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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维乔看来，要实现“教育救国”，首先应该“从编辑教科书着手”。1903年春，受蔡元培举荐，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兼任编辑，自此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教科书编辑生涯，并最终成为晚清新式教科书编辑的巨擘。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早年入南菁书院、常州致用精合习中西学。20世纪初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从事新式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民国成立之后，任教育部参事；此后又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代理校长、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等职。在清末民国期间，蒋维乔情系教育，实践教育，可谓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弄潮儿。晚清新式教科书编辑的巨擘
清末民初，教育救国的思潮弥漫于一批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新型知识分子之间，然而，当时所用传统教材大都因袭浓厚的封建思想或全盘照搬他国。因此，随着新式学堂的不断发展，改革传统教材，编写新式教科书，已成为当时推行新式教育的迫切之需。在当时教科书的编辑中，蒋维乔可谓是其中的一位突出代表。
在蒋维乔看来，要实现“教育救国”，首先应该“从编辑教科书着手”。1905年春，受蔡元培举荐，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兼任编辑，自此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教科书编辑生涯，并最终成为晚清新式教科书编辑的巨擘。
在商务印书馆，蒋维乔和庄俞等人同为国文部国文编辑，主要负责小学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任务。期间，他不仅自己校订7《小学教授法要义》、《各科教授法精义》、《小学唱歌教科书三集》等教材，编写了《简明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下册)，还翻译了日本吉田熊次的《新教育学》，和徐仁镜共同编写了《学校管理法》，和杨天骥共同校订了《各科教授法》等教育理论著作。
在编辑过程中，他认为，教材在内容上必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体现时代特征，并以国家教育新的发展方向和实际需要作为教材的编写前提。他说，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形势来看，最根本而急切的问题不在政治和经济变革，而是“培养国民”，而培养国民最根本的就是使之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基此认识，他提出，修身教材，不仅应在内容上积极、健康，还应特别注意“涵养”和“发达”学生爱他人、爱国家和爱社会的感情。此外，还应开设美术、书法、音乐等课程来“含养美情”；开设历史课来“观感伟人德行之美”；开设地理、理科来“认知万象自然之美”等。不仅如此，蒋维乔还主张教科书的编写必须考虑儿童的心理年龄特征。为了编写出既适合儿童心理特征又符合新式教育要求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他不时地积极研究国外的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常为一个问题或一个原则，与同仁“团坐一桌，互相讨论”，不厌其烦，有时“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每成一课，必经各人批判，至无异议始止”。
正是由于其全新、科学的编辑理念，当时经由蒋维乔编辑的教科书，出版后多产生了重要影响，评价甚高。影响最大的要算《最新国文教科书》，该书是蒋维乔和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历时两年联合编辑而成的一套大型小学教科用书，包括《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10册和《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8册，涉及政治、理科、历史、地理、修身、实业、家事、卫生等方面，学科齐全，内容新颖，且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教材的深奥、死板，强调教材内容的直观形象、知识的循序渐进和儿童的学习兴趣等。正是因此，“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仿此书之体裁”。特别是《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更是叠版数十次，产生7极大的影响。民初教育改革的领军人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8日，蔡即邀蒋维乔赴教育部任职。13日，蒋维乔随蔡元培到南京就职。而此时的教育部，不仅人员只有蔡元培、蒋维齐等三人，而且办公房舍须自行寻找。于是，蔡元培和蒋维乔四处奔走，寻房舍，招用部员。在基本就绪之后，即着手教育部的各项事务。针对当时军队在各地毁坏学校设施的现象，蒋维乔致函陆军部及宪兵司令部，“严饬各校驻扎军队，勿任意破坏”。同时，向蔡元培建议，“宜一面先颁行通令，对旧制之抵触国体者去之，不抵触者暂仍之，以维现状。一面从速草拟新学制，为根本之改革”。蔡元培接受了他的建议，让他和高梦旦、陆费逵、庄俞等一同草拟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两个教育法令，对封建旧教育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荡涤，稳定了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的教育秩序，为接下来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奠定7坚实的基础。1912年7月至8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这次被誉为“开民国教育史之新纪元”的会议上，又通过了蒋维乔等人参与定制的新学制，即“壬子学制”。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后，由于教育部人事变动频繁，蒋维乔受到排挤，同年8月，他离职回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继续从事教科书的编辑工作。1915年5周至7月问，受教育次长袁希涛相约，蒋维乔对湘、鄂两省的教育情况进行7为期一年的视察。在视察中，对各校的新教育体制和方法予以肯定，同时又针对各校所存在的许多不良之处进行了指正，并把一些比较典型的学校情况写成报告，发表在《教育杂志》上，“以供教育家之参考”。
