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不再是陌生的词汇。早在1993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就对“家庭暴力”做过明确定义：“（包括但不限于）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它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同年，联合国在《应对家庭暴力策略：资源手册》中敦促世界各国将家庭暴力视为犯罪行为，这对全球的立法活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现在人们已经明晰，家庭暴力可能会发生在亲密的伴侣（有可能是同性，也有可能是异性）之间，可能会发生在曾经是伴侣的人们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儿童和老人身上。家庭暴力有非常多的方式，它可能发生在肉体上、语言上、精神上，也可能发生在经济方面、宗教方面、生育方面以及性方面。家庭暴力的程度不同，它有可能是轻微的胁迫，也有可能是婚内强奸或者是暴力性虐待……
　　这些看似是常识的认知，看似是常设的体系架构，是一代代人努力的结果。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儿童虐待相关问题研究专家戴维·芬克尔霍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一个地区对性虐待问题至少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关注不够，存在忽略和否定;第二阶段，认识阶段，人们高度警觉，通过运用常规模式和生动案例教育人们;第三阶段，人们开始着手解决问题。”欧美的反对家庭暴力相关运动，正是完整地经历了这样的阶段。

英国：女权运动和扭转性的概念

　　上千年里，欧美文化中对于虐待妻子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的罪行并没有足够的认知。在古罗马，父亲可以合法地杀死自己的孩子，或者将其转卖为奴。在中世纪的文艺作品中，男人殴打妻子的插画和故事屡见不鲜，这个时代也被人称作“棍棒的黄金时代”。一直到18世纪，许多法律系统还赋予丈夫殴打妻子的权利。英国法律有“拇指法则”，也就是允许丈夫用不超过拇指粗的棍棒殴打妻子，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法则的发明者是英国法官弗朗西斯·布勒爵士——他因此得了一个“拇指法官”的外号。甚至到了19世纪，法国讽刺漫画家约翰·格兰德维尔在他的《箴言》一书中还公然宣称：“愛得深，打得重。”唯一的例外，可能是1641年的美国马萨诸塞湾移民者的一个自由机构，它发布宣言说，已婚女性不应该受到丈夫对其身体施展的暴力行为。
　　19世纪后半叶，女权运动开始兴起，这是反家暴运动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妇女取得了政治上的投票权后，开始关注就业、教育、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平等。相应地，伴随着民意的变化，英美等国开始在立法方面做出修正，禁止丈夫殴打妻子，同意受虐的妻子和丈夫离婚，并给予她们在诉讼和财产分割方面的权利。

　　概念和定义的明确，往往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点。Domestic Violence（家庭暴力）这个词组，以前是“国家内乱”的意思。1973年，一名叫杰克·爱施礼的男爵，在英国议会的一次演讲中把“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这个词组用来形容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暴力，从而赋予它真正的现代语境中的概念。爱施礼自己出身于劳工阶层，曾经长期担任下议院的国会工党议员。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他彻底地失聪了，却因此成为了长期关注残疾人、弱势群体权益的政治家，在英国广受尊重。伴随着名称的确立和各类组织和个人的努力，英国在接下来的数年内，连接通过和修改了《反性别歧视法》《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法》等法律，建立了对家暴受害者进行保护的体系。
　　如今，英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已经构成了一张紧密的网络。政府致力于通过司法系统对待暴力和虐待行为;非政府组织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解决家庭暴力的问题。从预防、保护到支持，英国的警察、社会服务、住房服务、卫生服务和法律专业内的人士聚集并共同努力，建立从上到下的应对家庭暴力的系统。

