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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系统党外代表人士首次“文化沙龙”于近日在上海社科院成功举办。本次沙龙活动以“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为主题，由市委宣传部基层工作处和民盟上海社科院委员会联合举办。宣传系统新闻、出版、文艺、理论等各界党外代表人士约6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与会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话题深入探讨，有“干货”，有建议。本刊选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马驰（民盟中央委员、市政协常委、社科院研究员）：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的提升，世界开始瞩目中国，但中国文化究竟如何走出去，在中西两种话语的互释互证、异同比较中找到一条既能让西方人理解、又能准确传达中国文化精髓的路径，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们的研究课题从器物和精神两个层面对此进行研究，分别选取茶叶、瓷器、丝绸与出版物、孔子学院、影视、动漫产品等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加以考察，梳理这些文化类型的当下状况，探究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通过调查和案例的实证分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寻找若干可具体可行的路径，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思考和建议。比如，针对器物类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遇到缺乏品牌、技术和艺术含量低、同质化严重等共性问题，提出建议：（1）创新体制，搞好结构调整；（2）走差异化发展之路；（3）大力扶持器物类文化品牌；（4）落实科技创新。对于精神类文化产品，提出建议：（1）可以淡化孔子学院一类机构的政府色彩、意识形态色彩，逐渐向真正的非政府组织过渡；（2）改善文化交流的手段与方式，促使国外社会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理念；（3）扶持文化企业开展跨境服务和国际服务外包，生产制作以外需为取向的文化产品；（4）加强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交易平台及国际营销网络建设。
骆新（上海市政协常委、东方卫视电视主持人）：文化传播可分为精神层面和消费层面。消费层面的文化一般具有神秘性和新奇性，如非洲的脸谱、印度的香料。精神层面的文化传播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力强盛，另一个是该文化已达到人文与文明层面的高度契合，比如美国文化和日韩文化等。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勇于探索和自我奉献的牺牲精神。
蔡金萍（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我国的文化艺术品种多样种类繁多，各个艺术种类有着不同的特点，应该深入挖掘自身特点创造机会走出去，开展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儿童剧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有着世界性、易沟通交流、易产生共鸣的特点，可以通过儿童外交加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文化话语权。我们习惯认为中国传统的、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化容易走出去，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面对一个文化多元、日益全球化的新时代，既要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去，更要推进当代文化走出去。今年9月，我院与俄罗斯圣彼得堡BRYANTSEV青年剧院洽谈明年参加圣彼得堡彩虹艺术节事宜，我院首先推荐了富有民族特色且以肢体表达为主、故事简单的《花木兰》和《三个和尚》，但对方表示对此不感兴趣，希望看到反映中国当前社会风貌的现实题材作品。我们再次推荐我院原创以智障人士为题材的无场次话剧《灿烂的阳光》，该院院长虽然完全不懂剧中的中文对白，但看戏后深受感动，热泪盈眶，认为这台戏反映的人文关怀是全世界的主题，完全富有现代性和全球性，当即拍板决定由这个剧代表中福会儿艺参加艺术节。
陈飞华（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歌舞团团长）：我从操作层面具体谈谈文艺作品走入国际演出市场的一些实践和想法。首先，作品的选题要恰当，能够为国外观众所接受。题材是作品之本，选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把中国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国外观众，要让外国观众能够接受并潜移默化地认同，需要选择能够吸引他们兴趣的题材。比如舞剧《朱鹮》选择了在东北亚地区广为人们关注的国际珍稀保护鸟朱鹮为题材，通过表现朱鹮物种濒危、重现的曲折命运，与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普世情感相关联，表达人类向往和平、珍惜共同家园的美好愿望，从感情上就牢牢吸引了国外观众的注意。同样的，舞剧《野斑马》选择了动物题材，通过展示了“野斑马”与“斑马女儿”的爱情、逃生及至最后“斑马女儿”为爱献身的凄美历程，歌唱生命，礼赞人性，揭示并颂扬了和平、友爱、共存这一人类的共同主题，也深受广大欧美主流观众的喜爱。
