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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经常说:“深入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精神交流,可有多种方式,而我最擅长的,就是动笔写作,用笔作为交流的最佳工具。”
20余年前,北京城内的景山公园。
一位日本年轻学子,健步登上了公园中央的小山,站在山顶上的亭前俯望:微风吹拂下,紫禁城那金黄色的琉璃瓦顶在阳光下熠熠闪亮,恢宏壮丽。
他久久凝望着故宫,脑海里浮想联翩:他深为故宫建筑的悠久辉煌,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折服,同时也不禁感叹:人生在浩瀚的历史面前显得如此渺小、短暂。
决定走一条自己的路
这位日本学子就是加藤隆则,此时正在北京大学留学。他庆幸自己抓住了一个机遇,有了这次深入了解中国的留学经历。
“那个年代,来中国的日本人还不多,有些日本人是退休之后,带着寻源中国文化的兴趣来的,更多的日本人是来中国旅游观光,他们在跑马看花,举杯碰盏中了解中国,这种交流和了解是比较粗浅的。”
的确,那时能像加藤一样来中国留学的日本青年凤毛麟角,更多日本年轻人向往的是去西方。
而加藤不愿做随波逐流的人。他有自己的想法。就在经常登临景山,俯望故宫那金碧辉煌的建筑群之中,加藤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也决定了走一条自己的路。
——不断地观察中国,也观察日本,更好地认清彼此两个国家。为这两个有着悠久交流历史的邻邦,为日中两国人民的深入交流贡献一己之力。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留学回国后,20年飞逝般过去了。加藤已成为日本最大的传媒机构《读卖新闻》的资深媒体人。而此时,历史再次给予了他一个机遇,让他重返当年的留学之地——中国。
2005年,加藤受《读卖新闻》社派遣,来到中国上海担任《读卖新闻》驻上海支局长,由此也开始了他继续深入观察中国,观察日本,继续为两国人民精神层面的深入交流而努力的旅程。
坐在笔者面前侃侃而谈的加藤隆则,并不像一般想象中日本人拘谨形象,而是个随时随地思考着,行动着的充满个性的日本媒体人。
加藤说:“我的工作方式也与别人不同,许多记者只是写明天的报道,写专门领域的报道,如政治口,经济口等等,而我,喜欢写宽泛的,未来的报道,很多时候看来是做无用功,但其实是在练内功。”
“说白了,我是想做一个对中国社会尽可能全面了解的外国记者。深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这是我工作的重心。”
比如在中国采访一个司法案件时,一些记者是通过有关新闻发布机构了解案件的进程和当事人情况,而加藤则独辟渠道,亲自去核实各方面情况和幕后的背景,这样虽很费时间,而且常常徒劳无功,没有结果,但加藤认为,深入了解写出的报道肯定有价值,也会为读者所认可。
又一次,刚来中国上海工作不久的加藤,从网络新闻中获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坐落于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的钟山宾馆黄埔厅的审判侵华日军战犯军事法庭原址即将对外开放。
黄埔厅原是国民党励志社总部所在地。它曾作为军事法庭,审判过制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要犯谷寿夫、进行杀人比赛的恶魔向井敏明和野田岩等多名侵华日军战犯。它见证了中国近代抗击外国侵略夺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为了捕捉新闻,加藤当日清早5点乘火车赶到南京。在那一幅幅记录血腥历史的照片面前,加藤以沉重的声音诉说着感受:“以前从日本教科书上看到过日军侵略中国的史实,但远不如这些图片更为真实。看到图片上南京市民遭屠戮的惨状,几乎让我透不过气来。”
20年前加藤在北京留学时,就利用暑假来过南京,亲眼见到教科书上曾经描述过的历史现场,当他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那累累的白骨曾让他触目惊心!接着他又去了中国东北三省,寻访那片“几乎每一座建筑都记录着血腥的土地”。
正因为有了多年前在中国的积累和认识,加之这次在南京的实地探访,大量搜集历史资料,加藤返回上海后,很快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一篇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专题报道,披露了南京黄埔厅内外的一些新鲜史实,他的报道在日本民众中引起了反响,也让他们更真实地了解了过去那段历史。
