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我国期刊出版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不十分明显，这一年我国期刊发展状况可以归纳为：稳步发展，危机潜伏，竞争激烈。
截至2009年底，我国期刊总数为9869种。总体来看，2009年我国期刊出版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不十分明显，这一年我国期刊发展状况可以归纳为：稳步发展，危机潜伏，竞争激烈。
一、业界最关心的是改革
2009年，是新闻出版总署全面推进出版社转企改制的一年，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呼声很高的形势下，全国期刊界对期刊改革十分关注。虽然目前尚未出台相应政策，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期刊出版单位未雨绸缪，为即将到来的期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在期刊界的各种会议上，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改革。
当然，由于我国期刊多年来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单位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三项基本管理制度下运作，计划经济的痕迹浓重，导致期刊界存在着出版单位分散、市场化程度低、规模小、同质化现象严重等诸多不利于改革的问题，所以期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难度较大，需要在设计制定改革方案时稳步推进，谨慎从事，使得改革能够真正促进和推动期刊事业的发展繁荣。
二、科技期刊空前活跃
近年来，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加大了对科技期刊的投入，一些精品科技期刊得到来自科技部、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经费资助，获得了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此外，由于科研人员发表学术论文的需求日趋增长，学术期刊通过收取版面费也获得了一些经济收益，科技期刊的经济状况日趋好转。因此，各种科技类期刊的论坛、会议在不断增加。一方面，科技期刊已经有经济实力参加各种同行的会议，以加强与业界的联系沟通，获取更多新的资讯。另一方面，会议经济也是科技类期刊或者有关单位盈利的模式之一，即通过办会来盈利。这就导致很多同类会议以不同主题、在不同地点、有不同规模，但是到会者发现，每个会议发言的人就是那么几个人，而且发言的内容也有雷同现象。第三，一些机构试图通过会议增强与科技期刊的联系沟通，吸引更多的期刊加入其联盟，如数字期刊出版机构。不管怎样，科技期刊的从业人员通过参加会议获取信息，关注改革，合纵连横，收获颇丰。客观地看，期刊的会议多、从业人员活跃，说明这类期刊谋求发展的愿望强烈，发展潜力较大。
三、《财经》人事变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09年，《财经》杂志发生了较大的人事变动，公众的注意力并未集中在哪些人离去，哪些人留下，而是这一变动被媒体高度关注、并非同寻常地炒作的现象。
按说国内一万两千种报刊，出版单位的人事变动天天都在发生，《财经》杂志虽然可以称得上是个品牌期刊，但是无论从创办时间还是影响力来说，未见得比得上《读者》、《知音》等畅销期刊，那为什么会被炒作得这么热，而且至今仍不断有媒体就此事炒作呢?
笔者认为，其一，绝大多数品牌期刊多年来着力打造的是期刊的品牌，而《财经》则注重宣扬个人的作用，所以，在读者印象中，知道很多品牌期刊的名称，但是很少关注刊物的把关人是哪位，只要喜欢看刊物就行了，而《财经》杂志则十分注重宣传个人的作用；其二，《财经》的人员大批、集中地离开，每一行动均由网络先行报料，随后是平面媒体报道跟进，都是业界同行，只要有人提供消息，总有媒体会予以报道，只要连续不断地向媒体披露事实，就形成了一个被公众关注的事件；其三，为什么要炒作?大量的报道集中在《财经》主力全部撤离的事实上，似乎在暗示，今后的《财经》可能会面目全非，不知炒作者是对杂志感情很深，生怕这本品牌杂志退出历史舞台，还是希望杂志随着大队人马的撤离而一停了之，这种心态令人费解。
不管怎样，这是此前期刊界从没发生过的现象，各种评论、各种猜测都有，是否预示着我国期刊从凸显品牌到突显掌门人，从创立品牌期刊发展到重视期刊掌门人的作用，为中国期刊出版家的涌现发出了一个信号：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人去操作，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新局面，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优秀的期刊出版人的作用更为重要。同一时段，另一本时尚类刊物的负责人也带着整个团队离开，抛弃了为其投资、托其起飞的孵化器。这种现象今后是否会频繁出现，是否提醒有关方面密切关注并及早准备防范预案，避免落到鸡飞蛋打的地步。此外，期刊主要负责人如何妥善处理与主管主办单位的关系也需要研究，毕竟我国的期刊不是私营企业，不是个人资产，主管主办单位对期刊负有管人员、管资产、管导向的重要作用。
2009年政府部门举办了评选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出版界知名人物的活动，是否也是一个信号，更加看重出版人才的作用，在未来不断推出更多的、优秀的出版家?
