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8000米之路
　　
　　1970年Gerlinde出生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城，这里众山环绕，和很多当地人一样，Gerlinde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徒步、滑雪这样的山地运动中度过。Erich Tischler是当地的神父，不仅为Gerlinde主持了洗礼，也是她山地运动的领路人。作为一个青少年团体的领队，Tischler神父带着Gerlinde和她的同伴们开始了山地徒步和攀岩。跟着Tischler神父，Gerlinde深深地喜欢上了登山，也体会到伴随着登山左右的风险。他们曾经在半山上遭遇雨云，还是小女孩的Gerlinde和同伴看着Tischler神父稀疏的头发全都竖了起来，乐不可支，直到山下才知道，刚才随时可能遭到雷击。之后Gerlinde在一次关于K2的登山报告中认识了Siegfried，正是他把Gerlinde带入了高海拔攀登。Siegfried是一名高山向导，曾在1986年尝试攀登K2，因为对天气状况没有把握而放弃冲顶。正是这次放弃使得他躲过了那场山难，五名登山家因此遇难，其中包括Gerlinde的同乡伊米策。之后一次聚会中Gerlinde和Siegfried重逢，她怎么也没想到Siegfried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高山向导竟然邀请她一起攀岩登山。跟随Siegfried，Gerlinde完攀了自己的第一条200米的结组多段攀岩。后来的一次次阿尔卑斯登山中，Gerlinde从Siegfried那里学习并练就了扎实的高海拔攀登能力。
　　与此同时，Gerlinde在医院里进行着自己的护士学习。1993年初的一天，Siegfried来到维也纳Gerlinde工作的医院，问她：“愿意参加一次8000米山峰的远征吗？”Gerlinde甚至没有考虑就答应了，尽管在此之前她所经历的最高海拔只是4800米的勃朗峰。
　　此次远征的目标锁定在喀喇昆仑的布洛阿特。从开始一切都很明确，无氧，没有向导和协作，一切都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在长达一年半的准备时间里，每个人都在忙着训练，拉赞助筹集资金。Gerlinde工作的医院离家四十多公里，但她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锻炼体能。为了能在早上6点15分准时出现在医院，不得不凌晨三点半就出发，日复一日坚持整整一个夏天。为了训练耐寒能力，每晚睡觉都是窗户大开，只盖薄薄的一层被子，即使冬天也不例外。每当窗外下雪的时候，第二天清晨被子上都是一层薄薄的雪，手脚冰凉，鼻尖通红。一切都是为了能接近8000米。
　　1994年5月，Gerlinde和Siegfried远征队开赴巴基斯坦。从伊斯兰堡沿着喀喇昆仑公路到达斯卡杜（Skardu）再转乘越野车至海拔3000米的Askole。从这里，他们将徒步前进。徒步的速度很慢，第一天上升了200米，第二天上升到3500米，就这样以缓慢但却十分均匀的速度每天上升几百米，到达海拔5000米的巴尔托罗冰川（Baltoro Glacier）的布洛阿特大本营。对Gerlinde来说，高度适应是门全新的课程，缓慢上升，多喝水，这些过去只是书本上的内容。如今在有着丰富极高海拔经验的Siegfried带领下，这些知识迅速地转化为实践经验。而这些经验将在她今后的数十年里十分受用。
　　途中，一支来自捷克的登山队行进速度很快，一下就超过了Gerlinde的队伍。他们这支队伍都是年轻人组成，显然没有太多极高海拔的经验，领队是一名女医生，但要命的是，她是兽医。
　　在距布洛阿特大本营不远的4600米的康考迪亚冰川上，Gerlinde的队伍又将扎营过夜，而那支捷克的队伍则直接进驻数百米高处的大本营。Siegfried跟Gerlinde解释，我们还需要一个晚上适应高度，这不是赛跑，给自己留足时间，不要顾虑别的东西。到达大本营的第一个晚上，一名捷克队员跑到他们的帐篷里，着急地寻找医生。他的一名队友突发严重的高山肺水肿。由于职业是护士的缘故，Gerlinde和队医卡琳迅速携带药品和增压袋赶赴得高山病的捷克队员帐篷里，整晚的抢救依然没能挽回他的生命。死亡，这是Gerli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