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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老龄化加快，老年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相关的养老机构硬件和软件跟不上，一床难求的现象屡屡发生，养老问题凸显。
不久前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一份提案称，中国正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进程。
2011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的养老床位315万张，床位数占老人总数比例仅为1.77%。
一方面，是老龄化加快，老年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相关的养老机构硬件和软件跟不上，养老问题凸显。北京市老龄委负责人坦言“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养老院一床难求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90岁的张寅生和老伴李玉珍，感觉回家的楼梯越来越长。
他们常常相扶着，看一眼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片。70年前，黑白照片上的李玉珍漂亮得像个电影明星，“年轻的感觉，压迫得让人窒息。”
同样在北京，朝阳区劲松老式居民楼里，和80岁的兆芬(化名)一起回望过去岁月的，只有两只做伴的猫。满是皱纹的手里，公办养老院的排号已经等了近四年。
深夜里，90岁的卢月爱吵着“要下楼上班”，看到58岁的女儿拽自己，扯着嗓子大喊“救命、救命”。“你们怎么着老人了？还让不让别人睡觉？”街坊开门喊道。面对神志不清的母亲，侯群英和兄妹们坦言“快被折磨疯了”。
养老，于他们而言，成为了自己或家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张寅生说， 20年前，退休在家老两口过着养花、画画的悠闲日子。4个子女，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外地，在北京的两个每周都会来看望。
早市晚市，张寅生提着布兜去买菜，回到家做饭，老伴儿李玉珍给他打下手，“如果就这样过完余生，很幸福。” 张寅生坦言，那时根本没想过去养老院。
一场小火灾改变了他的想法。前年的一天，张寅生像往常一样做完饭，招呼老伴吃饭，但他忘了关火。火苗烧着了抽油烟机，黑烟充斥厨房，涌到窗外，街坊踹开门大喊“着火了”。
“真吓坏了，突然感觉这么安静活着都力不从心了。” 张寅生说。去遛弯的路上，李玉珍躲避不及被车撞了。
接连出事，子女探望频率增加，每周一次改为两三天一次，再改为一天一次，“他们怕我们突然死在了家里。” 李玉珍说，自己半年才慢慢恢复，“我和老伴想，这回得多注意点儿，别再给孩子们添麻烦。”
衰老的窘境没给老两口喘息机会，刚好的李玉珍又摔了一跤。88岁的她装上了金属股骨头，只能慢慢挪动。
老两口看着70来岁的子女，头发已白，面容憔悴，每天来照顾他们上楼梯都困难，“我俩心里难受”。
指望不上的社区养老
“孩子们也老了，不能再拖累他们。”张寅生夫妇决定去外边养老。
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家，想起社区里的“日间照料室”。张寅生设想，白天跟老伴去日间照料室，有其他老人做伴，万一犯病还能及时送医院。晚上，两人就回家住，也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样既解脱了孩子，还能守着安全守着家。
张寅生碰了一鼻子灰，居委会说，有日间照料室没人去。“我去看了，只有两张床两套被褥。再加上没医生，我们害怕。”张寅生说。
也是抱着“解脱子女”寻找日间看护室的丁怀礼同样失望。他独居在芍药居一个近两千户的社区里，3个子女都在本地，“人老了毛病多，不愿跟他们住。”他去社区日间看护室，20来平方米房子内没有老人，已变成居委会的办公场所。
“从设立初就没有老人敢去，后来日间看护室就变成了社区举办活动的公用场地。”丁怀礼所在社区的居委会负责人并不讳言他的现状与担忧，“居委会分不出人手照料，也分不出多余的钱雇人看护，老人在这是有风险的，万一出现急病，死到这了，责任算谁的？”
北京“十二五”规划数据，2010年百名老年人拥有日间托老床位数1(张)。
正如张寅生和丁怀礼的遭遇，近日记者探访多个小区，日间照料室现状多为“只是有这么一说”。现实中，很多社区缺乏人手和资金，日间照料室早已废弃，甚至一些社区的照料室已变成杂物间。
得等10年的公办养老院
电影《桃姐》里，年迈的桃姐对“干儿子”说：我干不动了，我要去老人院。“干儿子”反问：你真的想去老人院？画面中，神经绷紧的桃姐挤出两个字：愿意。