其次，作品制作、演出的艺术质量保障。有了好的选题，还需要编创、制作、演出等环节的及时跟进，才能打造出文艺精品，继而“走出去”，传播中国文化。艺术是作品的生命，特别是“走出去”文化品牌，为国外主流观众所接纳，作品的艺术性是首要因素。聚焦到我们文艺院团的实体，文化走出去，就是作品走出去，就是艺术走出去。《朱鹮》和《野斑马》的创制过程中，主创团队皆是数易其稿，主题的表现形式、舞美整体布局、演员的舞台呈现……一切向艺术看齐，唯美的舞台画面，优雅的舞姿，让观众看到美、欣赏美，在享受美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领略了中国舞台艺术文化，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平的理念和价值观。有了这样的作品，才会有《野斑马》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演出的轰动表现，才会有《朱鹮》在日本东京、新潟、佐渡、山梨四地推广演出的举国关注以及2015年日本全国巡演的订单。原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武韬在观摩《野斑马》演出后，盛赞“《野斑马》是中国文艺院团对外交流演出历史上的一次‘辉煌的胜利’！其成功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出访演出，这演出中国政府没有花一分钱，但是却创造了以往我们花上百万千万元都买不来的外宣效果”。中国驻日本新潟总领事何平在《朱鹮》新潟演出之后致信，“你们地一台戏，胜过我们的千言万语”。
马晓晖（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家）：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我有足够的信心与自豪感。但是如何走，要有巧劲的，要执着虔诚钻研的，需要智慧与大家都听得懂的“世界语言”去传递我们特有的文化。我们不仅要深度了解研究自己的文化与手中的乐器特色和作品底蕴等，更要深度研究西方的文化、音乐、作品、历史与审美。因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可能会有短期吸引力，但长远的渗透力，就不是简单地做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就可以了。民族的要成为世界的，不是几场大型活动与演出就可以成就的，需要足够的智慧与敏锐的把握。我们要有文化渗透力，就要立足在人性与灵魂深处的共性上，在心弦上找共鸣做文章，在碰撞中找桥梁找共鸣，这需要足够的虔诚、热爱、耐心、激情、敏感、智慧与使命感等等众多的元素，还要有执着而不甘寂寞的心境与宽阔的视野和审美观。如何找到这个文化碰撞点与文化渗透点，形成文化现象、文化气候与文化季节，需要足够的研究、智慧和实践，要有规律并持续不断地推广与弘扬！我自1997年至今，在欧美亚非举办了千余场独奏音乐会与讲学，受到了中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好评与观众喜爱。2003年我又发起了《二胡与世界对话》的世界巡演，面对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的观众。他们都惊叹我手中乐器二胡的魅力，用中国的韵律与声音征服了到场的众多观众，也拥有许多外国粉丝。每场演出和所到之处，都得到了鼓舞人心的好评与反响！ 当然老外们接受和喜爱二胡有个过程。前不久在法兰克福大教堂“德国日”里举办《二胡传奇音乐之旅·中西经典对话》音乐会，在一开始排练时，与我合作的德国音乐家都不知道二胡，让我好失望。但通过这次音乐会他们彻底迷上了二胡，了解了二胡，走进了中国与中国音乐文化，纷纷要学二胡，要来中国。音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场观众更是热泪盈眶地感动与欢呼，让我倍感欣慰。但我心里还是又喜又忧，喜在通过我的介绍他们了解了二胡，用自己手中的二胡征服了他们，融化了他们的心灵。忧在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场的演出和宣传，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国家也做了这么多的演出与宣传，但了解的人数比例还是太少太少，微乎其微啊。还是没有进入他们的主流社会与主流意识，没有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啊。所以我们今后的路是艰辛而漫长的，更是艰巨的，甚至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与推广，才能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情趣中，影响到他们的文化。当有一天老外的孩子都要学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并以此为荣时，那我们就看见希望的曙光了。