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了解中国,要尽可能深入,而不应只是了解它的皮毛。”加藤经常这样说,也脚踏实地地这样去做。
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加藤几乎是最早到达灾区现场采访报道的外国媒体记者之一。
而在去灾区的路线上,加藤没有选择直接去汶川,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跑了一条“冷线”。他说:“我不想跟别人一样,愿意独辟蹊径。人家都走的我就不去凑热闹了,人家走不到的,我就去走,这样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加藤和他的助手一道,从上海出发,直奔甘肃地震灾区文县。一路相当艰难,公路毁了,桥梁断了,他们只得临时租车,带上全部行李,绕道而行。实在绕不过去的河流,就请当地干部帮助找船渡过去。
一路上,加藤接触了许许多多灾难中的中国人,有遭遇强震后的农民,有当地指挥抗震救灾的干部,有赶赴灾区的消防和解放军官兵,也有搭载他们汽车、摩托车,急切赶回家乡看望受灾亲人的打工仔。
给加藤留下至深印象的是,甘肃一个灾情严重的村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了,路也断了,村民们无家可归,救灾部队赶到后,为他们搭建了临时帐篷,抢修了道路,给受灾群众们送去了方便面、大米等救灾食物,老乡们面对强震后的惨状,流露出的不是过度的悲痛和无望,而是对政府和部队救助发自内心的感激和知足!
这让加藤感触很深:他看到了中国农民身上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和承受力,他们的意志如钢铁般坚强,他们的精神不可摧毁!“我第一次真正觉得,中国的农民很伟大!”
2007年,加藤和他的助手还采访了江苏泰兴溪桥镇的小提琴之乡。溪桥镇是个仅有3万余人的江南小镇,但这里却聚集着50余家小提琴制作企业,其中还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小提琴制作工厂。这里年产小提琴50万把,世界上每3把用于教学和练习的小提琴中,就有一把产自这里,一位外国友人形象地把溪桥镇称作“中国提琴之乡”。
为让溪桥的小提琴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溪桥提琴制造家们还办起了“中国提琴艺术博览会”、建起了“提琴文化博物馆”。2006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和国际医药产业大会上,溪桥小提琴被选定为赠送给各国嘉宾的珍贵礼品。从溪桥镇人身上,加藤真切地认识了中国农民非凡的创造能力,也看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国新农村带来的光明前景。
加藤说,就像中国人在不断变化一样,我对中国人的了解也在不断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加藤到中国留学时,他所接触的中国人几乎相差无几,人们几乎都穿相同颜色的服装,工资也相差无几,相互见面,寒暄的多是“吃了吗?”不少中国人见了加藤,所问的问题也如出一辙:“日本的电视机,哪个牌子的好?”他回答都是一样的,人们很难满意。
“现在可不一样了,年轻人,老年人,中年人,各个地方的人,问我的问题都不一样,上海人会问我,哪个日本料理店好,年轻人会问我,日本的动漫怎么样,日本的歌星如何?许多年轻人的问题让我这个日本中年人都难以答复了。”
成功运作跨国传媒合作的
民意调查
2007年,正逢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35周年纪念,温家宝总理正式访问日本。年初的一个夜晚,加藤来到北京,与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的几位朋友聚餐聊天。大家不约而同议论一个话题:在这有纪念意义之年,我们中日媒体能做什么?一位年轻的中国记者提议,能不能与《读卖新闻》合作,在两国大学生中搞一次民意调查?这个创意立即得到了加藤和几位同行的赞同。
