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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16年以来，直播几乎近野蛮式增长。随着网络视频直播的迅猛态势，主流媒体也开始积极地以直播的方式进行媒介融合。主流媒体进行直播这一创新性行为举措，特别是慢直播与直播带货，不仅对直播乱象起到了正面引导，还对主流媒体进行媒介融合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媒介融合视角讨论传统主流媒体入局直播的行为及影响，在运用技术进行创新时也要彰显人文精神。
【关键词】主流媒体;直播;媒介融合
中图分类号：G2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15.067
早在2016年，我国网络视频直播人数剧增，用户规模高达3.44亿，占中国网民总体的47.1%，超过200家的网络直播平台，主要覆盖了游戏直播、聊天直播等多个领域，由此催生了多种新的经济模式，例如“网红产业”的兴起，“粉丝经济”爆火。这样一场“直播热”的席卷，加剧了本就不吸引网络原住民的主流媒体的受众流失，导致其话语权逐渐消解。因此，传统主流媒体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四全媒体”指导下，积极参与“直播局”，进行媒介融合的创新性举措。尤其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现实生活的场景开始转移到移动互联网。主流媒体运用技术进行“慢直播”与直播带货等一系列操作，不仅为挣扎在娱乐低俗化的泥泞中的直播“正名”，更使得媒介融合向纵深方向发展。
1. 直播来源与影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直播最早是起源于传统媒体，成功使得电视台节目的摄制和播出处于统一的时间上。并且由于独有的实时性和同步性，其被广泛应用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和各类赛事的转播。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日益普及，互联网技术与直播技术相融合所形成的“网络直播”开始崭露头角。依据施拉姆所提出的或然选择公式：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直播內容创作的草根性和技术使用的便利性成功将人们推入“全民直播时代”。
脱离传统媒体寄生于互联网的直播，不仅更多地出现在大众的移动终端，还改变了大众的媒介阅读惯习。依据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所示，媒介本身就是一种讯息，对人、对社会都会产生影响。直播技术的出现，直接拓展了个体的行动维度。直播通过前后台的不断切换赋予了个人行动的更多可能，提升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自由度。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交流与互动就像舞台上的表演，参与者在交流互动中寻求达成对当前情境的一种共识。直播模糊了生活与媒介的界限，由于直播的日常化使用，受众产生了不同于往日的需求并重新塑造的受众新的行为惯习和行为规范。网络直播的强势发展，对用户注意力的分流，让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受众不断流失。因此，传统媒介也开始积极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进行新媒体体系的发展。
2. 主流媒体的直播活动
2.1 “在场”形成：慢直播的成功运用
慢直播最早是起源于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他在1963年拍摄的长达六小时影片《沉睡》。后来挪威为了纪念卑尔根铁路诞生100周年，于2009年拍摄了一部长达7小时的旅行直播节目——火车一共行驶了306公里，高达160次进出隧道，全程几乎没有任何剪辑。这场马拉松式的直播吸引了近四分之一的挪威人观看。保罗·莱文森在媒介环境论中强调，人和人的理性对媒介发展有重要作用，媒介的进化被人的需要主宰，媒介的使用和发展由人的生存发展决定。慢直播形式早于十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但在中国一直不温不火。
而在近几年中，慢直播这样的形式将人与屏幕里的场景联系起来，让网民更具在场感，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体验。在这样对真实性要求极高的社会背景下，主流媒体需要对真实客观情况进行报道，那么慢直播形式爆火就不难以理解了。为满足民众的需求，传统主流媒体不仅直播了去年美国驻成都大使馆的撤离，今年4月29日还在直播了中国自主建设的天宫空间站“天和”号核心舱将使用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让万千网民共同见证。主流媒体充分调动受众的力量与智慧，经过传播权的让渡，成为一个聚合社会信息的平台，为民众提供一个“共景”的社会信息场域。在这个信息场域中，民众的信息权和参与权得到了更大的体现。
2.2 情感共同体：直播带货的公益传播
公益传播是指具有公益成分，以谋求社会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关注、参与、理解、支持和推动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传播。央视借“直播”东风，对贫困地区农产品进行援助，为精准脱贫和脱贫攻坚的完美收官助力。央视著名主持人为助力湖北经济加盟直播带货，“直播+公益”让央视的带货取得巨大的成功。不仅让大山外的人得到了良好的农产品，也为大山里的人谋得了新出路。
央视这一举措的成功除了著名主持人的信任来源，更利用直播增加大众参与的仪式感，为情感共鸣提供了场域。这样的信任感更能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人与人的情感连接在充满仪式感和在场感的“直播”平台中不断形成共振，从而建构了一个巨大的虚拟情感共同体。在这样的情感共同体中，大量的网络民众迅速形成一个集体，在“群体动力”和“社会助长”的作用下轻而易举的取得成功。