陈崎（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和各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形式多样，用力甚勤，如孔子学院、国家形象广告、图书版权输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等。然而，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回头检视。我们不妨“反弹琵琶”，先看过去的三千年中，外域文化是如何“走进来”，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的。外域文化“走进来”至少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佛教传入中国的方式。佛教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原时并不为世人所喜，南北朝时期却蓬勃发展。究其原因，强调与本土文化差异性的特点应为其中之一。公元三四世纪，中国门阀政治大行其道，社会各阶层等级森严、不容逾越；而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则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出身不同的人均能平等相处。这对当时的寒士阶层非常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佛教传播者也以各种“奇技”吸引关注。无论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是“胡僧多奇技”，这都是外域文化所强调的与本土文明的差异化，用以吸引世人眼球，进而有效传播，最终风靡于世。
第二种方式，近代西方宗教、文化思潮的传入。近代西方思潮传入中国，几乎颠覆了中国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并完全终结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朝，造就了现代国家制度。众所周知，它们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国家的坚船利炮强行冲进来的，与欧洲人在北美洲屠杀印第安人，在南美洲毁灭印加帝国文化的做法如出一辙。这是外域文化“走进来”的第二种方式，即以武力为后盾，外域文化得以传播开来。
第三种方式，改革开放后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特殊环境，我们一打开国门，各种西方现代文明的物质产品，包括思想、制度、资讯、科技文化等迅速进入中国，并在民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十年中，国人下海的热潮、外商投资的热潮、哈日哈韩的热潮及现在抢购苹果产品的热潮，都是外域文明“走进来”的表现。相比于国人对枪炮威胁下的西方宗教、文化传播的强烈抗拒，改革开放后人们普遍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持极为欢迎的态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物质的、精神的产品都是伴随着经济交流进入的——经济交流使得人们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一过程可谓是“润物无声”的。这是外域文化“走进来”的第三种方式。
外域文化“走进来”的方式，对于探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无疑具有借鉴作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是时代的主题，依靠武力推行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输出自己的文化已经行不通。第三种方式，即伴随经济投资输出文化的方式，是我们现在主要采取的方式——如孔子学院主要由中方投资建设，图书版权输出、出版集团的海外并购项目也由国家投入大笔费用补贴。但效果如何难说，有时更多像是一种“一厢情愿”——在形式上我们把东西送出去了，也有了“走出去”的政绩，但事实上有没有在西方社会中产生深层次的影响呢？恐怕未必！ 我们不妨认真考虑第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候，突出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让当地人对中国文化首先产生强烈的新鲜感，激发其好奇心，进而产生主动了解的愿望。比如，当现代西方社会的人们日益感受到高节奏、高强度的生活对人性压抑的时候，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慢”生活方式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借鉴思路（如昆曲水磨腔的慢节奏、评弹演出的悠闲等）。再比如，西方的人们厌倦了西式餐饮的高脂肪高热量饮食，我们为之送上健康清淡的中式菜肴、烹调理念，正可满足其需要。总之，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如果以文化的差异性作为宣传内容的重点，辅以多样化、新颖化的宣传手段，理当会引起国外人们的关注和好奇，进而尝试，最终接受中国文化。这一过程可能会慢一些，时间会长一些，但是一点一滴的润物无声，最后能让对方实际接受，进而产生普遍性的实际影响，达到“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
郎冰（民盟上海市委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上海阿凡提卡通集团董事长）：上海阿凡提卡通集团成立于1988年，最初主要以国际合作制片为主，具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为52集动画片《大草原上的小老鼠》和一部动画电影《马可波罗回香都》，这两部作品发行世界40多个国家，影响非常广，在外语片当中也很有知名度，比如，《大草原上的小老鼠》在美国播放很受欢迎，《马可波罗回香都》在意大利的知名度很高、流传很广。以上作品为什么能够走出去并且保持持续影响力呢？我们分析，主要是剧本、形象设计全部采用了欧美风格创作，符合了欧美欣赏习惯，“走出去”才获得成功。