1917年1月至2月间，蒋维乔与黄炎培、郭秉文、陈宝来等六人，对日本、菲律宾等国教育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考察。蒋维乔主要考察两国的职业教育。在日本，他不仅考察7东京共立女子职业学校、东京府立工艺学校等，还和日本实业教育大家、前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校长手岛精一谈话，征求他对中国实业教育发展的意见；在菲律宾，他先后拜谒总督哈列孙、副总督罗克斯、教育局长麦夸等人，向他们了解菲律宾发展职业教育所采取的措施。
回国后，蒋维乔一行将考察之结果汇编成《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团纪实》，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其中收录了多篇蒋维乔的考察文字，如《菲律宾之教育行政》、《菲律宾之体育》、《菲律宾之农业教育》、《菲律宾之工业教育》等。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些文字以及在日对手岛精一的访谈记录——《实业教育谈》及时地发表在《教育杂志》上。这些考察文字，在介绍国外教育发展状况的同时，也根据国内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诸多对中国教育改革颇有价值的意见。如，针对当时“国中自小学以至于大学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的窘状，蒋维乔认为，应谨慎地对职业教育加以提倡。鉴于“男女天赋不同，职业各异”，而当时的女学中既加学家事、缝纫，又开设手工，必致重复，他建议，或“手工、缝纫并为一科”，或“删除教育、手工”，或“专重职业、手工”。另外，他还倡导实业补习教育、师范教育、重视课程实用与实习等。1917年5月，他又和黄炎培 等人联合发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职业教育改革运动的积极的参与者与实践者。
地方教育改革的实践者
1902年7月，蒋维乔来到上海，参加了中国教育会在张固举行的革命演说活动。1903年4月，受察元培之聘，再次来到上海担任爱国女学义务教员，教授国文、历史、地理等i 6月，“苏报案”案发，蔡元培逃离上海，爱国学社被迫解散，爱国女校无能为继，蒋维乔受蔡元培之托，与钟观光一起到处奔走，终于使爱国女校在8月底如期开学。此后，蒋维乔一直兼任爱国女校的义务教员，并于1909年10月起兼任校长。1904年9月，考虑到当时全国理、化教师缺乏的状况，他多方奔走，在其家乡常州开办“理化讲习会”，专门培养理、化教师。1905年6月，又因当时全国各地小学教师奇缺，他又提议并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开办速成小学师范讲习所。
在蒋维乔推进地方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担任江苏省教育斤厅长时的改革措施。20世纪20年代初，江苏乃新教育发展的前沿，是全国教育改革的示范区。然而，由于当时在苏省据有重要势力的江苏省教育会和省议会在重视教育发展的同时，又均将发展教育视为扩张其自身势力的重要途径，致教育厅长一职常处进退维谷之境地。1922年夏，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胡家祺因不满省议会所挟持，决意辞职。考虑到此时省议会和省教育会都希望“在本省人中找出一个超然的人来做教育厅长”，于是，是年7月15日，黎元洪总统最终令蒋维乔为江苏省教育厅长。8月1日，以“为桑梓服务，以大义见责”的态度，蒋维乔走马上任。
上任伊始，他首先从教育行政方面进行整顿。在他看来，“教育行政计划，决于公论”；“用人以人才为标准，对于各方面，皆不与敷衍；厅中经济公开，以为各教育机关表率”；厅长本人应“亲赴各县实行观察”。在这些原则下，蒋维乔顶住7部分保守派议员的压力，载撤不称职的人员，任命和挽留了一些有才能的学校校长。同时每年抽调部分时间，分赴各县视察学校，了解各地教育情形。在视察中，“每至一校，均对全体学生讲做人的道理及修养问题”；对“各校办理腐败的人，不留情面，立予撤换；成绩好的，予以奖励”。为了利于江苏教育向近代化迅速转变，他还以考试为手段，从留学回国人员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各学校的领导岗位上。同时又极力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来应对全省教育经费匮乏的问题。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教育经费最终得以从省财政支出中独立出来，从而保证了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