3. 开垦“直播”的意义：为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提供道路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浦尔教授就已经提出了媒介融合的概念，即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如今，媒介融合的内涵也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技术的更迭而改变，现主要是指具有各自形态和特点的媒介在互联网技术的全方位渗透下和各种终端的大范围普及下而呈现出的融合发展趋势。
而传统媒体一直无法突破人才、技术和思维的坚硬壁垒，实现媒介融合的难度不言而喻。而“直播”这样新方式为传统媒体进行媒介融合带来的新思考。
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中认为：未来是湿的。即指传播并非是你我他这样分离的“孤岛”，而是湿乎乎的、相互黏连的。所以，在传统媒体进行媒体融合时，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互联网相“黏连”的，积极融入互联网是加快纵深发展的正确道路。
传统主流媒体在积极进行互联网融合时，不仅要借鉴新媒体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还要注意减少“仙气”、“接地气”，亲民的形象。正如哲学家张世英所说，每一个交叉点都能相通，只是不同事物的表达形式不同。主流媒体与互联网直播本就相通，只是二者的表达方式不同，所以传统媒体作为官方，也要与民间百姓相互融合。例如在爆红的“小朱配琦”直播中，李佳琪主要负责商品的业务输出，发挥“人间唢呐”的作用，而朱广权则是主要负责背后精神含义的输出，二者相互配合，优势互补达到了最大的传播效果。这一次直播带货的强强联合，体现了主流媒体在面对融合转型时，面对困境与困惑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展现出开放姿态。正是这种开放的态度，让主流媒体不断拓宽自身的边界，在表达形式上积极创新，在表达内容方面上不断完善，推进了自身与新媒体内容和形式协调共融。
4. 结语
随着新媒体日新月异地发展，传统主流媒体开疆扩土，入局“直播”，不仅仅顺应了网络用户的需求变化，还符合技术高速迭代发展的社会环境。主流媒体的慢直播和直播带货的实践，更是为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积累了丰厚经验。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的“加速时代”警戒我们，技术的曲线是指数型的，而人正在努力适用技术呈线性的。技术进步的步伐是不会停息的，在追赶技术的道路上也不能忘记“人的复位”。
参考文献：
[1]程竟雄.央视频直播特色探究[J].《戏剧之家》，2021（18），155-156.
[2]郭晓菲.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流媒体的创新融合路径——以“荔直播”为例[J].《媒体融合》，2019（10）上，67-69.
[3]刘晓.大台担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直播带货探索[J].《国际品牌观察》，2021（12），42-46.
【关键词】主流媒体;直播;媒介融合
中图分类号：G2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15.067
早在2016年，我国网络视频直播人数剧增，用户规模高达3.44亿，占中国网民总体的47.1%，超过200家的网络直播平台，主要覆盖了游戏直播、聊天直播等多个领域，由此催生了多种新的经济模式，例如“网红产业”的兴起，“粉丝经济”爆火。这样一场“直播热”的席卷，加剧了本就不吸引网络原住民的主流媒体的受众流失，导致其话语权逐渐消解。因此，传统主流媒体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四全媒体”指导下，积极参与“直播局”，进行媒介融合的创新性举措。尤其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现实生活的场景开始转移到移动互联网。主流媒体运用技术进行“慢直播”与直播带货等一系列操作，不仅为挣扎在娱乐低俗化的泥泞中的直播“正名”，更使得媒介融合向纵深方向发展。
1. 直播来源与影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直播最早是起源于传统媒体，成功使得电视台节目的摄制和播出处于统一的时间上。并且由于独有的实时性和同步性，其被广泛应用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和各类赛事的转播。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日益普及，互联网技术与直播技术相融合所形成的“网络直播”开始崭露头角。依据施拉姆所提出的或然选择公式：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直播內容创作的草根性和技术使用的便利性成功将人们推入“全民直播时代”。
脱离传统媒体寄生于互联网的直播，不仅更多地出现在大众的移动终端，还改变了大众的媒介阅读惯习。依据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所示，媒介本身就是一种讯息，对人、对社会都会产生影响。直播技术的出现，直接拓展了个体的行动维度。直播通过前后台的不断切换赋予了个人行动的更多可能，提升了个体在社会中的自由度。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交流与互动就像舞台上的表演，参与者在交流互动中寻求达成对当前情境的一种共识。直播模糊了生活与媒介的界限，由于直播的日常化使用，受众产生了不同于往日的需求并重新塑造的受众新的行为惯习和行为规范。网络直播的强势发展，对用户注意力的分流，让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受众不断流失。因此，传统媒介也开始积极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进行新媒体体系的发展。
