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卧底经济学家》一书的蒂姆·哈福德曾在专栏中表示，除非“血汗工厂”里的工人真的是奴隶，否则我们便可以推测，他们会为了低报酬在恶劣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只能有一个原因，即其他谋生之道比这更糟。
　　在中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所有“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几乎都是自愿在这些工厂里做工、加班。以富士康为例，针对应聘者的调查显示，他们选择富士康的最主要原因是“公司能按时发工资，福利和工厂环境好点”。
　　“‘血汗工厂’让工人在市场环境下免于饥饿和贫穷。”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强词夺理？是不是替“血汗工厂”粉饰太平？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一位知名媒体记者在某著名的“血汗工厂”潜伏了28天后写下的文字。
　　你要问打工仔们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辙，做生意，赚钱、发财，其他一切在这之后都会到来。在工厂的仓库里，他们幽默地把拉货的油压车称作“宝马”。他们倒是想拥有真正的宝马，或者至少是“宝马”式的财富。
　　他们时而幻想，又不断地亲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个痛苦的画者，无奈地不断撕毁自己难以成形的手稿，“这样干下去，一辈子也别想”。
　　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甚至笃信这个谐音。但是，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工作最卖命的工友小王总抱怨工资太低，想去外面报名学点东西却又“听都听不懂”，还是放弃了。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夹缝里去检查标识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么，我却好像听到了真实的灵魂在发声。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
　　厂区里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除开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起来的序号，便几乎再没什么特质。厂房里的机器，仓库里的货箱，乃至流水线上着齐整工衣的工人们，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厂房的窗户里探出两张脸，一动不动，一直望着路上的人流。太远，看不到表情，也听不见声音，那窗里仅是两个黑点。可站在他们的位置，这路上无疑也是一大群移动的黑点，无比巨大的白色厂房背景下，他们渺小而一致。
　　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当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东岸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却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
　　《时代》杂志在2009年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