聚餐会后,大家分头行动,向各自媒体领导提交报批联合调查项目的创意书,设置调查问卷等。由于在跨国媒体间联合搞民意调查还是第一次,加藤和《瞭望东方》的同行们心中都没有底。而当加藤把“项目书”汇报给报社东京总部后,总部几位比较熟悉中国情况的人也都预测,这个跨国联合调查在中国难以得到批准。而《瞭望东方》也一直在等待新华社领导的批复,但始终没有消息。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眼看就要错过开展联合调查的最佳时机,大家也做好了项目不幸“流产”的精神准备。
就在这时,《瞭望东方周刊》的副总编辑给加藤带来了好消息。他在电话中激动地说:“批了!批了!新华社领导要我们好好做。”
接下来,由中国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与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携手组织的一项千名中日大学生同题调查活动在两国间顺利实施。
因这次调查活动正赶在温总理访日前夕,更引起了两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数十家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对此给予了多方面报道和赞扬,使这次民意调查收到了空前的反响,也达到了探索中日两国大学生对双方国家的了解程度、对社会和世界的了解程度、双方关系的好感程度等调查预期。
“通过这次调查,让人更真切感触到,中日双方彼此了解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这也正是举行这次中日大学生民意调查的意义所在。”
“通过这次跨国民意调查的策划和操作,也让人看到,中国的媒体现在很开放,没有这一点,就难以保证这次跨国传媒首次联合调查活动的成功!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加藤回顾道。
首次合作的成功,为这个项目的继续运作铺平了道路。2007年9月,加藤和《瞭望东方周刊》再度携手,联合推出了中日韩三国大学生的民意调查,依然反响热烈;2008年8月北京举办奥运会前夕,他们又联合举办了新一轮中日民意调查,范围从大学生扩大到了中国成年公民。
现在,加藤和朋友们操作的这个调查活动已成为一个成熟保留项目,每年根据国内国际政经局势的变化适时推出不同调查问卷。
“本来纯粹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建议,由于运作成功和广泛的影响力,现已上升为官方认可和高度重视的指令合作项目了。”
“所以,要深入中日之间精神层面的交流,不能只等只看,而要大胆去想,去做,去尝试,去创新,一切都是可能的。只要努力了,一定会有成效。”加藤满怀信心地说。
思考“潜规则”,
以“笔”架起交流桥
加藤经常说:“深入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精神交流,可有多种方式,而我最擅长的,就是动笔写作,用笔作为交流的最佳工具。”
他不仅这样说,也如实地这样做。
加藤认为,自己的特长是在日本国内做了20多年记者,对日本的国情及社会发展变化十分熟悉,这有利于把日中两个国家的情况加以比较,帮助中国人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和认识日本。为此,他在网上开辟了中文“博客”,他的博文不是浮光掠影式的,而是细腻、深刻,糅进了自己对日本的感悟、体味和思考,也糅进了对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比较。他的精彩博文满足了许多中国读者渴望深入了解日本的意愿,也解惑了他们对于日本的不少疑问。
自2008年底起,加藤又开始动笔写作他的新著《中国的潜规则》。
“因为我看到许多来中国投资、做生意的老外,往往紧盯着中国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认为这是在中国立足和成事必须遵循的法则和根本,而以我对中国多年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思考,我觉得,其实在许多公开的法规条文背后,是许多潜规则在运行,在起作用。”
加藤说:“我并非从理论到理论地去探讨潜规则,而是通过中国的一些实际案例去解释这些潜规则。”
总之,加藤觉得,不了解中国的潜规则,就不是真正了解了中国。“潜规则在日本也有,了解了中国的潜规则,反过来还能更深入地观察和了解日本。”
加藤的一番解说,让我感到他对中国的研究的确下了一番工夫。“连一般中国人也很少这样思考,更何况一个外国人。”这不能不让我对加藤了解中国的深入程度刮目相看。
