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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北京“井居人”的话题，已经深深地淹没在“双12”、圣诞、毛诞、元旦、腊八、小年、春节等各种节庆中无人问津。我们不期待这类事件再现，但恐怕也不会迟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发展问题，我们只能应对，无法逃避。
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中国学者时常津津乐道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避免了贫民窟的出现，因为城市建造者是来自于农村的两亿四千万民工，似乎他们没有在城市生活的必要。然而，研究指明：中国的贫民窟早已存在，从九十年代的打工潮开始，大量农村人口走进城市的工厂、工地、酒店和饭店，从第一代打工者到第二代打工者，城市燃烧了他们的青春与生命，却没有打算给他们留下生活的空间。然而，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中国底层的居住困境
当政府竭尽全力地在中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我们却碰到一个吊诡：大部分的打工阶层依然聚集在大城市居无定所，贫民居住作为中国问题牢牢地困扰着我们。事实上。“井居者”的生存图景绝对不是个别现象。一大批“北漂”在最为廉价的住房里过着最没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包括小白领、大学毕业生、服务员、小商小贩、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保安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被无限挤压的生存空间中，用尽智慧与忍耐力，艰辛地寻找着自己的居住方式，多年来，蜗居、蚁族、胶囊公寓、地下室、集装箱房等各式各样的居住方式层出不穷，劳动者的生存困境与生活智慧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同样是外出谋生的工厂工人。企业如富士康给他们提供了集体宿舍，有床铺、电源和公共卫生间，并且只须支付较低的住宿费。乍看起来这样的条件似乎比较好，然而，这样的条件却伴随着极其严苛的管理制度：严禁煮食、留客、互换床铺，工厂甚至会刻意将同乡、同学、同线的工友分开等，以防止工人私下联合。工厂管理者试图利用包括宿舍在内的一系列规训程序对工人进行控制和改造，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将一个全新的规训化的工厂生活“软件”输入到工人的思想与灵魂之中，使他们获得一种适合资本主义要求的日常生活方式。
这么看来，创造这个社会劳动价值的人，面对何所居的问题，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在破烂不堪、寒冷肮脏的地方蜗居，做一个无所约束，也无所依靠的流浪者；二是在工厂或工地的集体住宿中找到安居所，忍受严苛的管理。
一个要劳动力而不要劳动者的社会，制造了比贫民区更加触目惊心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一直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普遍的方式顽强地存在着。中国用隐形的贫民窟作为发展的代价，农民工和城市底层承担了发展过程的所有矛盾和苦难。
城镇化未成为通向幸福的大道
经济指数一路上涨，为什么大众劳动者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差？
在目前中国主流话语形态中，通常认为农民贫困和农民的居无定所是由于目前的农村市场化改革滞后，土地资源或农作物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商品化，城镇化还不够彻底。并认为，只要贫困的农民们肯动脑、敢动手就能在日益城镇化的家乡致富。然而就以“井居者”老王为例，他的家乡滦平县近年来已经进行产业建设，葡萄酒厂、木耳基地等，农业市场化已经非常显著，但实际上从中获利的只是有资本做产业投资的少部分人，大部分农民生活日益艰难，他们的土地要么被征走做建设，要么因污染而农作物产量降低，小规模种植又无法与大农场资本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外出打工已经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唯一出路，他们的“家”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的“两栖”状态并没有因为城镇化的发展而有所改观。
城镇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出路呢？近年来的高速城镇化发展，宝贵的土地资源不断流转，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效并迅速集中到少数地产大亨的手中，我们盖的房子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住上房子的日子却越来越遥远。如今，即便不是一线城市，许多城镇也开始了拆村并点。城镇化通过大规模征地制造了大批失地农民，让他们失去生产与生活资料，这也是近年来失地农民反抗日益惨烈的原因。农民被强行征地，即使住进了象征发展的楼房，但沦为了赤贫。如全国闻名的天津华明镇，以“宅基地换房”的名义骗走了农民的农用地后，华明镇迎来了高自杀率的周期。
改变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
现在看来，近十年来中国的城镇化没能有效回应经济发展与劳动者住宅的问题，并成为一个发展的悖论。放眼国际，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通常也不能有效避免贫民居住困难的问题。
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指过度资本化或商品化的市场经济。在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下，一部分人的极端富裕不仅不能带来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反而导致了无数人的极端贫困，权力与资本像一个黑洞，不仅无限的吸纳大众的劳动价值，还改变了整个社会所有的美好情感与生活方式。这一点在住宅上最显著的表现了出来。豪华的楼宇越光鲜亮丽，贫民的生存境遇就越破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评价过英国工人阶级的住房状况：“任何情况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
中国的新左派们普遍认为，只要加强国家的角色，在不用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下，就能提供房屋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我们不认同这种观点，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发展模式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改变“做饼的方式”，饼做大了，是不会自动与老百姓分享的。
