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报道，从2008年至今，社会保障方面的整体公共支出年均增幅超过20%，约为同期我国GDP年均增速的两倍;我国社会保障方面总体公共支出相当于GDP比重，从2008年的6.57%增至2013年的10.04%。“十二五期间”是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截至2015年上半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人数分别为8.46亿人、6.56亿人、1.71亿人、2.08亿人、1.76亿人，覆盖人数全球最广。
　　 这样的速度是难以持续的。企业与个人的代价太大，他们的积极性不高。
　　 在2014年年末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联组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回答委员质询时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相关数据显示，在与125个国家的社保费率对比分析后，只有11个国家的社保费率超过40%，而且主要是发达的福利国家。
　　 如此之高的费率增加了企业成本、削减了企业福利。因此，人们心照不宣地维持最低工资，甚至一些行业很少签订正式用工合同。
　　 财会专家马靖昊拆解工资社保构成，举证称，某一雇员目前月薪8000元，在扣除五险一金及个税之后可支配工资收入6053.9元。某天雇主为之加薪2000元，该雇员税前工资涨到了10000元，正式晋身万元水平。不过，如上所述，在扣除了杂七杂八后，该雇员每月到手工資为7454.3元，较之此前的6053.9元增加了1400.4元。而雇主付出的代价是，为了这1400.4元，须增加的用工支出，由此前的11528元增至14410元，增加2882元，是雇员到手工资增加额的2.06倍。
　　 有哪个雇主愿意做这样的事呢，就是雇员也不愿意，他们宁可将现金握入手中。
　　 更重要的是不公平的心态影响了缴纳的积极性，由于社保资源的分配并不合理，通常“吃公家饭”更高更有保障，而官员到了一定级别保障更是无所不包，相当于很多人在为这些高保障者支付成本。另一方面，没有基础保障的全国统筹，也没有做实个人账户，流动的制造业大军即使获得企业优厚的保障，在离开当地时也未必能够带得走。此前广东的农民工朋友在离开广东某个城市时，会排队拿走自己所缴纳的部分，虽然这样他们会“吃亏”。
　　 2014年11月1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的有关内容，流动人口司司长王谦表示，当时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是2.45亿，超过总人口的1/6，流动人口的总的流向趋势没有改变，特别是特大城市人口聚集态势还在加强，如北京、上海吸纳跨省流动人口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没有一个国家会有如此巨量的人口行进在路上，他们在上半身在城市，下半身在农村，他们在城市工作产子生活，还要回到老家占据承包地、宅基地，造所大房子“笑傲邻居”，他们的经济方式与文化方式产生了巨大的背离。这样不成熟、迅速生长中的城市群，是不可能产生如西方成熟经济体一样完善的保障系统的。
　　 进城的人群绝大多数并没有专业技能，岗位流动性较强，无法享受专业溢价，也没有城市与企业愿意为他们支付这样的溢价，加上目前的制度缺陷主要由这些人来承担，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也体现在这些人身上，因此，让这个群体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享受健全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那意味着中国户籍制度、制造业转型等一系列改革的成功。即使美国，也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保障体系。
　　 要适应流动性社会，以及仍然追逐成本优势的经济，让保障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只能相对公平与高效。如基础保障实现全国统筹，以免盘剥低收入群体，同时降低企业与个人税率，让社会各阶层的保障的差距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