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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有随和的人,也有执着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认真的人。随和的人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别人,让一切变得容易和事过不留痕。而执着(认真)的人,尤其是执着于他所认可的美好时,有时候会为难自己也为难别人,但,这个世界却因此多了一种回味。我想,马家辉先生就是这种让人回忆起来有另一种生命况味的人。这样的人,在如今的世道,已不多见。
对于马家辉这样一个认真的作者,当然是极端爱惜自己的文字。他曾在《日月》一书中写道:“前日收到S寄来的杂志,读了自己的稿子。居然多了两个标点符号,少了三个字,分了两段不该分的段。愚蠢的人们啊,什么时候才学会什么叫做尊重?” 但是对于如此爱惜自己文字的马先生来说,《明暗》和《日月》的出版经历就犹如梦魇一般了。后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一再提及自己的文章被“阉割”的故事。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我的心里总会一阵发紧,为自己,更为认真的马家辉。
我想每一个在大陆出过书的作者,多多少少都会有过稿件被删改的经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也无法控制。如果还希望图书能顺利出版,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接受。所以当时在编稿时,每次要给马先生写信谈稿件删改的问题,我常常就会对着屏幕发呆,不知该怎么写,不知道该如何请马先生理解删改的原因并接受这样的删改,更不知道该如何告诉马先生,这样的修改绝非自己的“不尊重”,而是迫不得已。最初,马先生确实无法理解这样的删改,还以为是我这个编辑自作主张,一会儿修改这段,一会儿删除那段,甚至有的整篇文章都要砍掉。连续数番之后,他终于忍无可忍,给我来了封邮件,说我是“control freak控制狂”。当时我虽然心中有点委屈,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认真的作者,文章遭受这样的遭遇,心中除了抱歉,还是抱歉,唯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作者的文章,哪怕一个字也好。
删改稿件的风波刚过,紧接着发生的是序言风波。《明暗》出版在即,马先生请止庵先生写序,止庵先生也很快把序言发来。当时张爱玲的《小团圆》正火,而马先生书中也有一个章节谈的正是张爱玲和《小团圆》。所以止庵先生的序言中谈论比较多的是张爱玲,而比较少的谈到马先生和这本书。而自作聪明的我,就给止庵先生写信,请他能否再增加一些和马先生、和《明暗》这本书相关的内容,这封信我同时也抄送了一份给马先生。发完信没过两分钟,我就收到了马先生的回复,信是这样写的:“邀别人赐序,我认为,是不可以请对方改的,因为对方是赐稿,,不是投稿啊。对于邀序,只能说,写了之后,我们用或不用,请对方改是极极极不礼貌的。或许这只是我的老派想法,但我猜止庵先生也是老派人,故须用老派规矩。抱歉我这样坚持。”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好心办了坏事。赶紧给止庵先生打电话道歉,并于周末赶到798尤伦斯报告厅参加止庵先生的讲座,当面致歉。虽然止庵先生非常和蔼,也一再表示没有关系,心下还是惴惴不安。后来事情的发展很有意思。止庵先生与马家辉先生紧接着在上海做了一场对谈。从上海回来后,止庵先生主动给我发短信说,他这次出去和马先生见面,又多了一些感想,希望能加进序中。很快,新的序言发来了,正是我想要的。
