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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竞争首先就是国家领导人战略思维水平的竞争。管子曾说过：“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我们不是英雄史观，但毋庸置疑，最高领导人理论和实践水平如何，直接影响乃至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国家兴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又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特别考验领导人的掌舵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内容博大精深，具有极高的理论素养、深刻的战略洞察力以及深刻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值得深入挖掘和创新性阐释。
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时代大潮
中华民族能否实现民族复兴，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是关键问题。“举什么旗”直接决定“走什么路”。一旦指导思想出问题，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选择的结果，也符合当前时代大潮的发展趋势。
从国际潮流看，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在《世界三十年》一书中，将1978年到2008年看作是世界“向右转”的三十年。那个时期，新自由主义普遍被奉为治国法宝。英国撒切尔主义、美国里根经济学、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都是这方面的例证。但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再次改变了国际关系中的逻辑。这场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美国接连发动战争、“占领华尔街”运动、府院之争导致政府停摆等等，暴露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在此背景下，整个世界重新“向左转”，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重新受到热捧。甚至连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奇也开始捧读《资本论》，试图从中寻求解困之道。
世界大势的这种趋势性变迁，归根到底是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失灵”与“失败”。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根本假定，就是认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有助提高经济效率。但这一假设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无论是封建社会时期的行会制度，此后的特许经营制，还是现在常见的配额制和关税制度，都意味着任何时代都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竞争。相反，不完全竞争和某种程度的垄断，反而是多数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常态现象。企业的利润也更多来自不完全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私人资本试图控制垄断性行业，正是为了获取这些行业凭借垄断性地位获得的垄断利润。指望通过公共和战略性行业私有化来提高经济效率完全是缘木求鱼。
其次，新自由主义理论过分夸大了市场手段的适用范围和效能限度。在经济活动中，借助“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固然重要，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只有当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非常一致时，市场才会运行得好；当个人回报与社会收益不充分一致时，很容易出现少数人受益，多数人遭殃的“市场失灵”现象。尤其对担负部分公共服务的职能部门（如交通、铁路、电力、能源、电信等）的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很容易导致服务质量下降或费用上涨情况。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监管了金融部门，形成了近40年的金融稳定和快速增长，而从里根时期逐步减少政府管制后，反而引发金融秩序混乱，乃至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当年是秉承新自由主义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通过总结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越发认识到，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复兴崛起，人民才能共同富裕。
时代潮流的这种方向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任何力量所无法阻挡的。顺势而动则事半功倍，逆势而动则事倍功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与当前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气场”相合，顺应时代发展大潮，因而赢得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和广泛认可，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中国未来前景的信心。
二、坚持社会主义必须维护政治安全，谨防坠入“民主化陷阱”
政治安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胜利的前提和保证，政治制度直接关乎中华民族兴衰成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强调，“政治安全是根本”。当前，中国维护政治安全，最主要就是要谨防坠入西方精心打造的“民主化陷阱”。政治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政权的关键又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就此而言，国体问题（也就是政权的阶级基础问题）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民主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民主。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表面看，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的机会，因而似乎最能体现民意。但在实践操作中，竞选永远是资源、财富、势力甚至暴力机器的比拼，由此决定了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永远是少数寡头间的游戏，而与普通劳动人民无关。在民主问题上，缺乏阶级分析观点，一味将实现“民主自由”、变革政治体制视为纾解困难的“万能灵药”，而回避“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装糊涂。近些年，各种普世价值论甚嚣尘上，鼓动中国走西式民主道路的呼声不绝于耳。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民主化药方”实际是一剂慢性毒药。
环顾世界，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照搬西式民主而实现国家富强。苏联因西式民主化改革而走向解体，中东北非一些国家在民主化后，国家纷纷陷入乱象。正是由于民主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日渐暴露，“民主化”在当今世界日渐失去了号召力。 2014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刊文感叹“西方民主病在哪儿”，坦承“民主”在全球发展停滞甚至出现逆转。“自由之家”认为，2013年已是全球“自由指数”连续第8年下降。2013年皮尤调查显示，美国仅有31%的人对本国发展方向感到满意，而中国这一数字达到85%。
