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2003年11月，《网球》杂志报道了朱文娟和她的双胞胎儿子的故事。那时候的北京非典肆虐，几乎所有人都想避开这里，但她却义无返顾的踏上了从南宁开往北京的火车，她的目的地是先农坛体校，因为那里是她的牵挂所在。
朱文娟的双胞胎儿子高鹏、高万是北京网球队的队员，2003年两个孩子刚进队里，一个被分在一队，一个被放在二队，她怕兄弟俩心里有落差，再加上非典的恐慌，她便更担心儿子，所以就赶紧从广西赶到了北京，“其实我2000年5月份就带儿子来北京比赛了，到现在已经13年了。2003年算是正式常驻下来，那之前一直在广西和北京之间跑。”朱文娟介绍道，“当时孩子比较小，很需要家长的支持，因为网球不像其他运动，这个项目心理波动比较大，如果你没有在平常开导他，他很容易会泄气。”
在那篇文章中，当时的《网球》杂志记者胡楠和陈功跟着朱文娟去了她在前门胡同里的家，陪着她给儿子煲汤煮饭买水果，又跟着她去看了因为非典而不能外出的两兄弟，听她神采飞扬的讲培养两个儿子打网球过程中的快乐，也听她感慨这其中的无奈与艰辛，而当时留下的那些文字中所记录的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关心和爱护，即使是在十年之后读来依旧让人动容。
2
朱文娟说她刚来北京那会儿，几乎把所有心思都扑在了照顾孩子上，她希望两个孩子把精力全部放在网球上，不为琐事分心，所以就当起了兄弟俩的后勤部长，从开小灶到洗衣服，朱文娟都一人包揽下来，“我和儿子说了，你们打一天球，我就支持你们一天，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朱文娟对两个儿子网球之路的支持，早在他们七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据高鹏、高万的爸爸高卫平介绍，那时候两兄弟刚拿起球拍，正对网球着迷，而每次儿子去打球之前朱文娟都会为他们准备好面包和水，生怕他们饿着渴着。
而为了走近和了解网球，朱文娟也拿起了球拍，刚到北京那段时间，她除了照顾他们兄弟俩，将剩余的时间都用来打球，“我对于网球是很热爱的，特别爱打，两个儿子那会儿在俱乐部训练完有时候也会陪我打。我打得也还可以，总是去天坛公园里面。现在想想，虽然那会儿的日子挺清苦的，但是却很快乐。两个小孩挺让我省心的。”
在父母心中，高鹏、高万很懂事，也很严格要求自己。青少年时期在朝阳网球俱乐部的时候，每天下午训练完，他们还会自己加练，两兄弟一起拉拉球，练练力量和脚步。而现在他们每次出国比赛回来也会总结一些新学到的东西，用朱文娟的话说，就是“高鹏、高万有一套，他们很上进的”，说这话的时候她语气中带着藏不住的骄傲。
这些年，朱文娟跟着儿子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一是照料他们的起居，二是充当啦啦队员，她说自己原来基本是站站比赛都去，所有的教练都认识她，而现在则很少现身赛场了，“不是不想去，是不让去了。”朱文娟开玩笑的说，“儿子长大了，队里面也希望他们独立处理一些事情，家长跟着不太好，所以这几年我基本就放手了。”
3
朱文娟总说，自己能为儿子做的也就这么多了，而作为父亲的高卫平，更多的是为儿子提供资金上的支持。高卫平一直在广西老家做生意，家里两个孩子练网球开销很大，他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算下来这些年培养两个孩子打网球起码花掉了大几十万，“我们的花费都是双倍的，买拍子都是每人五把起买，还有球线和球鞋，都不便宜。那会儿我从广西汇钱，每个月都要汇一万多，那会儿的一万块钱是相当多的，而且孩子去外面打比赛，队里面会出一部分，另一部分要家里负担。”
