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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煎熬的，你所学的是一回事，你看到的是另一回事，最后一定是选择一个对你这个党委书记政权的巩固有利的选择，这就是改革。
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牧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
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摘自李昌平《给总理的一封信》
时光回到8年前一个漆黑的夜晚，江汉平原的一个乡镇上，一位乡干部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幅幅类似高适、郑板桥笔下的民间疾苦画面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他决定要把上任两个多月来遭遇的种种困境写下来，可是写给谁看呢?县里的上级吗?他们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形。
他写下了这封信并寄给了朱镕基总理：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个排比句式以及它所携带的信息震动了总理，朱镕基先后两次在信上作出批示，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也迅速增加。
这个排比句式也感动了社会。这年底，李昌平从此戴上了“最著名乡党委书记”的桂冠，人生轨迹因为这封信而发生“突变”。
不可改变的是，这个前任乡党委书记的命运仍然和农村发展深厚地联结在一起。
在失败中寻找出路
“我好多年不想这事了。”8年后的今天，坐在北京的一处办公楼里，李昌平神情淡定。“有这么多农民，状况又那么不好，没有李昌平总有王昌平，没有王昌平总有张昌平，总会出来的。我就像买彩票的人，幸运的是我中了。这个比喻比较低级一点，但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中彩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说得坦诚，“写信以后就干不下去了。我想人一生几十年，何必要耗在那个地方，一事无成，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啊!”
他选择了广东，“广东经济比较好，就业机会多，也想切身体会一下发达地区的农业究竟怎么搞的”。
在广东，李昌平知道了什么叫“漂泊”。他先在深圳一家台资企业工作，不久应邀去珠海蓝田公司，但2001年1月有嫉恨他的人向公司老总“打招呼”，他不想让蓝田公司为难，再次辞职来到广州，后来在一家企业的支持下，他陆续去了佛山、三水、顺德、清远等珠三角地区考察农业。
和给总理写信以前一样，漂泊中失败感伴随着李昌平。
“你问我有没有失败感，有，而且很强。我应该说确实是想做点事情的一个人，我也不怀疑我做事情的能力。但是现实是另一回事。”
李昌平愿意讲述80年代，他的叙述让你感觉到，那个时候，他是快乐的。“80年代干什么成什么，那时候有一批好的基层干部，农民的组织性也强，80年代搞了多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啊修桥啊搞农田水利啊，一呼百应……办企业办一个成一个，搞农工商总公司，在武汉弄个门面，农产品就可以往外运了，挣钱很容易。”
进入90年代，“我感觉越干越吃力，农民挣钱变得艰难。戴帽子的太多了，土地制度也变了，也不能用土地来办企业了，税收也多了。中央的钱越来越多，地方的钱越来越少”。
李昌平试图去改变，“但你处在那个‘局’里，只能改变局部，等你一调走，成果都没有了”。而一些所谓改革措施也在利益驱动下变质。
“比方说企业改制，都说只要改制了，那个企业就怎么好了。狗屁!我们搞改制，就是因为没有钱花，哪有那么复杂呢!企业卖了以后，乡镇有钱了，我干三年五年我就走了呗是不是，那就是改革的动力。”
李昌平觉得夹在中间，“很煎熬的，你所学的是一回事，你看到的是另一回事，最后一定是选择一个对你这个党委书记政权的巩固有利的选择，这就是改革。那对不对呢?不对，你应该朝着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方向去走。”
“给总理写信，因为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出路。”他说。
满意现状的北漂
