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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1年美国发现全球首例艾滋病患开始，艾滋病便以传播迅速、死亡率高被视为避之不及的瘟神。尽管截至目前艾滋病并无完全治愈的有效方式，但只要加大防艾宣传，彻底切断病毒传播途径，避免沾染高危行为，便能有效规避风险。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号召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宣传和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同时，经过各国医学家和生物学家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艾滋病的治疗也取得巨大进展。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于2017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一半的艾滋病患者得到医治，艾滋病的死亡人数也逐年降低，这标志着艾滋病已由最初的无法阻挡转变为可防可控。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近年来在中国举办的主场外交活动或者国际会议上，多次向外国来宾介绍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取得的成果，并呼吁全社会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在艾滋病患人群中，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格外引人注目，弱小的他们像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一出生就感受到这世界的残缺与冷意。谁来给这些无辜的孩子一份爱，让他们能像健康孩子一样拥有家的温暖、人的尊严和可以把握的未来？这是一道难题，有大爱和勇气的人才能给出答案。郭小平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医院院长到红丝带学校校长，他呵护孩子，也融化人心，用张开的羽翼撑起了一片爱的晴空。
彭丽媛曾专程来到郭小平创办的红丝带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唱歌、朗诵诗歌、共进午餐。而后还以“彭妈妈”的身份写信到学校，表达对孩子们深切的思念和期望。她曾说：“我希望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建立爱心小课堂
“郭伯伯，我想上学！”7岁的翠翠怯生生地望着郭小平，目光中的那份哀哀渴求让郭小平多少个日子都辗转难眠，他下决心要为这几个没爹没娘的可怜孩子开办一座爱心小课堂。但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一念之间竟从此改写了众多艾滋病患儿一生的命运。
2004年，郭小平在山西省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担任院长。当时，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区“绿色港湾”，迎来了四个因为母婴感染一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翠翠便是其中之一。父母去世，亲戚不愿接管，加上经常发病身体虚弱，随时可能住院，于是，这四个孩子长期住在了病区。
郭小平特别心疼这几个孩子。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快乐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本应有无忧无虑童年的孩子过早感受到了来自周遭的排斥、歧视，甚至是敌意。“不如让孩子们多学点知识，过得更快乐一点。”郭小平把一间病房腾出来改造成教室，购置了黑板和崭新的连体课桌，还在墙上张贴了大红的学习标语。当孩子们走进教室，都情不自禁兴奋地尖叫起来。
爱心小课堂成了医院里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医生、护士轮流当老师，拿着自家孩子用过的课本，利用空闲时间教他们认字、做算术。每次输液一结束，翠翠就立刻飞奔到教室，学得比谁都认真。“郭伯伯，这里比我原来的学校好一百倍。以前的老师和同学都躲着我，上课时也离我远远的，让我坐角落里。郭伯伯，他们为什么把我放角落呢？”翠翠的眼中满是受伤和困惑。郭小平心里一酸，无言以对，只好亲昵地摸摸她的头，轻声说：“放心，这里就是你的家，不会有人躲着你。”
一有时间，郭小平便陪着几个孩子讲故事、做游戏。渐渐地，翠翠眼中的忧郁不见了，久违的笑容重新绽放在稚嫩的小脸上，这让郭小平无比欣慰。