但钱有时候还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每当高鹏、高万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朱文娟和高卫平还要当起“政委”的工作，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们有时候会因为训练不开心，比赛没打好闹情绪，有时候要点拨他们一下，配合队里面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些年的悉心照料使得两个儿子和朱文娟什么话都说，从没有秘密和隐瞒，他们的谈话不受地域和时差的限制，达成了母子之间特有的默契。
高卫平回忆说高鹏在14岁的时候被选拔去美国学习一年，这对于儿子和朱文娟都是很大的考验，因为那时候还是青少年球员的高鹏从没有离开家这么久。怕儿子不适应美国的训练环境，朱文娟便经常和儿子通话，和他交流，高卫平说那会儿打掉的电话卡都是200块一张的，加起来得有一大厚摞，“你想那会儿孩子那么小，语言也不通，再加上如果吃不好训练不如意肯定就会想找人倾诉，所以我们很理解他。”朱文娟爱护儿子的心情溢于言表。
这些年为了支持儿子的网球之路，高卫平夫妇俩几乎付出了全部，他们至今没有在北京买房，过去十年，朱文娟和高卫平依旧租住在前门地铁站旁边的胡同里，那是她刚来北京时的住所，十几平米的空间被塞得满满当当，有时候人多点就侧不过身。这几年房价飞涨，这问小屋的租金也是抬了又抬，如今每月也要三千块了，但朱文娟说她在这里租住了这么久，和邻居都已经熟络，加上这里离儿子训练的先农坛体校也近，所以舍不得搬走。
在这间小屋里，有一个专门的大衣柜，用来存放高鹏、高万所获得的奖杯，十年前刚来北京的时候，朱文娟还将兄弟俩的奖杯收在行李箱中，而如今这些奖杯已经多得塞满了整个衣柜，为了配合我们拍照，朱文娟便和丈夫小心翼翼的将奖杯从一个个盒子里取出来。这些奖杯都被很好的保存着，由于玻璃奖杯易碎，朱文娟还在奖杯盒子里塞上了棉布，甚至连一张张奖状都被完好的保存着。
“我准备我们搬新家的时候专门搞一个柜子，把这些奖杯都摆进去，到时候欢迎你再来参观。”看着儿子的奖杯，夫妇俩一脸的骄傲，柜子里的盒子才搬出了三分之一，床上就已经快满了。
4
这些年高鹏、高万在北京队逐渐成长为主力，高万在第11届全运会上和北京队的于新源配对夺得了男双季军，而今年全运会兄弟俩则报名了团体、男单、男双、混双四项比赛，是北京队里唯一把项目报满的运动员。而随着成绩的提升，北京队也给了他们兄弟二人更多机会历练，在备战全运间隙，他们会出国打比赛，不管是男单还是男双，两个人每次都会有所收获，朱文娟说她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接到儿子的报喜电话，不管是冠军还是亚军、单打还是双打，她都高兴。 仔细打量高鹏、高万所夺得的奖杯，会发现还是成对的居多。而让兄弟俩配对双打，一直都是朱文娟和高卫平的最大期望。朱文娟说她在儿子网球之路上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他们青少年时期找一个懂双打会双打的教练教他们，“我们很早就有这种想法，想送他们去美国，请一个外教教他们双打，但那时候经费不够，而现在他们俩都26岁了，再去学也晚了。这一直是我很大的一个遗憾。”朱文娟始终坚信，如果当时能够找到一个有经验的专攻双打的教练着重培养儿子，那么兄弟俩的组合成绩可能会更好，也许会成为中国的布莱恩兄弟。值得欣慰的是，今年这届全运会北京队将高鹏、高万的双打组合列为了男双的主力，兄弟二人也将第一次在全运会的赛场上并肩作战。