四、卓众、药学会的期刊继中华医学会之后整体出售数字出版权
2008年，中华医学会整体销售数字出版权的举措，被笔者认定为令人欣喜的学术期刊经营意识觉醒的信号。2009年，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中华药学会等单位也采取了相同的举措，通过招标方式整体出售期刊的数字出版权。通过这种方式，自己所属的期刊较之前获得多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经济收益。
期刊的数字出版机构是在平面媒体尚不清醒、尚不具备数字出版实力之际迅速发展起来的，以其掌握新技术的优势几乎将全部学术期刊一网打尽，然后将内容分类打包出售，获取了高额的利润，更方便了国内外的用户。当期刊界清醒过来为时已晚，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读者流失，利润被数字出版单位获取。即使一些期刊试图自己做数字出版业务，也因为力量单薄，难以成势。
2008年，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凭借拥有一百多种高水平、多品种医学期刊的实力，通过招标方式整体销售数字出版权，获得较之前高二十多倍的收益。这一举措也唤醒了同行的经营意识，卓众、药学会等单位随后仿效，一时间后继者纷纷跟进。
整体出售期刊数字出版权，首要条件是拥有一定数量的期刊，其次是这些期刊的质量要比较高，对于国内绝大多数学术期刊来说，仅此两个条件就难以做到。所以，只有通过实施改革，组建期刊出版集团，才能够实现期刊与数字出版机构谈条件、达到增加期刊经济收益之目的。
五、搭建科技类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平台
随着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特别是2009年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的上百种报纸纷纷停止出版纸介质媒体，代之以电子报纸的现实，今后数字出版会逐渐取代传统纸介质媒体已经成为业界共识。但是，对于分散出版、实力单薄、同质化严重的中国期刊界来说，数字出版仍然是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
相对于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等单位整 体出售数字出版权以获取较高的经济收益，中国光学期刊网、中国地学期刊网的运营模式更令人兴奋。这两个网站或者直接收录、或者与已建立网站的同一学科的学术期刊链接，基本将国内同一专业的期刊内容集中通过网站发布，初步形成了学术期刊组稿、编辑、通过平面电子媒体同步出版的产业链，从而使得期刊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创造的效益。如果各专业的学术期刊能够联合起来形成这样的数字期刊出版联盟，不但大大方便了读者，也会使得期刊创造的利润更多地留给自己。
此外，我们也关注到类似中国科技论文在线、首席医学网等网站，它们已经与国际期刊发展模式接轨，具备了数字期刊的所有功能，包括在线投稿、评审和网络发表等等，更加方便社会公众的是它们采取了开放存取的模式(OA系统)，读者可以免费获得自己需要的内容。虽然尚不清楚目前这两个网站的盈利模式，但是我们相信，一旦网络期刊首发的论文能够被单位认可为学术成果，一旦类似的网站收录的期刊更全面、数量更多，这样的网站会具有更为强盛的生命力。
六、大学学报纷纷改为专业性学术期刊
我国现有两千多种大学学报，本科高校目前都办有学报，部分专科高校也办有学报，很多大学还有不只一种的学报，这种现象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期刊景观。高校学报主要发表本校师生的科研成果，由于学校设置专业很多，导致学报发表的学术论文涵盖多个学科，既不方便读者阅读，也使得这类期刊发行量极少，学术影响力也小，除名牌大学的学报尚有过千册的发行量外，更多的高校学报只能作为与同行互相交换的出版物。尽管如此，为了满足教师学生评职称、拿学位的需求，要求新创办高校学报的申请依然络绎不绝。
2009年，我们注意到有超过二十种综合性的高校学报改为专业性的学术期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一方面说明已经有部分高校领导和学报领导市场意识较强，通过改刊名为自己没有发展前途的期刊寻找新的出路。其次，改名的期刊中也不排除有考虑高校学报影响力太小，通过变更名称，成为专业性学术期刊后方便收取更多的版面费的刊物。第三，因为近年高校合并较多，几个学校合并后多余的学报刊号用于变更为学术性期刊。
不管怎样，我国的高等院校目前尚未出现类似《哈佛经理人》、《哈佛商业评论》等代表名牌大学最高学术水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据统计，我国高校绝大多数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都流向国内外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大多数学报成为发表低水平文章的园地。2007年10月，在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上，有学者对高校学报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高校学报大多数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话可能有些偏激，但说明了学术界对这类期刊的看法。如果高校学报能够向专业性学术期刊发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这是对拥有高水平专业的高校而言的，对于一般性的高校恐难以奏效。
