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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经济具有成本递减性、收益递增性和网络外部性，天然适合服务于大众，有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农业文明是天下一统，工业文明是二元博弈，信息文明则是多元协同
今年4月份，《经济学家周报》公布了“2013十大经济学人”获得者名单， 杨培芳教授名列其中。在组织方的介绍中，给出的获奖理由是：在“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中首次提出了“信息生产力”概念，并初步建构起了科学、完备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
作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理事长，杨培芳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信息经济的研究，他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出，要构建信息时代的新经济理论体系。那么，什么是信息经济？发展信息经济的意义何在？信息经济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变革？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于6月20日对杨培芳教授做了专访。
专访在杨培芳教授位于京郊、颇具后现代风格的家中进行。彼时，室外云淡风轻，草木摇曳。在近三个小时的交流中，杨培芳畅谈了他对信息产业、信息经济、信息时代及信息文明的理解和开拓性研究。
我本来在通信工程技术领域做些事情，没想到走向了经济研究的“不归路”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检索到，你最早的一篇有关信息经济的学术论文《试论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宏观经济效益》是1983年发表的。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信息经济的吗？
杨培芳：实际上，我最初只是个通信行业的普通技术人员，后调入原邮电部科技局从事科技管理。当时国家科委主管的国家光纤通信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邮电部，我在这个办公室主要做光导纤维科技攻关与管理方面的工作。本来雄心勃勃地想在工程技术领域做些事情，没想到走向了经济研究的“不归路”。
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确定了108项重点科技课题，把“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列入其中。1978年12月28日，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立，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为总干事。我作为国家邮电部的三个代表之一参加了研究会成立大会。当时有两个分会，一个技术经济研究会，一个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我参加的是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那个时候，我的研究兴趣就开始由工程技术向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方向转变。
1982年，我从邮电部科技司调到了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改行做专业的技术经济研究。我们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公共工程的科技进步的经济效益怎样测算？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科技进步，可以计算增产多少粮食，增加多少收入，而交通、通信、广播、雷达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科技进步，具有很强的经济外部性，要把这些重要成果的经济效益算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来很困难。
当时，我们也动了一些脑筋，想了一些办法。为此，我还去找了时为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茅于轼先生。他说，经济效益就是赚钱，不赚钱就没有经济效益。我对茅先生的这一观点不太认同，当时就想，难道建设铁路仅仅就是为了赚钱吗？恐怕还有更宏观层次的需求。交通、通信、水利、能源，是社会搭建的基础性的公共平台，应该让各行业和广大消费者很经济、很方便地在这些平台上面从事生产和生活。当时我就初步建立了这种公共平台的思想模式。
后来，于老（于光远）在一次关于经济效益的学术报告中说，“邮电通信的经济效益比较复杂，信息传递的速度提高了、准确性增强了，经济效益体现在什么地方？看来应该进行认真的测算和研究”。于是，我就主动到他办公室汇报并请教了几个关于经济效益的测算方法问题。没想到于老那样平易近人，鼓励后辈。当我谈到，我是学理工出身的，现在想转行搞经济研究时，于老鼓励说：“我就是老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转行搞经济没有任何问题。相反，一个学经济出身的人，你让他转行搞科技，那可就难了。”
之后，我又去找了钱学森先生。钱老的秘书接见了我。我把情况一说，他说钱老对我的研究一定很感兴趣，并把我的材料交给了钱老。不到一个月，钱老就给我回信了，并把我的文章推荐到《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那篇文章主要介绍的也是通信与信息技术经济效益的测算方法。乌家培老师看了这篇文章后便和我联系。到1987年，乌老师邀我一同发起并筹备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此后我也就一直在信息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
经济学不能老吃前苏联人和西方学者嚼过的馍馍，理论创新很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你是从传统电信领域转行做经济研究的，这是否会对你的学术研究带来一些障碍？
杨培芳：应该说，我很少受传统思维和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像前苏联的里昂惕夫、茹拉夫列夫，以及亚当·斯密、哈耶克、科斯等学者的著作我也读过，说实话，学习得很不好。一位老领导对我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系统地研读前苏联和西方经济学著作”，这位老领导深受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好像对我“思想上出现的一些火花”感到不大入流。但是，我觉得经济学不能老吃西方学者嚼过的馍馍，理论创新很重要，但是我一个人肯定力不从心，所以还是想在整个研究过程当中，利用社会上的学术平台，进入主流经济学领域。从1993年搞市场经济之初，我一直和主流经济学界交流。当时北京有个首都经济学家联谊会，我一直和他们有接触，也知道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做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主要是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介绍或者搬移到中国来。
西方经济学主要有两个学派，一个是芝加哥学派，推崇自由主义；一个是哈佛学派，讲的是干预主义。许多正统学者纠结于这两大学派之间，各国决策者在面临诸多两难问题时，也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并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沿着工业经济的思路走下去，这也许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出现了信息革命，致使西方经济学的三大假设前提（资源稀缺、欲望无限、信息对称）发生动摇。信息时代的主要产出不再是有形的产品，而是服务，包括信息技术渗透到生产领域，使得原来的制造行业都转向了服务，把它的某些环节外包出来，越来越成为生产型信息服务业。像IBM、爱立信等公司以前是制造机器的，现在其主要产出是服务，服务占到了50%以上。包括中兴、华为、海尔也在往这个方向转，因为它的好多环节已经不再在工厂里面做了，这也是新的分工造成的。新分工理论指出，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将分离出来，蜕变为生产型服务业。现在有几个新词，叫做软件即服务、信息即服务、数据即服务、计算机即服务、云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这些生产型服务业都离不开网络平台的支撑。而这些服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已经使许多传统理论工具发生了锈蚀。 首倡并完善“信息生产力”概念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4月份，你荣获由《经济学家周报》评选的“2013十大经济学人”荣誉称号。在组织方的介绍中，你入选的理由是：在“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中首次提出了“信息生产力”概念，并初步建构起了科学、完备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但你此后表示，其实你真正的力作是提出了“网络协同经济”理念和“公共理性社会机理”。那么，这些概念的内涵是什么？
