意画,被挂在英美国家普通民众的家中。唐诗中被英美读者所接受的诗人和诗作也日益增加。
如今,英美读者所阅读的唐诗已不仅仅局限于李白、王维、寒山、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作,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诗作也开始备受瞩目。随着唐诗内在魅力的不断呈现,英美大众对唐诗及其英译的兴趣也不断提升。就英美读者接受唐诗的出发点和目的而言,初期的接受是以欣赏一种与本土文化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为出发点,伴随着大众审美经验的丰富,接受条件的成熟,加之唐诗自身不断展现出的魅力,大众对唐诗的接受就不仅仅是出于欣赏一种异质文化,而是为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东方文化)中汲取力量,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的精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力量和启迪,为解决自身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一些启示。简言之,对唐诗的接受已从单纯地欣赏一种异质文化,转为了从异质文化中获取养料。唐诗在英美的接受的光明前景说明,唐诗这一中国诗学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具有永恒的无可磨灭的光芒。
参考文献:
[1] Birch,Cyril.ed,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Grove Press,1965.
[2] Bloom Irene & Wm. Theodore de Bary, eds,Eastern Canons: Approaches to the Asian Class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3] Chan Sin-wai and Pollard, David E.eds,An Encyclopaedia of Translation,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5.
[4] Gottesman,Ronald.et al,ed: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I〉,W.W. Norton & Company,1979.
[5] Mack, Maynard.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 (Expanded Edition in One Volume),W.W.Norton & Company,1997.
[6] Owen,Stephen. trans. and ed,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W.W.Norton & Company,1996.
[7] Preminger,Alex & Brogan,T.V.F.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8] Ropp,Paul S.ed,Heriatage of China: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9] 辜正坤:《中西诗鉴赏与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 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
[11] 刘岩:《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12]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3] [美]倪豪士:《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14]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15] 夏康达、王晓平:《20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胡筱颖,女,1978—,四川成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及实践,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全球化唐诗英美翻译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中国文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诗歌则是这座宝库中最令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瑰宝。20世纪初,著名意象派诗人、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古典诗歌:“中国诗歌是一座宝库,后人从中可以汲取精华和养分,中国诗歌对英美新诗的意义,就像古希腊之于文艺复兴的意义一样。”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唐诗无疑是最灿烂、最珍贵的一部分,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英美学者研究论述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在唐诗方面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纵观唐诗在英美的传播和接受,迄今为止主要有两个高潮,尤其战后海外汉学中心向美国转移之后,唐诗在英美两国的传播和接受更是有了深广的进展。
二战前唐诗在英美的传播接受情况
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学者们始终关注中国唐代文学文化的研究。最早向西方介绍唐诗的是法国的汉学家、耶稣会士钱明德(Le.P.Amiot,1718—1793)编著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早在19世纪中期,欧洲就出现了一些好的唐诗译本,如1862年出版的圣一德尼侯爵(Hervey de Saint-Deny)根据日文版所转译的《唐诗选》(Poésiès des Thang)和1867年出版的戈蒂耶所译《玉书》,尤以后者的影响为大。
