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残疾人爱出门
　　我刚到伯克利的时候，最不能理解的一点是，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残疾人。而且大多数残疾人，坦白地说，样子都非常可怕。
　　我住的楼里住着一位残疾人，她二十多岁，可是身材非常矮小，如同一个小孩。她的下巴抵在胸前，左手外翻，立在头顶上，右手则绕向左边肩膀。她的两条腿像两条交缠的蛇一样，扭曲地盘在一起。
　　可是她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光明正大，有尊严。
　　那时我刚住进来不久，从来没有见过畸形成这个模样的人，我被彻底吓住了，一时间手足无措，就没有想到要为她按电梯。她用右手按动轮椅左面扶手的按钮，将轮椅驱动到电梯按钮跟前，然后，艰难地将身体一点一点靠向电梯按钮板，以便用她那只奇怪地矗立在脑袋上方的、外翻了的左手，去按下电梯的按钮。
　　这样的人，哪怕去完成生活里任何一个微小的动作，洗脸，刷牙，用钥匙开门锁，甚至坐电梯，都不知要付出比常人多多少倍的努力。
　　电梯抵达，电梯门打开，女孩驱动轮椅孤独离去。我望着她的背影，眼睛猛然一湿。
　　用一分钟等候一辆轮椅
　　坐公交车经常能遇到无法行走的残疾人。加州的公交车在前后门处各有一块电动翻板，每当有坐轮椅的老人或残疾人要上车，公交车就“扑哧”响一声，一边的轮胎扁下去，车身一直低到跟人行道一样高。这时，那块电动翻板便会慢慢打开，然后残疾人缓慢地驱动轮椅上车。司机按动按钮，电动翻板再慢吞吞地翻回来，又是“扑哧”一声，车身恢复原样。整个过程至少要一分钟。
　　在北京、上海，在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大城市，我无法想象，一车的人愿意一起用一分钟安静地等候一辆轮椅的到来和离开。
　　作为一个正常人，我从来没有去注意北京和上海的无障碍设施。可是当我拖着一只行李箱在街上迷路的时候，我能深刻地理解残疾人的感受。有多少次，2号线换4号线，我在人潮洶涌的台阶上拎着箱子爬上爬下累到吐血？有多少次，我拖着行李箱走到交叉路口，“咯噔”一声，行李箱从人行道边沿直接掉下来？
　　而我不过是拖着一只行李箱。一个独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遇到这样的马路牙子，难道每次都只能指望别人的热心帮助吗？
　　哪个社会都有“不健全的孩子”
　　我的一个好朋友是脆骨病患者。脆骨病，就是撞一下，骨折；碰一下，骨折；扭一下，也骨折。他从小到大，两条腿不知骨折过多少次。他现在为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工作。我上一次回北京去看他，他邀请我参加慈善会演。到场的有许多坐轮椅的，有佝偻症患者、侏儒症患者、白化病患者。有的身体蜷缩得像卷叶，有的身材如孩童，有的皮肤惨白。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不习惯随处可见的残疾人，就问朋友：“美国怎么会有这么多残疾人啊？”朋友答：“中国也有吧？只是平常不出门吧？”现在，我的这位脆骨病朋友证实了他的话。当我感叹“想不到北京住着这么多罕见病患者”时，他说：“他们平时都不出门，你当然想不到！”
　　不出门，不全因为担心出门吓到人，更主要的是没办法出门。人行道，走不了；公交车，坐不了；地铁，进都进不了。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定会有起码的意识，照顾它那一拨身体不健全的孩子。这意识不该只落实于公民的献爱心、偶发的捐款，而应该有切实的、长效的、落实到细节的法律制度和保障举措。公共交通的设计者应该知道，这城市里同样生活着也许没办法爬楼梯的居民；城市的规划者应该知道，这城市里同样生活着看不见灯光、听不见车鸣的盲人、聋人；文化教育的主管者们应该知道，这城市里有太多因为残疾和缺陷，不敢出门，不敢面对城市，被城市遗弃的龟缩在屋里的人。
　　给“霍金们”一点土壤
　　北京在无障碍通道建设上，做得最好的是奥运时期。所以8号线有完备的无障碍设施，鸟巢有轮椅专用的看台和厕所。可是，奥运以后呢？
　　在美国，一方面，因为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就算是四肢不能活动的残疾人，只要能坐轮椅，也会时不时出门；另一方面，没有人会因为自己身体上的丑陋或独特而感到羞耻，而拒绝出门。
　　美国这种传统无疑是从欧洲来的，所以英国的霍金影响了世界。
　　霍金之所以能成为霍金，光靠他自己“惊人的努力”是不够的。你要让一个瘫在轮椅上，脸歪向一边，表情永远呈痴呆状，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为人类做出贡献，你就得让他能生活，能上学，能社交，能出门“吓”人，能被人们接纳，能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能在毕业后找到工作，能生存，能自立，能活得健康、积极、快乐。
　　我们这样做，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