杨培芳：应该说是我们信息经济学会核心组集体完善了“信息生产力”这一概念。因为“信息生产力”这一概念刚提出的时候，人们对此有异议，认为有“信息化”就够了，还提什么“信息生产力”呢。当时，人们都把信息化看作是信息交流、信息媒介，但我们发现，2008年之后，随着大、智、物、云（大数据、智慧城市、物联网、云计算）及移动互联网、 3D打印等的出现，信息化已经开始向生产服务领域延伸，人们可以利用网络传感和监测控制直接为生产、交换和生活提供全景式服务。所以，它不仅仅是信息交流的媒介，已经变成了直接的信息生产力。
百度百科对“信息生产力”的定义是创造、采集、处理、使用信息并获得信息资料的水平和力量。但我们认为，这种定义很有局限性。经过我们信息经济学会十多位学者的集体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信息生产力的定义应该是：“主要是由信息或知识劳动者，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以及适应各行各业生产、服务和人们生活需要的信息资源形成的新型的、社会化的生产能力。”它与现代能量、材料和机械系统密切结合，组成信息时代的生产力。信息生产力不是单一要素或者某个要素的子集，而是针对传统工业生产力而言，是整个社会生产力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标志，也是信息时代最活跃、最重要、更加社会化的核心生产力体系。
“网络协同经济”与“公共理性社会机理”
中国经济报告：“网络协同经济”理念和“公共理性社会机理”的内涵、学术价值、现实意义是什么？
杨培芳：我在2000年的时候，出版了《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一书。这本书是我经十年积累、五年构思完成的，主要提出了下面两个观点。一是分析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信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同。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分散的、小农的，工业社会是机械化的、集中式的，信息社会的生产方式是既分散又联系、去中心化的。所以，信息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建立网络协同的经济模式，或者是从冲突到竞争，再到协同的经济模式。二是发现了除市场（看不见的手）、政府（看得见的手）之外的社会协同（挽起来的手）和互组织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以及兼容、合作、共赢的新市场经济规律。
关于“公共理性社会机理”，五年前我承担《信息时代的网络伦理》课题研究，发现了一个新的命题，就是“网络经济将引发一场公共理性革命”。何谓公共理性？用阿里巴巴总裁马云的话说，就是在信息日益透明的条件下，“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成功的基础之上”。“公共理性”就是从利他和利己走向互利，从利润最大化走向价值最大化，最终建成以“知识中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我在《网络钟型社会——公共理性经济革命》一书中，又将它称为“钟型社会”。
中国需要公共理性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疏通诚信、透明、协同、共赢的机理。目前，公共理性的实践者在国内国外都不乏其人。默克制药的缔造者乔治·默克曾说：“应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记得越清楚，利润越大。”马云说过：“过去企业成功在于向社会索取最大利润，现在的企业成功在于向社会贡献最大价值。”
信息经济天然适合服务大众，有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
中国经济报告：对于信息经济，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相对统一的概念。你是怎样理解信息经济的？
杨培芳：信息经济是指基于信息技术及其网络向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渗透形成的，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以信息产品生产和信息服务为主体的新经济模式。信息经济最重要的成分是服务，随着云计算、物联网、3D技术的进步，信息产品也越来越融入信息服务之中。
中国经济报告：发展信息经济的意义何在？
杨培芳：中国信息化发展已经出现两个失衡，一个是中东西部的区域失衡，一个是城乡失衡，数字鸿沟非常明显。主要是因为传统经济规则和商业模式阻碍了信息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信息经济又具备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定律，这些定律都表明信息经济的成本递减性、收益递增性和网络外部性，是天然适合服务大众的经济领域，是有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的。最近几年，我国大力发展低端移动通信客户，通信企业净增年收入上千亿元。又比如去年光棍节一天的电商交易额超过350亿，其中60%以上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贡献。因此，我们必须变革现代企业的传统经营理念：一是经营目标要从利润最大化过渡到价值最大化，二是要从经营者主权过渡到消费者主权上来，三要从同质对抗性竞争发展到异质合作性竞争上来。
中国经济报告：信息经济又将给社会带来哪些变革？
杨培芳：信息时代经济将引起社会领域12个趋势的变革，即：核心生产力从分体工具、动力系统到信息网络；生产方式从个人独占、集团垄断到社会共享；社会需求从初级产品、标准化商品到多元化服务；生产效率从收益不变、收益递减到收益递增；经济结构从分散化、集中化到网络化；投资目的从为了谋生、获取利润到追求幸福；经济行为从资源冲突、产品竞争到合作服务；调节方式从自由竞争、政府管控到社会协同；核心价值从利他、利己到互利；经济伦理从族群理性、个人理性到公共理性；组织结构从无组织化、被组织化到互组织化；哲学思维从大一统、两元对立到多元协同。
信息社会应突破“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构建“一分为三”的哲学体系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指出，农业文明是天下一统，工业文明是二元博弈，信息文明是多元协同。弄懂这三句话即把握了信息经济与社会之精要。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杨培芳：农牧时代人们信奉地心说和一元论，折射到经济领域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思维。工业时期，人们信奉日心说和二元论，折射到经济领域就形成了分散和集中、穷人和富人、个体和整体的严重对立，即形成了对立斗争的哲学思维。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揭示出更复杂的宇宙演化规律，社会也进入新旧发展模式的重要转型期。信息社会应该突破“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构建“一分为三”的哲学体系。
什么是信息？信息就是差异化，没有差异就没有信息，所以我们定义信息就是事物表现出来的差异性。信息社会就是多元化、多样化而又有序的社会，也就是多元协同社会。所以我提出了新的社会哲学思维，就是从一元论到二元论再到三元论（多元论），从“大一统”到“二元博弈”再到“多元协同”。如果把这个哲学思维建立起来之后，我想无论是对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治理都有好处。这样，对内可以变革两元对立的维稳思维，改善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可以摒弃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有利于建立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