到19世纪末,由于鸦片战争从客观上推动了中英文化的交流,在英国(以及西方)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开始有了迅速的发展。根据接受美学代表人物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0)的观点,公共期待视域,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共同期待视域,“它以隐蔽的方式影响着个人期待视域的构成,并决定着文学接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的研究”(朱立元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9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由于当时整个英美社会汉学的兴起,大量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广泛地被英美的图书馆甚至个人收藏。此时出现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一些高校开始开设中国学课程。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英美大众与唐诗(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审美距离被缩短到一定的程度,英美大众可以阅读并欣赏到唐诗的魅力。
从现当代各种研究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的各种书籍中不难发现,20世纪的头三十年是唐诗在英美传播和接受的第一个高潮,唐诗的英译本是唐诗被英美读者接受的一种媒介,也是英美读者接受唐诗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除去英译这种基本形式以外,这个时期的接受还有其他的一些体现。唐诗及其英译本对英美文化产生了影响。新诗运动的先驱,主张用意象作诗,强调意象并置的意象派就深受唐诗的影响,被视为早期英美文化受唐诗及其英译影响的范式。从庞德的《神州集》(Cathy, 1915),洛威尔的《松花笺》(Amy Lowell, Fir-Flower Tablets, 1921)以及唐诗的其他英译本中,英美诗人可以欣赏到唐诗中鲜明的意象和意象并置的语言技巧,如“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翰:《凉州词》)。他们还接受了一些唐代诗人,如王维、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学观点。这种对唐诗的接受和学习在他们自己的诗作中有直接表现,如庞德代表作《诗章》第49章中的一段:“Rain; empty river; a voyage,/Fire from frozen cloud,heaven rain in the twilight/Under the cabin roof was one lattern./The reeds are heavy; bent;/and the bamboo speaks as if weeping.”(转引自朱徽:《中美诗缘》,第183页,四川人们出版社,2001年)诗中句子完全不符合英语的规范,诗中一连串的名词构成了意象并置,庞德对唐诗的接收和摹仿增加了该诗的诗味,营造出类似中国古诗式的意境。美国诗人默温(William S. Merwin,1927—)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已经成为美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了。
二战后唐诗在英美的传播接受情况
鉴于翻译是唐诗在英美被接受的最基本的形式,我们先考察战后唐诗在英美的翻译情况。从1945年开始,许多唐诗的英译本被再版重印,有的译本甚至被数次重印。唐诗的各种英译本的出版印刷的繁荣景象,昭示了唐诗在英美两国的广泛流传和接受。根据读者接受反应论的观点,唐诗英译本的大量出版印刷,大大缩短了英美普通大众和唐诗之间的审美距离,促进了唐诗及其英译在英美的接受。
对唐诗的研究也是其接受的一种表现。从1945年开始,许多大学开设了东亚研究课程,专业人员数量激增。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代替了法国和英国,成为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汉学研究中心。美国有全国性的研究唐诗的学会,英美学者对唐诗研究的成果也能从有关唐诗的专著中可见一斑。如余宝琳的《王维》,罗郁正的《温庭筠》,以及关于李白、岑参、刘禹锡、杜牧等诗人的专著。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自80年代以来,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关于唐诗研究的年鉴类的专辑。英美的唐诗研究在一些基本项目中日益深入。这些基本项目包括了唐代诗人的相关背景和对具体诗作的分析。这些努力使得战后两国在唐诗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这些努力和成就也极好地证明了唐诗及其英译在英美的流行和受欢迎程度,为其接受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一切因素共同促成了唐诗在英美接受的第二个高潮。
战后唐诗及其英译在英美的接受形式,不仅仅限于英译和研究的形式,还表现在一些相关的思潮中。
如果说二战前英美读者对唐诗的接受是出于对一种异质文化的欣赏,那么战后对唐诗的接受,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出于满足战后英美社会的需要。期待视域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因此有必要重温一下英美社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战后英美社会进入了大工业生产时代,人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成为了高度工业化的附属品,人的个性和希望被泯灭。人类开始把大自然当作商品一样不计成本地消耗,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再是和谐统一的,而是掠夺利用的关系。人类社会内部,数百万的人遭受着种族、性别歧视的压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冷漠。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诗中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启示。如“懒摇白羽扇,袒裸青林中”(李白:《夏日山中》)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中的反战思想;“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孟浩然:《过故人庄》)中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问题都有启发作用。
