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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中，辟谣的意思是指说明事实真相，驳斥谣言。人们经常说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透明，只有开诚布公地道明前因后果，用数据说话，才能打消大众内心的疑虑，遏制谣言的滋生。在人类文明史上，古人有很多制止谣言的方法，本文试图通过对《孟子·万章章句上》中四章的解读，浅谈孟子是如何为圣人辟谣的，并审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
流言所伤，圣人不免。在《孟子·万章章句上》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上文中的痈疽是治疮疾的宦官，瘠环是伺候国君的内侍，弥子是国君的幸臣，都是君主身边的近人或红人。而颜讎由与贞子皆当时的贤臣。万章闻听孔子为得君主的赏识，住在国君的红人家里以求进，遂求证于老师。孟子为之辨析，孔子在宋国即使到了最困顿危险之际，也要择仁而处，住在当时的贤臣贞子家中，又怎么可能在齐卫从容安闲的境况之中，取悦小人以求赏识。即如子路的邻襟弥子，身为宠臣，毫不隐饰地让子路传话，只要你孔子住到我家来，我就能让国君给你官做。孔子的答复却是：“位之得失，自有天命，非人力所能为。”与在鲁国时子路被小人进谗言于季氏，孔子的态度如出一辙。孔子言：“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君子眼里是道，是众生福祉;小人眼里是利，是一己的富贵。一生以礼义自持的孔子，怎么能做出悦小人以求进的无耻勾当呢？可见造谣成本之低，圣人也不免为流言所伤。孟子接着辟谣道，正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究斯滥矣”。君子能够安守于穷困之境，以其乐天知命，身在道中而坦荡安乐。小人为穷困所迫，不息卑颜屈膝抑或铤而走险，因其不畏天命，物欲熬煎而心常戚戚，未得之欲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未得片刻安宁。正是“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做小人的成本太大了。
有意思的是，对于当时已被尊为圣人或贤人的舜、禹、伊尹、百里奚、孔子这样的人，万章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可见，种种“戏说历史”之风古已有之。说舜做君主，他爹拜见的时候不自在;说禹德行够不上圣人，把位子传给了儿子;说伊尹，百里奚分别用做厨子、做牛倌的手段接近君主，求得职位。这些说法，如不深入经典，在很多现代人的观念之中都有，甚至历史课本也堂而皇之地以讹传讹，继承了这样的观点。孟子则引经据典，从每个人行事处世的观念与轨迹，令人信服地一一为之拨乱反正。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谣言何以生？君子何
易困？
谣言的产生离不开时代背景。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文武周公的德风善政影响尚在，虽周室衰微，社会动荡，然君子尚多，如贤相子产，君子蘧伯玉、宓子贱等。到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则是上下争利，物欲横流，民心浇漓，道德衰丧。苏秦、张仪之流横行，为一己之富贵，不惧生灵之涂炭，又为粉饰自私，不惜鼓动唇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戏说历史，歪曲圣贤，定欲令人以为圣贤皆同于己而后快。其言虽不足为圣贤之累，而为世道人心之害不浅。故而引发孟子不惜背负“好辩”之名，大声疾呼，激浊扬清，挽正人心。
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意在表明，诚本是自然固有之，效法天道、追求诚信，这是做人的道理。而处于信息时代的当下社会，一切言行皆以诚实为本，排除一切虚伪、虚假的信念早已敌不过虚假谣言的攻势，其扩散之速度与广度让人避而不及、为之惊叹，事实被远远地抛在谣言的身后，辟谣难度也大大增加。现代社会，太需要孟子这
样的人了。
在对待谣言的态度上，孟子除了极力辟谣、澄清事实外，他还采取了淡然处之、泰然自若的态度。《孟子》中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文王也。”
一位叫貉稽的士人来访问孟子。这位貉稽是鲁国中都一位司职吏，四十多岁年纪，相貌堂堂，早年丧妻。亡妻撇下一男两女，为了子女不受继母虐待之苦，他发誓不娶。但是，人们诽谤他行为不端，貉稽为此事非常苦恼，找孟子诉苦，说：“我貉稽被人家说了很多坏话。”孟子安慰他说：“没关系的。士人总会受到七嘴八舌非议的。《诗经》说：‘忧心忡忡排遣不了，小人对我又恨又恼。’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又说：“不消除别人的怨恨，也不丧失自己的名声。’说的就是文王。”孟子在这里说明的就是士人不要为谣言所困，不要因子虚乌有的谣言而满腹牢骚。