马先生的认真,不仅表现在对待自己的文稿方面,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我目前所见的作者当中,最认真最体贴的一位。前段时间,他要来北京单向街做活动,因为报名人数很多,而单向街活动场地很小,所以马先生不断打电话给负责他此行活动的同事,一再提到,如果场地小,那么多人来参加,岂不是要站着?该如何解决呢。他会因为他的读者要站着觉得很抱歉。在为读者签书的时候,他都会一一问清名字,并在每本书上都写上读者的名字,而且每一本书的题字都不一样。这样的作者,是我目前遇到的唯一一个。单向街活动结束后,当晚在北大还有一场演讲,时间很紧,马先生没有时间坐下来吃饭。当时北大的学生给马先生买来一些面包,马先生也没顾得上吃。北大的演讲很精彩,最后的提问环节,学生很踊跃,当时我们担心马先生没有吃饭,又饿又累,就希望能尽快结束,结果马先生说,没有关系,到九点,让大家问完。到了九点,演讲结束,还有很多学生涌上台前请他签名,要和他合影留念。他依然非常绅士地签名,依然问清姓名,签上不同题字,依然面带微笑,和大家合影。我们站在一旁,共同感叹:做马家辉的读者,真幸福。活动结束后,我和同事想请他好好吃顿饭,直到此刻,他才显出疲惫之意,说不吃饭了,此时睡觉比吃饭更重要。此时的我们,除了尊重他想法,还能做些什么呢。对于如此认真的马家辉,我的心中更是增添了一重敬意。
今年7月,我和同事去香港参加书展,马先生是此次香港书展的代言人,自然是异常忙碌,可是他依然会抽出时间请我们吃饭,还送给我一本《女儿情》,题字“To 迎辉,女儿是宝”。前段时间他来北京,我给他酒店打电话,问他是否安顿好。当时我的小女儿就在我旁边,不停地喊我妈妈。结果我第二天见到他,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迎辉,很抱歉,没给小朋友准备礼物”,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开场白,一时间竟说不上话来。后来同事也告诉我,马先生想出去给我女儿买礼物,可是因为行程实在太满,只好作罢。对于这样一个认真的、心细如发的作者,作为编辑,只能感慨自己的幸运了。
记得马先生在单向街演讲时,曾提到自己另外一些比较“硬朗”的书不知何时可以在内地出版。如果有这个幸运,我仍然希望可以作为这些书的责任编辑,不仅因为我喜欢他的文字,更因为他是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极端认真的人。他的文字魅力和人格魅力注定会在恒久的“认真”二字上闪耀。
在这个世界上,有随和的人,也有执着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认真的人。随和的人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别人,让一切变得容易和事过不留痕。而执着(认真)的人,尤其是执着于他所认可的美好时,有时候会为难自己也为难别人,但,这个世界却因此多了一种回味。
对于马家辉这样一个认真的作者,当然是极端爱惜自己的文字。他曾在《日月》一书中写道:“前日收到S寄来的杂志,读了自己的稿子。居然多了两个标点符号,少了三个字,分了两段不该分的段。愚蠢的人们啊,什么时候才学会什么叫做尊重?” 但是对于如此爱惜自己文字的马先生来说,《明暗》和《日月》的出版经历就犹如梦魇一般了。后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一再提及自己的文章被“阉割”的故事。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我的心里总会一阵发紧,为自己,更为认真的马家辉。
我想每一个在大陆出过书的作者,多多少少都会有过稿件被删改的经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也无法控制。如果还希望图书能顺利出版,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接受。所以当时在编稿时,每次要给马先生写信谈稿件删改的问题,我常常就会对着屏幕发呆,不知该怎么写,不知道该如何请马先生理解删改的原因并接受这样的删改,更不知道该如何告诉马先生,这样的修改绝非自己的“不尊重”,而是迫不得已。最初,马先生确实无法理解这样的删改,还以为是我这个编辑自作主张,一会儿修改这段,一会儿删除那段,甚至有的整篇文章都要砍掉。连续数番之后,他终于忍无可忍,给我来了封邮件,说我是“control freak控制狂”。当时我虽然心中有点委屈,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认真的作者,文章遭受这样的遭遇,心中除了抱歉,还是抱歉,唯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作者的文章,哪怕一个字也好。