在广州，李昌平写成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为了出版李来到北京，在一次饭局上结识了《中国改革》杂志社负责人温铁军，两人非常“谈得来”。2001年9月，李进入这家杂志工作。
38岁，李昌平成为一个地道的“北漂”。“当时钱很少，整个家当就5万块钱，都留给了老婆孩子，只身带着2000块钱来到北京。那个时候是很艰难的，在杂志社做编辑，有试用期，一个月900块工资。交房租，吃饭，坐公共汽车，都要计划好。”
“我当时想，一个农民都能够出来打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还读了那么多书。抱着这个心态，我觉得我一定饿不死，一定可以的。”叙述着这段艰难的转折，李昌平语调平静。“我就觉得时间对我很紧张。”
2002年1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成为流行一时的畅销书，“盗版书到处都是，有一次我去开会，某单位买了500本书让我签名，我拿过来一看，全是盗版的。我自己也买好多盗版书送给别人。”
工作上也有了起色，2002年4月，《中国改革，农村版》创刊，李昌平担任副总编辑。他找到了一个可以与他熟知的世界沟通的平台，“每天都有好多人来找我，农民啊基层干部啊等等，找我来反映农村问题。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帮我接待，帮我回信。”
李昌平至今感谢《中国改革》杂志社，“在没有单位敢用我的时候，《中国改革》勇敢地收留了我这个‘北漂的共产党员’，帮助我度过了最尴尬的日子。”
不过，2003年9月，他仍然选择了再一次离开。一方面做媒体“挺累的”，另一方面他说，“更重要的我发现自己的长处不是搞媒体和理论研究，17年的农村工作经历造就了我和农民打交道、做实际工作的能力，老在北京呆着，容易空掉，变得没有底气。所以，我萌发了下到一线工作的想法。”
李昌平的下一站是香港乐施会。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在西南、西北从事扶贫工作，每年在国内有几千万元扶贫资金的用度。他起初担任乐施会西南项目干事，从2005年9月起，开始担任中国区顾问。
2006年开始，李昌平又多一个身份——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以研究为主，不是以教学为主，但有研究生的课。有课我就去上，和乐施会这里不矛盾。”事实上，这两个平台正好形成互补，李昌平可以借助乐施会的渠道经常下农村调研，而河北大学则让他得以将一线的调研转化为教学和科研。
而在报端，在网络上，李昌平关于三农的文章也越来越多，8年的动荡和漂泊后，他成功地实现了“转身”。“现在对自己的状态觉得很满意。”他说。
给农民自主权
由基层到企业，由企业到媒体，由媒体到NGO，由NGO到学术界，李昌平经历了多重身份。
“中国现在有四种话语：农民话语、官方话语、学者话语、NGO话语，我现在大体可以听得懂这四种话语了，而且可以从中做沟通。”
李昌平提及专家在农村的调研，“很多调研的方法不行。发几张问卷，与干部座谈，拍几张照片，这种方法是得不到真实信息的”。
李昌平感慨，现在不管学者还是官员对农村的了解太少了，给农村做决策却多了，这导致了农村问题丛生。“我觉得九十年代的农村政策是有很大问题的，这不是哪个人故意要把农村搞乱，实在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农村。”
对于近年来中央减免农业税等利民措施，李昌平说，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但是在此之外，关键还要给农村自主权。要让农民有主体性，要让农民有选择权。农民有了主体性才有创造性。”
“80年代的农村有主体性——那时候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小城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中国经济新增值的70％以上是乡镇企业和农业创造的。”
“但是8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主体性开始下降。1988年《土地法》出台，乡镇企业用地权收归国家，农民集体不能直接用地发展农村工商业了，执法部门越来越多，基层的执法人员越来越庞大，乡镇财政供养人数有了10倍以上增长；90年代初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得到空前加强，乡镇财政几乎处于无米之炊的状态。”
“农村问题哪有那么复杂，哪有那么难哪!只要你不害农民，不找他收钱，给农民自我发展创造条件就行了，农村就会发展得很快。”他说，“现在怎么搞呢?有的地方农民养了猪自己还不能杀，非得到县里去宰，宰了再回来卖，荒唐到了极电!”