七、两名期刊出版家去世
虽然这是个悲伤的话题，但仍然值得录入2009年期刊的历史之中。
2009年《时尚》杂志的创办人，时尚集团的掌门人吴泓英年早逝，享年46岁，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吴泓用16年的时间，打造出了中国最大的时尚类期刊集团，而与时尚期刊集团蒸蒸日上的发展相比，他本人一贯低调的作风，也成为留给时尚界、期刊界人士难忘的回忆。
另一本著名杂志《演讲与口才》的创办人邵守义先生的去世，似乎没有多少人知晓。邵先生是创立我国演讲学的名人，他创办的《演讲与口才》杂志，多年来保持了近百万的期发行量，培养了难以计数的演讲人才。一个人成就一门学问、成就一本名刊，非邵守义先生莫属。虽然他的去世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他的学问和他的杂志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
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一个人的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吴泓、邵守义两位期刊大师的去世，确实是中国期刊界的重大损失。好在他们创办的杂志仍在出版，他们打造的事业仍在发展，那么，他们的生命就还在延续。
八、学术期刊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产业链
据媒体披露，我国学术期刊的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从代理写论文、收取版面费、寻找发表论文的期刊已经形成了井然有序的产业链条。据《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带领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产业的规模达到十亿元人民币!虽然记者比较客气地报道说这一灰色产业链的最终出口是非法的学术期刊，但是，明眼人都明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已在网上公布了合法期刊的名单，如果论文发表在非法出版物的期刊上，是不能够达到评职称、获得学位的目的的，所以更多的版面费还是流入了合法期刊的口袋之中。
多家媒体披露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问题，不约而同地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几乎所有的教育单位、科研单位都把评价人才的指标与发表学术论文联系在了一起，不但规定了发表论文的数量，而且规定了发表论文的期刊的种种要求。所以说，这一产业链还导致了各种期刊评价机构层出不穷，因为作评价也并非无利可图，期刊能够跻身各种评价机构的名单中，就能够收取高额的版面费，而有的评价机构也能够从中分一杯羹。于是，作者、枪手、中介机构、期刊出版单位、期刊评价机构形成了一条规模巨大的学术论文出版的产业链，大家各取所需，出现了一个混乱的局面。
我们清醒地看到，最终受损失的是国家，是中国学术期刊的声誉。数量庞大的研究生通过枪手代写论文获得学位，找到工作，而用人单位聘用的是名不符实的人才。大量造假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出版，导致了中国学术科研水平的国际地位下降。中国学术期刊为收取版面费，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的结果是发表了大量的学术垃圾，成为没有任何学术含量的垃圾期刊。最最糟糕的是大量的学者和未来的学者学术道德沦丧，连做学问的最低的道德底线都无法坚守，这样的后果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损失难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这几年，社会各界一直在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改变以论文评价人才、评价教学科研机构的不合理评价机制，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动静。
九、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希望与挑战并存
目前大陆期刊的数量接近一万种，有人说多，有人说少，依我看，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台湾地区目前正常出版的期刊有四千多种，大陆出版一万种远远不能说多。如果从现有期刊的出版状况来看，一万种又显得太多了，因为经济窘迫、朝不保夕的期刊也为数不少。有资料显示，2009年日本期刊总发行量同比下滑7.3％，创下了20年来最大的跌幅，而且有170种期刊停刊。2009年，我国期刊的数量虽然略有增长，但是从发行量和广告收益来看也并不乐观。