不知不觉中，爱心小课堂又增加了四个成员。郭小平忽然想到：艾滋病患儿今后还会增加，既然他们无家可归、无学可上，不如争取成立一个小学，这样他们就能过上和健康孩子一样的校园生活。2006年9月1日，在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和支持下，国内唯一一所专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全日制学校——临汾红丝带小学挂牌成立。学生在校的吃穿、住宿、医疗等费用都由学校无偿承担。一进校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组鲜艳的图画：郁郁葱葱的大树上挂着红通通的苹果，上面贴着一个个孩子的笑脸。那份从纯真眼眸中溢出来的快乐，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动容不已。
在郭小平的不懈努力下，2011年，红丝带小学终于被列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并获得国家200万元教育补助。这意味着孩子们不但可以念完小学，同时也拥有了学籍，将来可以升中学、考大学了。收到红头文件那天，滴酒不沾的郭小平忍不住和同事们举杯庆贺。
承受误解，打破歧视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郭小平将学段增加到了初中、高中，这就急需聘請有教师资格证的专业教师来授课。可一听说是红丝带学校，许多人望而却步。好不容易聘来的第一位老师姓胡，给孩子们上课时竟戴着手套，还穿着消毒外套，浓浓的消毒水味呛得人直咳嗽，每次上完课连一句话都不愿多说，便匆匆离去。
“郭伯伯，胡老师为什么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把头扭到一边，离得好远？”翠翠的脸上又浮现出刚来时受伤的表情。郭小平把胡老师请到办公室，为他详细讲解了艾滋病传播的渠道，告诉他，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接触是完全没有传染风险的。“你看，我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好几年了，不也好好的，挺健康吗？”郭小平笑着说。
但这依然没有打消胡老师心中的疑虑和恐惧，不久后，他递交了辞职申请。郭小平的心里竟松了口气。在来学校之前，孩子们已经承受了太多的不公与歧视，他们需要一份亲密无间的爱来治愈心灵的创伤，而学校老师毋庸置疑地承担着这份重任。
招聘工作依旧在艰难地进行。郭小平为每一个应聘而来的老师和志愿者普及艾滋病常识，还常常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要不惧误解，打破偏见，给这些一出生就带着不幸烙印的孩子一份真诚的爱。“刚刚办学的时候，有的人看见我就像见到洪水猛兽。有一次，我去参加聚餐，吃着吃着一扭头，身边的人都没影了。当然也不怪他们，都是不了解艾滋病惹的祸啊。”郭小平说。
其实这些年郭小平遇到的误解又何止于此。看到他日复一日把精力投放在这些艾滋病患儿的身上，各种不解和非议纷至沓来。“想出风头吧，还是想用这些捞政治资本？连命都不要了！”更让郭小平心里难受的是，连一些艾滋病患儿的亲戚起初也不理解他。“郭校长，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目的？”那一刻，他气愤又委屈，恨不得摔门而去，就此放手。 但一想到那些重拾欢乐的孩子，郭小平就心软了。“如果我走了，谁来管他们？他们好不容易才有个落脚的地方，难道再次流落街头，去过以前那种被人歧视的生活吗？”他暗暗发誓，“如果这件事必须有一个人来做，那就让我来吧。”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艾滋病的防治知识，使艾滋病患获得更宽松的生存环境，郭小平定期带领孩子们到工地、小区、广场等地进行防艾宣传，并从2012年开始举办反歧视午餐日。作为全国首家红丝带学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艾滋病患儿。
所有的付出没有白费，每年一次的反歧视午餐日从最初的门可罗雀，到现在已是座无虚席，参与者众多。看到人们心无芥蒂地就餐，欢欢喜喜地与孩子们聊天，郭小平开心极了。这么多年的不懈努力，要的不就是这份理解与平等吗？
2015年，因工作太过繁忙，郭小平毅然辞去临汾市第三医院、传染病医院和中医院三所医院的院长职务，只保留了红丝带学校校长一职。面对周围人的劝解，他无心解释。因为他深深懂得，这个学校承载着沉甸甸的希望与未来。
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
2016年元旦，郭小平收到了一张自制的贺卡，上面用彩笔画着一个大大的爱心和笑脸，一旁是歪歪扭扭的字迹：“祝郭伯伯新年快乐。我永远爱你。”这张署名坤坤的贺卡被郭小平小心翼翼地压在玻璃板下，每当目光触及便有阵阵温暖充塞心头。
坤坤是当时最后一个来到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也是曾经最让人头疼的一个。坤坤老家在四川省西充县，八个月大时父母踪影全无。爷爷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从学会走路开始，他就成了野孩子，漫山遍野找吃的，饿极了，甚至吃草和垃圾。一次他从山上摔下来受伤，被人送进医院，才检查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由于无人管教，坤坤养成了许多坏习惯，偷拿过别人家的东西，还放火烧过邻居家的草垛。2014年年底，203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将坤坤驱逐出村，就连唯一的抚养人爷爷也在信上签了字。