说“信息经济”等于“虚拟经济”，是个错误命题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信息经济）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是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
杨培芳：不客气地说，你们提出这个观点，完全是站在传统工业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思考问题的，这本身是个伪命题，这种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划分是非常有害的。
中国企业家中，任正非较早认识到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传统经济是以钢铁、水泥和稀有金属为基础资源，这些资源越用越少，越用越贵。信息经济是集成电路、光导纤维，其主要资源来自沙粒，是从沙粒中提炼出的二氧化硅，而沙粒资源的使用是不受稀缺约束的；另一个资源是人的智力，人的头脑越用越灵。所以，谁要是像经营原子一样经营比特，肯定要犯大错误。”
但是现在，很多人仍在犯这样的错误。包括三大电信运营商和几乎所有国有企业的领导，也包括大部分主流经济学者。许多人都认为信息经济不能发展太快，应该回到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上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信息经济是虚拟经济，中国仍须依靠钢铁、水泥和轻工产品，支撑GDP的高速增长。这样的观点都是只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过去，而没有看到整个经济发展的未来大势。
那么信息经济都包括什么呢？包括中兴、华为等这样的电子制造业、也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包括数据平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应用）运营企业。还包括信息内容和年轻人喜欢的网游业、以及电子商务、远程教育、智慧医疗。就像铁路、电力是工业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一样，基础网络、互联网平台、光纤宽带和无线基站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怎么能说这是虚拟经济呢？即使信息内容和文化产业、网游产业也难说是虚拟经济。相反，我认为钢铁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虚高，金融衍生品泛滥，这才是虚拟经济。
我想，问题的根本还是出在经济理论上，人们还是固守工业经济的理论，没想到时代在发展，没想到新经济的出现。有中国学者甚至提出，“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搞信息化，对中国来讲是一场灾难”。这里面有好多误区，他们只见实物，不见实效；把看得见的物质产品当做有价值的产品，而把服务尤其是信息服务当做没有价值的虚拟经济。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只承认物质生产创造价值，服务只转移价值而不创造价值，管理性劳动不是生产劳动因而也不创造价值。实际上，这些观念扭曲了经济学的根本。
劳动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有位德国工程心理学家曾经指出，人的劳动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闭着眼睛干活的纯肌肉的劳动，二是搬运或位移式劳动，三是机械操作式劳动，四是计算机操作式劳动，最高层次是智能创造式劳动。现在，第一、第二层的低级劳动日益减少，高级劳动日益增加，这是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我们总把低级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反而认为高级劳动不创造价值，这是一个误区。到了信息时代，还在比钢铁水泥或制造业的竞争实力，已经没有意义。我们必须打破思想固化、路径固化，走出一条“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新路来。
打造信息经济的“莫比乌斯之环”
中国经济报告：根据工信部的预计，到2015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从而成为国家新的支柱产业之一。但你曾表示，信息消费的主要功能不是拉动GDP，这怎么理解呢？
杨培芳：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核心观点是信息消费主要提高了GDP的质量，不是GDP的数量。我们做过一个数量经济模型，结果表明信息投入强度增加10%，单位GDP能耗下降1.8%，单位GDP物耗下降1.4%。物耗能耗大量减下来后，有可能减少GDP的总量。总体而言，信息消费会对GDP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它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优化结构、降低消耗、减少污染和提高国民经济的质量上。
所以，我认为，扩大信息消费决不是促进GDP增长的权宜之计，而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信息消费强度提高了，有利于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淘汰高能耗低效产品，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相应减少物耗能耗。因此，我们重视它不是单纯因为它能拉动GDP增长，这样就陷入传统思路。事实上，扩大信息消费可以直接拉动或者提高信息产业贡献占GDP的比重，也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交易成本、节约资源能源，使基于工业产品“量”的统计总值降低。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应该如何促进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
杨培芳：要支持和促进各行业的信息消费需求，尤其是教育、医疗、社区等民生类公共信息服务消费。政府要引导构建各类能实现信息服务共享的平台化企业，比如电子商务平台、电子政务平台、交通信息化平台、农业信息化平台、工业信息化平台、能源信息化平台等等。宽带发展需要突破传统的市场思维模式，处理好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此外，要促进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必须重视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理论要创新。要努力突破传统工业经济理论，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构建信息时代均衡发展的新经济理论。二是社会治理要创新。要走出一条发挥“市场决定作用、政府引导作用、社会监督作用”的三元协同治理的新路。三是企业经营要创新。要研究互联网的公共理性和社会化企业运营模式，在信息经济普惠发展中扩大企业的赢利空间，打造营利和非营利、利己和利他之间的“莫比乌斯环”（喻指两元悖论的奇点解）。
信息经济学与“三论”
中国经济报告：作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理事长，你认为，应该如何促进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信息经济？
杨培芳：我们一直致力于完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我们曾经梳理了15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三大基础理论、四个应用理论和八个实用经济学分支。包括信息论、系统论、博弈论。本来想把控制论纳进来，但是经过广泛讨论之后认为，控制论更适合工业社会，因为工业经济讲究集中控制。多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全国性的科技管理会议，一位控制论专家讲，中国的经济不是欠控制就是过于控制，两极摇摆，能否通过计算机技术找到最佳控制点。我说你找不到这样的点，信息社会是复杂的多元社会，是多种经济主体协同的产物，不可能再由一个计算中心来控制。所以我们建设信息经济学体系就没有提控制论。而我们讲的博弈论则是指网络透明博弈，就是要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减少交易成本。今年11月，我们学会将在华侨大学举行年会，确定了一个主题，就叫“信息经济与普惠社会”，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2012年，学会集体出版了一本信息经济学著作《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这本著作分为“困境”、“回答”、“框架”、“评测”和“出路”五大部分，主张经济学应该从自然科学当中吸取营养，以建立新的经济学模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信息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针对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的“回头看”、“完全市场经济”和“理想的悲观主义”三种倾向，该书也作出了来自信息经济学的回应。