中国自身的政治探索同样表明，试图借推行西式民主实现民族崛起，完全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晚清时期，康梁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并未挽救清政府；辛亥革命后实行西方议会制度和总统制，中国随即乱象纷呈：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等——这个中华民族蒙受苦难的时期，却被某些“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描绘成令人向往的“民国范儿”，实在匪夷所思。 近些年中国在农村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试验效果并不好。在一些地方，这种试验极大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基层民众的管理能力。并且，还出现了大量的家族政治、黑社会政治、贿选政治的情况。在笔者华北农村老家，很多乡村的选举被黑社会掌控，笔者所在的村子相对好些，但贿选现象盛行，候选人竞相给村民输送好处（从送米送面到直接给钱），有人还贷款六七十万元竞选村主任。最后结果是花钱越多的，赢得的选票就越多。而这些人在当选后，几乎无心为公众服务，一心为自己大捞好处。最近，一度被炒作的乌坎民主选举，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这种村民自治制度的试验表明，基层民主还有一个过程。
苏联解体之后，境内外反华势力又开始加紧“忽悠”中国，试图让中国照着戈尔巴乔夫的方式进行政治改革，最终借此削弱和解体中国。因此，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如实现任期制、差额选举、村民自治等等），但在西方眼里这些都不算数。说到底，在他们看来，只有将中国共产党忽悠下台，中国才算实现“民主化”。如果按照西式民主进行改革，实行西方模式的党政分开，乃至任由共产党选举下台，其后果只会与当年苏联解体一样。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论断与党此前有关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表述互为表里，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苏联以及当前一些国家坠入“民主化陷阱”的本质与危害，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定的政治制度保障。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从国体来看，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并特别强调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得非常明白：“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种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强调实质合法性，远比仅仅强调程序合法性的西式民主，要透彻得多，实在得多，因而也理直气壮得多。
在权力组织方式上，中国采用的是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强调党政军一元领导。这种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苏联能在很短时期内，由落后的、使用木犁的国家，一跃成为掌握原子弹的世界级强国，不能不归功于这种体制优势。二战期间，英法等西方强国在纳粹德国入侵面前纷纷溃败，最终靠苏联力挽狂澜，彻底扭转了二战局势，拯救了人类文明。中国同样凭借这种制度模式，在几十年时间内从传统农业国变成工业化国家，变成能够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的工业化国家，如今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它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在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当年西方国家是逐次面临和解决问题，而这些国家则需要同时面临和解决诸多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的是强政府。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国体上坚持依靠工农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实现党的领导，并坚持民主集中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人力物力资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中国的辉煌成就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为优越——正是这种政治制度令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得很清楚：“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是不需要改革，问题关键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如果将政治体制改革比喻成收拾房间，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和方法大体有两种：如果认定房子是危房，所谓“政治改革”就是拆房子；如果认为房子本身没问题，只是内部有点脏乱差，进行“大扫除”就可以了。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只能巩固和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决不能改旗易帜，走西方议会民主道路。因此，我们的做法是进行“大扫除”和装修，但绝不可以“拆房子”。中国新一届党和政府倡导群众路线，“反四风”等改革举措，实际就是在“大扫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打扫完灰尘和污垢之后，这座房子会更加干净。
四、只有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才能真正维护政治安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真正巩固和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定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必须在利益分配上更多向劳动人民倾斜。这种利益倾斜举措，不仅仅是简单地“发糖果”，不仅仅是在“二次分配”中更多照顾群众利益，而是从变革生产关系入手，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和主导地位，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劳动成果的享受者。
前一个阶段，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效率，是GDP，我们的成绩很大，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更导致了一些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入歧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但一些人总是利用各种借口、杜撰各种名词、歪曲各种政策，千方百计地削弱公有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因此，改革决不能把国有企业改没了、改垮了，而是要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增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必须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中央精神和要求上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私有化、“去国有企业”等错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指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有些用非法手段获得“第一桶金”的少数权贵，渴望通过中国搞西式民主，将非法收入合法化；境内外各种大资本渴望通过公有经济私有化，享受饕餮盛宴；西方敌对势力更是推波助澜，加速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中国共产党要想真正维护政权安全，就必须正本清源，明确自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定位，并重新巩固和强化工农联盟。为此，必须捍卫公有制为主体和主导的底线，加大劳动人民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的比例。维护公有制占主体和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路途荆棘坎坷密布，却是中国通往胜利和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唯一出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内容博大精深，具有极高的理论素养、深刻的战略洞察力以及深刻的历史感和现实感，值得深入挖掘和创新性阐释。