坤坤的悲惨身世让郭小平唏嘘不已。但他很快发现，与坤坤相处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来学校之前这孩子几乎从未与人有过语言交流，因此不会说话，也总是躲着人。饭菜摆在桌上，他视而不见，反而跑到院子里揪起一把草塞进嘴里嚼。厨房师傅着急地跟出去，坤坤却以为是要打他，拉着师傅的胳膊又撕又咬，闹得不可开交。郭小平闻声赶来，将坤坤紧紧地搂在怀里，半天没松手。坤坤小小的身子挣扎了一会，渐渐安静下来。
自那以后，郭小平叮嘱老师们要多关注坤坤，自己也一有空便陪在坤坤身边。坤坤手上有冻疮，一到冬天疼痛难忍，郭小平便买来最好的冻疮膏细心地涂抹；坤坤不会拿筷子，他一遍遍示范，直到教会为止；坤坤不喜欢吃药，他每次都要亲自检查，告诉坤坤吃药的重要性……对从小失爱的坤坤来说，陪伴是最好的良方，这份善意和温暖终于融化了坤坤心中的寒冰。两年后，坤坤变了，他变得活泼开朗，喜欢和朋友一起玩耍，还乐于助人，深得小伙伴们的喜爱。
其实，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中有近一半是孤儿，每一个说起来都有一段令人伤心的过往。郭小平为了化解孩子们的想家之情，逢年过节都会组织全校师生一起庆贺，包饺子、做油糕、开联欢会。大年三十，惦记着留守在学校的孩子，郭小平总会从家溜出来陪他们过年。女儿为此有怨言，郭小平说：“我不在家，你还有人陪，可我要不在学校，他们就没人陪了呀！”他带着这些无家可回的孩子放鞭炮、逛庙会、去游乐场，尽己所能给他们一份家的温暖。
2017年2月8日晚，郭小平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随着大屏幕中他和这些孩子的故事一幕幕播出，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谈到这些年的感受，郭小平平静地说：“刚开始办学校的时候，觉得自己承担了社会责任，甚至觉得自己挺伟大，但现在对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这种想法没了，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和他们之间就是一个‘情’字。”
2017年6月，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的16名学生在该校设立的标准化考场进行高考，其中15人被大学录取。相较于经济上的压力，上大学之后的人际交往都是这些孩子内心深处更大的担忧。“我害怕大学里没有人跟我说话，没有人跟我做朋友，这比死还难受。”已经19歲的翠翠对媒体记者说。对于这些困扰，郭小平认为：“我们的孩子不需要社会给多大的政策，只希望在同样的大学校园里，能得到老师、同学的平等对待。”郭小平还表示，希望孩子们能够自强，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抵御很多东西。
郭小平用十三年的艰辛，呵护这些孩子，也融化了人心。他，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
同时，经过各国医学家和生物学家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艾滋病的治疗也取得巨大进展。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于2017年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一半的艾滋病患者得到医治，艾滋病的死亡人数也逐年降低，这标志着艾滋病已由最初的无法阻挡转变为可防可控。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近年来在中国举办的主场外交活动或者国际会议上，多次向外国来宾介绍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取得的成果，并呼吁全社会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在艾滋病患人群中，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格外引人注目，弱小的他们像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一出生就感受到这世界的残缺与冷意。谁来给这些无辜的孩子一份爱，让他们能像健康孩子一样拥有家的温暖、人的尊严和可以把握的未来？这是一道难题，有大爱和勇气的人才能给出答案。郭小平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医院院长到红丝带学校校长，他呵护孩子，也融化人心，用张开的羽翼撑起了一片爱的晴空。
彭丽媛曾专程来到郭小平创办的红丝带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唱歌、朗诵诗歌、共进午餐。而后还以“彭妈妈”的身份写信到学校，表达对孩子们深切的思念和期望。她曾说：“我希望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建立爱心小课堂