美国：家庭暴力的三个阶段

　　在美国，“运用常规模式和生动案例教育人们”这一阶段发展得较为充分。许多经历过家暴的女性选择写下自己的故事、呼唤社会关注的同时，也相互鼓励。作家、妇女权利倡导者莱斯利·摩根·斯坦纳就是其中一位。她出版于2009年的自传《疯狂的爱情》一经推出，就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盘踞了三周时间，此后，读者们源源不断地从这本书里感受到了力量和勇气。 　　莱斯利在她著名的“TED大会”演讲中揭示了一个家庭暴力的秘密：“为什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离开？”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了这个疑问。
　　莱斯利首先跟广大女性分享了一个事实：无关种族信仰、收入和教育水平，家庭暴力可能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她自己就是一个例证。和人们的普遍印象相比，莱斯利实在不像是一个家庭暴力受害者。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哈佛大学取得了英语学士学位，还有沃顿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22岁大学毕业之后到了曼哈顿，第一份工作是在杂志社当编辑和撰稿人。
　　莱斯利在纽约的地铁上遇到了一个毕业于常春藤盟校、在华尔街做银行工作的精英男康纳。康纳聪明又幽默，长得还帅，非常讨人喜欢。接下来，他开始了自己家庭暴力计划的第一步——引诱和迷惑受害者。康纳不断地对莱斯利强调说自己多喜欢她。慢慢地，莱斯利觉得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是强势的一方，两个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奇特的相互信任的氛围。
　　家庭暴力的第二阶段是“孤立受害者”。莱斯利说，孤立的步骤往往从非常温和的地方开始。具体到她自己的故事就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康纳回到家，告诉莱斯利说自己已经辞职了，因为“莱斯利让他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安全，所以他不再需要用华尔街来证明自己。”虽然莱斯利热爱自己的工作，也不愿意离开纽约，但是为了“灵魂伴侣”，她做出了牺牲，辞掉工作，跟康纳一起离开了曼哈顿。
　　单纯的萊斯利以为自己陷入了疯狂的爱情中，却不知道自己懵懵懂懂地走进了一张精心编织的，控制她身体、心灵和经济的大网——家庭暴力模式的第三阶段就是“用暴力威胁受害者”。
　　莱斯利和康纳搬到了新英格兰小镇之后，康纳买了三支枪，一支放在车子后备箱里，一只放在枕头下面，第三只放在口袋里。他对此解释说，小时候自己受过许多精神创伤，所以需要用枪来保持安全感。实际上，枪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但莱斯利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危险的边缘。很快，康纳露出了自己暴力的一幕：婚礼前5天的时候，康纳突然因为一件小事爆发了，他用双手死死地掐着莱斯利的脖子，一次一次地把她的头往墙上撞。

　　虽然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但莱斯利相信自己以后能幸福地生活，这一方面是因为她认为两个人非常相爱，另一方面，也因为康纳表现出了巨大的悔恨。莱斯利相信丈夫以后不会再伤害他，但是她错了。从蜜月开始，她就一次又一次地被丈夫殴打。康纳曾经用上膛的手枪指着莱斯利的头，把她从楼梯上推下来，并且威胁杀掉他们的狗。康纳曾经在高速公路上拔掉车钥匙，在莱斯利面试之前把咖啡粉从她头上倒下来。两年半的婚姻生活之中，莱斯利每周都会被打一到两次。莱斯利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她对于家庭暴力所知甚少，这是她没有及时离开的重要原因。当时，她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遭受家庭暴力，她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现代女性，而丈夫备受困扰，需要自己的拯救。
　　在演讲中，莱斯利分析了一个问题，自己为什么不离开这个让她感到伤心和痛苦的关系？痛定思痛之后她这样回答：受虐者最清楚，离开施虐者是多么的危险，因为家庭暴力的最后一步就是：杀掉她。莱斯利告诉观众，仅就美国的女性来说，每三名女性就有一个曾经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或者潜在的目标。有超过70%的家庭暴力引发的谋杀发生在受害者和施虐者关系结束之后。
　　莱斯利最后决定离开，是因为康纳残暴地殴打了她，这突破了自己能够承受的极限，她终于打破了沉默，向所有的人求助。幸运的是，警察、邻居、朋友、家人给了她帮助，使她脱离了婚姻，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莱斯利说，人们倾向于将受害者描述成作贱自己、自作自受的人，但是，生活远非如此简单。远离暴力只能靠打破沉默，因为虐待只能活在沉默中。莱斯利说，每个人都有能力制止家庭暴力，只需要点亮星星之火，让大家理解家庭暴力的秘密，将虐待曝光，才能帮助幸存者重新找回未来。

