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我作为《鄱阳报》复刊后首任总编辑，到农村采访就碰到一场大辩论——暗地里搞起了包产或包干到户的干部和社员，认为“两包”好得很；而一些社队干部则坚称这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认为糟得很。不少乡村因此发生了干群顶牛，乃至罢工、荒田现象。
　　“好得很”“糟得很”的争论，关系到农村改革能否进行下去，是媒体不可回避的热点话题。为此，报社组织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是重温邓小平同志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导，使我们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实践证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生产关系很不适应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搞得集体空、农民穷，社员整天苦干，连个温饱也得不到保障。这还不是走了错路、碰了墙头吗？怎么还不要改革？我们认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党中央一定会支持农民的改革精神，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党报必须站在改革的前列，旗帜鲜明地为改革鼓与呼！
　　但是，面对当时的思想政治气候，报纸难以作为。因为那时省、地领导层中也有人认为“两包”是复辟资本主义，省委、地区还派工作组来鄱阳纠过“两包”的“偏”。縣委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更是郑重地交代我“切莫报道‘两包’的消息，以免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然而，重学“全党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党规，让我们认识到，当领导指示与中央精神有悖之时，报社作为下级有责任向上级提出意见和建议。于是我根据编委会的共识，向县委书记周全详细汇报了学习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会，转达了百万农民急盼改革的心声，认为农民搞“两包”是一种可贵的改革创新精神，媒体应予以鼓励和引导。当时，我准备挨一顿批评，谁知却得到了书记的首肯和赞扬。他说：“你讲得很对，群众起来改革，只能引导，不能堵塞。”
　　有了书记的鼓励和支持，报社迅即派出多名记者下乡采访。很快，我们将负债200万元、全县最穷的珠湖公社实行“两包”到户的新气象，以《门上一把锁，满坂都是人》为题予以报道。接着连续发表由我执笔的《莫把前进当倒退》《莫把支流当主流》《莫把开头当过头》《还是尊重群众意愿好》等四篇文章，高度肯定“两包”是农村改革的一项创举，并有针对性地批判了种种“左”的论调，呼吁各级党委做美“包”字文章。虽然我遭到一些人的谩骂，但赞扬的声音还是主流。
　　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强烈的舆论推动下，全县“两包”到户工作快速而稳健地展开。入夏之初，18万户农户全部实行了分户承包经营。农友们积极地投劳、投资，认真地精耕细作，播下了丰收的希望。
　　当年7月，省委为传达中央有关农村改革的精神，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要求放开手脚，大力落实“两包”到户责任制。周全书记开完会一回到县，便对我说：“省委要求放开搞‘两包’，你们大胆写呀！”我说：“我们早于半年前就大张旗鼓地宣传了呀！”书记高兴地说：“了不起呀，我们县的农村改革工作应该走在全省前列了。”
　　1981年，是鄱阳县农业改革大迈进的一年，也是农业生产取得特大丰收的一年。同样的天气，同样的土地，当年全县粮食、油料产量猛增三至四成，总产创下新中国成立32年来之最；过去政府收购粮食、油料难，现在变成农民出售粮食、油料难。省委高度赞扬捷足先登的鄱阳农村改革，派记者专程采访报道，给予表彰；县委则盛赞《鄱阳报》采编人员政治上的敏锐和改革中的胆魄。
　　回顾农村改革往事，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深刻认识到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不断改革、开放，以除弊兴利，造福于民。每个党员干部，包括我们离退休人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继续发挥正能量，当好改革、开放、创新的促进派和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