删改稿件的风波刚过,紧接着发生的是序言风波。《明暗》出版在即,马先生请止庵先生写序,止庵先生也很快把序言发来。当时张爱玲的《小团圆》正火,而马先生书中也有一个章节谈的正是张爱玲和《小团圆》。所以止庵先生的序言中谈论比较多的是张爱玲,而比较少的谈到马先生和这本书。而自作聪明的我,就给止庵先生写信,请他能否再增加一些和马先生、和《明暗》这本书相关的内容,这封信我同时也抄送了一份给马先生。发完信没过两分钟,我就收到了马先生的回复,信是这样写的:“邀别人赐序,我认为,是不可以请对方改的,因为对方是赐稿,,不是投稿啊。对于邀序,只能说,写了之后,我们用或不用,请对方改是极极极不礼貌的。或许这只是我的老派想法,但我猜止庵先生也是老派人,故须用老派规矩。抱歉我这样坚持。”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好心办了坏事。赶紧给止庵先生打电话道歉,并于周末赶到798尤伦斯报告厅参加止庵先生的讲座,当面致歉。虽然止庵先生非常和蔼,也一再表示没有关系,心下还是惴惴不安。后来事情的发展很有意思。止庵先生与马家辉先生紧接着在上海做了一场对谈。从上海回来后,止庵先生主动给我发短信说,他这次出去和马先生见面,又多了一些感想,希望能加进序中。很快,新的序言发来了,正是我想要的。
马先生的认真,不仅表现在对待自己的文稿方面,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我目前所见的作者当中,最认真最体贴的一位。前段时间,他要来北京单向街做活动,因为报名人数很多,而单向街活动场地很小,所以马先生不断打电话给负责他此行活动的同事,一再提到,如果场地小,那么多人来参加,岂不是要站着?该如何解决呢。他会因为他的读者要站着觉得很抱歉。在为读者签书的时候,他都会一一问清名字,并在每本书上都写上读者的名字,而且每一本书的题字都不一样。这样的作者,是我目前遇到的唯一一个。单向街活动结束后,当晚在北大还有一场演讲,时间很紧,马先生没有时间坐下来吃饭。当时北大的学生给马先生买来一些面包,马先生也没顾得上吃。北大的演讲很精彩,最后的提问环节,学生很踊跃,当时我们担心马先生没有吃饭,又饿又累,就希望能尽快结束,结果马先生说,没有关系,到九点,让大家问完。到了九点,演讲结束,还有很多学生涌上台前请他签名,要和他合影留念。他依然非常绅士地签名,依然问清姓名,签上不同题字,依然面带微笑,和大家合影。我们站在一旁,共同感叹:做马家辉的读者,真幸福。活动结束后,我和同事想请他好好吃顿饭,直到此刻,他才显出疲惫之意,说不吃饭了,此时睡觉比吃饭更重要。此时的我们,除了尊重他想法,还能做些什么呢。对于如此认真的马家辉,我的心中更是增添了一重敬意。
今年7月,我和同事去香港参加书展,马先生是此次香港书展的代言人,自然是异常忙碌,可是他依然会抽出时间请我们吃饭,还送给我一本《女儿情》,题字“To 迎辉,女儿是宝”。前段时间他来北京,我给他酒店打电话,问他是否安顿好。当时我的小女儿就在我旁边,不停地喊我妈妈。结果我第二天见到他,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迎辉,很抱歉,没给小朋友准备礼物”,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开场白,一时间竟说不上话来。后来同事也告诉我,马先生想出去给我女儿买礼物,可是因为行程实在太满,只好作罢。对于这样一个认真的、心细如发的作者,作为编辑,只能感慨自己的幸运了。
记得马先生在单向街演讲时,曾提到自己另外一些比较“硬朗”的书不知何时可以在内地出版。如果有这个幸运,我仍然希望可以作为这些书的责任编辑,不仅因为我喜欢他的文字,更因为他是一个对自己对别人都极端认真的人。他的文字魅力和人格魅力注定会在恒久的“认真”二字上闪耀。
在这个世界上,有随和的人,也有执着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认真的人。随和的人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别人,让一切变得容易和事过不留痕。而执着(认真)的人,尤其是执着于他所认可的美好时,有时候会为难自己也为难别人,但,这个世界却因此多了一种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