“大智物云”要成为国家顶级信息战略
中国经济报告：在今年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议将大数据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加速推进示范应用。对此，你有何看法？
杨培芳：大数据当然很重要，但它的阶段性很强，最重要的还是要制定一个顶级的国家信息生产力战略，将“大智物云”、3D打印等都包括在内，像美国的国家能源战略、网络空间战略一样，用前卫思维模式，重新思考信息化第三个阶段的问题。
信息化经过了两个重要发展阶段，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人际交流为主的阶段，打电话、发电报、发Email；第二个阶段是以内容服务为主的阶段，包括内容检索、媒体服务；第三个阶段是信息生产力阶段，主要标志是宽带、云计算、物联网、3D打印等产业的兴起，这个阶段就是要以服务业为中心来拉动制造业和上下游产业。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但电子政务发展的步伐则有所迟缓。乌家培教授曾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表示，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应同时并举，电子政务滞后于电子商务的发展不是件好事。你认为，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加快电子政务的发展？
杨培芳：电子商务目前来看是信息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电子政务主要是政治民主、信息公开的问题。
从信息经济的角度来讲，主要是电子商务起到了一匹黑马的作用，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电子商务的平台出现。比如，在农业领域出现服务于精准农业的信息平台，包括大数据分享。如蔬菜大棚，农民可以用手机直接控制大棚里面的温度和湿度，甚至可以控制灌溉的阀门。
电子商务是网络交易的重要平台，我国做得比较成功，能不能把它的经验总结出来用在电子政务或者其他方面，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虚拟运营商作为电信业向民资开放的典型代表，正通过移动转售业务对电信业资费改革等产生影响。此后，工信部一纸“宽带接入业务将向民资开放”，进一步拉动了电信业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有隐忧者提醒，引入民资，原本就有垄断地位的物业和开发商，或将因此进入宽带运营领域，带来更为严重的垄断。对此，你的观点是什么？
杨培芳：虚拟运营商在业务层面上可以更灵活地去创新，搞一些品牌的竞争，对于冲破基础电信的垄断行为有一定的益处，对降低资费都有好处。但是，虚拟运营商想打破电信的自然垄断恐怕是很难的。基础电信行业不可能无限度开放，搞完全市场化，因为电信行业本身就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和自然垄断性，关键在于社会要对这个领域的垄断行为进行限制。比如奥巴马批准的《美国国家宽带战略》就明确规定，光缆路由占地、移动基站设施占用楼顶空间要实行统一价格，根本不允许物业和楼主随便要价。
中国经济报告：目前，全球越来越多的运营商对FDD/TDD双模解决方案表示出兴趣，但国内市场则对是否同时上马两种4G标准争议较大。对此，你有何建议？
杨培芳：对于4G标准问题，我已经说过多次，我们可以把自己提出的国际标准先走一步，尽快让它成熟起来。但应该接受3G的教训，不能再等八年了。开始的时候，政府可以对TDD标准有一定的扶持，但要赶快走向技术中立、标准中立，让企业自己去选择，永远保护下去就是保护落后了。
三网融合已然陷入零和博弈、对抗竞争的误区
中国经济报告：“三网融合”蹭蹬不前，症结何在？如何推进？
杨培芳：全球信息化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中国通信业经过20多年发展，利用后发优势，跨越发展，在数字化阶段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但在宽带和“三网融合”领域，再次处于落后地位。“三网融合”这一概念早在1998年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直到2010年1月13日，国家才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
如今，四年过去了，三网融合仍推而不行。原因何在？因为当前三网融合已然陷入了只顾本行业、只管本部门利益的零和博弈误区，广播、电信都想利用各自优势地位包括政治地位，各搞一套三网融合，广播电视部门尤甚。本应属民生普惠工程的三网融合在推进过程中变了味，已经失掉了许多融合发展的机会。我认为，无论是广电还是电信，双方都应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从用户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整合现有资源，面向增量市场，统一在互联网精神基础上将三网融合国家战略尽快向预定目标推进。 何为“互联网精神”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要用开放、协同、互利的互联网精神解决互联网问题。当前，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存在哪些突出问题？你理解的互联网精神是什么？你对互联网监管持何看法？
杨培芳：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这二十年，可以说从羊肠小道而来，向康庄大道而去，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从精英走向大众，大家有目共睹。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互联网和信息的安全问题，过度媒体化的问题，网络诈骗、不良软件、黑客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互联网精神的基础上逐步解决。
什么是互联网精神呢？我觉得是开放共享、平等合作、多元协同、互利共赢。要在这个基础上健全法律、推行实名、完善监督机制，实现社会协同治理。只有大力弘扬互联网精神，才能建立有序、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让互联网更加助力信息消费，更加助力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的宏伟目标。
互联网金融发展是一个挡不住的趋势
中国经济报告：请你谈谈互联网金融的前景及金融监管与创新的关系。
杨培芳：互联网金融发展是一个挡不住的趋势。多年前我就和金融专家讨论过一个问题——未来的货币还是不是货币？因为银行联网支付系统、自动清算系统、储蓄通存通兑系统以及各类电子货币、手机支付已经相当普及，货币已经变成一个个符号了。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今年下半年可能发行500或1000元面额的人民币。我说千元纸币毫无意义，都普及电子支付了，发行大额纸币除了造成百姓慌恐，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谈到互联网金融监管，我认为不能因为当前出现了一些问题就一棒子打死，该做的法律监管要跟上，但不能抑制金融创新，不能保护落后利益团体的利益，而应该创造条件让互联网金融成熟起来，趋利避害，促使其更健康地发展。
中国经管教育“热衷管理机巧之术，轻视经世济民之道”
中国经济报告：你兼任了许多高校的教职，对经济学教育有何体会和建言？
杨培芳：我们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基本上都是灌输式教育，不重视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真正的教育应该是给学生一把钥匙，让他们具备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因为，在信息时代，知识更新很快，老师的很多知识都是过时的，我们更多的还是应该把获取知识的钥匙给学生，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定位找准方向，需要学习什么知识，自己会找就行了。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中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有经济管理学院，但大都热衷管理机巧之“术”，轻视经世济民之“道”。如工商管理、行政管理、信息管理等专业和课程设置很多，使人们只重视“朝廷”和家庭这两大空间，很少有人关心公共空间；很少有人知道公共经济学、服务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为何物。这种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教育致使社会公正缺失，诚信缺失，精致利己主义泛滥。