澳大利亚：最危险的时刻

　　据澳大利亚家庭暴力预防中心的数据，在澳大利亚，大约有25%到31%的杀人犯，其罪行都和家暴有关系。另一组数据是，平均来说，大部分的女性在受虐关系中会努力尝试5到7次，最终才能成功而永久地离开施虐者的控制。针对反家暴活动，澳大利亚在近年来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许多媒体参与进来，对于家暴进行过细致的分析。《卫报》采访了一些经历过家暴的女性，用她们的故事向公众提出警告：在具有家暴行为的两性关系中，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受虐者想要离开虐待关系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候施虐者往往已经动了杀心。
　　一位叫瑞雅·阿特马尔的女性分享了自己的故事。20年前，她丈夫在她身上浇上了松节油，并点燃了火。在医院接受救助的时候，瑞雅才意识到自己遭受了什么。在家人、救助机构、警察和社工的帮助下，她脱离了婚姻。现在，瑞雅在澳大利亚西部的一家社会支持机构工作，为妇女和儿童提供紧急支援。
　　瑞雅回忆说，在她被纵火焚烧之前，家人和朋友一直不知道自己在遭受什么，因为前夫对亲友们把两个人的关系描述得非常好，这给瑞雅的亲友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他们过着近乎完美的生活。前夫从来不让瑞雅单独和别人在一起，所以，瑞雅没有办法把自己所遭受的家暴告诉别人。因为瑞雅自小性格外向，所以大家也不认为她会隐藏自己的痛苦。瑞雅回忆说，自己之所以没有离开前夫，是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方一直对她进行精神控制，不允许她离开家，不允许她去上学，也不许她找工作。他还耀武扬威地说，自己可以对妻子“想干嘛就干嘛”。当时，瑞雅处在信息封闭、孤立无援的状态，她根本不知道警察会在意这些事，甚至可以介入进来——“如果我早知道我有选择的话，我早就离开他了。” 　　瑞雅因为烧伤被紧急送医的时候，前夫一直“陪伴在侧”，甚至连探访的社工都企图监视。社工请他离开，前夫却坚持从病房外面的玻璃窗下往里窥探。幸运的是，社工富有经验，把窗帘拉了起来，然后揭开了瑞雅受虐的秘密。在社工和警察的帮助下，瑞雅的孩子被送给她母亲照管，丈夫也被判刑12年。
　　回顾往事，瑞雅建议说，受虐女性在离开之前，要尽量做好准备，制定安全措施和计划，明确可以求助的资源。但她强调，想改变这种状况，最重要的责任在于整个社会和社区。“只有全社会行动起来，才能创造安全的环境，使女性更容易离开困境。”
　　法丽安娜·李在2014年的自传《雕刻一片天堂》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法丽安娜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她是一名税务会计师，和前夫在一起过了18年。在婚姻生活的头半年，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半年之后，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刚开始是语言暴力，渐渐发展到肢体暴力，最后，丈夫肆无忌惮，甚至在孩子面前对她施暴。法丽安娜错误地认为，自己和丈夫维持婚姻关系对孩子有利，她丝毫没有意识到，目睹了家暴的孩子自己实际上也在经受着同等的家暴。曾经有一位同事发现了法丽安娜的处境，并试图帮助她，因为当时，法丽安娜身上伤痕累累，已经无法掩饰，但是，法丽安娜没有接受同事的帮助。她一度想自己挣扎出来，但没有成功。最终，因为一次分歧，丈夫在半夜里把法丽安娜和孩子们从房子里赶了出来，这才导致法丽安娜的遭遇大白于天下。

　　法丽安娜说，当你处在一段长期的暴力关系中的时候，你会失掉自我，相信灌输给自己的谎言，不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过一份独立的生活，最终，受害者将陷入无尽的恶性循环，从而感觉不到任何自由。法丽安娜说，在一份暴力关系中，施虐者会企图让受害者认为自己反应过度，以此换来受害者的愧疚感，从而让这段不正常的关系得以延续。法丽安娜鼓励受虐妇女们勇敢站出来寻求帮助。但她也强调说，没有外界的帮助，单靠受害者本身很难摆脱困境。法丽安娜特别呼吁外界对受虐者本身进行关注：“如果有人关注到了有些女性在受虐的话，请记录下细节，以便在将来帮助她们。”