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时代大潮
中华民族能否实现民族复兴，政治方向和发展道路是关键问题。“举什么旗”直接决定“走什么路”。一旦指导思想出问题，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选择的结果，也符合当前时代大潮的发展趋势。
从国际潮流看，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在《世界三十年》一书中，将1978年到2008年看作是世界“向右转”的三十年。那个时期，新自由主义普遍被奉为治国法宝。英国撒切尔主义、美国里根经济学、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都是这方面的例证。但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再次改变了国际关系中的逻辑。这场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美国接连发动战争、“占领华尔街”运动、府院之争导致政府停摆等等，暴露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在此背景下，整个世界重新“向左转”，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重新受到热捧。甚至连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奇也开始捧读《资本论》，试图从中寻求解困之道。
世界大势的这种趋势性变迁，归根到底是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失灵”与“失败”。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根本假定，就是认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有助提高经济效率。但这一假设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无论是封建社会时期的行会制度，此后的特许经营制，还是现在常见的配额制和关税制度，都意味着任何时代都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竞争。相反，不完全竞争和某种程度的垄断，反而是多数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常态现象。企业的利润也更多来自不完全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私人资本试图控制垄断性行业，正是为了获取这些行业凭借垄断性地位获得的垄断利润。指望通过公共和战略性行业私有化来提高经济效率完全是缘木求鱼。
其次，新自由主义理论过分夸大了市场手段的适用范围和效能限度。在经济活动中，借助“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固然重要，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只有当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非常一致时，市场才会运行得好；当个人回报与社会收益不充分一致时，很容易出现少数人受益，多数人遭殃的“市场失灵”现象。尤其对担负部分公共服务的职能部门（如交通、铁路、电力、能源、电信等）的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很容易导致服务质量下降或费用上涨情况。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监管了金融部门，形成了近40年的金融稳定和快速增长，而从里根时期逐步减少政府管制后，反而引发金融秩序混乱，乃至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当年是秉承新自由主义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通过总结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越发认识到，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复兴崛起，人民才能共同富裕。
时代潮流的这种方向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任何力量所无法阻挡的。顺势而动则事半功倍，逆势而动则事倍功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与当前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气场”相合，顺应时代发展大潮，因而赢得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和广泛认可，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中国未来前景的信心。
二、坚持社会主义必须维护政治安全，谨防坠入“民主化陷阱”
政治安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更大胜利的前提和保证，政治制度直接关乎中华民族兴衰成败。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强调，“政治安全是根本”。当前，中国维护政治安全，最主要就是要谨防坠入西方精心打造的“民主化陷阱”。政治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政权的关键又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就此而言，国体问题（也就是政权的阶级基础问题）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民主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民主。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表面看，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的机会，因而似乎最能体现民意。但在实践操作中，竞选永远是资源、财富、势力甚至暴力机器的比拼，由此决定了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永远是少数寡头间的游戏，而与普通劳动人民无关。在民主问题上，缺乏阶级分析观点，一味将实现“民主自由”、变革政治体制视为纾解困难的“万能灵药”，而回避“哪个阶级掌权”这一主要矛盾，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装糊涂。近些年，各种普世价值论甚嚣尘上，鼓动中国走西式民主道路的呼声不绝于耳。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民主化药方”实际是一剂慢性毒药。
环顾世界，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照搬西式民主而实现国家富强。苏联因西式民主化改革而走向解体，中东北非一些国家在民主化后，国家纷纷陷入乱象。正是由于民主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日渐暴露，“民主化”在当今世界日渐失去了号召力。 2014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刊文感叹“西方民主病在哪儿”，坦承“民主”在全球发展停滞甚至出现逆转。“自由之家”认为，2013年已是全球“自由指数”连续第8年下降。2013年皮尤调查显示，美国仅有31%的人对本国发展方向感到满意，而中国这一数字达到85%。