去年年初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经指出，“现代经济学在快速发展中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我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内在关系，尽快改变这种“重术轻道”、偏离“经世济民”正确方向的局面。
今年4月份，《经济学家周报》公布了“2013十大经济学人”获得者名单， 杨培芳教授名列其中。在组织方的介绍中，给出的获奖理由是：在“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中首次提出了“信息生产力”概念，并初步建构起了科学、完备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
作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理事长，杨培芳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信息经济的研究，他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出，要构建信息时代的新经济理论体系。那么，什么是信息经济？发展信息经济的意义何在？信息经济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变革？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于6月20日对杨培芳教授做了专访。
专访在杨培芳教授位于京郊、颇具后现代风格的家中进行。彼时，室外云淡风轻，草木摇曳。在近三个小时的交流中，杨培芳畅谈了他对信息产业、信息经济、信息时代及信息文明的理解和开拓性研究。
我本来在通信工程技术领域做些事情，没想到走向了经济研究的“不归路”
中国经济报告：我们检索到，你最早的一篇有关信息经济的学术论文《试论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宏观经济效益》是1983年发表的。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信息经济的吗？
杨培芳：实际上，我最初只是个通信行业的普通技术人员，后调入原邮电部科技局从事科技管理。当时国家科委主管的国家光纤通信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在邮电部，我在这个办公室主要做光导纤维科技攻关与管理方面的工作。本来雄心勃勃地想在工程技术领域做些事情，没想到走向了经济研究的“不归路”。
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确定了108项重点科技课题，把“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列入其中。1978年12月28日，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立，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为总干事。我作为国家邮电部的三个代表之一参加了研究会成立大会。当时有两个分会，一个技术经济研究会，一个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我参加的是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那个时候，我的研究兴趣就开始由工程技术向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方向转变。
1982年，我从邮电部科技司调到了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改行做专业的技术经济研究。我们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公共工程的科技进步的经济效益怎样测算？农业和工业领域的科技进步，可以计算增产多少粮食，增加多少收入，而交通、通信、广播、雷达等公共服务领域的科技进步，具有很强的经济外部性，要把这些重要成果的经济效益算出一个具体的数字来很困难。
当时，我们也动了一些脑筋，想了一些办法。为此，我还去找了时为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茅于轼先生。他说，经济效益就是赚钱，不赚钱就没有经济效益。我对茅先生的这一观点不太认同，当时就想，难道建设铁路仅仅就是为了赚钱吗？恐怕还有更宏观层次的需求。交通、通信、水利、能源，是社会搭建的基础性的公共平台，应该让各行业和广大消费者很经济、很方便地在这些平台上面从事生产和生活。当时我就初步建立了这种公共平台的思想模式。
后来，于老（于光远）在一次关于经济效益的学术报告中说，“邮电通信的经济效益比较复杂，信息传递的速度提高了、准确性增强了，经济效益体现在什么地方？看来应该进行认真的测算和研究”。于是，我就主动到他办公室汇报并请教了几个关于经济效益的测算方法问题。没想到于老那样平易近人，鼓励后辈。当我谈到，我是学理工出身的，现在想转行搞经济研究时，于老鼓励说：“我就是老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转行搞经济没有任何问题。相反，一个学经济出身的人，你让他转行搞科技，那可就难了。”
之后，我又去找了钱学森先生。钱老的秘书接见了我。我把情况一说，他说钱老对我的研究一定很感兴趣，并把我的材料交给了钱老。不到一个月，钱老就给我回信了，并把我的文章推荐到《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那篇文章主要介绍的也是通信与信息技术经济效益的测算方法。乌家培老师看了这篇文章后便和我联系。到1987年，乌老师邀我一同发起并筹备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此后我也就一直在信息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
经济学不能老吃前苏联人和西方学者嚼过的馍馍，理论创新很重要
中国经济报告：你是从传统电信领域转行做经济研究的，这是否会对你的学术研究带来一些障碍？
杨培芳：应该说，我很少受传统思维和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像前苏联的里昂惕夫、茹拉夫列夫，以及亚当·斯密、哈耶克、科斯等学者的著作我也读过，说实话，学习得很不好。一位老领导对我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系统地研读前苏联和西方经济学著作”，这位老领导深受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好像对我“思想上出现的一些火花”感到不大入流。但是，我觉得经济学不能老吃西方学者嚼过的馍馍，理论创新很重要，但是我一个人肯定力不从心，所以还是想在整个研究过程当中，利用社会上的学术平台，进入主流经济学领域。从1993年搞市场经济之初，我一直和主流经济学界交流。当时北京有个首都经济学家联谊会，我一直和他们有接触，也知道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做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主要是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介绍或者搬移到中国来。
西方经济学主要有两个学派，一个是芝加哥学派，推崇自由主义；一个是哈佛学派，讲的是干预主义。许多正统学者纠结于这两大学派之间，各国决策者在面临诸多两难问题时，也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并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沿着工业经济的思路走下去，这也许没有太大问题，问题是出现了信息革命，致使西方经济学的三大假设前提（资源稀缺、欲望无限、信息对称）发生动摇。信息时代的主要产出不再是有形的产品，而是服务，包括信息技术渗透到生产领域，使得原来的制造行业都转向了服务，把它的某些环节外包出来，越来越成为生产型信息服务业。像IBM、爱立信等公司以前是制造机器的，现在其主要产出是服务，服务占到了50%以上。包括中兴、华为、海尔也在往这个方向转，因为它的好多环节已经不再在工厂里面做了，这也是新的分工造成的。新分工理论指出，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将分离出来，蜕变为生产型服务业。现在有几个新词，叫做软件即服务、信息即服务、数据即服务、计算机即服务、云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这些生产型服务业都离不开网络平台的支撑。而这些服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已经使许多传统理论工具发生了锈蚀。 首倡并完善“信息生产力”概念
