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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学的不同流派，体现着不同的哲学指导思想。
行为主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念师范的时候，心理学老师基本上仅介绍苏联的巴普洛夫（1849～1936）学说。巴普洛夫（及美国的桑代克）是心理学研究的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20世纪初，随着许多实验设备的应用，实验手段从定性转向定量分析，心理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
巴普洛夫通过对动物的试验得出人类的学习行为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通过刺激——反应达到的连结过程。认为语言学习也是个习惯过程、技巧系统，只要通过训练、重复加上归纳和概括就能够获得。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外界环境起决定作用，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微不足道。
半个多世纪以来，行为主义支配着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哲学所有领域。上述的实验结果又反过来在哲学上给予唯物主义(即哲学上的行为主义流派)以有力支持。唯物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物质第一性，不依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是第二性，依赖物质世界而建立，又反映物质世界的。
唯物主义以及行为主义教育学、心理学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深深扎根，一方面是由于中苏意识形态相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传统提供了扎根的土壤。所谓勤学苦练、熟能生巧、铁杵成针、滴水穿石、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等刻苦耐劳的理念与行为主义的经验形成理念不谋而合。在语言教学中，强调学生要反复练习；教师则运用专业知识为学生提供正确练习方法、练习机会（外界语言环境）。
作为一种方法论，行为主义教学法没有错，谁也不能否认语言学习（和其它的学习）通过大量操练会得出好结果。
理性主义
多年以后，在我的研究生课程中我又接触到另一种学习理论，与行为主义完全相反的理论——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心理学派，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英美，介绍到我国大概是90年代初期。代表人物是乔姆斯基(N. Chomsky)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和哲学教授。他的一大贡献是创造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对人类的语言规则作了心理描述，把语言和心理研究相结合，缔造了心理语言学的新学科。他的另一贡献是用生理学观点解释语言获得。他质疑行为主义两点：
1.在语言理解上，如果撇开语义，“无色的绿思想愤怒地睡着觉”这句话语法是没有问题的，人们凭着语感能够“听懂”。所以合乎语法不合乎语义的句子在现实中是可能存在的，人们并非按照以前的经验来理解的。而行为主义的理论是：你只能理解或说出过去听过的句子。
在语言表达上，无论什么出身的儿童在一岁至六岁的时期都能学会语言。在此期间，儿童从父母、保姆、亲朋及玩伴那里听到的句子是有限的，能表达出来的却比听过的数量多得多，也丰富的多。这是什么原因？只能是儿童自己根据一定的规则“创造”的。
2.如何解释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儿童一般是在一岁以后即大脑成熟以后到十四五岁的发育期完成后的这一段时间内学会语言的。在一岁以前及中年以后学习语言是异常困难的。如果按照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理论，外界的环境是始终存在的，刺激是恒定不变的，理应有成正比的反馈才是。这点如何解释？
小结：乔姆斯基认为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不能反映儿童语言获得的实际情况，人们获得语言（包括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而是应该从生理学、遗传学的角度考察——人脑中具有一种语言知识的共性，儿童生来具有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并非由外界决定，外界环境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语言发展的次要作用，遗传因素起决定作用。
例如一粒树种，在雨水、阳光和空气的环境中长成一棵大树。树种内部的遗传性规定了它一定能成为一棵树，而不是一株花或草；另一方面，树种又离不开外部环境的作用，在雨水、阳光和空气的外部因素配合下成长。其中树种的遗传性是主要的。
靳洪刚对行为主义与理性主义作了归纳比较：“行为主义注重外界，而认知心理语言学（理性主义）注重内在过程；行为主义强调对儿童语言不断的鼓励作用，心理语言学家强调语言发展是人类遗传基因的结果；行为主义只停留在词的研究上，而心理语言学更注重句子。”
哲学争端
理性主义理论：语言能力（第一性）＋外界环境（第二性）＝语言
行为主义理论：外界环境（第一性）＋语言能力（第二性）＝语言
从上式可以看出遗传的语言能力与外界环境刺激谁为第一性，两者无可避免地将语言问题引入哲学争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或者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种子。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科技无法证明这个哲学命题的对错，人们已经为此争论了几千年，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然而在人类及人类生存的环境中，现代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似乎受到广泛认同。唯物主义认为鸡先于蛋，树先于种子，是因为它们既大又鲜活，人们能直接感知到它们的物质存在。世界在人类的掌控之下，这种思考方法符合人类的认知习惯。反之，蛋和种子（即哲学上的”精神”）既飘渺虚幻又静止不动，人们便难于把握它们感知它们。
在教学上的意义
上面的讨论能否得出两种结论:
第一，无论如何，乔姆斯基给我们，尤其是深受行为主义影响的教师们带来一个新视野，改变我们的思考定势。在“语言能力（第一性）＋外界环境（第二性）＝语言”中，学生的先天语言能力起主导作用，教师仅仅是外界环境的一部分（或许是很小一部分），不能左右学生的语言发展。该结论或许既让我们看到了“真相”，同时又使我们泄气。
第二，上面关于哲学讨论只能是一种定性讨论，作为一种思考方法的讨论，它对教学应用层面的影响是不大的，就像“Z = X+Y = Y+X”一样。通过讨论，抛开先后不说，我们至少能得出折衷结论：环境和先天能力两者都很重要，是密不可分的。
总而言之，现在是调整我们的教学心态及教学方法的时候了。语言教师应该尽量支配好属于自己的那“一小部分外部环境”——课堂和教师自己，使课堂环境、教学内容与学生获得母语的环境一样，体现语言的功能，才能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蒋小棣，北京语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现为香港愉景湾国际学校中文班教师）