李昌平说，离开农村8年，年轻的时候要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的理想主义情结慢慢地淡了，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成熟，反正就是觉得好像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了。
三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夕阳西下，李昌平将双肩背包搭在左肩，一身夹克衫，牛仔裤，消失在人群中，身上已经找不到一丁点乡党委书记的印记。
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牧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
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摘自李昌平《给总理的一封信》
时光回到8年前一个漆黑的夜晚，江汉平原的一个乡镇上，一位乡干部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幅幅类似高适、郑板桥笔下的民间疾苦画面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他决定要把上任两个多月来遭遇的种种困境写下来，可是写给谁看呢?县里的上级吗?他们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形。
他写下了这封信并寄给了朱镕基总理：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个排比句式以及它所携带的信息震动了总理，朱镕基先后两次在信上作出批示，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也迅速增加。
这个排比句式也感动了社会。这年底，李昌平从此戴上了“最著名乡党委书记”的桂冠，人生轨迹因为这封信而发生“突变”。
不可改变的是，这个前任乡党委书记的命运仍然和农村发展深厚地联结在一起。
在失败中寻找出路
“我好多年不想这事了。”8年后的今天，坐在北京的一处办公楼里，李昌平神情淡定。“有这么多农民，状况又那么不好，没有李昌平总有王昌平，没有王昌平总有张昌平，总会出来的。我就像买彩票的人，幸运的是我中了。这个比喻比较低级一点，但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中彩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说得坦诚，“写信以后就干不下去了。我想人一生几十年，何必要耗在那个地方，一事无成，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啊!”
他选择了广东，“广东经济比较好，就业机会多，也想切身体会一下发达地区的农业究竟怎么搞的”。
在广东，李昌平知道了什么叫“漂泊”。他先在深圳一家台资企业工作，不久应邀去珠海蓝田公司，但2001年1月有嫉恨他的人向公司老总“打招呼”，他不想让蓝田公司为难，再次辞职来到广州，后来在一家企业的支持下，他陆续去了佛山、三水、顺德、清远等珠三角地区考察农业。
和给总理写信以前一样，漂泊中失败感伴随着李昌平。
“你问我有没有失败感，有，而且很强。我应该说确实是想做点事情的一个人，我也不怀疑我做事情的能力。但是现实是另一回事。”
李昌平愿意讲述80年代，他的叙述让你感觉到，那个时候，他是快乐的。“80年代干什么成什么，那时候有一批好的基层干部，农民的组织性也强，80年代搞了多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啊修桥啊搞农田水利啊，一呼百应……办企业办一个成一个，搞农工商总公司，在武汉弄个门面，农产品就可以往外运了，挣钱很容易。”
进入90年代，“我感觉越干越吃力，农民挣钱变得艰难。戴帽子的太多了，土地制度也变了，也不能用土地来办企业了，税收也多了。中央的钱越来越多，地方的钱越来越少”。
李昌平试图去改变，“但你处在那个‘局’里，只能改变局部，等你一调走，成果都没有了”。而一些所谓改革措施也在利益驱动下变质。
“比方说企业改制，都说只要改制了，那个企业就怎么好了。狗屁!我们搞改制，就是因为没有钱花，哪有那么复杂呢!企业卖了以后，乡镇有钱了，我干三年五年我就走了呗是不是，那就是改革的动力。”
李昌平觉得夹在中间，“很煎熬的，你所学的是一回事，你看到的是另一回事，最后一定是选择一个对你这个党委书记政权的巩固有利的选择，这就是改革。那对不对呢?不对，你应该朝着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方向去走。”
“给总理写信，因为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出路。”他说。
满意现状的北漂
在广州，李昌平写成了《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为了出版李来到北京，在一次饭局上结识了《中国改革》杂志社负责人温铁军，两人非常“谈得来”。2001年9月，李进入这家杂志工作。
