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基础教育界，早有教育权威人士提出过一個颇受欢迎的教育孩子的方法，那就是对学生来一个“去三闲”。在这里，所谓的“三闲”，是相对学习来说的，即想办法把学生放学之后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学习。因此，有些老师或家长要求学生放学回家的路上，必须互相监督，让每个学生不能够有闲言、闲行与闲思。也就是说，要让学生在任何空闲时间里都想着学习。据说，如此抓应试教育，效果卓著。但是，我有一个疑惑，闲言与闲行都是比较容易通过外显判断的，但闲思是用什么办法鉴别出来的？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难题。
　　自古以为，中国人大多喜欢以忙自居。见面问候一声“忙”，不但是对对方的关爱，同时也是一种称赞。其实，汉语也是前人用心造出来的。“忙”字由“心”与“亡”组成，亡既可以解释为死亡，也可以解释为丢失。因此，“忙”字，也就既可以解释为“心死了”，也可以解释为“丢掉了自己的心思”。无论哪种解释，其实，“忙”字都是不可能产生出智慧的。
　　其实，西方对于闲暇早就有非常精辟的论断：“闲暇出智慧。”这里所谓的“闲暇”，是相对于劳动来说的。罗素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作《悠闲颂》，千方百计证明闲暇对于人类社会的伟大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劳作越来越被机器所取代之后，人的闲暇时光会越来越多。将来学会劳作的重要性远不如一个人学会消闲来得重要，而且劳动与闲暇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现在许多自由职业者，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已经没有明确的界限，在消闲中工作，在工作中消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但是，我们经常说，劳动最光荣，并且别出心裁地把劳动定位为体力劳动。殊不知，体力劳动将越来越没有市场。因为凡是体力活儿，大多机器都能够代替，甚至连部分脑力，如记忆力与计算力，都是可以用机器代替的。其实，真正喜欢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的人不多。那种劳动基本上是把人当成工具或牛马来使用的，劳动的过程既没有什么愉悦的体验，也没有什么人的尊严。人，一旦被当成劳动的工具之一，乐趣之少也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过这种劳作经验，就容易把这种劳作看成是一种田园诗的意境。其实这个世界上，写田园诗的人也仍然是一种悠闲人士。中国的田园诗人都只是生活在乡村却并不真正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像陶渊明这样的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不是在劳动，而是在散步，即使算是劳动，其实也类似于今天的作秀。真正的乡村劳作的滋味，不是农村人，是很难体验到的。在这样的艰苦劳作中，要想有什么闲暇时间实在是一种奢侈，因此，要说这样的劳动人民最聪明、最智慧，其实也是一种欺骗。事实的真相只能够是，世界的思想智慧是有闲阶层创造出来的。牛顿要是不能够及时离开那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去剑桥大学过一种悠闲自在的生活，是不可能发现出那么多的物理定律与数学公式的。世界的每一次变化，都是有如牛顿这样的悠闲之士研究出了新的东西才会有真正的变化的。
　　就学生的学习来说，学生的闲暇显然是相对于学习来说的，而不是相对于劳作来说的。学生的学习，本来就是与思想智慧打交道的，好的学习状态其实就是一种闲暇状态。因为良好的学习状态就是精力充沛、充满好奇心与求知欲的状态，这样的忘我学习的状态，其实，无所谓闲暇还是忙碌。
　　但是，如果学习变成了一种负担，成为一种奴役人的手段的时候，当学生的学习变成了简单的背诵与计算的工具的时候，学习负担过重必然让学生变得肤浅，因为他们长期被繁重、单调的背诵所充斥，生命的灵性与光辉都被剥夺殆尽。这种教育其实就是剥夺人的心智的手段，也是消灭人的天性的方式。被应试教育洗礼的人，生命已经变成了灰色，不但不会对这个本来充满奇异的世界感到好奇，而且也不会对人世有一种同情心，他们只会漠视生命，漠视他人存在。
　　从小没有享受过自由、闲暇，没有得到尊重与爱的孩子，长大了也不要指望他能够得到什么思想、智慧、个性、爱心与尊严。孩子从小被控制得越严，长大后兴趣爱好就越少，自主性就越差。真正的教育从来都是生命化教育，而生命化教育又从来都是自由的教育。作为教师，我们只需要守住“悬崖”的底线，然后创造条件让孩子学会发展自己的思想，培养符合自己的兴趣，形成自己的个性，思想智慧从来就不是在枷锁中成长的。自由自在，悠闲自得，人心有如飞鸟，自由翱翔，才能够飞得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