2. 主流媒体的直播活动
2.1 “在场”形成：慢直播的成功运用
慢直播最早是起源于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他在1963年拍摄的长达六小时影片《沉睡》。后来挪威为了纪念卑尔根铁路诞生100周年，于2009年拍摄了一部长达7小时的旅行直播节目——火车一共行驶了306公里，高达160次进出隧道，全程几乎没有任何剪辑。这场马拉松式的直播吸引了近四分之一的挪威人观看。保罗·莱文森在媒介环境论中强调，人和人的理性对媒介发展有重要作用，媒介的进化被人的需要主宰，媒介的使用和发展由人的生存发展决定。慢直播形式早于十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但在中国一直不温不火。
而在近几年中，慢直播这样的形式将人与屏幕里的场景联系起来，让网民更具在场感，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体验。在这样对真实性要求极高的社会背景下，主流媒体需要对真实客观情况进行报道，那么慢直播形式爆火就不难以理解了。为满足民众的需求，传统主流媒体不仅直播了去年美国驻成都大使馆的撤离，今年4月29日还在直播了中国自主建设的天宫空间站“天和”号核心舱将使用长征五号B遥二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让万千网民共同见证。主流媒体充分调动受众的力量与智慧，经过传播权的让渡，成为一个聚合社会信息的平台，为民众提供一个“共景”的社会信息场域。在这个信息场域中，民众的信息权和参与权得到了更大的体现。
2.2 情感共同体：直播带货的公益传播
公益传播是指具有公益成分，以谋求社会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关注、参与、理解、支持和推动公益事业的非营利性传播。央视借“直播”东风，对贫困地区农产品进行援助，为精准脱贫和脱贫攻坚的完美收官助力。央视著名主持人为助力湖北经济加盟直播带货，“直播+公益”让央视的带货取得巨大的成功。不仅让大山外的人得到了良好的农产品，也为大山里的人谋得了新出路。
央视这一举措的成功除了著名主持人的信任来源，更利用直播增加大众参与的仪式感，为情感共鸣提供了场域。这样的信任感更能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人与人的情感连接在充满仪式感和在场感的“直播”平台中不断形成共振，从而建构了一个巨大的虚拟情感共同体。在这样的情感共同体中，大量的网络民众迅速形成一个集体，在“群体动力”和“社会助长”的作用下轻而易举的取得成功。
3. 开垦“直播”的意义：为媒体融合纵深发展提供道路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浦尔教授就已经提出了媒介融合的概念，即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如今，媒介融合的内涵也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技术的更迭而改变，现主要是指具有各自形态和特点的媒介在互联网技术的全方位渗透下和各种终端的大范围普及下而呈现出的融合发展趋势。
而传统媒体一直无法突破人才、技术和思维的坚硬壁垒，实现媒介融合的难度不言而喻。而“直播”这样新方式为传统媒体进行媒介融合带来的新思考。
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中认为：未来是湿的。即指传播并非是你我他这样分离的“孤岛”，而是湿乎乎的、相互黏连的。所以，在传统媒体进行媒体融合时，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互联网相“黏连”的，积极融入互联网是加快纵深发展的正确道路。
传统主流媒体在积极进行互联网融合时，不仅要借鉴新媒体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还要注意减少“仙气”、“接地气”，亲民的形象。正如哲学家张世英所说，每一个交叉点都能相通，只是不同事物的表达形式不同。主流媒体与互联网直播本就相通，只是二者的表达方式不同，所以传统媒体作为官方，也要与民间百姓相互融合。例如在爆红的“小朱配琦”直播中，李佳琪主要负责商品的业务输出，发挥“人间唢呐”的作用，而朱广权则是主要负责背后精神含义的输出，二者相互配合，优势互补达到了最大的传播效果。这一次直播带货的强强联合，体现了主流媒体在面对融合转型时，面对困境与困惑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展现出开放姿态。正是这种开放的态度，让主流媒体不断拓宽自身的边界，在表达形式上积极创新，在表达内容方面上不断完善，推进了自身与新媒体内容和形式协调共融。
4. 结语
随着新媒体日新月异地发展，传统主流媒体开疆扩土，入局“直播”，不仅仅顺应了网络用户的需求变化，还符合技术高速迭代发展的社会环境。主流媒体的慢直播和直播带货的实践，更是为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积累了丰厚经验。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的“加速时代”警戒我们，技术的曲线是指数型的，而人正在努力适用技术呈线性的。技术进步的步伐是不会停息的，在追赶技术的道路上也不能忘记“人的复位”。
参考文献：
[1]程竟雄.央视频直播特色探究[J].《戏剧之家》，2021（18），155-156.
[2]郭晓菲.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流媒体的创新融合路径——以“荔直播”为例[J].《媒体融合》，2019（10）上，67-69.
[3]刘晓.大台担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直播带货探索[J].《国际品牌观察》，2021（12），4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