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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旗：为什么起了个左马右各的笔名？骆同彦这个名字就很好啊。
左马右各：曾经有个编辑就说，你原名挺好的。起这么个笔名，跟写小说有关系吧。当时也未多想，就把名字的姓拆开使用了。另外还有一点，小时候我们村的孩子，都被外村人喊马各庄的小孩。
王建旗：我觉得，与你进行“访谈”或“对谈”，是一件让我乐于从事的事情。这主要因为我们是老朋友，甚至可以开玩笑说是“比老朋友还老的朋友”。作家的身份、文学的态度固然重要，但文学、作家，归结为“一个人”更重要。它使我们有更多认识的角度，有不同进入对话的方式。我们都曾长时间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在同一个行业里工作，虽然我们都不赞成按照行业划分作家——比如说我们是“煤矿作家”，但这种既得身份，又促使我们在写作上有所突破地经由和穿越它。
左马右各：我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如你所说是“比老朋友还老的朋友”。我很珍视这份友谊。但让我们坐在一起“有模有样”地谈写作、谈文学，怎么说呢，还真有点紧张，也让我莫名感到眼前像是出现了一层类似隔页纸——既虚无又实在的东西。这是感觉啊。我在内心也不认同“煤矿作家”这种身份划定和称谓。这也没什么值得争辩或感喟的，都是些大而无当的概念性的东西。似乎就有人愿意约定俗成地给他人命名。当然也有人愿意自我领认。对于写作，我更倾向于强调作家主体的主观性。他从事什么职业、写什么主题都是次要的。写作者愈发能动或想当然，他的写作色质在我看来就愈发显得有价值。这无疑是带有某种理想质地的想象性结果。可惜的是，自己感觉距离这样的目标越来越远。
王建旗：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同彦是“一个被生活沤透的作家”，几十年生活在矿区，生活在“谢庄”（煤矿），谢庄对你而言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你曾经写了“犹大”的谢庄，“韦三”的谢庄，“窦五”的谢庄……我认为“谢庄”系列对当代煤矿小说创作有种补全作用，实质上也是一次冲击和突围，为其带来新的面孔和更为复杂的表情。怎么想起写一个系列？
左马右各：很感谢你的认同。这让我内心忐忑。对于你提到的几个小说，起初无意去写一个系列，但写着写着观念里或是头脑中就有了一种自然的围拢。文本中的小说人物，也像是跟随着我的内心意愿，自然聚拢到叙事的树荫下。这很有趣味。这种趣味也只会发生在写作过程中。他们带着一张张经世的叙事面孔，或重叠着我的影迹、他人的影迹出场了。我的工作就是在写作中安排好属于他们的命运。我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也充满好奇。人物在作品中被赋予名姓或寓意，个体看是单数的，但在我心里，每一个小说人物的形象和命运都是复数的。一个人很可能就是一群人的集合。这几个小说写下来，具体要说有多少对小说肌理的认识，也真很模糊。想写和能写，在那时大于一切。
你又提到当代煤矿小说，我有点不同想法。如果说存在这样一个既定的概念性的东西——煤矿小说，这与刚才我们所说的“煤矿作家”类似，它也是应该被怀疑的。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词：类型写作。我无意来臧否是非，但我愿意在更宽广的场域中来预设写作的诸多可能。其实在我个人的内心中，总在认为这种设定是无效的。如果我的小说写作已经自带了这样类似壳的东西，我期望自己今后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在做打破它的努力和尝试。
王建旗：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左马右各：算是一种理想的预期吧。
王建旗：小说《面花年二》是你的一篇重要作品，我所谓的“重要”不仅仅是它发表在《收获》这样重要的杂志上，也不仅仅是它获得一个省级文学奖项（孙犁文学奖），而是作家文学写作的一个成熟标志。我不敢说我是这篇小说最早的读者，但我是这篇小说最早的评论者——《批判现实主义语境当中的现代性叙事——简述左马右各中篇小说〈面花年二〉的叙事策略》，2018年《阳光》8期。我认为这篇小说同时具备了“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性”的两极或双重标记，并填满了两极之间的“空余”，但不是双向“瓦解”，这使得小说文本具有了一种均衡的力学结构。这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左马右各：谢谢你的评论，也感谢你对这篇小说的肯定。写作者最惧怕的就是小说写出来阒寂无声。但不幸的是，这是很多写作者或作品不可规避的命运。在写作这条“窄路”上，铺满掉队者的影子。还好，《面花年二》得到了它该有的一点幸运。由此，我想有很多人值得我去尊敬和感谢。你是诗人，看待作品的眼光也会更刻薄。一个小说的完成，它内在蕴含的东西，在某些时候并不是由作家事先预设的。它是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随着写作的不断延展与深入，慢慢生长出来并与作品结合在了一起。等作家自己后知后觉认识到这一点，它已被读者或批评家的“毒眼”过滤过了。在这一过程中，它也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如果作品具有顽强的自我生长能力，它还会在时间中继续存在，被批评，被阐释。反之则会自然被淘洗掉。这是写作的自然法则吧。很残酷，但又毫無办法。