“我认为凭借我们的能力，把两个儿子培养到这里，我们还是挺高兴的。不得不说高鹏、高万的运气很好，北京队对他们很支持，无论是出国打比赛还是在国内的培养，北京队里带他们的是谢昭教练，他是国内顶尖的教练，而且在队里的时候也没有耽误他们上大学，健将证、北京户口也为他们很及时的解决了。”虽然有时候朱文娟和高卫平会感叹培养两兄弟打球的艰难，但是在他们心中，儿子的网球之路是成功的，也是让他们满意让他们骄傲的。
5
关于儿子的未来，朱文娟和高卫平都表示还是要看孩子自己的选择，“现在两个小孩也26岁了，未来的路怎么走要他们自己决定，但无论是继续打下去还是退下来，我们都会支持他们。”
现在只要高鹏、高万在北京训练，朱文娟就会每天去看望儿子，和他们聊聊天，送点水果牛奶，当然还有自己为儿子亲手烹饪的加餐，“我们南方人还是比较喜欢煲汤的，他俩也比较爱喝，所以我经常做好了就给他们送过去。”说起自己的小灶，朱文娟还有点心结，“那会儿国家队队医给高鹏、高万预测的身高是1米88左右，说会有3厘米的误差，我当时觉得这个身高打网球刚好，结果后来两个人长到1米81就不长了，我想可能是他们长身体的时候我给他们补充的营养过剩了，应该多吃一些蔬菜之类的吧。”朱文娟平时很喜欢给儿子做饭，尤其擅长煲汤，高卫平也是对妻子的厨艺赞不绝口，“她能做出一大桌子的菜来，十几道不重样的，煲的汤更是一绝。”
如今高卫平彻底将广西的生意交给了别人打理，来到了北京和妻子儿子汇合，一家人也终于能够团聚。前几天朱文娟一直忙着看房子，她想给两个儿子一人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她看上了六环附近的一个楼盘，但是现在因为限价所以一直没有开盘，她只能耐心等待，“我和开发商说，最好两套是邻居或者是上下楼层，这样方便。我们也就帮付个首付，剩下的要看他们自己了。”当被问到自己有没有想过也买一套的时候，朱文娟回答说并没有，“还是先紧着他们兄弟吧，我们住在这里还好，交通便利，去看儿子也方便。”
说起当初为什么租住在这里，朱文娟说这要感谢《网球》杂志的摄影师陈功，当时她来北京，并不认识什么熟人，是陈功托朋友帮她找的房子，价格也很适中，“我一直感谢《网球》杂志，对我来说它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这些年你们一直都在以各种方式帮助我。当时高鹏、高万去朝阳网球俱乐部训练是你们那的陈功帮忙牵线的，我2003年去北京的时候，他和你们那时候的记者胡楠还来接站，而高鹏、高万在朝阳网球俱乐部的时候你们的总编吴吴还帮我们拉赞助，我真的很感动。”
不仅如此，朱文娟和高卫平还是《网球》的忠实读者，“从创刊号到现在我几乎期期不落，都保存着，”她的收藏几乎赶上了我们编辑部的存档，说着朱文娟从几摞杂志中抽出几个牛皮纸袋，那里面保存着她认为很珍贵的几期杂志，除了包含儿子的几本之外，还有三本牛皮纸质地的薄本子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是《网球生活》，是《网球》杂志的前身，那会儿的杂志都是赠阅的，外面都买不到，我都还留着。”朱文娟翻看着回忆道。而高卫平则忙着在一摞杂志中找到那本创刊号，“那天我还翻看那本杂志来着，那本创刊号不厚，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讲了罗兰-加洛斯的故事。”
朱文娟说，十年真的过得很快，那会儿上杂志的时候显得还挺年轻的，现在都50了，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比如她对网球不再像原来那么上心，更多的是顺其自然。而也有很多事情没有变，比如她还居住在那个充满故事的前门胡同，比如她依旧将儿子的奖杯视若珍宝，她小心翼翼保存着2003年11月的《网球》杂志，偶尔会翻出来看看，回忆起那时候的日子，那里记录了她对于儿子的爱和牵挂，而这份牵挂已经跨越了十年，至始至终有增无减。