君子自处之道，如孟子言：“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屈己而得位者，不能正人，亦不能正天下。君子离君主的远近，处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会有不同的选择，但其正人先正己，明德而后亲民的初衷是不会改变的。小人为名利富贵不惜屈己辱身，侥幸得志，则己不正而欲使人正，己不忠而欲使人忠，己不廉而欲使人廉，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可得也。
君子小人，其人品黑白，本来不难辨析。观其交友之道，如张居正所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务在进贤，小人以同利为朋，务在植党。君子之朋主于济国，故疏于防奸，小人之朋志在得权，故工于詆正，是以直道难容，枉道易合，此忠佞之分也。”君子和他的朋友，注意力在把本分事做好，少有精力去揣摩防范小人。小人和他的朋友，心思在升官发财上，他们的心思全在揣摩迎合上级的喜好，以及如何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忙于做事的，既无取悦领导之功，又有小人谗毁之力，故难受重用;工于心计的，因巧于取悦而领导以为亲，善夺他人之功以归己而领导以为能，故多得赏识。此小人易得志而君子常穷困之因由也！然则君子既明此理，何不屈己以得势于当时，而不惜洁身而困穷于终世？答曰：“因君子心存敬畏也！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天命谓何？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也！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也！’”观宇宙之和谐，天道之运行，历史之往来，如大浪淘沙，真善美得以永恒，假恶丑必被涤除，此天道人生之大势，万古不易。
“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观友而知人——看一个人常和什么样的人来往，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然君子小人都有朋友，缘何小人易得志而君子常困穷？观君子与小人自处之道与交友之道可知。
“辟谣”这个词之所以让一部分人心生反感，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它成了对抗监督、文过饰非、压制不同意见的挡箭牌。那些朝三暮四的“辟谣”本身就经不起推敲，甚至造成“越辟谣，越信谣”的恶果。因而，涉及一个怎样辟谣的问题。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揪住一些传言和质疑中的瑕疵不放，进而将其全部斥为谣言，抑或是不预设立场、不戴有色眼镜，以“言者无过，闻者足戒”的包容心对待批评和监督，还是不偏不倚，一切以客观公正、力求真相为皈依？通过对孟子辟谣事例的分析，答案不言自明。
追寻孟子辟谣的足迹，人们不难发现，追求真相，捍卫真相，也是這个时代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价值取向，只要始终坚守理性、客观、温和的立场，谣言一定会止于智者。
（青海师范大学）
流言所伤，圣人不免。在《孟子·万章章句上》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上文中的痈疽是治疮疾的宦官，瘠环是伺候国君的内侍，弥子是国君的幸臣，都是君主身边的近人或红人。而颜讎由与贞子皆当时的贤臣。万章闻听孔子为得君主的赏识，住在国君的红人家里以求进，遂求证于老师。孟子为之辨析，孔子在宋国即使到了最困顿危险之际，也要择仁而处，住在当时的贤臣贞子家中，又怎么可能在齐卫从容安闲的境况之中，取悦小人以求赏识。即如子路的邻襟弥子，身为宠臣，毫不隐饰地让子路传话，只要你孔子住到我家来，我就能让国君给你官做。孔子的答复却是：“位之得失，自有天命，非人力所能为。”与在鲁国时子路被小人进谗言于季氏，孔子的态度如出一辙。孔子言：“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君子眼里是道，是众生福祉;小人眼里是利，是一己的富贵。一生以礼义自持的孔子，怎么能做出悦小人以求进的无耻勾当呢？可见造谣成本之低，圣人也不免为流言所伤。孟子接着辟谣道，正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究斯滥矣”。君子能够安守于穷困之境，以其乐天知命，身在道中而坦荡安乐。小人为穷困所迫，不息卑颜屈膝抑或铤而走险，因其不畏天命，物欲熬煎而心常戚戚，未得之欲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未得片刻安宁。正是“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做小人的成本太大了。
有意思的是，对于当时已被尊为圣人或贤人的舜、禹、伊尹、百里奚、孔子这样的人，万章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可见，种种“戏说历史”之风古已有之。说舜做君主，他爹拜见的时候不自在;说禹德行够不上圣人，把位子传给了儿子;说伊尹，百里奚分别用做厨子、做牛倌的手段接近君主，求得职位。这些说法，如不深入经典，在很多现代人的观念之中都有，甚至历史课本也堂而皇之地以讹传讹，继承了这样的观点。孟子则引经据典，从每个人行事处世的观念与轨迹，令人信服地一一为之拨乱反正。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谣言何以生？君子何