因为获得刊号不易，所以尽管很多期刊已经难以为继，但仍然要想方设法地生存、维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我们看到，2009年，出现了若干个以《××商》为刊名的期刊，试图借助本地企业家的力量生存下去，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也需要通过媒体宣传自己。问题是，社会是否承认这种以地域来为企业家冠名的做法，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这种尝试的成功率能有多高?
广告是一些类别期刊的重要经济支柱，而企业期刊投放广告的数额决定了一些门类期刊的存亡。2009年，持续增高的房价给房地产商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是做房地产广告的期刊却怨声载道，因为房子太好卖了，根本不必打广告就卖完了，摆放在公众场合的房地产期刊和印刷品广告也日渐减少。
互联网广告收入增加预示着平面媒体广告收入的减少，这是确定不疑的事实。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也尚未寻找到电子报纸盈利的模式，传统的期刊如何在数字出版的浪潮中找到新的盈利模式，是每个期刊人必须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到来，传统期刊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不断提供更多、更适合大众口味的内容，成为期刊追求的目标。在与新媒体共舞中寻找发展空间，在转企改制中做大做强，是中国期刊的未来走向。
截至2009年底，我国期刊总数为9869种。总体来看，2009年我国期刊出版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不十分明显，这一年我国期刊发展状况可以归纳为：稳步发展，危机潜伏，竞争激烈。
一、业界最关心的是改革
2009年，是新闻出版总署全面推进出版社转企改制的一年，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呼声很高的形势下，全国期刊界对期刊改革十分关注。虽然目前尚未出台相应政策，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期刊出版单位未雨绸缪，为即将到来的期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在期刊界的各种会议上，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改革。
当然，由于我国期刊多年来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在审批制度、主管主办单位制度、属地管理制度三项基本管理制度下运作，计划经济的痕迹浓重，导致期刊界存在着出版单位分散、市场化程度低、规模小、同质化现象严重等诸多不利于改革的问题，所以期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难度较大，需要在设计制定改革方案时稳步推进，谨慎从事，使得改革能够真正促进和推动期刊事业的发展繁荣。
二、科技期刊空前活跃
近年来，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加大了对科技期刊的投入，一些精品科技期刊得到来自科技部、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经费资助，获得了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此外，由于科研人员发表学术论文的需求日趋增长，学术期刊通过收取版面费也获得了一些经济收益，科技期刊的经济状况日趋好转。因此，各种科技类期刊的论坛、会议在不断增加。一方面，科技期刊已经有经济实力参加各种同行的会议，以加强与业界的联系沟通，获取更多新的资讯。另一方面，会议经济也是科技类期刊或者有关单位盈利的模式之一，即通过办会来盈利。这就导致很多同类会议以不同主题、在不同地点、有不同规模，但是到会者发现，每个会议发言的人就是那么几个人，而且发言的内容也有雷同现象。第三，一些机构试图通过会议增强与科技期刊的联系沟通，吸引更多的期刊加入其联盟，如数字期刊出版机构。不管怎样，科技期刊的从业人员通过参加会议获取信息，关注改革，合纵连横，收获颇丰。客观地看，期刊的会议多、从业人员活跃，说明这类期刊谋求发展的愿望强烈，发展潜力较大。
三、《财经》人事变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09年，《财经》杂志发生了较大的人事变动，公众的注意力并未集中在哪些人离去，哪些人留下，而是这一变动被媒体高度关注、并非同寻常地炒作的现象。
按说国内一万两千种报刊，出版单位的人事变动天天都在发生，《财经》杂志虽然可以称得上是个品牌期刊，但是无论从创办时间还是影响力来说，未见得比得上《读者》、《知音》等畅销期刊，那为什么会被炒作得这么热，而且至今仍不断有媒体就此事炒作呢?