“我并不急于出版,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认真探讨比较,我不想追求什么轰动效应,要做,就去做一件有长远价值的事情。”
笔者真诚期待着:加藤对中国潜规则的深入思考,结出累累果实。笔者也有理由相信,加藤的新著,一定会为中日精神层面的深入交流架起一座新桥。
20余年前,北京城内的景山公园。
一位日本年轻学子,健步登上了公园中央的小山,站在山顶上的亭前俯望:微风吹拂下,紫禁城那金黄色的琉璃瓦顶在阳光下熠熠闪亮,恢宏壮丽。
他久久凝望着故宫,脑海里浮想联翩:他深为故宫建筑的悠久辉煌,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折服,同时也不禁感叹:人生在浩瀚的历史面前显得如此渺小、短暂。
决定走一条自己的路
这位日本学子就是加藤隆则,此时正在北京大学留学。他庆幸自己抓住了一个机遇,有了这次深入了解中国的留学经历。
“那个年代,来中国的日本人还不多,有些日本人是退休之后,带着寻源中国文化的兴趣来的,更多的日本人是来中国旅游观光,他们在跑马看花,举杯碰盏中了解中国,这种交流和了解是比较粗浅的。”
的确,那时能像加藤一样来中国留学的日本青年凤毛麟角,更多日本年轻人向往的是去西方。
而加藤不愿做随波逐流的人。他有自己的想法。就在经常登临景山,俯望故宫那金碧辉煌的建筑群之中,加藤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也决定了走一条自己的路。
——不断地观察中国,也观察日本,更好地认清彼此两个国家。为这两个有着悠久交流历史的邻邦,为日中两国人民的深入交流贡献一己之力。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留学回国后,20年飞逝般过去了。加藤已成为日本最大的传媒机构《读卖新闻》的资深媒体人。而此时,历史再次给予了他一个机遇,让他重返当年的留学之地——中国。
2005年,加藤受《读卖新闻》社派遣,来到中国上海担任《读卖新闻》驻上海支局长,由此也开始了他继续深入观察中国,观察日本,继续为两国人民精神层面的深入交流而努力的旅程。
坐在笔者面前侃侃而谈的加藤隆则,并不像一般想象中日本人拘谨形象,而是个随时随地思考着,行动着的充满个性的日本媒体人。
加藤说:“我的工作方式也与别人不同,许多记者只是写明天的报道,写专门领域的报道,如政治口,经济口等等,而我,喜欢写宽泛的,未来的报道,很多时候看来是做无用功,但其实是在练内功。”
“说白了,我是想做一个对中国社会尽可能全面了解的外国记者。深入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这是我工作的重心。”
比如在中国采访一个司法案件时,一些记者是通过有关新闻发布机构了解案件的进程和当事人情况,而加藤则独辟渠道,亲自去核实各方面情况和幕后的背景,这样虽很费时间,而且常常徒劳无功,没有结果,但加藤认为,深入了解写出的报道肯定有价值,也会为读者所认可。
又一次,刚来中国上海工作不久的加藤,从网络新闻中获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坐落于南京中山东路307号的钟山宾馆黄埔厅的审判侵华日军战犯军事法庭原址即将对外开放。
黄埔厅原是国民党励志社总部所在地。它曾作为军事法庭,审判过制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要犯谷寿夫、进行杀人比赛的恶魔向井敏明和野田岩等多名侵华日军战犯。它见证了中国近代抗击外国侵略夺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为了捕捉新闻,加藤当日清早5点乘火车赶到南京。在那一幅幅记录血腥历史的照片面前,加藤以沉重的声音诉说着感受:“以前从日本教科书上看到过日军侵略中国的史实,但远不如这些图片更为真实。看到图片上南京市民遭屠戮的惨状,几乎让我透不过气来。”
20年前加藤在北京留学时,就利用暑假来过南京,亲眼见到教科书上曾经描述过的历史现场,当他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那累累的白骨曾让他触目惊心!接着他又去了中国东北三省,寻访那片“几乎每一座建筑都记录着血腥的土地”。
正因为有了多年前在中国的积累和认识,加之这次在南京的实地探访,大量搜集历史资料,加藤返回上海后,很快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一篇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专题报道,披露了南京黄埔厅内外的一些新鲜史实,他的报道在日本民众中引起了反响,也让他们更真实地了解了过去那段历史。