王建旗：我感到有这么一种倾向——有人试图弱化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同时抽掉文学现代性的启蒙精神。这就必然会使文学审美趋向于庸俗化和劣质化，《面花年二》却努力尝试把批判的精神和现代艺术融入文本当中，因此我说它保持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语境和现代性的文学质地，是近年来小说写作当中一部难得的既具有刚性力度又有阴柔气息的作品。它的刚性保持了文学现实性的块垒，而它的阴柔表现的是一种得体、适时，身段柔软，长袖善舞，让一篇有着意识上不屈不挠、批判成色很足的小说走到文学前台。
左马右各：我倒没有感到这样“一种倾向”存在的严重性，但我相信它有。这已牵涉到哲学层面和美学判断问题。我力所不逮。这个小说是否有你所说的“刚性力度”，我不敢确定。但你所说的“阴柔气息”，在目前我所得到的信息反馈中，却有其他人的相同认同。我自己都奇怪，这种所谓的“阴柔气息”是怎样在文本中萦绕形成，蔓延开来，并得到他人确认似的指认的？而更为有趣的是，它竟自然而然地克服掉障碍，被我慢慢认领了。这大概是一种写作中类似“魔法”的东西。它发散扩张就会像细菌一般感染周边的物类。其实，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存在着一个二次甚至是多次再认识的问题。 王建旗：这篇小说的核心和主线紧紧围绕一张麻将桌展开，无业人员年二由牛姐介绍进入崔晓玲和黄玉桐的麻将圈，通过在麻将桌上的几番试探与挑逗，年二凭借让人赏心悦目的“面花”魅力和多年练就的麻将功夫，不长时间就与这两个年轻女人发展成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亲密关系。麻将桌是小说的现场、主线，也是小说的中心、隐喻，故事细节都紧紧围绕这个所谓的娱乐场所和封闭小圈子展开。小说的叙述被压缩在一个非常窄小的范围，因为窄小，让叙述显得更加饱满，瓷实，也让叙述更显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小说的叙述入口极小，但是它的出口却很大。麻将桌上三个女人的背景（丈夫身份）都被压低，而他们却是握有不同公权力的一把手或经济首富，实际上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主角。但在小说里他们都被压低在一种世俗生活的尘浊之气中。小说像是有意慢待和避开麻将桌之外轰轰隆隆热闹非凡的社会现实。《面花年二》设计了明暗两个主题，明的主题在推进叙事，暗的主题演绎的是小说的背反正剧，读者在明的主题部分读到的故事只是冰山的浮出部分，是现实社会的“影子草图”，只有深入文本才能完全读懂它隐藏着的暗处。读懂了这个暗处，也就读懂了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社会和小说文本之内之外的时代。这个小说把大片的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也把像关注小说人物命运一样关注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命运的更多“不能承受之重”留给了读者……
左马右各：你读得很细，分析也很到位。批评家总是愿意在不断挖掘与探求中赋予作品更多的承载。这是一种再发现。你用“影子草图”来概说作品的某种社会寓意，这很有意思。一个中篇小说，它的承载是有限的，它的叙事也只能是撷取式的、片段的，就如你所说的“影子草图”一般，倥傯、短暂且一闪而过。但让人欣慰的是，它还能在读者那里留下时代犹如“影子草图”一过而逝的星痕。叙事留白是种技巧性的东西。这对写作者来说，大概是属于手艺和基本功吧。但怎样使用或是怎样使用得当，还是很有讲究的。我常常会在写作中感到，明明是该多说的地方，自己却心有余、识不足、意不到;而在该留白的地方，像是又说了过溢的废话。那个分寸真是难拿捏。在写作上对太过技巧的东西，我很忌讳。因为自己也写评论文章，所以我对这点自然有着内心的警觉。至于说到一个小说对社会时代的承载，怎么说呢，在我看来小说是自带这种功能的。无论作家如何有意规避和刻意远离，它都如影随形。我们能做的，就是去“隔”——让其在写作中成为互文一体的东西。通俗点说浑然一气。这说起来轻松，但真正做到却非常困难。这需要才识和运气。