2003年11月，《网球》杂志报道了朱文娟和她的双胞胎儿子的故事。那时候的北京非典肆虐，几乎所有人都想避开这里，但她却义无返顾的踏上了从南宁开往北京的火车，她的目的地是先农坛体校，因为那里是她的牵挂所在。
朱文娟的双胞胎儿子高鹏、高万是北京网球队的队员，2003年两个孩子刚进队里，一个被分在一队，一个被放在二队，她怕兄弟俩心里有落差，再加上非典的恐慌，她便更担心儿子，所以就赶紧从广西赶到了北京，“其实我2000年5月份就带儿子来北京比赛了，到现在已经13年了。2003年算是正式常驻下来，那之前一直在广西和北京之间跑。”朱文娟介绍道，“当时孩子比较小，很需要家长的支持，因为网球不像其他运动，这个项目心理波动比较大，如果你没有在平常开导他，他很容易会泄气。”
在那篇文章中，当时的《网球》杂志记者胡楠和陈功跟着朱文娟去了她在前门胡同里的家，陪着她给儿子煲汤煮饭买水果，又跟着她去看了因为非典而不能外出的两兄弟，听她神采飞扬的讲培养两个儿子打网球过程中的快乐，也听她感慨这其中的无奈与艰辛，而当时留下的那些文字中所记录的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关心和爱护，即使是在十年之后读来依旧让人动容。
2
朱文娟说她刚来北京那会儿，几乎把所有心思都扑在了照顾孩子上，她希望两个孩子把精力全部放在网球上，不为琐事分心，所以就当起了兄弟俩的后勤部长，从开小灶到洗衣服，朱文娟都一人包揽下来，“我和儿子说了，你们打一天球，我就支持你们一天，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朱文娟对两个儿子网球之路的支持，早在他们七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据高鹏、高万的爸爸高卫平介绍，那时候两兄弟刚拿起球拍，正对网球着迷，而每次儿子去打球之前朱文娟都会为他们准备好面包和水，生怕他们饿着渴着。
而为了走近和了解网球，朱文娟也拿起了球拍，刚到北京那段时间，她除了照顾他们兄弟俩，将剩余的时间都用来打球，“我对于网球是很热爱的，特别爱打，两个儿子那会儿在俱乐部训练完有时候也会陪我打。我打得也还可以，总是去天坛公园里面。现在想想，虽然那会儿的日子挺清苦的，但是却很快乐。两个小孩挺让我省心的。”
在父母心中，高鹏、高万很懂事，也很严格要求自己。青少年时期在朝阳网球俱乐部的时候，每天下午训练完，他们还会自己加练，两兄弟一起拉拉球，练练力量和脚步。而现在他们每次出国比赛回来也会总结一些新学到的东西，用朱文娟的话说，就是“高鹏、高万有一套，他们很上进的”，说这话的时候她语气中带着藏不住的骄傲。
这些年，朱文娟跟着儿子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一是照料他们的起居，二是充当啦啦队员，她说自己原来基本是站站比赛都去，所有的教练都认识她，而现在则很少现身赛场了，“不是不想去，是不让去了。”朱文娟开玩笑的说，“儿子长大了，队里面也希望他们独立处理一些事情，家长跟着不太好，所以这几年我基本就放手了。”
3
朱文娟总说，自己能为儿子做的也就这么多了，而作为父亲的高卫平，更多的是为儿子提供资金上的支持。高卫平一直在广西老家做生意，家里两个孩子练网球开销很大，他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算下来这些年培养两个孩子打网球起码花掉了大几十万，“我们的花费都是双倍的，买拍子都是每人五把起买，还有球线和球鞋，都不便宜。那会儿我从广西汇钱，每个月都要汇一万多，那会儿的一万块钱是相当多的，而且孩子去外面打比赛，队里面会出一部分，另一部分要家里负担。”