笔者认为，其一，绝大多数品牌期刊多年来着力打造的是期刊的品牌，而《财经》则注重宣扬个人的作用，所以，在读者印象中，知道很多品牌期刊的名称，但是很少关注刊物的把关人是哪位，只要喜欢看刊物就行了，而《财经》杂志则十分注重宣传个人的作用；其二，《财经》的人员大批、集中地离开，每一行动均由网络先行报料，随后是平面媒体报道跟进，都是业界同行，只要有人提供消息，总有媒体会予以报道，只要连续不断地向媒体披露事实，就形成了一个被公众关注的事件；其三，为什么要炒作?大量的报道集中在《财经》主力全部撤离的事实上，似乎在暗示，今后的《财经》可能会面目全非，不知炒作者是对杂志感情很深，生怕这本品牌杂志退出历史舞台，还是希望杂志随着大队人马的撤离而一停了之，这种心态令人费解。
不管怎样，这是此前期刊界从没发生过的现象，各种评论、各种猜测都有，是否预示着我国期刊从凸显品牌到突显掌门人，从创立品牌期刊发展到重视期刊掌门人的作用，为中国期刊出版家的涌现发出了一个信号：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人去操作，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新局面，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优秀的期刊出版人的作用更为重要。同一时段，另一本时尚类刊物的负责人也带着整个团队离开，抛弃了为其投资、托其起飞的孵化器。这种现象今后是否会频繁出现，是否提醒有关方面密切关注并及早准备防范预案，避免落到鸡飞蛋打的地步。此外，期刊主要负责人如何妥善处理与主管主办单位的关系也需要研究，毕竟我国的期刊不是私营企业，不是个人资产，主管主办单位对期刊负有管人员、管资产、管导向的重要作用。
2009年政府部门举办了评选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出版界知名人物的活动，是否也是一个信号，更加看重出版人才的作用，在未来不断推出更多的、优秀的出版家?
四、卓众、药学会的期刊继中华医学会之后整体出售数字出版权
2008年，中华医学会整体销售数字出版权的举措，被笔者认定为令人欣喜的学术期刊经营意识觉醒的信号。2009年，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中华药学会等单位也采取了相同的举措，通过招标方式整体出售期刊的数字出版权。通过这种方式，自己所属的期刊较之前获得多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经济收益。
期刊的数字出版机构是在平面媒体尚不清醒、尚不具备数字出版实力之际迅速发展起来的，以其掌握新技术的优势几乎将全部学术期刊一网打尽，然后将内容分类打包出售，获取了高额的利润，更方便了国内外的用户。当期刊界清醒过来为时已晚，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读者流失，利润被数字出版单位获取。即使一些期刊试图自己做数字出版业务，也因为力量单薄，难以成势。
2008年，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凭借拥有一百多种高水平、多品种医学期刊的实力，通过招标方式整体销售数字出版权，获得较之前高二十多倍的收益。这一举措也唤醒了同行的经营意识，卓众、药学会等单位随后仿效，一时间后继者纷纷跟进。
整体出售期刊数字出版权，首要条件是拥有一定数量的期刊，其次是这些期刊的质量要比较高，对于国内绝大多数学术期刊来说，仅此两个条件就难以做到。所以，只有通过实施改革，组建期刊出版集团，才能够实现期刊与数字出版机构谈条件、达到增加期刊经济收益之目的。
五、搭建科技类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平台
随着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特别是2009年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的上百种报纸纷纷停止出版纸介质媒体，代之以电子报纸的现实，今后数字出版会逐渐取代传统纸介质媒体已经成为业界共识。但是，对于分散出版、实力单薄、同质化严重的中国期刊界来说，数字出版仍然是一个难以攻克的堡垒。
相对于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等单位整 体出售数字出版权以获取较高的经济收益，中国光学期刊网、中国地学期刊网的运营模式更令人兴奋。这两个网站或者直接收录、或者与已建立网站的同一学科的学术期刊链接，基本将国内同一专业的期刊内容集中通过网站发布，初步形成了学术期刊组稿、编辑、通过平面电子媒体同步出版的产业链，从而使得期刊最大限度地获得自己创造的效益。如果各专业的学术期刊能够联合起来形成这样的数字期刊出版联盟，不但大大方便了读者，也会使得期刊创造的利润更多地留给自己。