以下是我们2013和2014年的作品及经验。动画部分：我们创作了《老小阿凡提》系列动画片，将3D、木偶动画和平面绘画技术相融合，把一个充满时代感的阿凡提父子带到了观众面前。目前，该片已经走入新疆，并正在翻译成维语、哈萨克斯坦语等在中亚地区传播。该动画片已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2014年第一季度国产优秀动画片重点推荐第一名。漫画部分：为了将中国民族文化走出去，我们拜访了英国、美国同行，最终，选定了英国、美国两位合作伙伴，首先推出了一套20册绘本《小蟋蟀格里格里》中英双语作品，该书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3年原动力奖。目前，已经发行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被国外同行评价很高，初步获得成功，也打破了我国绘本只进口、不出口的尴尬局面。 紧接着，我们于2015年策划《阿凡提一家》，借鉴《小蟋蟀》的成功经验，聘用纽约的编剧进行剧本创作，让阿凡提成为世界和平大使，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大使。我们创作了阿凡提环球系列故事，计划首先创作52册绘本，目前，已经完成4册，于2015年1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同样为中英双语绘本，计划紧接着在美国发行。阿凡提一家的人物设计增加了阿凡提老婆、儿子、女儿，还有小毛驴，符合当代家庭的生活设计，让家庭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同时，还有个宠物驴，更加幽默、搞笑。我们为每个角色都起了外国名字，比如小毛驴叫派瑞克，让外国人看着亲切、觉得熟悉。
文化走出去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因为，各国都希望文化出口。我曾经和老外交谈合作，老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他们的作品，当我说我的作品也要出口时，老外就没声音了。可见，文化出口有多难。即使作品出口了，你能否深入这个国家、能否在当地形成影响力、能否像日本动漫一样影响我国的80后，能否像韩剧一样影响我们的90后，我觉得这些才是文化走出去的本质。
陈琳琳（上海市版权局版权处处长）：我认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不能抱着“只争朝夕”的功利之态，应该是一种平常心。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文化的交流是一种精神能量的流动，客观上，一定是弱的、小的能量被吸引，附着于强的、大的能量，不会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而一个国家文化能量的强大与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明发展程度。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盛唐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都是当时世界执牛耳者，与此相应的，唐朝的建筑、雕塑、文学乃至服饰文化等都对当时的世界影响卓著。所以，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要之举还是要踏踏实实，先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发达了，文化的河流自然就从高向低流淌出去了。
其次，我认为推动文化走出去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走出国门，目的是要走进别人的国门，这就好像你进入别人的家门去做客，要先怀着尊重、学习的态度了解别国的文化和他们对外来文化的真实需求，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把你想给的东西硬塞给别人。以出版走出去来说，这几年大家都认识到作品翻译是制约走出去的瓶颈问题，但我认为，翻译毕竟还是一个技术问题、物理桥梁，根本问题还是图书的内容是否满足国外读者的需求？沟通不同民族文化的心灵桥梁是否畅通无阻？这是要以科学的精神，通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分析来寻求答案的，而我们目前所做的，显然还不够。
马驰（民盟中央委员、市政协常委、社科院研究员）：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的提升，世界开始瞩目中国，但中国文化究竟如何走出去，在中西两种话语的互释互证、异同比较中找到一条既能让西方人理解、又能准确传达中国文化精髓的路径，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们的研究课题从器物和精神两个层面对此进行研究，分别选取茶叶、瓷器、丝绸与出版物、孔子学院、影视、动漫产品等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加以考察，梳理这些文化类型的当下状况，探究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并通过调查和案例的实证分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寻找若干可具体可行的路径，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思考和建议。比如，针对器物类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遇到缺乏品牌、技术和艺术含量低、同质化严重等共性问题，提出建议：（1）创新体制，搞好结构调整；（2）走差异化发展之路；（3）大力扶持器物类文化品牌；（4）落实科技创新。对于精神类文化产品，提出建议：（1）可以淡化孔子学院一类机构的政府色彩、意识形态色彩，逐渐向真正的非政府组织过渡；（2）改善文化交流的手段与方式，促使国外社会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理念；（3）扶持文化企业开展跨境服务和国际服务外包，生产制作以外需为取向的文化产品；（4）加强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交易平台及国际营销网络建设。