爱尔兰：一段漫长的旅途

　　爱尔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400多万人口，但是，家庭暴力援助机构就有约40个。走在街头，反对家庭暴力的海报随处可见，它们以引人注目的照片、触动人心的文字，呼唤人们对于家庭暴力的警觉，并提供求助的相关信息。最触动笔者的广告贴在女厕所里，只有你进入狭小的隔间再关上门，才能看见它们。这不能不让人为贴广告的人的细心与周到而感动：只有充分考虑受虐者的心理和处境，才能这样在细微处考虑周到。
　　爱尔兰的反家暴运动几乎和英国是并行的。当爱施礼男爵在英国议会进行呼吁的时候，英国的邻国爱尔兰也开始关注被家暴妇女，多年的发展之后，救助工作颇有成效。近日，笔者采访了爱尔兰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网络和服务最全的全国性妇女援助组织“妇女救助会”。妇女救助会成立于1974年，口号是“聆听、信任和支持”，致力于救助受虐的女性和儿童，最终达到停止家庭暴力、使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变得更加安全的目标。笔者从其发展历程中，理出了一条具有普遍性的路径。
　　首先，从先锋人物的努力开始，逐渐启迪民智，赢得大众的认可。爱尔兰的家暴史存在已久，在英国的社会运动开始不久，一些饱受家暴的女性因为在本国得不到帮助，不得不越境去英国寻找生路。当时，一名叫努阿拉·芬奈尔的女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注意到了这个趋势，因此在爱尔兰最大的媒体《爱尔兰时报》上撰文呼吁，在本国建立妇女避难所，弥补相关政策和救助体系的缺失。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援助组织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有立法但没有实施，经费极为紧张，人手也非常有限，但是妇女权益工作者没有退缩。
　　其次，在平台（？）时期坚持拓展项目。1986年，救助会在一处收容所开展了艺术类的心理治疗项目，用艺术的关怀和熏陶帮助女性从家庭暴力的阴影中走出来，认识自身、认识世界、认识两性关系，以期恢复受害者的健康人格，此举效果良好。妇女救助会特别注意培养人才，因为据研究显示，当训练有素的员工妥当地回应家庭暴力事件的时候，女性更容易敞开心扉，揭示家暴的真实原因。在成立不久，它就联合了各个机构，比如医疗和执法机关，对其员工进行培训，它还特别注意在新招募的警察中开展培训。救助会还注意在和受害者有直接接触的“一线接口”布置力量，比如，在爱尔兰最大的医院建立长期的救助项目。
　　然后，借势而为，建立全国性的救助和支持网络。1992年，妇女救助会在爱尔兰全国设立免费求助热线，给受虐女性提供信息和支持，此后，渐渐增加了“一对一”支持和“法庭陪伴”服务，给受害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帮助。为了扩大公众的认知，妇女救助会在媒体方面也开展了持续的宣传工作。他们在剧院中演出节目，在遍布全国的公交车身上进行宣传，联络电视台进行报道，资助各种研究项目的进行和出版。经过多年努力，求助女性数量明显上升，整个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讨论已经进入深入和广泛的层面，可以从一些诸如“滥用网络”等小切口去关注家庭暴力的內容。妇女救助会还注意培养青少年的意识，在高中生中间开展活动，帮助他们了解对人际关系的期望，以及关系中的暴力与非暴力因素，以“防患于未然”。它还在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设计和开展各种各样的课程和培训项目，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应对层次更为丰富的问题。
　　再次，寻求立法的保护。1996年，爱尔兰通过了《反对家庭暴力法》。此后的一些年，妇女权益组织在常规工作之余，联合工会，在政治家中进行游说，谋求政策支持。他们发布《终止家庭暴力宣言》，注重吸收美国等法律专家和实践的经验，促进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比如，把同居者、父母和儿童也列入家暴的受虐救助对象。最终，通过法律的效力，让反对家暴有了强有力的保障。 　　目前，妇女救助会的工作仍然在有条不紊地开展。它注重救助女性，更注重给她们提供重返社会的通道。通过就业方面的帮助，使得受家暴的女性可以进入到学习或者工作岗位之中，最终重返正常而健康的生活。在本地化工作进展之余，他们还在网站上提供爱尔兰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中文、阿拉伯语、波兰语版本，帮助爱尔兰的移民妇女免遭家暴伤害。