20世纪50年代,英美人民(主要是青年人)反主流文化大行其道。一些青年人和文学艺术家采取了消极的反叛形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和社会上的“嬉皮士”(Hippies)青年。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并试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启示:“垮掉的一代中有的人宣称他们是禅宗的追随者,那时禅宗开始像亚洲型流感一样广泛地散播开来”。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英美读者对摆脱社会风尚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渴望,对回归自然的精神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禅宗的学习,共同形成了独特的期待视域。以寒山为代表的唐代诗人的诗作成为了他们精神力量的来源。因为寒山诗作中的人物真正享有完全自由的精神世界:“快活枕石头,天地任改变”,“任你天地移,我畅岩中座”。
一种异质文化被本土文化所接受的最深层次表现,就是这种异质文化成为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本土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唐诗作为东方文化的一种文本,在西方文化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其地位通过唐诗在英美(以及西方)的经典化(canonization)体现出来。所谓“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经读者的反复阅读,批评家和专家的长期研究,最终被接受并确认为具有天才性和独创性的经典作品这一过程和方式。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一些常见标志,是进入权威性文学作品选集和工具书,进入大学课堂,成为经常被引用的经典篇章。”(朱徽:《中美诗缘》第1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诺顿文学选集书系是在英美和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权威性经典文本。以前大多只收入西方经典文学作品而忽视或是歧视源自其它地域或其它文明的文学作品。最初入选诺顿文学选集的唐诗,大都是经过英美译者和诗人改译加工的作品。也就是说,唐诗最初的西方经典化是通过改译实现的,而且只有数量有限的诗作被收录。随着时代的进展,这种情况有所改善。诺顿文学选集最近的丛书中选录了越来越多的反映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诗学的篇目。
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的特级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所著《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9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 1911,Norton and Company,1996)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让中国古典文学,包括唐诗,首次被置于与西方经典文学并列的地位。
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书,是耶鲁大学教授梅纳德·迈克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集》,这部选集将唐诗和其它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列入了世界文学杰作之列。按照《诺顿世界文学界作选集》的编撰方针和选材标准,被收录的唐诗已成为文学界和学术界公认的世界性经典之作。因该书的权威性、选材的代表性以及编排方面的科学性,该书在英美(以及西方)享有崇高的声誉,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将其列入文学课程学生的必读书目。被收录入这样的选集中,说明唐诗及其英译对世界文学和文化已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除了诺顿文选书系以外,英美还有一些书系收录中国古典诗歌和传统诗学,都对唐诗及其英译进行了介绍。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多以引言、评述、译介和注释等形式出现。这些选集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994);加州大学汉学教授、著名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1925—)选编的《中国文学选集:从早期到14世纪》(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1965);闵福德(John Minford)与刘殿爵(Joseph S.M.Lau)所编《中国古典文学译文集》(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2002)。
《新编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1965)是文学领域内久负盛名的、为大家所公认的诗歌与诗学权威工具书,在普及诗歌与诗学知识,深化诗歌与诗学研究方面起着世界性的广泛作用。该书的前两版由于受到长期在西方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欧美中心主义”的影响,没有关于中国诗歌和中国传统诗学的内容。但从第三版开始,新增补了“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和“中国诗学”(Chinese Poetics)词条。“中国诗歌”词条系统地介绍了中国诗歌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近现代诗歌到当代诗歌的发展,为唐诗在英美的经典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除上文提到的文集和百科全书以外,唐诗的英译文还被当代的英美诗人和学者收录到他们自己编著的选集中,如斯蒂芬·伯格(Stephen Berg)所著《赤裸的诗:近代美国自由诗》(Naked Poetry: Recent American Poetry in Open Forms,1969)。
唐诗在英美接受的特点
1、唐诗在英美的接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中国和英美(以及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迥异,各自的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也具有各自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因此,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传统诗歌在大到体裁、风格情致、审美特征,小到诗作的主题思想、语法、语言技巧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唐诗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处处体现着鲜明的中国传统诗学观念,相对于英美传统诗歌自然属于一种异质文化。