还有一些人建议，中国应该走上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的道路，可是，他们并不懂得欧洲福利国家的历史。福利国家的制度是，一方面让资本或企业赚钱赚得盘满钵满，另一方面，又让大部分的劳动者过上小中产的生活。有楼有车。结果，在没有处理资本集中或垄断的情况下，国家又要进行分配，只能导致国家负债累累。除非中国的企业能到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剥削，由此维护一个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倒下去的福利制度。
中国没有条件走福利国家的道路。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国家的财力根本不可能负担。我们也不可能去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不能幻想一种可以向西方学习的经验。尤其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市场万能的资本主义西方。必须改变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否则一点希望都没有。
多元的世界及我们的出路
目前中国知识界通常被划分为了“自由主义”和“左派”两大阵营，尤其以前者声音为大。一方面左翼观点常被污名化，在公众心目中与极左本质上无法区分。另一方面，市场的作用不但被高估，而且又往往与特权捆绑在一起。两派的争论其实造成了一种假象。好似世界上只有“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两种形态，并认为计划经济不自由、低效率。所以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并接受转型期的不公平现象。
实际上，近百年来，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和市场有效性的质疑从未停止过。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形态经济实践悄然兴起，如西班牙小镇蒙德拉贡，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合作社式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并且非常成功。他们不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信仰，但仍然有比资本主义还高的生产效率，却悄悄实践着社会主义国家所承诺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蒙德拉贡等很多模式目前都被归为“社会经济”，相比于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的要旨应该包括以人为本、立足社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相比市场经济它能更好地克服垄断，相比计划经济它缺乏灵活性和官僚主义管理，工人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不足，但又可以更好的民主参与弥补。
对公平正义和发展都有很高要求的中国。尤其需要这类“社会经济”的探索实践。所以，经济的发展必须回归社会，将市场经济逐渐向社会经济转变。立足农村社会现实，真正推动和扶持多元化的经济模式，在农村社会的原有基础上培育工业化与城镇化，而不是任由资本侵入，剥夺农民仅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还权于民，而不是凭着把土地的产权还给农民的同时，转一下身，就交到大财团那里去。个体的农民难以与财团对抗，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联合，才是正当地、合理地和有效率地发展社会经济的原则。
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中国学者时常津津乐道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避免了贫民窟的出现，因为城市建造者是来自于农村的两亿四千万民工，似乎他们没有在城市生活的必要。然而，研究指明：中国的贫民窟早已存在，从九十年代的打工潮开始，大量农村人口走进城市的工厂、工地、酒店和饭店，从第一代打工者到第二代打工者，城市燃烧了他们的青春与生命，却没有打算给他们留下生活的空间。然而，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
中国底层的居住困境
当政府竭尽全力地在中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我们却碰到一个吊诡：大部分的打工阶层依然聚集在大城市居无定所，贫民居住作为中国问题牢牢地困扰着我们。事实上。“井居者”的生存图景绝对不是个别现象。一大批“北漂”在最为廉价的住房里过着最没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包括小白领、大学毕业生、服务员、小商小贩、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保安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被无限挤压的生存空间中，用尽智慧与忍耐力，艰辛地寻找着自己的居住方式，多年来，蜗居、蚁族、胶囊公寓、地下室、集装箱房等各式各样的居住方式层出不穷，劳动者的生存困境与生活智慧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同样是外出谋生的工厂工人。企业如富士康给他们提供了集体宿舍，有床铺、电源和公共卫生间，并且只须支付较低的住宿费。乍看起来这样的条件似乎比较好，然而，这样的条件却伴随着极其严苛的管理制度：严禁煮食、留客、互换床铺，工厂甚至会刻意将同乡、同学、同线的工友分开等，以防止工人私下联合。工厂管理者试图利用包括宿舍在内的一系列规训程序对工人进行控制和改造，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将一个全新的规训化的工厂生活“软件”输入到工人的思想与灵魂之中，使他们获得一种适合资本主义要求的日常生活方式。
这么看来，创造这个社会劳动价值的人，面对何所居的问题，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在破烂不堪、寒冷肮脏的地方蜗居，做一个无所约束，也无所依靠的流浪者；二是在工厂或工地的集体住宿中找到安居所，忍受严苛的管理。
一个要劳动力而不要劳动者的社会，制造了比贫民区更加触目惊心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一直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普遍的方式顽强地存在着。中国用隐形的贫民窟作为发展的代价，农民工和城市底层承担了发展过程的所有矛盾和苦难。
城镇化未成为通向幸福的大道
经济指数一路上涨，为什么大众劳动者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差？