但钱有时候还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每当高鹏、高万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朱文娟和高卫平还要当起“政委”的工作，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们有时候会因为训练不开心，比赛没打好闹情绪，有时候要点拨他们一下，配合队里面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这些年的悉心照料使得两个儿子和朱文娟什么话都说，从没有秘密和隐瞒，他们的谈话不受地域和时差的限制，达成了母子之间特有的默契。
高卫平回忆说高鹏在14岁的时候被选拔去美国学习一年，这对于儿子和朱文娟都是很大的考验，因为那时候还是青少年球员的高鹏从没有离开家这么久。怕儿子不适应美国的训练环境，朱文娟便经常和儿子通话，和他交流，高卫平说那会儿打掉的电话卡都是200块一张的，加起来得有一大厚摞，“你想那会儿孩子那么小，语言也不通，再加上如果吃不好训练不如意肯定就会想找人倾诉，所以我们很理解他。”朱文娟爱护儿子的心情溢于言表。
这些年为了支持儿子的网球之路，高卫平夫妇俩几乎付出了全部，他们至今没有在北京买房，过去十年，朱文娟和高卫平依旧租住在前门地铁站旁边的胡同里，那是她刚来北京时的住所，十几平米的空间被塞得满满当当，有时候人多点就侧不过身。这几年房价飞涨，这问小屋的租金也是抬了又抬，如今每月也要三千块了，但朱文娟说她在这里租住了这么久，和邻居都已经熟络，加上这里离儿子训练的先农坛体校也近，所以舍不得搬走。
在这间小屋里，有一个专门的大衣柜，用来存放高鹏、高万所获得的奖杯，十年前刚来北京的时候，朱文娟还将兄弟俩的奖杯收在行李箱中，而如今这些奖杯已经多得塞满了整个衣柜，为了配合我们拍照，朱文娟便和丈夫小心翼翼的将奖杯从一个个盒子里取出来。这些奖杯都被很好的保存着，由于玻璃奖杯易碎，朱文娟还在奖杯盒子里塞上了棉布，甚至连一张张奖状都被完好的保存着。
“我准备我们搬新家的时候专门搞一个柜子，把这些奖杯都摆进去，到时候欢迎你再来参观。”看着儿子的奖杯，夫妇俩一脸的骄傲，柜子里的盒子才搬出了三分之一，床上就已经快满了。
4
这些年高鹏、高万在北京队逐渐成长为主力，高万在第11届全运会上和北京队的于新源配对夺得了男双季军，而今年全运会兄弟俩则报名了团体、男单、男双、混双四项比赛，是北京队里唯一把项目报满的运动员。而随着成绩的提升，北京队也给了他们兄弟二人更多机会历练，在备战全运间隙，他们会出国打比赛，不管是男单还是男双，两个人每次都会有所收获，朱文娟说她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接到儿子的报喜电话，不管是冠军还是亚军、单打还是双打，她都高兴。 仔细打量高鹏、高万所夺得的奖杯，会发现还是成对的居多。而让兄弟俩配对双打，一直都是朱文娟和高卫平的最大期望。朱文娟说她在儿子网球之路上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在他们青少年时期找一个懂双打会双打的教练教他们，“我们很早就有这种想法，想送他们去美国，请一个外教教他们双打，但那时候经费不够，而现在他们俩都26岁了，再去学也晚了。这一直是我很大的一个遗憾。”朱文娟始终坚信，如果当时能够找到一个有经验的专攻双打的教练着重培养儿子，那么兄弟俩的组合成绩可能会更好，也许会成为中国的布莱恩兄弟。值得欣慰的是，今年这届全运会北京队将高鹏、高万的双打组合列为了男双的主力，兄弟二人也将第一次在全运会的赛场上并肩作战。