王建旗：近几年，我一直在用羡慕、赞赏的目光关注着你的写作，我觉得你笔下的矿区，是被我所认同的矿区，而这个矿区无疑具有时代景深。你的写作是现实主义的，却蕴含着与现实主义对应的现代性。我也注意到你小说里的现实主义具有某种赋有现代性的趋新力，使小说叙述在看似传统的方式中衍生出异数朝向和生态。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左马右各：对你所说的“异数朝向和生态”，很惭愧，我还真没有一种清醒自觉的认识。这需要竭力猎取。真正要做到这点太难了。但我隐约感觉到了作为某种势能，它可能潜在地对写作产生的影响。按常规理解，对于写作，作家的自我阐释可能更接近创作真相。但根据我的经验，作家所说的话往往又是不可靠的。在此一时彼一时的场景交换中，作家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人。包括他的语说。唯一可靠的是他已经完成的作品。在已形成的事实中，作家才可能被有效的文本短暂固定;在此，成为那个向读者热情倾诉或者沉默注视的人。但奇怪的是：在最希望被理解的热望中，却又潜存着对自己极端的厌恶与鄙视。作家在本质上是这样的人。
王建旗：我们认识有三十多年了，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而你在写作上出现突破应该是近些年的事。你差不多在一个偏僻的山地煤矿待了十年，每天工作之余读书写作，心无旁骛。当时，我曾经与诗人田志军专程去看望过你，感到你读书是越读越通透、越精进，还写了巨量的读书笔记，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左马右各：这种变化得益于大量的阅读。记得在山地深处的煤矿，有一年矿井政策性放假，没想到，一放就是一年多。我们被安排留守，整天无所事事。那一年，我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每天到单位就换上工装，背包里装上一本书，一架相机，一瓶水，在山地里像幽灵一样野逛。我几乎转遍以煤矿为基点方圆十几里内的地方。再一件事，就是在宿舍读书。那年我记得最清楚，买了100多本新书，全读完了。在2010年至2013年这之间吧，每年的笔记文字都在60万字左右。最多一年，我写过将近百万字的阅读笔记。现在看，这些文字价值或许并不大，但它却让我经历了成为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基础训练。
王建旗：从2014年算起，你写小说也没有几年，“谢庄系列”是第一拨收获，谢庄虽然是写不尽的，但长时间写作会不会出现写作激情的懈怠？你会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对自己下一步的写作有何预期？
左马右各：让自我来回答对自身写作的期许是件困难的事。这容易让人恍惚，像我做了件令内心不安的事情。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总是感到羞愧。这不是矫情，而是一种真实的想法。在某些时候，它甚至成为困境，拘囿着我。可真正的现实是：我在写。也试图通过写作建立某种秘密的精神通道，让自己向着某个可疑的目标接近，靠过去，抵达，而不是半路退却。可我也在否定。如果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在抵消掉点什么，我想，那一定是命运的手在悄悄抹去什么。从2014年开始写小说至今，我的写作量并不大，发表也有限。这让我怀疑自己的才情，也像是不够勤奋。这还让人内心惶惑，像多余受到了命运的垂眷。虽然普遍的说法是写作和一个人的年龄关系不大，但我还是感到了紧张、惶恐。毕竟写作需要精力、体力，更需要毫无伪装的放松心态。中年人内心受社会熏染太深，这是个被人警惕的年龄。至于下一步的写作，没什么大的野心，慢慢地认认真真地去写，足矣。世界或许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打开或关闭。
王建旗：最后，祝你在写作上能有更好的“天时”和“机运”！
左马右各：谢谢！我想这种“天时”或“机运”，如果有，也是应该属于所有努力做事的人。
编辑：安春华
左马右各，原名骆同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4年开始小说写作，同期写作文学评论。在《收获》《当代》《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花》《长城》《南方文坛》《上海文化》《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文学评论多篇。获第三届“孙犁文学奖”。
王建旗，笔名大招，诗人，艺术批评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绿风》《长城》以及《人民日报》《文论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诗歌、随笔和文学评论，出版诗集《大水》《老苍会》《诗日记》和文论集《抒情与分析》《经验与立场》等。