中国自身的政治探索同样表明，试图借推行西式民主实现民族崛起，完全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晚清时期，康梁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制，但并未挽救清政府；辛亥革命后实行西方议会制度和总统制，中国随即乱象纷呈：宋教仁遇刺、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等等——这个中华民族蒙受苦难的时期，却被某些“民主原教旨主义者”描绘成令人向往的“民国范儿”，实在匪夷所思。 近些年中国在农村实施的村民自治制度，试验效果并不好。在一些地方，这种试验极大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基层民众的管理能力。并且，还出现了大量的家族政治、黑社会政治、贿选政治的情况。在笔者华北农村老家，很多乡村的选举被黑社会掌控，笔者所在的村子相对好些，但贿选现象盛行，候选人竞相给村民输送好处（从送米送面到直接给钱），有人还贷款六七十万元竞选村主任。最后结果是花钱越多的，赢得的选票就越多。而这些人在当选后，几乎无心为公众服务，一心为自己大捞好处。最近，一度被炒作的乌坎民主选举，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这种村民自治制度的试验表明，基层民主还有一个过程。
苏联解体之后，境内外反华势力又开始加紧“忽悠”中国，试图让中国照着戈尔巴乔夫的方式进行政治改革，最终借此削弱和解体中国。因此，尽管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如实现任期制、差额选举、村民自治等等），但在西方眼里这些都不算数。说到底，在他们看来，只有将中国共产党忽悠下台，中国才算实现“民主化”。如果按照西式民主进行改革，实行西方模式的党政分开，乃至任由共产党选举下台，其后果只会与当年苏联解体一样。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论断与党此前有关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表述互为表里，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苏联以及当前一些国家坠入“民主化陷阱”的本质与危害，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定的政治制度保障。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从国体来看，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并特别强调共产党的先锋队作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得非常明白：“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种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强调实质合法性，远比仅仅强调程序合法性的西式民主，要透彻得多，实在得多，因而也理直气壮得多。
在权力组织方式上，中国采用的是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强调党政军一元领导。这种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苏联能在很短时期内，由落后的、使用木犁的国家，一跃成为掌握原子弹的世界级强国，不能不归功于这种体制优势。二战期间，英法等西方强国在纳粹德国入侵面前纷纷溃败，最终靠苏联力挽狂澜，彻底扭转了二战局势，拯救了人类文明。中国同样凭借这种制度模式，在几十年时间内从传统农业国变成工业化国家，变成能够制造出原子弹和氢弹的工业化国家，如今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国政治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它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在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当年西方国家是逐次面临和解决问题，而这些国家则需要同时面临和解决诸多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的是强政府。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国体上坚持依靠工农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实现党的领导，并坚持民主集中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内人力物力资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中国的辉煌成就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非但不逊于西方民主政体，反而比西方政体更为优越——正是这种政治制度令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制度如此恐惧和仇恨，必欲瓦解而后快。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得很清楚：“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是不需要改革，问题关键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如果将政治体制改革比喻成收拾房间，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和方法大体有两种：如果认定房子是危房，所谓“政治改革”就是拆房子；如果认为房子本身没问题，只是内部有点脏乱差，进行“大扫除”就可以了。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只能巩固和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而决不能改旗易帜，走西方议会民主道路。因此，我们的做法是进行“大扫除”和装修，但绝不可以“拆房子”。中国新一届党和政府倡导群众路线，“反四风”等改革举措，实际就是在“大扫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打扫完灰尘和污垢之后，这座房子会更加干净。
四、只有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才能真正维护政治安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真正巩固和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定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必须在利益分配上更多向劳动人民倾斜。这种利益倾斜举措，不仅仅是简单地“发糖果”，不仅仅是在“二次分配”中更多照顾群众利益，而是从变革生产关系入手，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和主导地位，让劳动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成为劳动成果的享受者。
前一个阶段，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效率，是GDP，我们的成绩很大，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更导致了一些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入歧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但一些人总是利用各种借口、杜撰各种名词、歪曲各种政策，千方百计地削弱公有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因此，改革决不能把国有企业改没了、改垮了，而是要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增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必须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中央精神和要求上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私有化、“去国有企业”等错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指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有些用非法手段获得“第一桶金”的少数权贵，渴望通过中国搞西式民主，将非法收入合法化；境内外各种大资本渴望通过公有经济私有化，享受饕餮盛宴；西方敌对势力更是推波助澜，加速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中国共产党要想真正维护政权安全，就必须正本清源，明确自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定位，并重新巩固和强化工农联盟。为此，必须捍卫公有制为主体和主导的底线，加大劳动人民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的比例。维护公有制占主体和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路途荆棘坎坷密布，却是中国通往胜利和成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