此外，我们也关注到类似中国科技论文在线、首席医学网等网站，它们已经与国际期刊发展模式接轨，具备了数字期刊的所有功能，包括在线投稿、评审和网络发表等等，更加方便社会公众的是它们采取了开放存取的模式(OA系统)，读者可以免费获得自己需要的内容。虽然尚不清楚目前这两个网站的盈利模式，但是我们相信，一旦网络期刊首发的论文能够被单位认可为学术成果，一旦类似的网站收录的期刊更全面、数量更多，这样的网站会具有更为强盛的生命力。
六、大学学报纷纷改为专业性学术期刊
我国现有两千多种大学学报，本科高校目前都办有学报，部分专科高校也办有学报，很多大学还有不只一种的学报，这种现象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期刊景观。高校学报主要发表本校师生的科研成果，由于学校设置专业很多，导致学报发表的学术论文涵盖多个学科，既不方便读者阅读，也使得这类期刊发行量极少，学术影响力也小，除名牌大学的学报尚有过千册的发行量外，更多的高校学报只能作为与同行互相交换的出版物。尽管如此，为了满足教师学生评职称、拿学位的需求，要求新创办高校学报的申请依然络绎不绝。
2009年，我们注意到有超过二十种综合性的高校学报改为专业性的学术期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一方面说明已经有部分高校领导和学报领导市场意识较强，通过改刊名为自己没有发展前途的期刊寻找新的出路。其次，改名的期刊中也不排除有考虑高校学报影响力太小，通过变更名称，成为专业性学术期刊后方便收取更多的版面费的刊物。第三，因为近年高校合并较多，几个学校合并后多余的学报刊号用于变更为学术性期刊。
不管怎样，我国的高等院校目前尚未出现类似《哈佛经理人》、《哈佛商业评论》等代表名牌大学最高学术水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据统计，我国高校绝大多数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都流向国内外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大多数学报成为发表低水平文章的园地。2007年10月，在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上，有学者对高校学报现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高校学报大多数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话可能有些偏激，但说明了学术界对这类期刊的看法。如果高校学报能够向专业性学术期刊发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这是对拥有高水平专业的高校而言的，对于一般性的高校恐难以奏效。
七、两名期刊出版家去世
虽然这是个悲伤的话题，但仍然值得录入2009年期刊的历史之中。
2009年《时尚》杂志的创办人，时尚集团的掌门人吴泓英年早逝，享年46岁，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吴泓用16年的时间，打造出了中国最大的时尚类期刊集团，而与时尚期刊集团蒸蒸日上的发展相比，他本人一贯低调的作风，也成为留给时尚界、期刊界人士难忘的回忆。
另一本著名杂志《演讲与口才》的创办人邵守义先生的去世，似乎没有多少人知晓。邵先生是创立我国演讲学的名人，他创办的《演讲与口才》杂志，多年来保持了近百万的期发行量，培养了难以计数的演讲人才。一个人成就一门学问、成就一本名刊，非邵守义先生莫属。虽然他的去世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他的学问和他的杂志的影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
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一个人的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但是吴泓、邵守义两位期刊大师的去世，确实是中国期刊界的重大损失。好在他们创办的杂志仍在出版，他们打造的事业仍在发展，那么，他们的生命就还在延续。
八、学术期刊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产业链
据媒体披露，我国学术期刊的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从代理写论文、收取版面费、寻找发表论文的期刊已经形成了井然有序的产业链条。据《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带领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一产业的规模达到十亿元人民币!虽然记者比较客气地报道说这一灰色产业链的最终出口是非法的学术期刊，但是，明眼人都明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已在网上公布了合法期刊的名单，如果论文发表在非法出版物的期刊上，是不能够达到评职称、获得学位的目的的，所以更多的版面费还是流入了合法期刊的口袋之中。
