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比较让我苦恼的，是几个大小姐朋友的生日。
　　整个中学，我的交友一直遵循物以类聚的规律。一个班级几十个人，何况还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城市，因此总是很容易就能找到那么几个家庭条件、消费观念相近的同学，慢慢成为朋友。一起吃饭，去的店是都能接受的价位;周末约着一起逛个街，也不用担心去的商场档次太低或档次太高。
　　由于我一直比较男孩子气，身边的朋友也不太拘小节。我们都没什么大费周章过生日的概念，每年生日，也无非是互送一些几十块的小玩意，像漂亮的笔记本啊、书啊之类的。然后由过生日那个人请客下馆子吃一顿，这生日就算过了。下的馆子，也是没什么格调的亲民大排档或者烧烤摊。
　　到了大学，这一切完全变了。
　　我读的包邮区一所艺术类院校，虽然是非艺术类专业，倒没夸张到身边的同学都穿Chanel背L.V.上课，但并不那么容易能找到消费观接近的朋友了。再加上大学又变成以宿舍为单位的社交圈，因此无可选择地，有了一些大小姐朋友。
　　平时一起上个课，互相帮点倒还没什么。但到了需要“表示”的时候，总不那么痛快。
　　她们的生日party规格较高，客人送的礼物档次也不低。香水、化妆品、首饰，总得价值几百块。要说送不起倒不至于，但这一送送出去半个月生活费，简直令我有些心力交瘁。买的是礼物，实则已经具备了“礼金”的雏形。
　　虽说实在不愿意陷入这种打肿自己脸让别人充了胖子的境地，她们的生日party我大都推脱不去。可既然被通知了“那天是我的生日哦”，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表示，只好绞尽脑汁地选一些价格还算亲民但又别致的礼物送上。
　　人情社交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一个人成年后，只要还在社会里过日子，就永远无法摆脱这种特色传统。
　　不要沾沾自喜地说：“我就是看不惯这种传统，反正谁的礼我都不送，谁送我礼我也不收，怎么着哇？”好像显得自己多么遗世独立多么特立独行，其实这只是情商低的表现。
　　无论愿不愿意，从你收下第一份礼金或送出第一份礼金起，这种你来我往再你往我来，永远没有绝期直到老死不相往来的无限循环，就绵长又悲伤地开始了。
　　我刚工作那会儿没什么存款，随时月光，那些早早结婚的朋友真的让我很痛苦。
　　特别是，这些早早结婚的人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我的至交，无非是多年同学、酒肉朋友那一类。可因为收到了邀请，哪怕不在一个城市，不去凑人头，份子钱却还是要随上。
　　每次送礼，送多少也很难以抉择。多了肉痛，少了寒酸。单数不能送，两百太少，四百在有些地方引申为四季发财，在有些地方又讲究“四”和“死”同音不吉利。因为在外地读的大学，朋友大多天南海北，也不知道他们那儿是怎么个说法，所以市场价基本成了六百打底。
　　我又比较讲究真心，一直觉得等自己结婚时，一定只邀请至亲好友，排场不大不重要，但绝不邀请泛泛之交，恶心别人也恶心自己，所以有些送出的礼金，注定是有去无回了。
　　今年终于轮到我自己结婚。
　　我才发现，礼金这玩意儿，不仅仅是送出去时令人百感交集，连收礼金的场合，也因为约定俗成需要收礼金，而不得不放弃一些真心实意的邀请。
　　因为是作者，社交圈和其他职业还不太一样。大部分职业的社交圈，是一个公司的同事。而作者的社交圈，可能是以为同一家杂志供稿为单位。因此不少神交已久的朋友，却遍布大江南北，在拟请帖时我很困惑：邀请他们，会不会给他们造成麻烦呢？
　　最终我放弃了大部分邀请。虽然真的只是希望他们来捧场，可又害怕世俗让这种情谊变质。
　　最后除了生活里的好友外，只邀请了那些几乎每天都要在网上聊天的作者朋友。邀请他们时我一再强调，千万不要送礼金，你们能来我就很高兴了。
　　我虽不能改变规则，但在我自己做主时，我希望力所能及地让这种繁琐的规则远一点。我很感谢那些带着真诚的祝福和精心挑选的礼物远道而来的朋友，他们的坦然让我如释重负。而那些仍旧遵守了规则的朋友，因为是至交，我也很确定这份欠下的人情总有还回去的时候，你来我往，倒也无所谓。
　　老实说，工作几年后，手里不再那么拮据了。再收到请帖，甚至会觉得几百塊就打发掉的社交，比那些需要费尽心思维持的关系，容易得多。
　　远房亲戚生孩子，基本上一年都不联系一次那种，我会觉得，啊，那给他钱好了。
　　我没有多余的精力为这种远房亲戚的孩子挑礼物，也懒得时常走动说些心不在焉的面子话。给点钱打发了，显得我并未忘记有你这个亲戚的存在，事实上也就仅此而已，不是很好吗？
　　我有些理解了这个我曾经很反感的规则。
　　只是由于成人的世界里，有些鸡肋的情谊，费心维持好像太累，狠心抛弃又过于稚拙罢了。
　　反正我送你你又送我，最后大家都收支平衡，简直皆大欢喜。
　　只是苦了那些刚成人，又还没有成人的经济能力的小青年。
　　喏，那些年勒紧裤腰带送出的礼金，就当过渡到成人世界交的学费咯？
　　摘自《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