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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一“粟”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黍是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在这之后，粟则取代了黍的地位，成为当时北方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魏晋南北朝时期，粟作发展达到兴盛，粟也相应成为了“五谷”之首。延安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是炎黄文明发祥地之一，米脂县武郁渠、麻土坪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碳化粟粒”以及贮藏粮食的窑穴，说明延安谷子的种植，至少已有4000-5000年的历史。
先秦、西汉军屯时期，延安小米大面积种植，在鲍家营、谭家营、东营、冯家营等屯军垦荒要地都种植了小米。隋唐宋元，农牧杂糅，时农时牧，农业受限，但谷子始终是当时农牧民的大宗粮食作物。明清时期，农耕再兴，农牧携伴同行，耕作农业得到全面发展，谷类作物不仅种植面积广阔，而且品种更加齐全。据民国安塞县志记载：“安塞境内宜粟，他郡不及，其米淅之汁为脂。”
西汉名士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可见，虽然在今天我们不常听说粟，但在古代“粟”是名副其实的重要粮食。晁错在文中主要提出“劝农”和“贵粟”是解决当下社会问题（民贫以及蓄积不及）的重要举措。粮食生产在古代是经济领域的头等大事，即便在这个时代也依然如此。
因为粟在古代的重要性，所以“粟”的字义演变了多重含义：首先，“粟”字的造字本意就是指北方所称的谷子，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其籽实为圆形或者是椭圆小粒；其次，可将其引申为谷粒或者作为粮食的统称，《管子治国》载：“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最后还可以将其引申成以粮食支付的俸禄，如《解文表书》载：“进不能见危授命，亡身殉国；退不能辞粟首阳，拂衣高谢。”在多数朝代，粮食甚至是官员直接俸禄的一部分，用今天的概念来说粮食在当时直接等同于金钱。
文章·小米·青春
“吃着陕北的小米，陕北红军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当年毛主席对延安小米的深刻记忆。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人民以小米为主粮的杂粮供养中央领导和革命队伍。“文章小米青春”是曾任鲁艺美术系主任的蔡若虹写于1979年12月的《雨中花慢·悼念何其芳同志》中的词句，恰恰可以用来形容延安艰苦环境下鲁艺人的生活状态。当时的伙食标准一般是，每人每天一斤小米、一钱油、两钱盐。主食主要是小米饭，菜是盐水煮土豆、白菜汤或南瓜汤。国际友人白求恩医生受到了贵宾级的待遇，他每天可以吃三顿小米干饭，每周都可以吃肉或炒鸡蛋。
小米不仅养育了延安儿女，而且也作为礼物馈赠朋友。1945年2月5日上午，徐悲鸿在重庆养病，郭沫若带着两包延安生产的红枣和小米去探望，并告之这两包特产是周恩来送给他的。他们一上午讨论的都是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并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志率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有的领导同志从安全考虑，劝毛主席离开延安东渡黄河，暂住山西。毛主席深情地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参观访问了延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唯一一次回延安。午餐时，他端起米汤喝了口说：“真香啊。”并满怀深情地说：“延安的小米好啊，是延安的小米哺育了我们，哺育了革命。”
红色基因 延安小米声名远扬
“只有青山干死竹，未见地里旱死粟”，小米的抗旱能力超群，它既耐干旱、贫瘠，又不怕酸碱。一方水土种一方粮。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属半干旱山区，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圈层厚、矿物质丰盈，这很好地满足了小米的生长周期和有效的环境所需。延安小米色泽金黄，颗粒圆润，晶莹明亮，黏糯芳香，其蛋白质含量高达13%，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平均含脂肪4.5%，并且富含多種维生素，特别是富含人体既不能合成亦不可缺少的赖氨酸和蛋氨酸。