“郭伯伯，我想上学！”7岁的翠翠怯生生地望着郭小平，目光中的那份哀哀渴求让郭小平多少个日子都辗转难眠，他下决心要为这几个没爹没娘的可怜孩子开办一座爱心小课堂。但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一念之间竟从此改写了众多艾滋病患儿一生的命运。
2004年，郭小平在山西省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担任院长。当时，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区“绿色港湾”，迎来了四个因为母婴感染一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翠翠便是其中之一。父母去世，亲戚不愿接管，加上经常发病身体虚弱，随时可能住院，于是，这四个孩子长期住在了病区。
郭小平特别心疼这几个孩子。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快乐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本应有无忧无虑童年的孩子过早感受到了来自周遭的排斥、歧视，甚至是敌意。“不如让孩子们多学点知识，过得更快乐一点。”郭小平把一间病房腾出来改造成教室，购置了黑板和崭新的连体课桌，还在墙上张贴了大红的学习标语。当孩子们走进教室，都情不自禁兴奋地尖叫起来。
爱心小课堂成了医院里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医生、护士轮流当老师，拿着自家孩子用过的课本，利用空闲时间教他们认字、做算术。每次输液一结束，翠翠就立刻飞奔到教室，学得比谁都认真。“郭伯伯，这里比我原来的学校好一百倍。以前的老师和同学都躲着我，上课时也离我远远的，让我坐角落里。郭伯伯，他们为什么把我放角落呢？”翠翠的眼中满是受伤和困惑。郭小平心里一酸，无言以对，只好亲昵地摸摸她的头，轻声说：“放心，这里就是你的家，不会有人躲着你。”
一有时间，郭小平便陪着几个孩子讲故事、做游戏。渐渐地，翠翠眼中的忧郁不见了，久违的笑容重新绽放在稚嫩的小脸上，这让郭小平无比欣慰。
不知不觉中，爱心小课堂又增加了四个成员。郭小平忽然想到：艾滋病患儿今后还会增加，既然他们无家可归、无学可上，不如争取成立一个小学，这样他们就能过上和健康孩子一样的校园生活。2006年9月1日，在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和支持下，国内唯一一所专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全日制学校——临汾红丝带小学挂牌成立。学生在校的吃穿、住宿、医疗等费用都由学校无偿承担。一进校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组鲜艳的图画：郁郁葱葱的大树上挂着红通通的苹果，上面贴着一个个孩子的笑脸。那份从纯真眼眸中溢出来的快乐，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动容不已。
在郭小平的不懈努力下，2011年，红丝带小学终于被列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并获得国家200万元教育补助。这意味着孩子们不但可以念完小学，同时也拥有了学籍，将来可以升中学、考大学了。收到红头文件那天，滴酒不沾的郭小平忍不住和同事们举杯庆贺。
承受误解，打破歧视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郭小平将学段增加到了初中、高中，这就急需聘請有教师资格证的专业教师来授课。可一听说是红丝带学校，许多人望而却步。好不容易聘来的第一位老师姓胡，给孩子们上课时竟戴着手套，还穿着消毒外套，浓浓的消毒水味呛得人直咳嗽，每次上完课连一句话都不愿多说，便匆匆离去。
“郭伯伯，胡老师为什么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把头扭到一边，离得好远？”翠翠的脸上又浮现出刚来时受伤的表情。郭小平把胡老师请到办公室，为他详细讲解了艾滋病传播的渠道，告诉他，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接触是完全没有传染风险的。“你看，我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好几年了，不也好好的，挺健康吗？”郭小平笑着说。
但这依然没有打消胡老师心中的疑虑和恐惧，不久后，他递交了辞职申请。郭小平的心里竟松了口气。在来学校之前，孩子们已经承受了太多的不公与歧视，他们需要一份亲密无间的爱来治愈心灵的创伤，而学校老师毋庸置疑地承担着这份重任。
招聘工作依旧在艰难地进行。郭小平为每一个应聘而来的老师和志愿者普及艾滋病常识，还常常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要不惧误解，打破偏见，给这些一出生就带着不幸烙印的孩子一份真诚的爱。“刚刚办学的时候，有的人看见我就像见到洪水猛兽。有一次，我去参加聚餐，吃着吃着一扭头，身边的人都没影了。当然也不怪他们，都是不了解艾滋病惹的祸啊。”郭小平说。