印度和墨西哥：力所能及，从小处做起

　　和欧美相比，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妇女运动进展较为缓慢，但是，印度和墨西哥也呈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
　　“荣誉处决”是一个骇人听闻的词，但在印度，这并不鮮见。从历史发展来看，印度的女性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统治时期，许多旨在改善的法律得以实施，女性的权益也受到宪法的保护，但是，印度的家暴并不鲜见，源于婚姻的“荣誉处决”“荣誉谋杀”就是一个种类。
　　虽然早在1978年，印度政府就下令禁止包办婚姻。然而，在印度很多地区，青年人的婚姻仍然由父母包办，父母们基于门第、种姓等标准为子女挑选配偶，儿女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有青年企图拥有跨种姓的婚姻，他们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低种姓者若想“高攀”，更会遭到保守分子的严厉阻止，轻则被关禁闭、家暴，重则被施以私刑，乃至以“维护家族名誉”的罪名而被“荣誉处决”（以私刑处死），这种现象在印度北部地区尤为严重。
　　英国《每日电讯报》曾经报道过一起悲剧：妻子是软件工程师，丈夫是银行职员，两个人本来十分般配。可是，因为丈夫来自低种姓，遭到了妻子家族的齐力反对。两人私奔结婚之后，当地保守势力悬赏5万卢比（近5千人民币）买丈夫的命， 20万卢比买这对夫妇的命。最终，丈夫被捉住之后遭到杀害，妻子也受到了惩罚。
　　根据官方报道，印度每年发生的“荣誉处决”可能有上千例。但是据来自民间的数据，这个数字可能是每年上万例。2010年7月，一个叫哈什的大叔成立了一个秘密的组织“爱情突击队”，以保护情侣，反对“荣誉处决”。“爱情突击队”总部在德里，在班加罗尔、海得拉巴、晨奈、加尔各答、孟买和贾达普等城市都有分部，成员有记者、商人、律师和人权活动家。这个组织致力于为寻求庇护的年轻情侣提供住处、法律援助和保护，使他们免遭“荣誉处决”甚至自杀的厄运。
　　这个组织每天要接到成百上千通电话，不过，他们的办公地点是保密的，人们只能通过电话和网络联系他们。想求助的情侣打他们的电话或者在他们的网站上留言，经过判别之后，突击队员联系求助人，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见面，再辗转把他们带到庇护所，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辅导（例如，教他们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如何和警方打交道）。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他们也帮助情侣们在市政机关登记结婚。
　　尽管困难重重，缺乏政策支持和资金来源，队员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但“爱情突击队”成立数年来已经成功帮助了数万对年轻夫妇。
　　和印度相比，墨西哥的两性平等程度也不容乐观。据《社会科学和医学》杂志的数据，在墨西哥的婚姻关系中，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发生率在30%至60%之间。2014年，墨西哥是世界上针对妇女的凶杀案率排名第16位的国家，自2007年以来，这一比率一直在上升，每一年都有数百名女性死于家庭暴力。据墨西哥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墨西哥的女性在就业人口中仍然处于少数和边缘化的地位，收入甚至不到同一职位男性的一半。不过，墨西哥的有识之士仍然在竭力扭转这种情况。
　　文艺界的努力非常突出。虽然男女极不平等，但墨西哥从来不缺少目光久远的艺术家。以“国宝级”女艺术家弗里达为例，她一直以自传性质的绘画，向公众传达出女性强烈的生命意识。弗里达在画作中夸张地描述自己的胡子，传达出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和平等意识，启迪和鼓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墨西哥著名导演阿方索·卡隆的《罗马》获得了2019年奥斯卡奖，这部影片以卡隆的童年记忆为蓝本，讲述了上世纪中期的一群女性的情感遭遇，引发了大众对于女性平权问题的讨论，这些都给墨西哥的反对家庭暴力运动提供了精神支柱。艺术家之外，大众也积极参与进来，早在2005年的时候，墨西哥就拍摄了反对家庭暴力的短片，片中，一些墨西哥知名的女作家、女教授甚至女演员一起站出来，抵制家暴，呼吁男女平等。这些女性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职业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当她们眼睛红肿、嘴角瘀青、脸上满是伤痕地面对镜头的时候，震撼力还是很大的。
　　墨西哥的女权组织也一直在努力，20世纪90年代之后，活动尤为增多。现在，人们可以在墨西哥的街头和公车站牌上看到相关的宣传图片，海报、广告，它们都在呼吁人们反对家庭暴力，唤醒男性尊重女性的意识，让女性脱离被拳脚相加时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求助的困境。仅以2019年来说，首都墨西哥城就展开过各种形式和规模的集会。“三八”国际妇女节当天，墨西哥城的“反性别暴力游行”在联邦警察和国家人权组织的护卫下举行，来自各个职业、阶层和地区的女性与志愿者高举反对性别暴力和主张女性权利的标语，沿着主干道一路向前，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大幅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