易困？
谣言的产生离不开时代背景。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文武周公的德风善政影响尚在，虽周室衰微，社会动荡，然君子尚多，如贤相子产，君子蘧伯玉、宓子贱等。到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则是上下争利，物欲横流，民心浇漓，道德衰丧。苏秦、张仪之流横行，为一己之富贵，不惧生灵之涂炭，又为粉饰自私，不惜鼓动唇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戏说历史，歪曲圣贤，定欲令人以为圣贤皆同于己而后快。其言虽不足为圣贤之累，而为世道人心之害不浅。故而引发孟子不惜背负“好辩”之名，大声疾呼，激浊扬清，挽正人心。
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意在表明，诚本是自然固有之，效法天道、追求诚信，这是做人的道理。而处于信息时代的当下社会，一切言行皆以诚实为本，排除一切虚伪、虚假的信念早已敌不过虚假谣言的攻势，其扩散之速度与广度让人避而不及、为之惊叹，事实被远远地抛在谣言的身后，辟谣难度也大大增加。现代社会，太需要孟子这
样的人了。
在对待谣言的态度上，孟子除了极力辟谣、澄清事实外，他还采取了淡然处之、泰然自若的态度。《孟子》中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文王也。”
一位叫貉稽的士人来访问孟子。这位貉稽是鲁国中都一位司职吏，四十多岁年纪，相貌堂堂，早年丧妻。亡妻撇下一男两女，为了子女不受继母虐待之苦，他发誓不娶。但是，人们诽谤他行为不端，貉稽为此事非常苦恼，找孟子诉苦，说：“我貉稽被人家说了很多坏话。”孟子安慰他说：“没关系的。士人总会受到七嘴八舌非议的。《诗经》说：‘忧心忡忡排遣不了，小人对我又恨又恼。’孔子就是这样的人。又说：“不消除别人的怨恨，也不丧失自己的名声。’说的就是文王。”孟子在这里说明的就是士人不要为谣言所困，不要因子虚乌有的谣言而满腹牢骚。
君子自处之道，如孟子言：“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屈己而得位者，不能正人，亦不能正天下。君子离君主的远近，处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会有不同的选择，但其正人先正己，明德而后亲民的初衷是不会改变的。小人为名利富贵不惜屈己辱身，侥幸得志，则己不正而欲使人正，己不忠而欲使人忠，己不廉而欲使人廉，无异于缘木求鱼，不可得也。
君子小人，其人品黑白，本来不难辨析。观其交友之道，如张居正所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务在进贤，小人以同利为朋，务在植党。君子之朋主于济国，故疏于防奸，小人之朋志在得权，故工于詆正，是以直道难容，枉道易合，此忠佞之分也。”君子和他的朋友，注意力在把本分事做好，少有精力去揣摩防范小人。小人和他的朋友，心思在升官发财上，他们的心思全在揣摩迎合上级的喜好，以及如何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忙于做事的，既无取悦领导之功，又有小人谗毁之力，故难受重用;工于心计的，因巧于取悦而领导以为亲，善夺他人之功以归己而领导以为能，故多得赏识。此小人易得志而君子常穷困之因由也！然则君子既明此理，何不屈己以得势于当时，而不惜洁身而困穷于终世？答曰：“因君子心存敬畏也！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天命谓何？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也！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也！’”观宇宙之和谐，天道之运行，历史之往来，如大浪淘沙，真善美得以永恒，假恶丑必被涤除，此天道人生之大势，万古不易。
“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观友而知人——看一个人常和什么样的人来往，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然君子小人都有朋友，缘何小人易得志而君子常困穷？观君子与小人自处之道与交友之道可知。
“辟谣”这个词之所以让一部分人心生反感，是因为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它成了对抗监督、文过饰非、压制不同意见的挡箭牌。那些朝三暮四的“辟谣”本身就经不起推敲，甚至造成“越辟谣，越信谣”的恶果。因而，涉及一个怎样辟谣的问题。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揪住一些传言和质疑中的瑕疵不放，进而将其全部斥为谣言，抑或是不预设立场、不戴有色眼镜，以“言者无过，闻者足戒”的包容心对待批评和监督，还是不偏不倚，一切以客观公正、力求真相为皈依？通过对孟子辟谣事例的分析，答案不言自明。
追寻孟子辟谣的足迹，人们不难发现，追求真相，捍卫真相，也是這个时代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价值取向，只要始终坚守理性、客观、温和的立场，谣言一定会止于智者。
（青海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