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认识“潘冬子”，大概是我七八岁时。那时候，乡村里隔一两个月会放一场电影，都是公社电影队在各个村里轮流放映。
　　儿童节这天，听大人们说，晚上，村里要来电影队，播放《闪闪的红星》。
　　大队部离我家有两里路，而且那地方在稻田中间，和村里的小学连在一起，是一个小的四合院，场子太小了，不够村里人挤的。所以，每次放电影都被安排到我家所在的生产队里，我大叔家门前有一大块空地，空地上竖立着两根大树杆，最适合放电影了。
　　那时候，看电影就是一场盛大的乡村文化仪式，方圆十几里路范围内，家家户户都赶来了，在弯弯曲曲的乡村小道上，欢乐的人群点着松火，或者拎着煤油灯笼，一路朝我们生产队走来，远远望去，像一条条火龙。看电影时，挤坐在草地上，或爬上树干，又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童年时代的每一场电影，给大人和孩子们都带来了莫名的欢乐，电影是一个世界，一个新鲜的窗口，它让过惯了枯燥乏味乡村生活的人，得到了一份难得的快乐。
　　《闪闪的红星》播映了，妈妈抓住这个机会，一边看电影，一边卖她炒好的葵花子，我虽然不能和小伙伴们挤在一起看（得帮着妈妈收钱），但即使这样，“潘冬子”的形象和故事还是深深吸引并打动着我。我喜欢他刚毅和坚定的眼神，佩服他不怕敌人，敢于冒险给山里游击队送盐、送信的大无畏精神。那时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参军，做一个“潘冬子”这样的英雄。
　　后来，又有机会看到《小兵张嘎》这样的电影和《鸡毛信》这样的图画书，于是，潘冬子、小兵张嘎和海娃这三个孩子的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为我的童年奠定了精神的基质。
　　后来，我考上了北方的大学，当上了一名大学英语老师。再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北京，读了儿童文学博士，变成了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才知道《闪闪的红星》原来就是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心田的同名小说拍摄的，而且它是“文革”期间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于是，我认真地阅读这部小说，再次深刻地感受了“潘冬子”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生活，每次阅读，我的心灵都被深深震撼。
　　我在想，也许正是小时候的“潘冬子”，让我有了与儿童文学相遇的机会。
　　无论如何，我爱“潘冬子”，他是我童年天空里一颗“闪闪的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