中国经济报告：今年4月份，你荣获由《经济学家周报》评选的“2013十大经济学人”荣誉称号。在组织方的介绍中，你入选的理由是：在“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中首次提出了“信息生产力”概念，并初步建构起了科学、完备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但你此后表示，其实你真正的力作是提出了“网络协同经济”理念和“公共理性社会机理”。那么，这些概念的内涵是什么？
杨培芳：应该说是我们信息经济学会核心组集体完善了“信息生产力”这一概念。因为“信息生产力”这一概念刚提出的时候，人们对此有异议，认为有“信息化”就够了，还提什么“信息生产力”呢。当时，人们都把信息化看作是信息交流、信息媒介，但我们发现，2008年之后，随着大、智、物、云（大数据、智慧城市、物联网、云计算）及移动互联网、 3D打印等的出现，信息化已经开始向生产服务领域延伸，人们可以利用网络传感和监测控制直接为生产、交换和生活提供全景式服务。所以，它不仅仅是信息交流的媒介，已经变成了直接的信息生产力。
百度百科对“信息生产力”的定义是创造、采集、处理、使用信息并获得信息资料的水平和力量。但我们认为，这种定义很有局限性。经过我们信息经济学会十多位学者的集体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信息生产力的定义应该是：“主要是由信息或知识劳动者，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以及适应各行各业生产、服务和人们生活需要的信息资源形成的新型的、社会化的生产能力。”它与现代能量、材料和机械系统密切结合，组成信息时代的生产力。信息生产力不是单一要素或者某个要素的子集，而是针对传统工业生产力而言，是整个社会生产力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标志，也是信息时代最活跃、最重要、更加社会化的核心生产力体系。
“网络协同经济”与“公共理性社会机理”
中国经济报告：“网络协同经济”理念和“公共理性社会机理”的内涵、学术价值、现实意义是什么？
杨培芳：我在2000年的时候，出版了《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一书。这本书是我经十年积累、五年构思完成的，主要提出了下面两个观点。一是分析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信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同。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分散的、小农的，工业社会是机械化的、集中式的，信息社会的生产方式是既分散又联系、去中心化的。所以，信息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建立网络协同的经济模式，或者是从冲突到竞争，再到协同的经济模式。二是发现了除市场（看不见的手）、政府（看得见的手）之外的社会协同（挽起来的手）和互组织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以及兼容、合作、共赢的新市场经济规律。
关于“公共理性社会机理”，五年前我承担《信息时代的网络伦理》课题研究，发现了一个新的命题，就是“网络经济将引发一场公共理性革命”。何谓公共理性？用阿里巴巴总裁马云的话说，就是在信息日益透明的条件下，“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成功的基础之上”。“公共理性”就是从利他和利己走向互利，从利润最大化走向价值最大化，最终建成以“知识中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我在《网络钟型社会——公共理性经济革命》一书中，又将它称为“钟型社会”。
中国需要公共理性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疏通诚信、透明、协同、共赢的机理。目前，公共理性的实践者在国内国外都不乏其人。默克制药的缔造者乔治·默克曾说：“应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记得越清楚，利润越大。”马云说过：“过去企业成功在于向社会索取最大利润，现在的企业成功在于向社会贡献最大价值。”
信息经济天然适合服务大众，有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
中国经济报告：对于信息经济，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相对统一的概念。你是怎样理解信息经济的？
杨培芳：信息经济是指基于信息技术及其网络向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渗透形成的，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以信息产品生产和信息服务为主体的新经济模式。信息经济最重要的成分是服务，随着云计算、物联网、3D技术的进步，信息产品也越来越融入信息服务之中。
中国经济报告：发展信息经济的意义何在？
杨培芳：中国信息化发展已经出现两个失衡，一个是中东西部的区域失衡，一个是城乡失衡，数字鸿沟非常明显。主要是因为传统经济规则和商业模式阻碍了信息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信息经济又具备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定律，这些定律都表明信息经济的成本递减性、收益递增性和网络外部性，是天然适合服务大众的经济领域，是有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的。最近几年，我国大力发展低端移动通信客户，通信企业净增年收入上千亿元。又比如去年光棍节一天的电商交易额超过350亿，其中60%以上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贡献。因此，我们必须变革现代企业的传统经营理念：一是经营目标要从利润最大化过渡到价值最大化，二是要从经营者主权过渡到消费者主权上来，三要从同质对抗性竞争发展到异质合作性竞争上来。
中国经济报告：信息经济又将给社会带来哪些变革？
杨培芳：信息时代经济将引起社会领域12个趋势的变革，即：核心生产力从分体工具、动力系统到信息网络；生产方式从个人独占、集团垄断到社会共享；社会需求从初级产品、标准化商品到多元化服务；生产效率从收益不变、收益递减到收益递增；经济结构从分散化、集中化到网络化；投资目的从为了谋生、获取利润到追求幸福；经济行为从资源冲突、产品竞争到合作服务；调节方式从自由竞争、政府管控到社会协同；核心价值从利他、利己到互利；经济伦理从族群理性、个人理性到公共理性；组织结构从无组织化、被组织化到互组织化；哲学思维从大一统、两元对立到多元协同。
信息社会应突破“对立统一”的哲学范畴，构建“一分为三”的哲学体系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指出，农业文明是天下一统，工业文明是二元博弈，信息文明是多元协同。弄懂这三句话即把握了信息经济与社会之精要。能否具体阐释一下？ 杨培芳：农牧时代人们信奉地心说和一元论，折射到经济领域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思维。工业时期，人们信奉日心说和二元论，折射到经济领域就形成了分散和集中、穷人和富人、个体和整体的严重对立，即形成了对立斗争的哲学思维。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揭示出更复杂的宇宙演化规律，社会也进入新旧发展模式的重要转型期。信息社会应该突破“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构建“一分为三”的哲学体系。
什么是信息？信息就是差异化，没有差异就没有信息，所以我们定义信息就是事物表现出来的差异性。信息社会就是多元化、多样化而又有序的社会，也就是多元协同社会。所以我提出了新的社会哲学思维，就是从一元论到二元论再到三元论（多元论），从“大一统”到“二元博弈”再到“多元协同”。如果把这个哲学思维建立起来之后，我想无论是对经济的发展还是社会治理都有好处。这样，对内可以变革两元对立的维稳思维，改善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可以摒弃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有利于建立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
说“信息经济”等于“虚拟经济”，是个错误命题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和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信息经济）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发展，总是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
杨培芳：不客气地说，你们提出这个观点，完全是站在传统工业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思考问题的，这本身是个伪命题，这种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划分是非常有害的。
