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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奉命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8月下旬,我们抵达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国际机场,阿尔巴尼亚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约万·安东尼前往迎接。待办完入境手续后, 约万走过来对我说,“告诉大使一个好消息,阿方为中国大使馆新建了一处馆舍,地点很好,希望你们三天后就能搬迁过去。”
我听了深感突然,因为我在国内一直分管阿尔巴尼亚事务,当时约万在阿驻华使馆任参赞,经常同我打交道,关系挺熟,但他从来没有提及过为中方修馆舍的事,使馆没有汇报过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很敏感,便对他表示:我刚刚到达贵国,还没有递交国书,尚未履行大使职责,你一见面就提出要我们搬迁使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再说搬迁使馆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等我把情况搞清楚再交换意见吧。他未置可否便走开了。在回使馆的路上我反复琢磨,总觉得不大对劲,到了使馆即向参赞和主要外交官通报了约万在机场与我的谈话。大家认为阿方很可能在新馆舍做了手脚,否则不会这么迫不及待。
鉴于此,我一方面报告国内,请求速派安检人员来对新馆舍进行全面检查,另一方面对阿方要求我三日内迁馆的意见不予理会。
过了一个多月,使馆主要外交官到新馆舍实地查看,认为新馆舍根本不具备办公、对外活动、馆员正常生活的必备条件。于是向阿方提出,必须对新馆的庭院、门厅、锅炉、厨房等十余处进行改造,否则没有搬进新馆的可能。
经过半年多的施工,基本达到了我方的要求,我们在1984年搬进了新馆。1985年4月,国内派来了安检组,对使馆内部的建筑进行扫描。当检查到保密室墙体时,在踢脚板处发现一根塑料细管,便小心翼翼地深挖下去,在墙壁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据称这是有线窃听装置。安检人员顺藤摸瓜,循着缆线一挖到底,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挖出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整个使馆。
挖窃听器作业难度很大,因为都浇筑在墙壁里,使馆和安检组没有现成的电钻电锯等工具,只得靠手工敲砸。为提防引起阿方的注意,要禁闭窗门,把声音减到最低。尽管如此,还是惊动了阿方,对使馆周围加派了便衣警察,全天候进行监控。阿方外交人员服务局高官(实为内务特务)多次找借口要进入使馆查看管线和建筑结构,都被我拒绝。
为了把挖窃听器的全过程实录下来,使馆还派了两位同志开车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借来摄像机,把挖窃听器的全过程及窃听装置、缆线等实物都记录下来,通过信使送回国内,有关部门用这些实物和录像给出国外交人员進行安全保密教育。
(摘自《世界博览》 郗照明/文)
我听了深感突然,因为我在国内一直分管阿尔巴尼亚事务,当时约万在阿驻华使馆任参赞,经常同我打交道,关系挺熟,但他从来没有提及过为中方修馆舍的事,使馆没有汇报过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很敏感,便对他表示:我刚刚到达贵国,还没有递交国书,尚未履行大使职责,你一见面就提出要我们搬迁使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再说搬迁使馆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等我把情况搞清楚再交换意见吧。他未置可否便走开了。在回使馆的路上我反复琢磨,总觉得不大对劲,到了使馆即向参赞和主要外交官通报了约万在机场与我的谈话。大家认为阿方很可能在新馆舍做了手脚,否则不会这么迫不及待。
鉴于此,我一方面报告国内,请求速派安检人员来对新馆舍进行全面检查,另一方面对阿方要求我三日内迁馆的意见不予理会。
过了一个多月,使馆主要外交官到新馆舍实地查看,认为新馆舍根本不具备办公、对外活动、馆员正常生活的必备条件。于是向阿方提出,必须对新馆的庭院、门厅、锅炉、厨房等十余处进行改造,否则没有搬进新馆的可能。
经过半年多的施工,基本达到了我方的要求,我们在1984年搬进了新馆。1985年4月,国内派来了安检组,对使馆内部的建筑进行扫描。当检查到保密室墙体时,在踢脚板处发现一根塑料细管,便小心翼翼地深挖下去,在墙壁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据称这是有线窃听装置。安检人员顺藤摸瓜,循着缆线一挖到底,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挖出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整个使馆。
挖窃听器作业难度很大,因为都浇筑在墙壁里,使馆和安检组没有现成的电钻电锯等工具,只得靠手工敲砸。为提防引起阿方的注意,要禁闭窗门,把声音减到最低。尽管如此,还是惊动了阿方,对使馆周围加派了便衣警察,全天候进行监控。阿方外交人员服务局高官(实为内务特务)多次找借口要进入使馆查看管线和建筑结构,都被我拒绝。
为了把挖窃听器的全过程实录下来,使馆还派了两位同志开车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借来摄像机,把挖窃听器的全过程及窃听装置、缆线等实物都记录下来,通过信使送回国内,有关部门用这些实物和录像给出国外交人员進行安全保密教育。
(摘自《世界博览》 郗照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