“我认为凭借我们的能力，把两个儿子培养到这里，我们还是挺高兴的。不得不说高鹏、高万的运气很好，北京队对他们很支持，无论是出国打比赛还是在国内的培养，北京队里带他们的是谢昭教练，他是国内顶尖的教练，而且在队里的时候也没有耽误他们上大学，健将证、北京户口也为他们很及时的解决了。”虽然有时候朱文娟和高卫平会感叹培养两兄弟打球的艰难，但是在他们心中，儿子的网球之路是成功的，也是让他们满意让他们骄傲的。
5
关于儿子的未来，朱文娟和高卫平都表示还是要看孩子自己的选择，“现在两个小孩也26岁了，未来的路怎么走要他们自己决定，但无论是继续打下去还是退下来，我们都会支持他们。”
现在只要高鹏、高万在北京训练，朱文娟就会每天去看望儿子，和他们聊聊天，送点水果牛奶，当然还有自己为儿子亲手烹饪的加餐，“我们南方人还是比较喜欢煲汤的，他俩也比较爱喝，所以我经常做好了就给他们送过去。”说起自己的小灶，朱文娟还有点心结，“那会儿国家队队医给高鹏、高万预测的身高是1米88左右，说会有3厘米的误差，我当时觉得这个身高打网球刚好，结果后来两个人长到1米81就不长了，我想可能是他们长身体的时候我给他们补充的营养过剩了，应该多吃一些蔬菜之类的吧。”朱文娟平时很喜欢给儿子做饭，尤其擅长煲汤，高卫平也是对妻子的厨艺赞不绝口，“她能做出一大桌子的菜来，十几道不重样的，煲的汤更是一绝。”
如今高卫平彻底将广西的生意交给了别人打理，来到了北京和妻子儿子汇合，一家人也终于能够团聚。前几天朱文娟一直忙着看房子，她想给两个儿子一人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她看上了六环附近的一个楼盘，但是现在因为限价所以一直没有开盘，她只能耐心等待，“我和开发商说，最好两套是邻居或者是上下楼层，这样方便。我们也就帮付个首付，剩下的要看他们自己了。”当被问到自己有没有想过也买一套的时候，朱文娟回答说并没有，“还是先紧着他们兄弟吧，我们住在这里还好，交通便利，去看儿子也方便。”
说起当初为什么租住在这里，朱文娟说这要感谢《网球》杂志的摄影师陈功，当时她来北京，并不认识什么熟人，是陈功托朋友帮她找的房子，价格也很适中，“我一直感谢《网球》杂志，对我来说它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这些年你们一直都在以各种方式帮助我。当时高鹏、高万去朝阳网球俱乐部训练是你们那的陈功帮忙牵线的，我2003年去北京的时候，他和你们那时候的记者胡楠还来接站，而高鹏、高万在朝阳网球俱乐部的时候你们的总编吴吴还帮我们拉赞助，我真的很感动。”
不仅如此，朱文娟和高卫平还是《网球》的忠实读者，“从创刊号到现在我几乎期期不落，都保存着，”她的收藏几乎赶上了我们编辑部的存档，说着朱文娟从几摞杂志中抽出几个牛皮纸袋，那里面保存着她认为很珍贵的几期杂志，除了包含儿子的几本之外，还有三本牛皮纸质地的薄本子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是《网球生活》，是《网球》杂志的前身，那会儿的杂志都是赠阅的，外面都买不到，我都还留着。”朱文娟翻看着回忆道。而高卫平则忙着在一摞杂志中找到那本创刊号，“那天我还翻看那本杂志来着，那本创刊号不厚，但是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讲了罗兰-加洛斯的故事。”
朱文娟说，十年真的过得很快，那会儿上杂志的时候显得还挺年轻的，现在都50了，很多事情都改变了，比如她对网球不再像原来那么上心，更多的是顺其自然。而也有很多事情没有变，比如她还居住在那个充满故事的前门胡同，比如她依旧将儿子的奖杯视若珍宝，她小心翼翼保存着2003年11月的《网球》杂志，偶尔会翻出来看看，回忆起那时候的日子，那里记录了她对于儿子的爱和牵挂，而这份牵挂已经跨越了十年，至始至终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