“谁真正想去养老院呢？我子女齐全，去养老院算个什么事呢？”张寅生和老伴眉头皱紧。但社区养老指望不上，他们又只能去找养老院。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疾病和不便，心高气盛的兆芬也开始寻找养老院。
“公家的，放心。”张寅生夫妇、兆芬、卢月爱的儿女都最先想到公办养老院。他们的理由大致相同，公办养老院设施完善、服务齐全、收费合理，更重要的在市区内，家人看望方便，“突然发病，送医院抢救都快”。
据北京市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年底，养老机构总数为401家，其中公办215家，民办186家，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2.9张。
在数据上，公办占多数，但现实并不乐观。
张寅生带着老伴找了多家公办养老院，均被拒之门外，理由都是“满了”。
四年前，兆芬就在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登记排号。虽然多次电话询问，但答复至今都是“没床位，还得等”。
除了没床位，拒绝卢月爱的还多一个理由，“公立养老院都不愿收不能自理的老人”。
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北京“标本”的养老院，位于朝阳区华严北里闹市区中的静谧之处。
3月19日，记者探访该养老院，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人分住不同区域，一所老年病医院就在院内。养老院内老年活动丰富，还有各种兴趣小组的课程。
一位老人晒着太阳，手里转着的两个核桃，被逝去的时光磨得锃亮，划着属于他的年轮。老人说，每逢年节，常有各级领导和志愿者来慰问，“我见过好多大领导和明星”。
这名老人坦言，这里的确不好进，“很多都是托关系进来的”。
3月20日，记者以家属身份咨询，第一社会福利院称，目前有1100张床位，前面排了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
记者调查数十家公办养老院，目前都是床位已满需排号，虽然不像第一社会福利院排了数千名，但数百人排号很常见。其中一些养老院的确不收不能自理的老人，“自理的还排队要住呢，何必要新添麻烦。”一家公办养老院人士透露。有的养老院还需要对入住老人进行面试和试住，不合格将被劝退。
去不了公办的，兆芬考虑城里的民办养老院，曾去离家两站的双井“恭和苑”试住。
3月19日，“恭和苑”的接待员热情介绍，“我们还未正式接收老人入住，老人可在样板间试住，一周费用1500元。”
看着“恭和苑”的规划沙盘，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咨询，“我退休金5000来元，有没有这个价位的？”接待员微笑着摇头。
（摘编自《新京报》）
不久前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一份提案称，中国正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龄化进程。
2011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的养老床位315万张，床位数占老人总数比例仅为1.77%。
一方面，是老龄化加快，老年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相关的养老机构硬件和软件跟不上，养老问题凸显。北京市老龄委负责人坦言“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养老院一床难求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90岁的张寅生和老伴李玉珍，感觉回家的楼梯越来越长。
他们常常相扶着，看一眼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片。70年前，黑白照片上的李玉珍漂亮得像个电影明星，“年轻的感觉，压迫得让人窒息。”
同样在北京，朝阳区劲松老式居民楼里，和80岁的兆芬(化名)一起回望过去岁月的，只有两只做伴的猫。满是皱纹的手里，公办养老院的排号已经等了近四年。
深夜里，90岁的卢月爱吵着“要下楼上班”，看到58岁的女儿拽自己，扯着嗓子大喊“救命、救命”。“你们怎么着老人了？还让不让别人睡觉？”街坊开门喊道。面对神志不清的母亲，侯群英和兄妹们坦言“快被折磨疯了”。
养老，于他们而言，成为了自己或家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张寅生说， 20年前，退休在家老两口过着养花、画画的悠闲日子。4个子女，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外地，在北京的两个每周都会来看望。
早市晚市，张寅生提着布兜去买菜，回到家做饭，老伴儿李玉珍给他打下手，“如果就这样过完余生，很幸福。” 张寅生坦言，那时根本没想过去养老院。
一场小火灾改变了他的想法。前年的一天，张寅生像往常一样做完饭，招呼老伴吃饭，但他忘了关火。火苗烧着了抽油烟机，黑烟充斥厨房，涌到窗外，街坊踹开门大喊“着火了”。