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了解中国,要尽可能深入,而不应只是了解它的皮毛。”加藤经常这样说,也脚踏实地地这样去做。
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加藤几乎是最早到达灾区现场采访报道的外国媒体记者之一。
而在去灾区的路线上,加藤没有选择直接去汶川,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跑了一条“冷线”。他说:“我不想跟别人一样,愿意独辟蹊径。人家都走的我就不去凑热闹了,人家走不到的,我就去走,这样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加藤和他的助手一道,从上海出发,直奔甘肃地震灾区文县。一路相当艰难,公路毁了,桥梁断了,他们只得临时租车,带上全部行李,绕道而行。实在绕不过去的河流,就请当地干部帮助找船渡过去。
一路上,加藤接触了许许多多灾难中的中国人,有遭遇强震后的农民,有当地指挥抗震救灾的干部,有赶赴灾区的消防和解放军官兵,也有搭载他们汽车、摩托车,急切赶回家乡看望受灾亲人的打工仔。
给加藤留下至深印象的是,甘肃一个灾情严重的村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了,路也断了,村民们无家可归,救灾部队赶到后,为他们搭建了临时帐篷,抢修了道路,给受灾群众们送去了方便面、大米等救灾食物,老乡们面对强震后的惨状,流露出的不是过度的悲痛和无望,而是对政府和部队救助发自内心的感激和知足!
这让加藤感触很深:他看到了中国农民身上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和承受力,他们的意志如钢铁般坚强,他们的精神不可摧毁!“我第一次真正觉得,中国的农民很伟大!”
2007年,加藤和他的助手还采访了江苏泰兴溪桥镇的小提琴之乡。溪桥镇是个仅有3万余人的江南小镇,但这里却聚集着50余家小提琴制作企业,其中还包括世界上最大的小提琴制作工厂。这里年产小提琴50万把,世界上每3把用于教学和练习的小提琴中,就有一把产自这里,一位外国友人形象地把溪桥镇称作“中国提琴之乡”。
为让溪桥的小提琴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溪桥提琴制造家们还办起了“中国提琴艺术博览会”、建起了“提琴文化博物馆”。2006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和国际医药产业大会上,溪桥小提琴被选定为赠送给各国嘉宾的珍贵礼品。从溪桥镇人身上,加藤真切地认识了中国农民非凡的创造能力,也看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国新农村带来的光明前景。
加藤说,就像中国人在不断变化一样,我对中国人的了解也在不断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加藤到中国留学时,他所接触的中国人几乎相差无几,人们几乎都穿相同颜色的服装,工资也相差无几,相互见面,寒暄的多是“吃了吗?”不少中国人见了加藤,所问的问题也如出一辙:“日本的电视机,哪个牌子的好?”他回答都是一样的,人们很难满意。
“现在可不一样了,年轻人,老年人,中年人,各个地方的人,问我的问题都不一样,上海人会问我,哪个日本料理店好,年轻人会问我,日本的动漫怎么样,日本的歌星如何?许多年轻人的问题让我这个日本中年人都难以答复了。”
成功运作跨国传媒合作的
民意调查
2007年,正逢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35周年纪念,温家宝总理正式访问日本。年初的一个夜晚,加藤来到北京,与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的几位朋友聚餐聊天。大家不约而同议论一个话题:在这有纪念意义之年,我们中日媒体能做什么?一位年轻的中国记者提议,能不能与《读卖新闻》合作,在两国大学生中搞一次民意调查?这个创意立即得到了加藤和几位同行的赞同。
聚餐会后,大家分头行动,向各自媒体领导提交报批联合调查项目的创意书,设置调查问卷等。由于在跨国媒体间联合搞民意调查还是第一次,加藤和《瞭望东方》的同行们心中都没有底。而当加藤把“项目书”汇报给报社东京总部后,总部几位比较熟悉中国情况的人也都预测,这个跨国联合调查在中国难以得到批准。而《瞭望东方》也一直在等待新华社领导的批复,但始终没有消息。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眼看就要错过开展联合调查的最佳时机,大家也做好了项目不幸“流产”的精神准备。