一粒米记录着千年农作物遗传的秘密，一粒米承载着千年的农耕传奇。一顿小米饭、一碗小米粥、一块小米糕、一袋小米锅巴……小米在变换着形态满足着食客的味蕾，刷新着存在感，如今的延安小米，也已遍销全国。李白曾说：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人生里可能会遇见很多种美味，但在生命里盘桓不去的，可能不过是一口最寻常的小米饭，因为，有些味道，渗入了血液，就再也难以割舍，那就是初心的味道。小米，就像陕北的母亲，一边温柔地哺育，一边坚强地守护。它让这方水土上的人繁衍生息，护佑这里的文化延绵不绝。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黍是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在这之后，粟则取代了黍的地位，成为当时北方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魏晋南北朝时期，粟作发展达到兴盛，粟也相应成为了“五谷”之首。延安位于黄河中游地区，是炎黄文明发祥地之一，米脂县武郁渠、麻土坪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碳化粟粒”以及贮藏粮食的窑穴，说明延安谷子的种植，至少已有4000-5000年的历史。
先秦、西汉军屯时期，延安小米大面积种植，在鲍家营、谭家营、东营、冯家营等屯军垦荒要地都种植了小米。隋唐宋元，农牧杂糅，时农时牧，农业受限，但谷子始终是当时农牧民的大宗粮食作物。明清时期，农耕再兴，农牧携伴同行，耕作农业得到全面发展，谷类作物不仅种植面积广阔，而且品种更加齐全。据民国安塞县志记载：“安塞境内宜粟，他郡不及，其米淅之汁为脂。”
西汉名士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可见，虽然在今天我们不常听说粟，但在古代“粟”是名副其实的重要粮食。晁错在文中主要提出“劝农”和“贵粟”是解决当下社会问题（民贫以及蓄积不及）的重要举措。粮食生产在古代是经济领域的头等大事，即便在这个时代也依然如此。
因为粟在古代的重要性，所以“粟”的字义演变了多重含义：首先，“粟”字的造字本意就是指北方所称的谷子，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其籽实为圆形或者是椭圆小粒；其次，可将其引申为谷粒或者作为粮食的统称，《管子治国》载：“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最后还可以将其引申成以粮食支付的俸禄，如《解文表书》载：“进不能见危授命，亡身殉国；退不能辞粟首阳，拂衣高谢。”在多数朝代，粮食甚至是官员直接俸禄的一部分，用今天的概念来说粮食在当时直接等同于金钱。
文章·小米·青春
“吃着陕北的小米，陕北红军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是当年毛主席对延安小米的深刻记忆。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人民以小米为主粮的杂粮供养中央领导和革命队伍。“文章小米青春”是曾任鲁艺美术系主任的蔡若虹写于1979年12月的《雨中花慢·悼念何其芳同志》中的词句，恰恰可以用来形容延安艰苦环境下鲁艺人的生活状态。当时的伙食标准一般是，每人每天一斤小米、一钱油、两钱盐。主食主要是小米饭，菜是盐水煮土豆、白菜汤或南瓜汤。国际友人白求恩医生受到了贵宾级的待遇，他每天可以吃三顿小米干饭，每周都可以吃肉或炒鸡蛋。
小米不仅养育了延安儿女，而且也作为礼物馈赠朋友。1945年2月5日上午，徐悲鸿在重庆养病，郭沫若带着两包延安生产的红枣和小米去探望，并告之这两包特产是周恩来送给他的。他们一上午讨论的都是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并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志率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有的领导同志从安全考虑，劝毛主席离开延安东渡黄河，暂住山西。毛主席深情地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参观访问了延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唯一一次回延安。午餐时，他端起米汤喝了口说：“真香啊。”并满怀深情地说：“延安的小米好啊，是延安的小米哺育了我们，哺育了革命。”
红色基因 延安小米声名远扬
“只有青山干死竹，未见地里旱死粟”，小米的抗旱能力超群，它既耐干旱、贫瘠，又不怕酸碱。一方水土种一方粮。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属半干旱山区，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圈层厚、矿物质丰盈，这很好地满足了小米的生长周期和有效的环境所需。延安小米色泽金黄，颗粒圆润，晶莹明亮，黏糯芳香，其蛋白质含量高达13%，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平均含脂肪4.5%，并且富含多種维生素，特别是富含人体既不能合成亦不可缺少的赖氨酸和蛋氨酸。
一粒米记录着千年农作物遗传的秘密，一粒米承载着千年的农耕传奇。一顿小米饭、一碗小米粥、一块小米糕、一袋小米锅巴……小米在变换着形态满足着食客的味蕾，刷新着存在感，如今的延安小米，也已遍销全国。李白曾说：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人生里可能会遇见很多种美味，但在生命里盘桓不去的，可能不过是一口最寻常的小米饭，因为，有些味道，渗入了血液，就再也难以割舍，那就是初心的味道。小米，就像陕北的母亲，一边温柔地哺育，一边坚强地守护。它让这方水土上的人繁衍生息，护佑这里的文化延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