左马右各：曾经有个编辑就说，你原名挺好的。起这么个笔名，跟写小说有关系吧。当时也未多想，就把名字的姓拆开使用了。另外还有一点，小时候我们村的孩子，都被外村人喊马各庄的小孩。
王建旗：我觉得，与你进行“访谈”或“对谈”，是一件让我乐于从事的事情。这主要因为我们是老朋友，甚至可以开玩笑说是“比老朋友还老的朋友”。作家的身份、文学的态度固然重要，但文学、作家，归结为“一个人”更重要。它使我们有更多认识的角度，有不同进入对话的方式。我们都曾长时间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在同一个行业里工作，虽然我们都不赞成按照行业划分作家——比如说我们是“煤矿作家”，但这种既得身份，又促使我们在写作上有所突破地经由和穿越它。
左马右各：我们之间的关系，确实如你所说是“比老朋友还老的朋友”。我很珍视这份友谊。但让我们坐在一起“有模有样”地谈写作、谈文学，怎么说呢，还真有点紧张，也让我莫名感到眼前像是出现了一层类似隔页纸——既虚无又实在的东西。这是感觉啊。我在内心也不认同“煤矿作家”这种身份划定和称谓。这也没什么值得争辩或感喟的，都是些大而无当的概念性的东西。似乎就有人愿意约定俗成地给他人命名。当然也有人愿意自我领认。对于写作，我更倾向于强调作家主体的主观性。他从事什么职业、写什么主题都是次要的。写作者愈发能动或想当然，他的写作色质在我看来就愈发显得有价值。这无疑是带有某种理想质地的想象性结果。可惜的是，自己感觉距离这样的目标越来越远。
王建旗：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同彦是“一个被生活沤透的作家”，几十年生活在矿区，生活在“谢庄”（煤矿），谢庄对你而言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和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你曾经写了“犹大”的谢庄，“韦三”的谢庄，“窦五”的谢庄……我认为“谢庄”系列对当代煤矿小说创作有种补全作用，实质上也是一次冲击和突围，为其带来新的面孔和更为复杂的表情。怎么想起写一个系列？
左马右各：很感谢你的认同。这让我内心忐忑。对于你提到的几个小说，起初无意去写一个系列，但写着写着观念里或是头脑中就有了一种自然的围拢。文本中的小说人物，也像是跟随着我的内心意愿，自然聚拢到叙事的树荫下。这很有趣味。这种趣味也只会发生在写作过程中。他们带着一张张经世的叙事面孔，或重叠着我的影迹、他人的影迹出场了。我的工作就是在写作中安排好属于他们的命运。我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也充满好奇。人物在作品中被赋予名姓或寓意，个体看是单数的，但在我心里，每一个小说人物的形象和命运都是复数的。一个人很可能就是一群人的集合。这几个小说写下来，具体要说有多少对小说肌理的认识，也真很模糊。想写和能写，在那时大于一切。
你又提到当代煤矿小说，我有点不同想法。如果说存在这样一个既定的概念性的东西——煤矿小说，这与刚才我们所说的“煤矿作家”类似，它也是应该被怀疑的。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词：类型写作。我无意来臧否是非，但我愿意在更宽广的场域中来预设写作的诸多可能。其实在我个人的内心中，总在认为这种设定是无效的。如果我的小说写作已经自带了这样类似壳的东西，我期望自己今后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在做打破它的努力和尝试。
王建旗：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左马右各：算是一种理想的预期吧。
王建旗：小说《面花年二》是你的一篇重要作品，我所谓的“重要”不仅仅是它发表在《收获》这样重要的杂志上，也不仅仅是它获得一个省级文学奖项（孙犁文学奖），而是作家文学写作的一个成熟标志。我不敢说我是这篇小说最早的读者，但我是这篇小说最早的评论者——《批判现实主义语境当中的现代性叙事——简述左马右各中篇小说〈面花年二〉的叙事策略》，2018年《阳光》8期。我认为这篇小说同时具备了“批判现实主义”和“现代性”的两极或双重标记，并填满了两极之间的“空余”，但不是双向“瓦解”，这使得小说文本具有了一种均衡的力学结构。这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左马右各：谢谢你的评论，也感谢你对这篇小说的肯定。写作者最惧怕的就是小说写出来阒寂无声。但不幸的是，这是很多写作者或作品不可规避的命运。在写作这条“窄路”上，铺满掉队者的影子。还好，《面花年二》得到了它该有的一点幸运。由此，我想有很多人值得我去尊敬和感谢。你是诗人，看待作品的眼光也会更刻薄。一个小说的完成，它内在蕴含的东西，在某些时候并不是由作家事先预设的。它是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随着写作的不断延展与深入，慢慢生长出来并与作品结合在了一起。等作家自己后知后觉认识到这一点，它已被读者或批评家的“毒眼”过滤过了。在这一过程中，它也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如果作品具有顽强的自我生长能力，它还会在时间中继续存在，被批评，被阐释。反之则会自然被淘洗掉。这是写作的自然法则吧。很残酷，但又毫無办法。
