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aimer)教授接受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会长的任命，主持“标准报告”委员会。依照惯例，该学会每十年发表一篇针对比较文学学科现状的报告(一九六五，一九七五年各有一份，一九八五年的报告虽已拟就，但因委员会主席并不满意而未发表)。伯恩海默随之邀请了十位来自不同研究专长的学者(从叙事学到族群研究，从女性主义到后殖民理论)参加此委员会。经过讨论他们同意这份报告旨在“引起争论”而无意采取皆大欢喜的中庸之道。一九九三年报告完成，委员会建议称之为“学科现状报告”，题目是《跨世纪的比较文学》。
　　这份报告一出，果然引起学界激烈的反应。一九九三年的现代语言学会(MLA)年会上有一三人小组，就此报告提出不同的看法，吸引了近四百位观众。为了让这些意见能广为传播，伯恩海默将ACLA历年来的报告和以上三篇反应编集成书，并邀请行内多位著名学者，从各个角度，进一步对它们提出批评讨论。所有的文字即构成本书的内容。
　　伯恩海默报告指出，有鉴于近年来文学批评典范的变革，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靠拢的趋势，委员会作出两点推荐：第一、比较文学应该摒弃其欧洲中心主义，朝环球主义的方向发展，第二、比较文学应该将其对文学作品的专注扩大为对其它文化文本的研究。第一点代表多元文化主义的主要议题，第二点则反映了文化研究的范畴。
　　书中诸位学者的反应不一，各有重点。但大致可分为两类。部分学者(如：MaryLouisePratt,周蕾，ElizabethFox-Genovese,MargaretR.Higgonnet)肯定这份报告所作的建议，认为它们既符合当前世界局势(“民主化”，“环球化”，“非殖民化”)又打破精英文化主义的宰制。另一部分的学者(如：MichaelRiffaterre,JonathanCuller，PeterBrooks,Marjorie Perloff,Roland Greene等)则认为比较文学仍应以文学为研究重点(保存其精英地位)，但并不完全排斥跨科系或多元文化的角度。
　　这场行内精英分子的论战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风貌，甚至在某一程度上披露了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危机。两派学者的差异反映出比较文学作为一学科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这种“认同危机”可说是比较文学的吊诡。早期它脱离个别语言文学的研究建立一独立的科系，强调从跨国跨科系的角度来研究文类、文学分期、主题等问题。但是美国比较文学创始人之一的魏雷克(René Wellek)在一九五八年即已指出：比较文学最站不住脚的一个征象是它没有建立起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方法。因此，关于比较文学的范畴和方法的讨论，可以想见的将继续下去。而这本书正代表了九十年代比较文学的主要课题。
　　书中十余篇文论牵涉到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先从实践方面来说，西方经典的颠覆，已成事实。今天美国大学里的文学课程已不再是“死掉的白种男人”(dead white males)独霸天下的局面。但是经典一旦推翻，用什么来取代才是最重要的问题。用“环球派”的说法，比较文学应该涵括全球，但是以个人有限的才能、精力和时间，如何能读遍各种文学作品(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精英和流行，本国的主流和少数族群)和跨科系(哲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后殖民，“同志”…)理论，更遑论通晓数种以上的语言——全世界有两千多种语言，仅是“主要”语言也有几十种——况且，根据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谁又有资格决定那些是“主要”语言呢？谈“主要”语言不也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表现吗？卡勒(JonathanCuller)和波乐芙(MarjoriePerloff)都从实践的角度提出疑问。卡勒认为，果真把比较文学扩大成环球文化研究，文学院还需要别的系吗？而这种膨胀是否也是帝国主义呢？(页118)而波乐芙则以美国蓝南基金会(Lan-nanFoundation)停止赞助当代艺术的具体例子来说明，比较文学的必要基础是研究“文学性”。“如果”精英艺术“并不比大众文化优秀，如果歌德或叶慈仅仅是许多文化话语中的一种，那么为什么大笔经费要用在它的传授上呢？甚至为什么大学要有文学系呢？”(页182)