在目前中国主流话语形态中，通常认为农民贫困和农民的居无定所是由于目前的农村市场化改革滞后，土地资源或农作物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商品化，城镇化还不够彻底。并认为，只要贫困的农民们肯动脑、敢动手就能在日益城镇化的家乡致富。然而就以“井居者”老王为例，他的家乡滦平县近年来已经进行产业建设，葡萄酒厂、木耳基地等，农业市场化已经非常显著，但实际上从中获利的只是有资本做产业投资的少部分人，大部分农民生活日益艰难，他们的土地要么被征走做建设，要么因污染而农作物产量降低，小规模种植又无法与大农场资本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外出打工已经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唯一出路，他们的“家”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的“两栖”状态并没有因为城镇化的发展而有所改观。
城镇化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出路呢？近年来的高速城镇化发展，宝贵的土地资源不断流转，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效并迅速集中到少数地产大亨的手中，我们盖的房子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住上房子的日子却越来越遥远。如今，即便不是一线城市，许多城镇也开始了拆村并点。城镇化通过大规模征地制造了大批失地农民，让他们失去生产与生活资料，这也是近年来失地农民反抗日益惨烈的原因。农民被强行征地，即使住进了象征发展的楼房，但沦为了赤贫。如全国闻名的天津华明镇，以“宅基地换房”的名义骗走了农民的农用地后，华明镇迎来了高自杀率的周期。
改变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
现在看来，近十年来中国的城镇化没能有效回应经济发展与劳动者住宅的问题，并成为一个发展的悖论。放眼国际，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通常也不能有效避免贫民居住困难的问题。
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指过度资本化或商品化的市场经济。在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下，一部分人的极端富裕不仅不能带来所有人的共同富裕，反而导致了无数人的极端贫困，权力与资本像一个黑洞，不仅无限的吸纳大众的劳动价值，还改变了整个社会所有的美好情感与生活方式。这一点在住宅上最显著的表现了出来。豪华的楼宇越光鲜亮丽，贫民的生存境遇就越破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评价过英国工人阶级的住房状况：“任何情况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
中国的新左派们普遍认为，只要加强国家的角色，在不用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下，就能提供房屋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我们不认同这种观点，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发展模式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改变“做饼的方式”，饼做大了，是不会自动与老百姓分享的。
还有一些人建议，中国应该走上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的道路，可是，他们并不懂得欧洲福利国家的历史。福利国家的制度是，一方面让资本或企业赚钱赚得盘满钵满，另一方面，又让大部分的劳动者过上小中产的生活。有楼有车。结果，在没有处理资本集中或垄断的情况下，国家又要进行分配，只能导致国家负债累累。除非中国的企业能到其它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剥削，由此维护一个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倒下去的福利制度。
中国没有条件走福利国家的道路。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国家的财力根本不可能负担。我们也不可能去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不能幻想一种可以向西方学习的经验。尤其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市场万能的资本主义西方。必须改变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否则一点希望都没有。
多元的世界及我们的出路
目前中国知识界通常被划分为了“自由主义”和“左派”两大阵营，尤其以前者声音为大。一方面左翼观点常被污名化，在公众心目中与极左本质上无法区分。另一方面，市场的作用不但被高估，而且又往往与特权捆绑在一起。两派的争论其实造成了一种假象。好似世界上只有“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两种形态，并认为计划经济不自由、低效率。所以只能支持市场经济并接受转型期的不公平现象。
实际上，近百年来，世界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本和市场有效性的质疑从未停止过。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形态经济实践悄然兴起，如西班牙小镇蒙德拉贡，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合作社式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并且非常成功。他们不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信仰，但仍然有比资本主义还高的生产效率，却悄悄实践着社会主义国家所承诺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蒙德拉贡等很多模式目前都被归为“社会经济”，相比于市场经济，社会经济的要旨应该包括以人为本、立足社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与土地的和谐共生、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相比市场经济它能更好地克服垄断，相比计划经济它缺乏灵活性和官僚主义管理，工人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不足，但又可以更好的民主参与弥补。
对公平正义和发展都有很高要求的中国。尤其需要这类“社会经济”的探索实践。所以，经济的发展必须回归社会，将市场经济逐渐向社会经济转变。立足农村社会现实，真正推动和扶持多元化的经济模式，在农村社会的原有基础上培育工业化与城镇化，而不是任由资本侵入，剥夺农民仅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还权于民，而不是凭着把土地的产权还给农民的同时，转一下身，就交到大财团那里去。个体的农民难以与财团对抗，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联合，才是正当地、合理地和有效率地发展社会经济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