就在这时,《瞭望东方周刊》的副总编辑给加藤带来了好消息。他在电话中激动地说:“批了!批了!新华社领导要我们好好做。”
接下来,由中国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与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携手组织的一项千名中日大学生同题调查活动在两国间顺利实施。
因这次调查活动正赶在温总理访日前夕,更引起了两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数十家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对此给予了多方面报道和赞扬,使这次民意调查收到了空前的反响,也达到了探索中日两国大学生对双方国家的了解程度、对社会和世界的了解程度、双方关系的好感程度等调查预期。
“通过这次调查,让人更真切感触到,中日双方彼此了解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这也正是举行这次中日大学生民意调查的意义所在。”
“通过这次跨国民意调查的策划和操作,也让人看到,中国的媒体现在很开放,没有这一点,就难以保证这次跨国传媒首次联合调查活动的成功!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加藤回顾道。
首次合作的成功,为这个项目的继续运作铺平了道路。2007年9月,加藤和《瞭望东方周刊》再度携手,联合推出了中日韩三国大学生的民意调查,依然反响热烈;2008年8月北京举办奥运会前夕,他们又联合举办了新一轮中日民意调查,范围从大学生扩大到了中国成年公民。
现在,加藤和朋友们操作的这个调查活动已成为一个成熟保留项目,每年根据国内国际政经局势的变化适时推出不同调查问卷。
“本来纯粹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建议,由于运作成功和广泛的影响力,现已上升为官方认可和高度重视的指令合作项目了。”
“所以,要深入中日之间精神层面的交流,不能只等只看,而要大胆去想,去做,去尝试,去创新,一切都是可能的。只要努力了,一定会有成效。”加藤满怀信心地说。
思考“潜规则”,
以“笔”架起交流桥
加藤经常说:“深入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精神交流,可有多种方式,而我最擅长的,就是动笔写作,用笔作为交流的最佳工具。”
他不仅这样说,也如实地这样做。
加藤认为,自己的特长是在日本国内做了20多年记者,对日本的国情及社会发展变化十分熟悉,这有利于把日中两个国家的情况加以比较,帮助中国人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和认识日本。为此,他在网上开辟了中文“博客”,他的博文不是浮光掠影式的,而是细腻、深刻,糅进了自己对日本的感悟、体味和思考,也糅进了对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比较。他的精彩博文满足了许多中国读者渴望深入了解日本的意愿,也解惑了他们对于日本的不少疑问。
自2008年底起,加藤又开始动笔写作他的新著《中国的潜规则》。
“因为我看到许多来中国投资、做生意的老外,往往紧盯着中国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认为这是在中国立足和成事必须遵循的法则和根本,而以我对中国多年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思考,我觉得,其实在许多公开的法规条文背后,是许多潜规则在运行,在起作用。”
加藤说:“我并非从理论到理论地去探讨潜规则,而是通过中国的一些实际案例去解释这些潜规则。”
总之,加藤觉得,不了解中国的潜规则,就不是真正了解了中国。“潜规则在日本也有,了解了中国的潜规则,反过来还能更深入地观察和了解日本。”
加藤的一番解说,让我感到他对中国的研究的确下了一番工夫。“连一般中国人也很少这样思考,更何况一个外国人。”这不能不让我对加藤了解中国的深入程度刮目相看。
“我并不急于出版,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认真探讨比较,我不想追求什么轰动效应,要做,就去做一件有长远价值的事情。”
笔者真诚期待着:加藤对中国潜规则的深入思考,结出累累果实。笔者也有理由相信,加藤的新著,一定会为中日精神层面的深入交流架起一座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