王建旗：我感到有这么一种倾向——有人试图弱化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性，同时抽掉文学现代性的启蒙精神。这就必然会使文学审美趋向于庸俗化和劣质化，《面花年二》却努力尝试把批判的精神和现代艺术融入文本当中，因此我说它保持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语境和现代性的文学质地，是近年来小说写作当中一部难得的既具有刚性力度又有阴柔气息的作品。它的刚性保持了文学现实性的块垒，而它的阴柔表现的是一种得体、适时，身段柔软，长袖善舞，让一篇有着意识上不屈不挠、批判成色很足的小说走到文学前台。
左马右各：我倒没有感到这样“一种倾向”存在的严重性，但我相信它有。这已牵涉到哲学层面和美学判断问题。我力所不逮。这个小说是否有你所说的“刚性力度”，我不敢确定。但你所说的“阴柔气息”，在目前我所得到的信息反馈中，却有其他人的相同认同。我自己都奇怪，这种所谓的“阴柔气息”是怎样在文本中萦绕形成，蔓延开来，并得到他人确认似的指认的？而更为有趣的是，它竟自然而然地克服掉障碍，被我慢慢认领了。这大概是一种写作中类似“魔法”的东西。它发散扩张就会像细菌一般感染周边的物类。其实，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存在着一个二次甚至是多次再认识的问题。 王建旗：这篇小说的核心和主线紧紧围绕一张麻将桌展开，无业人员年二由牛姐介绍进入崔晓玲和黄玉桐的麻将圈，通过在麻将桌上的几番试探与挑逗，年二凭借让人赏心悦目的“面花”魅力和多年练就的麻将功夫，不长时间就与这两个年轻女人发展成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亲密关系。麻将桌是小说的现场、主线，也是小说的中心、隐喻，故事细节都紧紧围绕这个所谓的娱乐场所和封闭小圈子展开。小说的叙述被压缩在一个非常窄小的范围，因为窄小，让叙述显得更加饱满，瓷实，也让叙述更显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小说的叙述入口极小，但是它的出口却很大。麻将桌上三个女人的背景（丈夫身份）都被压低，而他们却是握有不同公权力的一把手或经济首富，实际上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主角。但在小说里他们都被压低在一种世俗生活的尘浊之气中。小说像是有意慢待和避开麻将桌之外轰轰隆隆热闹非凡的社会现实。《面花年二》设计了明暗两个主题，明的主题在推进叙事，暗的主题演绎的是小说的背反正剧，读者在明的主题部分读到的故事只是冰山的浮出部分，是现实社会的“影子草图”，只有深入文本才能完全读懂它隐藏着的暗处。读懂了这个暗处，也就读懂了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社会和小说文本之内之外的时代。这个小说把大片的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也把像关注小说人物命运一样关注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命运的更多“不能承受之重”留给了读者……
左马右各：你读得很细，分析也很到位。批评家总是愿意在不断挖掘与探求中赋予作品更多的承载。这是一种再发现。你用“影子草图”来概说作品的某种社会寓意，这很有意思。一个中篇小说，它的承载是有限的，它的叙事也只能是撷取式的、片段的，就如你所说的“影子草图”一般，倥傯、短暂且一闪而过。但让人欣慰的是，它还能在读者那里留下时代犹如“影子草图”一过而逝的星痕。叙事留白是种技巧性的东西。这对写作者来说，大概是属于手艺和基本功吧。但怎样使用或是怎样使用得当，还是很有讲究的。我常常会在写作中感到，明明是该多说的地方，自己却心有余、识不足、意不到;而在该留白的地方，像是又说了过溢的废话。那个分寸真是难拿捏。在写作上对太过技巧的东西，我很忌讳。因为自己也写评论文章，所以我对这点自然有着内心的警觉。至于说到一个小说对社会时代的承载，怎么说呢，在我看来小说是自带这种功能的。无论作家如何有意规避和刻意远离，它都如影随形。我们能做的，就是去“隔”——让其在写作中成为互文一体的东西。通俗点说浑然一气。这说起来轻松，但真正做到却非常困难。这需要才识和运气。