多家媒体披露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问题，不约而同地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几乎所有的教育单位、科研单位都把评价人才的指标与发表学术论文联系在了一起，不但规定了发表论文的数量，而且规定了发表论文的期刊的种种要求。所以说，这一产业链还导致了各种期刊评价机构层出不穷，因为作评价也并非无利可图，期刊能够跻身各种评价机构的名单中，就能够收取高额的版面费，而有的评价机构也能够从中分一杯羹。于是，作者、枪手、中介机构、期刊出版单位、期刊评价机构形成了一条规模巨大的学术论文出版的产业链，大家各取所需，出现了一个混乱的局面。
我们清醒地看到，最终受损失的是国家，是中国学术期刊的声誉。数量庞大的研究生通过枪手代写论文获得学位，找到工作，而用人单位聘用的是名不符实的人才。大量造假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出版，导致了中国学术科研水平的国际地位下降。中国学术期刊为收取版面费，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的结果是发表了大量的学术垃圾，成为没有任何学术含量的垃圾期刊。最最糟糕的是大量的学者和未来的学者学术道德沦丧，连做学问的最低的道德底线都无法坚守，这样的后果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损失难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这几年，社会各界一直在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改变以论文评价人才、评价教学科研机构的不合理评价机制，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动静。
九、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希望与挑战并存
目前大陆期刊的数量接近一万种，有人说多，有人说少，依我看，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台湾地区目前正常出版的期刊有四千多种，大陆出版一万种远远不能说多。如果从现有期刊的出版状况来看，一万种又显得太多了，因为经济窘迫、朝不保夕的期刊也为数不少。有资料显示，2009年日本期刊总发行量同比下滑7.3％，创下了20年来最大的跌幅，而且有170种期刊停刊。2009年，我国期刊的数量虽然略有增长，但是从发行量和广告收益来看也并不乐观。
因为获得刊号不易，所以尽管很多期刊已经难以为继，但仍然要想方设法地生存、维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我们看到，2009年，出现了若干个以《××商》为刊名的期刊，试图借助本地企业家的力量生存下去，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也需要通过媒体宣传自己。问题是，社会是否承认这种以地域来为企业家冠名的做法，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这种尝试的成功率能有多高?
广告是一些类别期刊的重要经济支柱，而企业期刊投放广告的数额决定了一些门类期刊的存亡。2009年，持续增高的房价给房地产商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是做房地产广告的期刊却怨声载道，因为房子太好卖了，根本不必打广告就卖完了，摆放在公众场合的房地产期刊和印刷品广告也日渐减少。
互联网广告收入增加预示着平面媒体广告收入的减少，这是确定不疑的事实。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目前也尚未寻找到电子报纸盈利的模式，传统的期刊如何在数字出版的浪潮中找到新的盈利模式，是每个期刊人必须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到来，传统期刊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满足大众的阅读需求，不断提供更多、更适合大众口味的内容，成为期刊追求的目标。在与新媒体共舞中寻找发展空间，在转企改制中做大做强，是中国期刊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