其实这些年郭小平遇到的误解又何止于此。看到他日复一日把精力投放在这些艾滋病患儿的身上，各种不解和非议纷至沓来。“想出风头吧，还是想用这些捞政治资本？连命都不要了！”更让郭小平心里难受的是，连一些艾滋病患儿的亲戚起初也不理解他。“郭校长，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目的？”那一刻，他气愤又委屈，恨不得摔门而去，就此放手。 但一想到那些重拾欢乐的孩子，郭小平就心软了。“如果我走了，谁来管他们？他们好不容易才有个落脚的地方，难道再次流落街头，去过以前那种被人歧视的生活吗？”他暗暗发誓，“如果这件事必须有一个人来做，那就让我来吧。”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艾滋病的防治知识，使艾滋病患获得更宽松的生存环境，郭小平定期带领孩子们到工地、小区、广场等地进行防艾宣传，并从2012年开始举办反歧视午餐日。作为全国首家红丝带学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艾滋病患儿。
所有的付出没有白费，每年一次的反歧视午餐日从最初的门可罗雀，到现在已是座无虚席，参与者众多。看到人们心无芥蒂地就餐，欢欢喜喜地与孩子们聊天，郭小平开心极了。这么多年的不懈努力，要的不就是这份理解与平等吗？
2015年，因工作太过繁忙，郭小平毅然辞去临汾市第三医院、传染病医院和中医院三所医院的院长职务，只保留了红丝带学校校长一职。面对周围人的劝解，他无心解释。因为他深深懂得，这个学校承载着沉甸甸的希望与未来。
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
2016年元旦，郭小平收到了一张自制的贺卡，上面用彩笔画着一个大大的爱心和笑脸，一旁是歪歪扭扭的字迹：“祝郭伯伯新年快乐。我永远爱你。”这张署名坤坤的贺卡被郭小平小心翼翼地压在玻璃板下，每当目光触及便有阵阵温暖充塞心头。
坤坤是当时最后一个来到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也是曾经最让人头疼的一个。坤坤老家在四川省西充县，八个月大时父母踪影全无。爷爷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从学会走路开始，他就成了野孩子，漫山遍野找吃的，饿极了，甚至吃草和垃圾。一次他从山上摔下来受伤，被人送进医院，才检查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由于无人管教，坤坤养成了许多坏习惯，偷拿过别人家的东西，还放火烧过邻居家的草垛。2014年年底，203名村民用写“联名信”的方式，将坤坤驱逐出村，就连唯一的抚养人爷爷也在信上签了字。
坤坤的悲惨身世让郭小平唏嘘不已。但他很快发现，与坤坤相处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来学校之前这孩子几乎从未与人有过语言交流，因此不会说话，也总是躲着人。饭菜摆在桌上，他视而不见，反而跑到院子里揪起一把草塞进嘴里嚼。厨房师傅着急地跟出去，坤坤却以为是要打他，拉着师傅的胳膊又撕又咬，闹得不可开交。郭小平闻声赶来，将坤坤紧紧地搂在怀里，半天没松手。坤坤小小的身子挣扎了一会，渐渐安静下来。
自那以后，郭小平叮嘱老师们要多关注坤坤，自己也一有空便陪在坤坤身边。坤坤手上有冻疮，一到冬天疼痛难忍，郭小平便买来最好的冻疮膏细心地涂抹；坤坤不会拿筷子，他一遍遍示范，直到教会为止；坤坤不喜欢吃药，他每次都要亲自检查，告诉坤坤吃药的重要性……对从小失爱的坤坤来说，陪伴是最好的良方，这份善意和温暖终于融化了坤坤心中的寒冰。两年后，坤坤变了，他变得活泼开朗，喜欢和朋友一起玩耍，还乐于助人，深得小伙伴们的喜爱。
其实，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中有近一半是孤儿，每一个说起来都有一段令人伤心的过往。郭小平为了化解孩子们的想家之情，逢年过节都会组织全校师生一起庆贺，包饺子、做油糕、开联欢会。大年三十，惦记着留守在学校的孩子，郭小平总会从家溜出来陪他们过年。女儿为此有怨言，郭小平说：“我不在家，你还有人陪，可我要不在学校，他们就没人陪了呀！”他带着这些无家可回的孩子放鞭炮、逛庙会、去游乐场，尽己所能给他们一份家的温暖。
2017年2月8日晚，郭小平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随着大屏幕中他和这些孩子的故事一幕幕播出，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谈到这些年的感受，郭小平平静地说：“刚开始办学校的时候，觉得自己承担了社会责任，甚至觉得自己挺伟大，但现在对孩子们的感情越来越深，这种想法没了，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和他们之间就是一个‘情’字。”
2017年6月，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的16名学生在该校设立的标准化考场进行高考，其中15人被大学录取。相较于经济上的压力，上大学之后的人际交往都是这些孩子内心深处更大的担忧。“我害怕大学里没有人跟我说话，没有人跟我做朋友，这比死还难受。”已经19歲的翠翠对媒体记者说。对于这些困扰，郭小平认为：“我们的孩子不需要社会给多大的政策，只希望在同样的大学校园里，能得到老师、同学的平等对待。”郭小平还表示，希望孩子们能够自强，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抵御很多东西。
郭小平用十三年的艰辛，呵护这些孩子，也融化了人心。他，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