王建旗：近几年，我一直在用羡慕、赞赏的目光关注着你的写作，我觉得你笔下的矿区，是被我所认同的矿区，而这个矿区无疑具有时代景深。你的写作是现实主义的，却蕴含着与现实主义对应的现代性。我也注意到你小说里的现实主义具有某种赋有现代性的趋新力，使小说叙述在看似传统的方式中衍生出异数朝向和生态。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左马右各：对你所说的“异数朝向和生态”，很惭愧，我还真没有一种清醒自觉的认识。这需要竭力猎取。真正要做到这点太难了。但我隐约感觉到了作为某种势能，它可能潜在地对写作产生的影响。按常规理解，对于写作，作家的自我阐释可能更接近创作真相。但根据我的经验，作家所说的话往往又是不可靠的。在此一时彼一时的场景交换中，作家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人。包括他的语说。唯一可靠的是他已经完成的作品。在已形成的事实中，作家才可能被有效的文本短暂固定;在此，成为那个向读者热情倾诉或者沉默注视的人。但奇怪的是：在最希望被理解的热望中，却又潜存着对自己极端的厌恶与鄙视。作家在本质上是这样的人。
王建旗：我们认识有三十多年了，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而你在写作上出现突破应该是近些年的事。你差不多在一个偏僻的山地煤矿待了十年，每天工作之余读书写作，心无旁骛。当时，我曾经与诗人田志军专程去看望过你，感到你读书是越读越通透、越精进，还写了巨量的读书笔记，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左马右各：这种变化得益于大量的阅读。记得在山地深处的煤矿，有一年矿井政策性放假，没想到，一放就是一年多。我们被安排留守，整天无所事事。那一年，我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每天到单位就换上工装，背包里装上一本书，一架相机，一瓶水，在山地里像幽灵一样野逛。我几乎转遍以煤矿为基点方圆十几里内的地方。再一件事，就是在宿舍读书。那年我记得最清楚，买了100多本新书，全读完了。在2010年至2013年这之间吧，每年的笔记文字都在60万字左右。最多一年，我写过将近百万字的阅读笔记。现在看，这些文字价值或许并不大，但它却让我经历了成为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基础训练。
王建旗：从2014年算起，你写小说也没有几年，“谢庄系列”是第一拨收获，谢庄虽然是写不尽的，但长时间写作会不会出现写作激情的懈怠？你会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对自己下一步的写作有何预期？
左马右各：让自我来回答对自身写作的期许是件困难的事。这容易让人恍惚，像我做了件令内心不安的事情。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总是感到羞愧。这不是矫情，而是一种真实的想法。在某些时候，它甚至成为困境，拘囿着我。可真正的现实是：我在写。也试图通过写作建立某种秘密的精神通道，让自己向着某个可疑的目标接近，靠过去，抵达，而不是半路退却。可我也在否定。如果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在抵消掉点什么，我想，那一定是命运的手在悄悄抹去什么。从2014年开始写小说至今，我的写作量并不大，发表也有限。这让我怀疑自己的才情，也像是不够勤奋。这还让人内心惶惑，像多余受到了命运的垂眷。虽然普遍的说法是写作和一个人的年龄关系不大，但我还是感到了紧张、惶恐。毕竟写作需要精力、体力，更需要毫无伪装的放松心态。中年人内心受社会熏染太深，这是个被人警惕的年龄。至于下一步的写作，没什么大的野心，慢慢地认认真真地去写，足矣。世界或许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打开或关闭。
王建旗：最后，祝你在写作上能有更好的“天时”和“机运”！
左马右各：谢谢！我想这种“天时”或“机运”，如果有，也是应该属于所有努力做事的人。
编辑：安春华
左马右各，原名骆同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4年开始小说写作，同期写作文学评论。在《收获》《当代》《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花》《长城》《南方文坛》《上海文化》《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文学评论多篇。获第三届“孙犁文学奖”。
王建旗，笔名大招，诗人，艺术批评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人民文学》《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绿风》《长城》以及《人民日报》《文论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发表诗歌、随笔和文学评论，出版诗集《大水》《老苍会》《诗日记》和文论集《抒情与分析》《经验与立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