38岁，李昌平成为一个地道的“北漂”。“当时钱很少，整个家当就5万块钱，都留给了老婆孩子，只身带着2000块钱来到北京。那个时候是很艰难的，在杂志社做编辑，有试用期，一个月900块工资。交房租，吃饭，坐公共汽车，都要计划好。”
“我当时想，一个农民都能够出来打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我还读了那么多书。抱着这个心态，我觉得我一定饿不死，一定可以的。”叙述着这段艰难的转折，李昌平语调平静。“我就觉得时间对我很紧张。”
2002年1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成为流行一时的畅销书，“盗版书到处都是，有一次我去开会，某单位买了500本书让我签名，我拿过来一看，全是盗版的。我自己也买好多盗版书送给别人。”
工作上也有了起色，2002年4月，《中国改革，农村版》创刊，李昌平担任副总编辑。他找到了一个可以与他熟知的世界沟通的平台，“每天都有好多人来找我，农民啊基层干部啊等等，找我来反映农村问题。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帮我接待，帮我回信。”
李昌平至今感谢《中国改革》杂志社，“在没有单位敢用我的时候，《中国改革》勇敢地收留了我这个‘北漂的共产党员’，帮助我度过了最尴尬的日子。”
不过，2003年9月，他仍然选择了再一次离开。一方面做媒体“挺累的”，另一方面他说，“更重要的我发现自己的长处不是搞媒体和理论研究，17年的农村工作经历造就了我和农民打交道、做实际工作的能力，老在北京呆着，容易空掉，变得没有底气。所以，我萌发了下到一线工作的想法。”
李昌平的下一站是香港乐施会。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在西南、西北从事扶贫工作，每年在国内有几千万元扶贫资金的用度。他起初担任乐施会西南项目干事，从2005年9月起，开始担任中国区顾问。
2006年开始，李昌平又多一个身份——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以研究为主，不是以教学为主，但有研究生的课。有课我就去上，和乐施会这里不矛盾。”事实上，这两个平台正好形成互补，李昌平可以借助乐施会的渠道经常下农村调研，而河北大学则让他得以将一线的调研转化为教学和科研。
而在报端，在网络上，李昌平关于三农的文章也越来越多，8年的动荡和漂泊后，他成功地实现了“转身”。“现在对自己的状态觉得很满意。”他说。
给农民自主权
由基层到企业，由企业到媒体，由媒体到NGO，由NGO到学术界，李昌平经历了多重身份。
“中国现在有四种话语：农民话语、官方话语、学者话语、NGO话语，我现在大体可以听得懂这四种话语了，而且可以从中做沟通。”
李昌平提及专家在农村的调研，“很多调研的方法不行。发几张问卷，与干部座谈，拍几张照片，这种方法是得不到真实信息的”。
李昌平感慨，现在不管学者还是官员对农村的了解太少了，给农村做决策却多了，这导致了农村问题丛生。“我觉得九十年代的农村政策是有很大问题的，这不是哪个人故意要把农村搞乱，实在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农村。”
对于近年来中央减免农业税等利民措施，李昌平说，这些都是很好的政策。“但是在此之外，关键还要给农村自主权。要让农民有主体性，要让农民有选择权。农民有了主体性才有创造性。”
“80年代的农村有主体性——那时候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小城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中国经济新增值的70％以上是乡镇企业和农业创造的。”
“但是8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主体性开始下降。1988年《土地法》出台，乡镇企业用地权收归国家，农民集体不能直接用地发展农村工商业了，执法部门越来越多，基层的执法人员越来越庞大，乡镇财政供养人数有了10倍以上增长；90年代初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得到空前加强，乡镇财政几乎处于无米之炊的状态。”
“农村问题哪有那么复杂，哪有那么难哪!只要你不害农民，不找他收钱，给农民自我发展创造条件就行了，农村就会发展得很快。”他说，“现在怎么搞呢?有的地方农民养了猪自己还不能杀，非得到县里去宰，宰了再回来卖，荒唐到了极电!”
李昌平说，离开农村8年，年轻的时候要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的理想主义情结慢慢地淡了，我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成熟，反正就是觉得好像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了。
三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夕阳西下，李昌平将双肩背包搭在左肩，一身夹克衫，牛仔裤，消失在人群中，身上已经找不到一丁点乡党委书记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