从1922年8月1日接任，到1925年7月卸任，蒋维乔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整整三年期间，为江苏教育的发展精心谋划，呕心指导。如1924年初他亲自拟定的《江苏省立学校今后五年概划》，对江苏省的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专门学校未来几年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设想。此后，他又将自己应各校讲演的内容陆续编辑成《江苏教育行政概况》一书，于同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所有这些，都为当时江苏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蒋维乔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期间，江苏教育取得7重要的进步，这为江苏省后来迅速走在全国教育系统前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7月蒋维乔卸去江苏教育厅长一职后，还曾短暂担任过东南大学代理校长，兼上海商科大学校长，并先后主持正风文学院、诚正文学社、爱国女校和鸿英图书馆等文化教育事业工作，为近代上海教育的发展同样做出了贡献。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出版家。早年入南菁书院、常州致用精合习中西学。20世纪初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从事新式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民国成立之后，任教育部参事；此后又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代理校长、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等职。在清末民国期间，蒋维乔情系教育，实践教育，可谓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弄潮儿。晚清新式教科书编辑的巨擘
清末民初，教育救国的思潮弥漫于一批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新型知识分子之间，然而，当时所用传统教材大都因袭浓厚的封建思想或全盘照搬他国。因此，随着新式学堂的不断发展，改革传统教材，编写新式教科书，已成为当时推行新式教育的迫切之需。在当时教科书的编辑中，蒋维乔可谓是其中的一位突出代表。
在蒋维乔看来，要实现“教育救国”，首先应该“从编辑教科书着手”。1905年春，受蔡元培举荐，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兼任编辑，自此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教科书编辑生涯，并最终成为晚清新式教科书编辑的巨擘。
在商务印书馆，蒋维乔和庄俞等人同为国文部国文编辑，主要负责小学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的编辑任务。期间，他不仅自己校订7《小学教授法要义》、《各科教授法精义》、《小学唱歌教科书三集》等教材，编写了《简明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下册)，还翻译了日本吉田熊次的《新教育学》，和徐仁镜共同编写了《学校管理法》，和杨天骥共同校订了《各科教授法》等教育理论著作。
在编辑过程中，他认为，教材在内容上必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体现时代特征，并以国家教育新的发展方向和实际需要作为教材的编写前提。他说，从近代中国社会的形势来看，最根本而急切的问题不在政治和经济变革，而是“培养国民”，而培养国民最根本的就是使之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基此认识，他提出，修身教材，不仅应在内容上积极、健康，还应特别注意“涵养”和“发达”学生爱他人、爱国家和爱社会的感情。此外，还应开设美术、书法、音乐等课程来“含养美情”；开设历史课来“观感伟人德行之美”；开设地理、理科来“认知万象自然之美”等。不仅如此，蒋维乔还主张教科书的编写必须考虑儿童的心理年龄特征。为了编写出既适合儿童心理特征又符合新式教育要求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他不时地积极研究国外的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常为一个问题或一个原则，与同仁“团坐一桌，互相讨论”，不厌其烦，有时“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每成一课，必经各人批判，至无异议始止”。
正是由于其全新、科学的编辑理念，当时经由蒋维乔编辑的教科书，出版后多产生了重要影响，评价甚高。影响最大的要算《最新国文教科书》，该书是蒋维乔和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历时两年联合编辑而成的一套大型小学教科用书，包括《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10册和《最新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8册，涉及政治、理科、历史、地理、修身、实业、家事、卫生等方面，学科齐全，内容新颖，且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教材的深奥、死板，强调教材内容的直观形象、知识的循序渐进和儿童的学习兴趣等。正是因此，“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仿此书之体裁”。特别是《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更是叠版数十次，产生7极大的影响。民初教育改革的领军人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8日，蔡即邀蒋维乔赴教育部任职。13日，蒋维乔随蔡元培到南京就职。而此时的教育部，不仅人员只有蔡元培、蒋维齐等三人，而且办公房舍须自行寻找。于是，蔡元培和蒋维乔四处奔走，寻房舍，招用部员。在基本就绪之后，即着手教育部的各项事务。针对当时军队在各地毁坏学校设施的现象，蒋维乔致函陆军部及宪兵司令部，“严饬各校驻扎军队，勿任意破坏”。同时，向蔡元培建议，“宜一面先颁行通令，对旧制之抵触国体者去之，不抵触者暂仍之，以维现状。一面从速草拟新学制，为根本之改革”。蔡元培接受了他的建议，让他和高梦旦、陆费逵、庄俞等一同草拟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两个教育法令，对封建旧教育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荡涤，稳定了临时政府成立初期的教育秩序，为接下来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奠定7坚实的基础。1912年7月至8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在这次被誉为“开民国教育史之新纪元”的会议上，又通过了蒋维乔等人参与定制的新学制，即“壬子学制”。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后，由于教育部人事变动频繁，蒋维乔受到排挤，同年8月，他离职回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继续从事教科书的编辑工作。1915年5周至7月问，受教育次长袁希涛相约，蒋维乔对湘、鄂两省的教育情况进行7为期一年的视察。在视察中，对各校的新教育体制和方法予以肯定，同时又针对各校所存在的许多不良之处进行了指正，并把一些比较典型的学校情况写成报告，发表在《教育杂志》上，“以供教育家之参考”。