中国企业家中，任正非较早认识到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传统经济是以钢铁、水泥和稀有金属为基础资源，这些资源越用越少，越用越贵。信息经济是集成电路、光导纤维，其主要资源来自沙粒，是从沙粒中提炼出的二氧化硅，而沙粒资源的使用是不受稀缺约束的；另一个资源是人的智力，人的头脑越用越灵。所以，谁要是像经营原子一样经营比特，肯定要犯大错误。”
但是现在，很多人仍在犯这样的错误。包括三大电信运营商和几乎所有国有企业的领导，也包括大部分主流经济学者。许多人都认为信息经济不能发展太快，应该回到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上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信息经济是虚拟经济，中国仍须依靠钢铁、水泥和轻工产品，支撑GDP的高速增长。这样的观点都是只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过去，而没有看到整个经济发展的未来大势。
那么信息经济都包括什么呢？包括中兴、华为等这样的电子制造业、也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包括数据平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应用）运营企业。还包括信息内容和年轻人喜欢的网游业、以及电子商务、远程教育、智慧医疗。就像铁路、电力是工业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一样，基础网络、互联网平台、光纤宽带和无线基站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怎么能说这是虚拟经济呢？即使信息内容和文化产业、网游产业也难说是虚拟经济。相反，我认为钢铁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虚高，金融衍生品泛滥，这才是虚拟经济。
我想，问题的根本还是出在经济理论上，人们还是固守工业经济的理论，没想到时代在发展，没想到新经济的出现。有中国学者甚至提出，“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搞信息化，对中国来讲是一场灾难”。这里面有好多误区，他们只见实物，不见实效；把看得见的物质产品当做有价值的产品，而把服务尤其是信息服务当做没有价值的虚拟经济。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只承认物质生产创造价值，服务只转移价值而不创造价值，管理性劳动不是生产劳动因而也不创造价值。实际上，这些观念扭曲了经济学的根本。
劳动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有位德国工程心理学家曾经指出，人的劳动从低级到高级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闭着眼睛干活的纯肌肉的劳动，二是搬运或位移式劳动，三是机械操作式劳动，四是计算机操作式劳动，最高层次是智能创造式劳动。现在，第一、第二层的低级劳动日益减少，高级劳动日益增加，这是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我们总把低级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反而认为高级劳动不创造价值，这是一个误区。到了信息时代，还在比钢铁水泥或制造业的竞争实力，已经没有意义。我们必须打破思想固化、路径固化，走出一条“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新路来。
打造信息经济的“莫比乌斯之环”
中国经济报告：根据工信部的预计，到2015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从而成为国家新的支柱产业之一。但你曾表示，信息消费的主要功能不是拉动GDP，这怎么理解呢？
杨培芳：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核心观点是信息消费主要提高了GDP的质量，不是GDP的数量。我们做过一个数量经济模型，结果表明信息投入强度增加10%，单位GDP能耗下降1.8%，单位GDP物耗下降1.4%。物耗能耗大量减下来后，有可能减少GDP的总量。总体而言，信息消费会对GDP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它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优化结构、降低消耗、减少污染和提高国民经济的质量上。
所以，我认为，扩大信息消费决不是促进GDP增长的权宜之计，而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信息消费强度提高了，有利于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淘汰高能耗低效产品，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相应减少物耗能耗。因此，我们重视它不是单纯因为它能拉动GDP增长，这样就陷入传统思路。事实上，扩大信息消费可以直接拉动或者提高信息产业贡献占GDP的比重，也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交易成本、节约资源能源，使基于工业产品“量”的统计总值降低。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应该如何促进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
杨培芳：要支持和促进各行业的信息消费需求，尤其是教育、医疗、社区等民生类公共信息服务消费。政府要引导构建各类能实现信息服务共享的平台化企业，比如电子商务平台、电子政务平台、交通信息化平台、农业信息化平台、工业信息化平台、能源信息化平台等等。宽带发展需要突破传统的市场思维模式，处理好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此外，要促进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必须重视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理论要创新。要努力突破传统工业经济理论，在信息生产力基础上构建信息时代均衡发展的新经济理论。二是社会治理要创新。要走出一条发挥“市场决定作用、政府引导作用、社会监督作用”的三元协同治理的新路。三是企业经营要创新。要研究互联网的公共理性和社会化企业运营模式，在信息经济普惠发展中扩大企业的赢利空间，打造营利和非营利、利己和利他之间的“莫比乌斯环”（喻指两元悖论的奇点解）。
信息经济学与“三论”
中国经济报告：作为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理事长，你认为，应该如何促进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信息经济？
杨培芳：我们一直致力于完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我们曾经梳理了15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三大基础理论、四个应用理论和八个实用经济学分支。包括信息论、系统论、博弈论。本来想把控制论纳进来，但是经过广泛讨论之后认为，控制论更适合工业社会，因为工业经济讲究集中控制。多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全国性的科技管理会议，一位控制论专家讲，中国的经济不是欠控制就是过于控制，两极摇摆，能否通过计算机技术找到最佳控制点。我说你找不到这样的点，信息社会是复杂的多元社会，是多种经济主体协同的产物，不可能再由一个计算中心来控制。所以我们建设信息经济学体系就没有提控制论。而我们讲的博弈论则是指网络透明博弈，就是要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减少交易成本。今年11月，我们学会将在华侨大学举行年会，确定了一个主题，就叫“信息经济与普惠社会”，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2012年，学会集体出版了一本信息经济学著作《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这本著作分为“困境”、“回答”、“框架”、“评测”和“出路”五大部分，主张经济学应该从自然科学当中吸取营养，以建立新的经济学模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信息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针对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的“回头看”、“完全市场经济”和“理想的悲观主义”三种倾向，该书也作出了来自信息经济学的回应。
“大智物云”要成为国家顶级信息战略
中国经济报告：在今年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建议将大数据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加速推进示范应用。对此，你有何看法？