　　语言训练也牵涉到实际教学的问题。当比较文学课程多元化时，势必得用翻译作品，而比较文学一向强调读原文(要求多种语言本是比较文学系和各国文学系的主要区别)。这里有两个困难。首先，读翻译本身已涉及跨国翻译政治，包括谁来决定那些作品值得翻译——即文学经典的问题。用非西方经典来替代西方经典，并没有解决文化霸权的问题，只是将问题从一个历史背景转移到另一个历史背景。这点是周蕾文章的重点。虽然毫无疑问地，她支持多元文化主义，但她同时指出，对欧洲中心的批判必须以批判民族主义为前提；“否则，我们将会看到——如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欧洲中心主义语言文学研究模式在非西方语言文学教学里不断地被复制”(页111)，这种复制藉“他者”之名在进行。丹罗胥(David Damrosch)也注意到多元文化研究有民族主义的倾向(页123)。
　　至于文化研究的实践，同样得落实在大学教育和专业研究上。文化研究的前提是将各种文化话语(论述)视为文本来分析批评。当大学生从未接触(至少从未深入接触)过文学经典，没有文学分析的训练，如何能有意义地评析五花八门的文化文本呢？仅就文学文本而言，没有对文学史整体的认识，将文本架空了来套理论模式，如何能不制造出千篇一律的论文呢？艾匹亚(K.AnthonyAppiah)即指出，文化研究应植根于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上。“如果我们放弃个别训练的想法，我们得到的将不是跨科系研究——科系已消失了——而是一堆松散的后现代稀泥。”(页57)
　　这些实际问题和理论基础是分不开的。文化研究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人文学者对纯文学研究之象牙塔处境的不满，转而视文化研究为走出象牙塔，干预社会现况、带动思潮改革的有力途径。如果书中某些学者视文化研究为比较文学的最佳——甚至是唯一——出路，其他学者则认为文化研究是死路一条。布鲁克斯(Peter Brooks)认为代文学而起的将是“玩票的社会史，玩票的社会学，和个人的意识形态”(页100)。其后果之一是对文学研究价值的怀疑，文学系在大学体系里的生存危机。当社会大众，甚至知识分子都质问：“为什么需要文学？学文学的目的何在？”时，文学研究的危机已昭然若揭。这是九十年代许多人文学者的焦虑之所在。
　　这并不表示我们应该放弃文学，一窝蜂的转向文化研究。文学目前面临的危机使学术界必须重新思考、肯定文学的意义，为文学研究打开新的局面。书中的学者虽没有谈到具体的文学理论或方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两派立论的出发点纵使不同，他们却有一相同处，那就是呼吁大家正视文学的独特性(specificity)。文学派固然强调文学仍是比较文学的“知识基础，是我辈衡量其它话语的话语”(RolandGreene,页152)。文化研究派的李欧(FrancoiseLionnet)也提醒同行们，文学创作是一种“不即物性活动”，不能归纳在政治议程内或简化为文化命定论的简单体现，例如将非西方文学简化为“认同政治”(页172—73)。多元文化主义学者佛克斯-捷诺维斯(Fox-Genovese)谈到非西方文学时，作出这样的总结：“最主要的是，我们需要体会(作家)的文学目标。因为，如果我们仅把他们解释成抗议的呐喊或解放的声音，我们就侮辱了他们”(页138)。所谓文学，或许正在于它具有顽强抗拒任何约简、公式化、直接反映论之企图的本质吧。
　　美国比较文学界的这场讨论代表了宝贵的自省和自我期待。对欧美以外的国家来说，它的意义不应该只是学术资讯(或学术流行指南)，而希望它能给我们某种启发和警惕，甚至带动类似的自省。多元文化主义不是(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的挡箭牌，藉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主义)之名行封闭排他(民族主义)之实。真正的多元只有在各国对世界文化(包括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作出具体实质的贡献时，才算实现。我们或可以斯伯尔斯(TobinSieber)的话共勉：“欧美——或者全世界——的文学和文化理论都是欧洲理论，后者对多元观的理想也是带有欧洲特性的理想。虽然今天人人大谈多元文化主义，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实在太少”(页198)。
　　(《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LiteratureintheAgeofMulticulturalism”)，伯恩海默编，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