1917年1月至2月间，蒋维乔与黄炎培、郭秉文、陈宝来等六人，对日本、菲律宾等国教育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考察。蒋维乔主要考察两国的职业教育。在日本，他不仅考察7东京共立女子职业学校、东京府立工艺学校等，还和日本实业教育大家、前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校长手岛精一谈话，征求他对中国实业教育发展的意见；在菲律宾，他先后拜谒总督哈列孙、副总督罗克斯、教育局长麦夸等人，向他们了解菲律宾发展职业教育所采取的措施。
回国后，蒋维乔一行将考察之结果汇编成《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团纪实》，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其中收录了多篇蒋维乔的考察文字，如《菲律宾之教育行政》、《菲律宾之体育》、《菲律宾之农业教育》、《菲律宾之工业教育》等。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些文字以及在日对手岛精一的访谈记录——《实业教育谈》及时地发表在《教育杂志》上。这些考察文字，在介绍国外教育发展状况的同时，也根据国内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诸多对中国教育改革颇有价值的意见。如，针对当时“国中自小学以至于大学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的窘状，蒋维乔认为，应谨慎地对职业教育加以提倡。鉴于“男女天赋不同，职业各异”，而当时的女学中既加学家事、缝纫，又开设手工，必致重复，他建议，或“手工、缝纫并为一科”，或“删除教育、手工”，或“专重职业、手工”。另外，他还倡导实业补习教育、师范教育、重视课程实用与实习等。1917年5月，他又和黄炎培 等人联合发起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职业教育改革运动的积极的参与者与实践者。
地方教育改革的实践者
1902年7月，蒋维乔来到上海，参加了中国教育会在张固举行的革命演说活动。1903年4月，受察元培之聘，再次来到上海担任爱国女学义务教员，教授国文、历史、地理等i 6月，“苏报案”案发，蔡元培逃离上海，爱国学社被迫解散，爱国女校无能为继，蒋维乔受蔡元培之托，与钟观光一起到处奔走，终于使爱国女校在8月底如期开学。此后，蒋维乔一直兼任爱国女校的义务教员，并于1909年10月起兼任校长。1904年9月，考虑到当时全国理、化教师缺乏的状况，他多方奔走，在其家乡常州开办“理化讲习会”，专门培养理、化教师。1905年6月，又因当时全国各地小学教师奇缺，他又提议并主持了商务印书馆开办速成小学师范讲习所。
在蒋维乔推进地方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担任江苏省教育斤厅长时的改革措施。20世纪20年代初，江苏乃新教育发展的前沿，是全国教育改革的示范区。然而，由于当时在苏省据有重要势力的江苏省教育会和省议会在重视教育发展的同时，又均将发展教育视为扩张其自身势力的重要途径，致教育厅长一职常处进退维谷之境地。1922年夏，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胡家祺因不满省议会所挟持，决意辞职。考虑到此时省议会和省教育会都希望“在本省人中找出一个超然的人来做教育厅长”，于是，是年7月15日，黎元洪总统最终令蒋维乔为江苏省教育厅长。8月1日，以“为桑梓服务，以大义见责”的态度，蒋维乔走马上任。
上任伊始，他首先从教育行政方面进行整顿。在他看来，“教育行政计划，决于公论”；“用人以人才为标准，对于各方面，皆不与敷衍；厅中经济公开，以为各教育机关表率”；厅长本人应“亲赴各县实行观察”。在这些原则下，蒋维乔顶住7部分保守派议员的压力，载撤不称职的人员，任命和挽留了一些有才能的学校校长。同时每年抽调部分时间，分赴各县视察学校，了解各地教育情形。在视察中，“每至一校，均对全体学生讲做人的道理及修养问题”；对“各校办理腐败的人，不留情面，立予撤换；成绩好的，予以奖励”。为了利于江苏教育向近代化迅速转变，他还以考试为手段，从留学回国人员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各学校的领导岗位上。同时又极力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来应对全省教育经费匮乏的问题。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教育经费最终得以从省财政支出中独立出来，从而保证了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
从1922年8月1日接任，到1925年7月卸任，蒋维乔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整整三年期间，为江苏教育的发展精心谋划，呕心指导。如1924年初他亲自拟定的《江苏省立学校今后五年概划》，对江苏省的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专门学校未来几年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设想。此后，他又将自己应各校讲演的内容陆续编辑成《江苏教育行政概况》一书，于同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所有这些，都为当时江苏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蒋维乔任江苏省教育厅长期间，江苏教育取得7重要的进步，这为江苏省后来迅速走在全国教育系统前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7月蒋维乔卸去江苏教育厅长一职后，还曾短暂担任过东南大学代理校长，兼上海商科大学校长，并先后主持正风文学院、诚正文学社、爱国女校和鸿英图书馆等文化教育事业工作，为近代上海教育的发展同样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