根据姚斯的观点,英美读者在其既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期待视域,与唐诗这种异质文学不一致甚至产生了冲突,即唐诗与英美读者只存在较大的审美距离。正是翻译将这种距离缩小到一定的程度,让一部分英美读者,如译者、诗人、文学家们能够将新的阅读经验提高到意识层面,而构成新的期待视域,使唐诗成为这部分人可以理解并欣赏的对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人的个人期待视域逐步变为公共期待视域,以隐蔽的方式影响着他人的个人期待视域,换言之,此时的英美读者通过阅读唐诗的各种译本,对相关知识已具有了一些审美经验。唐诗与英美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已被缩短到一个可能的范围之内。正是通过翻译,英美读者可以理解到唐诗中更深广的含义,欣赏到不断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唐诗的无穷魅力。
其次,英美读者对不同唐代诗人的诗作的接受程度各有不同。例如,王维和寒山的诗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欢迎。而相反地,英美读者对李商隐诗的接受程度就很有限。究其原因,还是翻译所致。王维、寒山等人的诗作中禅学等中国传统思想浓厚,题材接近英美田园诗派,语言直白朴素,平易晓畅,少有典故,这类诗歌语言易于翻译,自然是译者们的首选。而李商隐诗作语言相对晦涩,且含有大量的典故,语义双关,费人猜想。这些因素拉大了与读者(包括译者)的审美距离,使诗作难于理解、翻译,因此其接受也颇受限制。
再次,唐诗是以英文译本而不是以中文原文的形式被英美读者所接受的。
2、各位译者、学者和汉学家由于自身的背景、生活经历、审美情趣的差异,对唐诗中不同诗人、诗作的喜好各有不同,对于同一诗人、同一诗作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正是这些差异和不同为英美读者从多视角阅读、欣赏唐诗提供了可能性。
根据读者接受反应论的观点,译者(本身即是原文文本的读者)总是更容易接受那些符合或接近自己的期待视域的诗作。一方面,不同的译者、学者以及汉学家对唐代不同的诗人、诗作的喜好各有不同。
以肯尼斯·雷克思洛斯为例,雷克思洛斯本人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后现代诗人,还关注普通人民命运和社会动荡,具有为时事忧心,为天下苍生请命的情怀。自唐诗被介绍到英美(以及西方世界)以来,英美(以及西方)学者一直推崇李白、王维的诗,认为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而杜甫因其诗中大量对当时社会、政治和历史等方面的深刻关注,语言精巧深邃,典故较多,而不被大多数读者关注。但是雷氏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使得他发现了杜诗的深刻与魅力。
美国另一位后现代诗人加里·斯奈德,主张抛弃复写的现代文明,回归和置身大自然。同时作为“垮掉的一代”的一员,他试图从东方文化,从禅宗佛学中寻求诊治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良方。十多年研习东方文化和禅宗佛学的经历和隐居于加利福尼亚北部荒僻山区的生活方式,使他和寒山的思想相通,因而斯奈德特别钟情于寒山的诗作。
而宇文所安作为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的特级教授,他对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使他的译作和研究成果,能广泛涉及多位诗人和大量诗作。
另一方面,不同译者、学者和汉学家对唐同一诗人、同一诗作的理解各不相同,其译文自然也就各有千秋,反映着同一作品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美。因此,正是不同背景、生活经历和审美背景的译者、学者和汉学家为广大的英美读者提供了多视角欣赏唐诗的可能性,同时出自他们之手的各不相同的译文,也能满足审美经验各异的读者对唐诗的欣赏需要。
3、唐诗在英美的接受总体呈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英美读者对唐诗的接受也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越来越深入。接受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对唐诗的翻译,对唐代诗人、唐诗原文、译文的研究,唐诗中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引起的思潮,以及唐诗在英美(以及西方世界)的经典化,都是英美读者接受唐诗的表现形式。读者的面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人阅读、欣赏并接受唐诗。王维的诗作及根据其诗作所画的诗意画,被挂在英美国家普通民众的家中。唐诗中被英美读者所接受的诗人和诗作也日益增加。
如今,英美读者所阅读的唐诗已不仅仅局限于李白、王维、寒山、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作,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诗作也开始备受瞩目。随着唐诗内在魅力的不断呈现,英美大众对唐诗及其英译的兴趣也不断提升。就英美读者接受唐诗的出发点和目的而言,初期的接受是以欣赏一种与本土文化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为出发点,伴随着大众审美经验的丰富,接受条件的成熟,加之唐诗自身不断展现出的魅力,大众对唐诗的接受就不仅仅是出于欣赏一种异质文化,而是为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东方文化)中汲取力量,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的精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力量和启迪,为解决自身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一些启示。简言之,对唐诗的接受已从单纯地欣赏一种异质文化,转为了从异质文化中获取养料。唐诗在英美的接受的光明前景说明,唐诗这一中国诗学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具有永恒的无可磨灭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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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筱颖,女,1978—,四川成都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及实践,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