行为主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念师范的时候，心理学老师基本上仅介绍苏联的巴普洛夫（1849～1936）学说。巴普洛夫（及美国的桑代克）是心理学研究的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20世纪初，随着许多实验设备的应用，实验手段从定性转向定量分析，心理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
巴普洛夫通过对动物的试验得出人类的学习行为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通过刺激——反应达到的连结过程。认为语言学习也是个习惯过程、技巧系统，只要通过训练、重复加上归纳和概括就能够获得。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外界环境起决定作用，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微不足道。
半个多世纪以来，行为主义支配着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哲学所有领域。上述的实验结果又反过来在哲学上给予唯物主义(即哲学上的行为主义流派)以有力支持。唯物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物质第一性，不依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是第二性，依赖物质世界而建立，又反映物质世界的。
唯物主义以及行为主义教育学、心理学被引入中国，并在中国深深扎根，一方面是由于中苏意识形态相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传统提供了扎根的土壤。所谓勤学苦练、熟能生巧、铁杵成针、滴水穿石、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等刻苦耐劳的理念与行为主义的经验形成理念不谋而合。在语言教学中，强调学生要反复练习；教师则运用专业知识为学生提供正确练习方法、练习机会（外界语言环境）。
作为一种方法论，行为主义教学法没有错，谁也不能否认语言学习（和其它的学习）通过大量操练会得出好结果。
理性主义
多年以后，在我的研究生课程中我又接触到另一种学习理论，与行为主义完全相反的理论——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心理学派，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英美，介绍到我国大概是90年代初期。代表人物是乔姆斯基(N. Chomsky)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和哲学教授。他的一大贡献是创造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对人类的语言规则作了心理描述，把语言和心理研究相结合，缔造了心理语言学的新学科。他的另一贡献是用生理学观点解释语言获得。他质疑行为主义两点：
1.在语言理解上，如果撇开语义，“无色的绿思想愤怒地睡着觉”这句话语法是没有问题的，人们凭着语感能够“听懂”。所以合乎语法不合乎语义的句子在现实中是可能存在的，人们并非按照以前的经验来理解的。而行为主义的理论是：你只能理解或说出过去听过的句子。
在语言表达上，无论什么出身的儿童在一岁至六岁的时期都能学会语言。在此期间，儿童从父母、保姆、亲朋及玩伴那里听到的句子是有限的，能表达出来的却比听过的数量多得多，也丰富的多。这是什么原因？只能是儿童自己根据一定的规则“创造”的。
2.如何解释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儿童一般是在一岁以后即大脑成熟以后到十四五岁的发育期完成后的这一段时间内学会语言的。在一岁以前及中年以后学习语言是异常困难的。如果按照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理论，外界的环境是始终存在的，刺激是恒定不变的，理应有成正比的反馈才是。这点如何解释？
小结：乔姆斯基认为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不能反映儿童语言获得的实际情况，人们获得语言（包括第二语言），课堂教学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而是应该从生理学、遗传学的角度考察——人脑中具有一种语言知识的共性，儿童生来具有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并非由外界决定，外界环境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语言发展的次要作用，遗传因素起决定作用。
例如一粒树种，在雨水、阳光和空气的环境中长成一棵大树。树种内部的遗传性规定了它一定能成为一棵树，而不是一株花或草；另一方面，树种又离不开外部环境的作用，在雨水、阳光和空气的外部因素配合下成长。其中树种的遗传性是主要的。
靳洪刚对行为主义与理性主义作了归纳比较：“行为主义注重外界，而认知心理语言学（理性主义）注重内在过程；行为主义强调对儿童语言不断的鼓励作用，心理语言学家强调语言发展是人类遗传基因的结果；行为主义只停留在词的研究上，而心理语言学更注重句子。”
哲学争端
理性主义理论：语言能力（第一性）＋外界环境（第二性）＝语言
行为主义理论：外界环境（第一性）＋语言能力（第二性）＝语言
从上式可以看出遗传的语言能力与外界环境刺激谁为第一性，两者无可避免地将语言问题引入哲学争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或者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种子。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科技无法证明这个哲学命题的对错，人们已经为此争论了几千年，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然而在人类及人类生存的环境中，现代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似乎受到广泛认同。唯物主义认为鸡先于蛋，树先于种子，是因为它们既大又鲜活，人们能直接感知到它们的物质存在。世界在人类的掌控之下，这种思考方法符合人类的认知习惯。反之，蛋和种子（即哲学上的”精神”）既飘渺虚幻又静止不动，人们便难于把握它们感知它们。
在教学上的意义
上面的讨论能否得出两种结论:
第一，无论如何，乔姆斯基给我们，尤其是深受行为主义影响的教师们带来一个新视野，改变我们的思考定势。在“语言能力（第一性）＋外界环境（第二性）＝语言”中，学生的先天语言能力起主导作用，教师仅仅是外界环境的一部分（或许是很小一部分），不能左右学生的语言发展。该结论或许既让我们看到了“真相”，同时又使我们泄气。
第二，上面关于哲学讨论只能是一种定性讨论，作为一种思考方法的讨论，它对教学应用层面的影响是不大的，就像“Z = X+Y = Y+X”一样。通过讨论，抛开先后不说，我们至少能得出折衷结论：环境和先天能力两者都很重要，是密不可分的。
总而言之，现在是调整我们的教学心态及教学方法的时候了。语言教师应该尽量支配好属于自己的那“一小部分外部环境”——课堂和教师自己，使课堂环境、教学内容与学生获得母语的环境一样，体现语言的功能，才能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蒋小棣，北京语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学院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现为香港愉景湾国际学校中文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