杨培芳：大数据当然很重要，但它的阶段性很强，最重要的还是要制定一个顶级的国家信息生产力战略，将“大智物云”、3D打印等都包括在内，像美国的国家能源战略、网络空间战略一样，用前卫思维模式，重新思考信息化第三个阶段的问题。
信息化经过了两个重要发展阶段，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人际交流为主的阶段，打电话、发电报、发Email；第二个阶段是以内容服务为主的阶段，包括内容检索、媒体服务；第三个阶段是信息生产力阶段，主要标志是宽带、云计算、物联网、3D打印等产业的兴起，这个阶段就是要以服务业为中心来拉动制造业和上下游产业。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但电子政务发展的步伐则有所迟缓。乌家培教授曾在接受我们专访时表示，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应同时并举，电子政务滞后于电子商务的发展不是件好事。你认为，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加快电子政务的发展？
杨培芳：电子商务目前来看是信息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增长点，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电子政务主要是政治民主、信息公开的问题。
从信息经济的角度来讲，主要是电子商务起到了一匹黑马的作用，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电子商务的平台出现。比如，在农业领域出现服务于精准农业的信息平台，包括大数据分享。如蔬菜大棚，农民可以用手机直接控制大棚里面的温度和湿度，甚至可以控制灌溉的阀门。
电子商务是网络交易的重要平台，我国做得比较成功，能不能把它的经验总结出来用在电子政务或者其他方面，这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虚拟运营商作为电信业向民资开放的典型代表，正通过移动转售业务对电信业资费改革等产生影响。此后，工信部一纸“宽带接入业务将向民资开放”，进一步拉动了电信业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有隐忧者提醒，引入民资，原本就有垄断地位的物业和开发商，或将因此进入宽带运营领域，带来更为严重的垄断。对此，你的观点是什么？
杨培芳：虚拟运营商在业务层面上可以更灵活地去创新，搞一些品牌的竞争，对于冲破基础电信的垄断行为有一定的益处，对降低资费都有好处。但是，虚拟运营商想打破电信的自然垄断恐怕是很难的。基础电信行业不可能无限度开放，搞完全市场化，因为电信行业本身就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和自然垄断性，关键在于社会要对这个领域的垄断行为进行限制。比如奥巴马批准的《美国国家宽带战略》就明确规定，光缆路由占地、移动基站设施占用楼顶空间要实行统一价格，根本不允许物业和楼主随便要价。
中国经济报告：目前，全球越来越多的运营商对FDD/TDD双模解决方案表示出兴趣，但国内市场则对是否同时上马两种4G标准争议较大。对此，你有何建议？
杨培芳：对于4G标准问题，我已经说过多次，我们可以把自己提出的国际标准先走一步，尽快让它成熟起来。但应该接受3G的教训，不能再等八年了。开始的时候，政府可以对TDD标准有一定的扶持，但要赶快走向技术中立、标准中立，让企业自己去选择，永远保护下去就是保护落后了。
三网融合已然陷入零和博弈、对抗竞争的误区
中国经济报告：“三网融合”蹭蹬不前，症结何在？如何推进？
杨培芳：全球信息化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中国通信业经过20多年发展，利用后发优势，跨越发展，在数字化阶段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但在宽带和“三网融合”领域，再次处于落后地位。“三网融合”这一概念早在1998年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但直到2010年1月13日，国家才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
如今，四年过去了，三网融合仍推而不行。原因何在？因为当前三网融合已然陷入了只顾本行业、只管本部门利益的零和博弈误区，广播、电信都想利用各自优势地位包括政治地位，各搞一套三网融合，广播电视部门尤甚。本应属民生普惠工程的三网融合在推进过程中变了味，已经失掉了许多融合发展的机会。我认为，无论是广电还是电信，双方都应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从用户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整合现有资源，面向增量市场，统一在互联网精神基础上将三网融合国家战略尽快向预定目标推进。 何为“互联网精神”
中国经济报告：你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要用开放、协同、互利的互联网精神解决互联网问题。当前，中国互联网发展中存在哪些突出问题？你理解的互联网精神是什么？你对互联网监管持何看法？
杨培芳：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这二十年，可以说从羊肠小道而来，向康庄大道而去，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从精英走向大众，大家有目共睹。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互联网和信息的安全问题，过度媒体化的问题，网络诈骗、不良软件、黑客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互联网精神的基础上逐步解决。
什么是互联网精神呢？我觉得是开放共享、平等合作、多元协同、互利共赢。要在这个基础上健全法律、推行实名、完善监督机制，实现社会协同治理。只有大力弘扬互联网精神，才能建立有序、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让互联网更加助力信息消费，更加助力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的宏伟目标。
互联网金融发展是一个挡不住的趋势
中国经济报告：请你谈谈互联网金融的前景及金融监管与创新的关系。
杨培芳：互联网金融发展是一个挡不住的趋势。多年前我就和金融专家讨论过一个问题——未来的货币还是不是货币？因为银行联网支付系统、自动清算系统、储蓄通存通兑系统以及各类电子货币、手机支付已经相当普及，货币已经变成一个个符号了。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今年下半年可能发行500或1000元面额的人民币。我说千元纸币毫无意义，都普及电子支付了，发行大额纸币除了造成百姓慌恐，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谈到互联网金融监管，我认为不能因为当前出现了一些问题就一棒子打死，该做的法律监管要跟上，但不能抑制金融创新，不能保护落后利益团体的利益，而应该创造条件让互联网金融成熟起来，趋利避害，促使其更健康地发展。
中国经管教育“热衷管理机巧之术，轻视经世济民之道”
中国经济报告：你兼任了许多高校的教职，对经济学教育有何体会和建言？
杨培芳：我们的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基本上都是灌输式教育，不重视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真正的教育应该是给学生一把钥匙，让他们具备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因为，在信息时代，知识更新很快，老师的很多知识都是过时的，我们更多的还是应该把获取知识的钥匙给学生，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定位找准方向，需要学习什么知识，自己会找就行了。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中国几乎所有大学都有经济管理学院，但大都热衷管理机巧之“术”，轻视经世济民之“道”。如工商管理、行政管理、信息管理等专业和课程设置很多，使人们只重视“朝廷”和家庭这两大空间，很少有人关心公共空间；很少有人知道公共经济学、服务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为何物。这种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教育致使社会公正缺失，诚信缺失，精致利己主义泛滥。
去年年初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经指出，“现代经济学在快速发展中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我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内在关系，尽快改变这种“重术轻道”、偏离“经世济民”正确方向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