“真吓坏了，突然感觉这么安静活着都力不从心了。” 张寅生说。去遛弯的路上，李玉珍躲避不及被车撞了。
接连出事，子女探望频率增加，每周一次改为两三天一次，再改为一天一次，“他们怕我们突然死在了家里。” 李玉珍说，自己半年才慢慢恢复，“我和老伴想，这回得多注意点儿，别再给孩子们添麻烦。”
衰老的窘境没给老两口喘息机会，刚好的李玉珍又摔了一跤。88岁的她装上了金属股骨头，只能慢慢挪动。
老两口看着70来岁的子女，头发已白，面容憔悴，每天来照顾他们上楼梯都困难，“我俩心里难受”。
指望不上的社区养老
“孩子们也老了，不能再拖累他们。”张寅生夫妇决定去外边养老。
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家，想起社区里的“日间照料室”。张寅生设想，白天跟老伴去日间照料室，有其他老人做伴，万一犯病还能及时送医院。晚上，两人就回家住，也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样既解脱了孩子，还能守着安全守着家。
张寅生碰了一鼻子灰，居委会说，有日间照料室没人去。“我去看了，只有两张床两套被褥。再加上没医生，我们害怕。”张寅生说。
也是抱着“解脱子女”寻找日间看护室的丁怀礼同样失望。他独居在芍药居一个近两千户的社区里，3个子女都在本地，“人老了毛病多，不愿跟他们住。”他去社区日间看护室，20来平方米房子内没有老人，已变成居委会的办公场所。
“从设立初就没有老人敢去，后来日间看护室就变成了社区举办活动的公用场地。”丁怀礼所在社区的居委会负责人并不讳言他的现状与担忧，“居委会分不出人手照料，也分不出多余的钱雇人看护，老人在这是有风险的，万一出现急病，死到这了，责任算谁的？”
北京“十二五”规划数据，2010年百名老年人拥有日间托老床位数1(张)。
正如张寅生和丁怀礼的遭遇，近日记者探访多个小区，日间照料室现状多为“只是有这么一说”。现实中，很多社区缺乏人手和资金，日间照料室早已废弃，甚至一些社区的照料室已变成杂物间。
得等10年的公办养老院
电影《桃姐》里，年迈的桃姐对“干儿子”说：我干不动了，我要去老人院。“干儿子”反问：你真的想去老人院？画面中，神经绷紧的桃姐挤出两个字：愿意。
“谁真正想去养老院呢？我子女齐全，去养老院算个什么事呢？”张寅生和老伴眉头皱紧。但社区养老指望不上，他们又只能去找养老院。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疾病和不便，心高气盛的兆芬也开始寻找养老院。
“公家的，放心。”张寅生夫妇、兆芬、卢月爱的儿女都最先想到公办养老院。他们的理由大致相同，公办养老院设施完善、服务齐全、收费合理，更重要的在市区内，家人看望方便，“突然发病，送医院抢救都快”。
据北京市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年底，养老机构总数为401家，其中公办215家，民办186家，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2.9张。
在数据上，公办占多数，但现实并不乐观。
张寅生带着老伴找了多家公办养老院，均被拒之门外，理由都是“满了”。
四年前，兆芬就在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和第五社会福利院登记排号。虽然多次电话询问，但答复至今都是“没床位，还得等”。
除了没床位，拒绝卢月爱的还多一个理由，“公立养老院都不愿收不能自理的老人”。
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北京“标本”的养老院，位于朝阳区华严北里闹市区中的静谧之处。
3月19日，记者探访该养老院，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人分住不同区域，一所老年病医院就在院内。养老院内老年活动丰富，还有各种兴趣小组的课程。
一位老人晒着太阳，手里转着的两个核桃，被逝去的时光磨得锃亮，划着属于他的年轮。老人说，每逢年节，常有各级领导和志愿者来慰问，“我见过好多大领导和明星”。
这名老人坦言，这里的确不好进，“很多都是托关系进来的”。
3月20日，记者以家属身份咨询，第一社会福利院称，目前有1100张床位，前面排了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
记者调查数十家公办养老院，目前都是床位已满需排号，虽然不像第一社会福利院排了数千名，但数百人排号很常见。其中一些养老院的确不收不能自理的老人，“自理的还排队要住呢，何必要新添麻烦。”一家公办养老院人士透露。有的养老院还需要对入住老人进行面试和试住，不合格将被劝退。
去不了公办的，兆芬考虑城里的民办养老院，曾去离家两站的双井“恭和苑”试住。
3月19日，“恭和苑”的接待员热情介绍，“我们还未正式接收老人入住，老人可在样板间试住，一周费用1500元。”
看着“恭和苑”的规划沙盘，一位住在附近的老人咨询，“我退休金5000来元，有没有这个价位的？”接待员微笑着摇头。
（摘编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