骆新（上海市政协常委、东方卫视电视主持人）：文化传播可分为精神层面和消费层面。消费层面的文化一般具有神秘性和新奇性，如非洲的脸谱、印度的香料。精神层面的文化传播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力强盛，另一个是该文化已达到人文与文明层面的高度契合，比如美国文化和日韩文化等。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勇于探索和自我奉献的牺牲精神。
蔡金萍（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我国的文化艺术品种多样种类繁多，各个艺术种类有着不同的特点，应该深入挖掘自身特点创造机会走出去，开展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儿童剧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有着世界性、易沟通交流、易产生共鸣的特点，可以通过儿童外交加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文化话语权。我们习惯认为中国传统的、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化容易走出去，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面对一个文化多元、日益全球化的新时代，既要推动传统文化走出去，更要推进当代文化走出去。今年9月，我院与俄罗斯圣彼得堡BRYANTSEV青年剧院洽谈明年参加圣彼得堡彩虹艺术节事宜，我院首先推荐了富有民族特色且以肢体表达为主、故事简单的《花木兰》和《三个和尚》，但对方表示对此不感兴趣，希望看到反映中国当前社会风貌的现实题材作品。我们再次推荐我院原创以智障人士为题材的无场次话剧《灿烂的阳光》，该院院长虽然完全不懂剧中的中文对白，但看戏后深受感动，热泪盈眶，认为这台戏反映的人文关怀是全世界的主题，完全富有现代性和全球性，当即拍板决定由这个剧代表中福会儿艺参加艺术节。
陈飞华（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歌舞团团长）：我从操作层面具体谈谈文艺作品走入国际演出市场的一些实践和想法。首先，作品的选题要恰当，能够为国外观众所接受。题材是作品之本，选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把中国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国外观众，要让外国观众能够接受并潜移默化地认同，需要选择能够吸引他们兴趣的题材。比如舞剧《朱鹮》选择了在东北亚地区广为人们关注的国际珍稀保护鸟朱鹮为题材，通过表现朱鹮物种濒危、重现的曲折命运，与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普世情感相关联，表达人类向往和平、珍惜共同家园的美好愿望，从感情上就牢牢吸引了国外观众的注意。同样的，舞剧《野斑马》选择了动物题材，通过展示了“野斑马”与“斑马女儿”的爱情、逃生及至最后“斑马女儿”为爱献身的凄美历程，歌唱生命，礼赞人性，揭示并颂扬了和平、友爱、共存这一人类的共同主题，也深受广大欧美主流观众的喜爱。
其次，作品制作、演出的艺术质量保障。有了好的选题，还需要编创、制作、演出等环节的及时跟进，才能打造出文艺精品，继而“走出去”，传播中国文化。艺术是作品的生命，特别是“走出去”文化品牌，为国外主流观众所接纳，作品的艺术性是首要因素。聚焦到我们文艺院团的实体，文化走出去，就是作品走出去，就是艺术走出去。《朱鹮》和《野斑马》的创制过程中，主创团队皆是数易其稿，主题的表现形式、舞美整体布局、演员的舞台呈现……一切向艺术看齐，唯美的舞台画面，优雅的舞姿，让观众看到美、欣赏美，在享受美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领略了中国舞台艺术文化，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平的理念和价值观。有了这样的作品，才会有《野斑马》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演出的轰动表现，才会有《朱鹮》在日本东京、新潟、佐渡、山梨四地推广演出的举国关注以及2015年日本全国巡演的订单。原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武韬在观摩《野斑马》演出后，盛赞“《野斑马》是中国文艺院团对外交流演出历史上的一次‘辉煌的胜利’！其成功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出访演出，这演出中国政府没有花一分钱，但是却创造了以往我们花上百万千万元都买不来的外宣效果”。中国驻日本新潟总领事何平在《朱鹮》新潟演出之后致信，“你们地一台戏，胜过我们的千言万语”。
马晓晖（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家）：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我有足够的信心与自豪感。但是如何走，要有巧劲的，要执着虔诚钻研的，需要智慧与大家都听得懂的“世界语言”去传递我们特有的文化。我们不仅要深度了解研究自己的文化与手中的乐器特色和作品底蕴等，更要深度研究西方的文化、音乐、作品、历史与审美。因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可能会有短期吸引力，但长远的渗透力，就不是简单地做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就可以了。民族的要成为世界的，不是几场大型活动与演出就可以成就的，需要足够的智慧与敏锐的把握。我们要有文化渗透力，就要立足在人性与灵魂深处的共性上，在心弦上找共鸣做文章，在碰撞中找桥梁找共鸣，这需要足够的虔诚、热爱、耐心、激情、敏感、智慧与使命感等等众多的元素，还要有执着而不甘寂寞的心境与宽阔的视野和审美观。如何找到这个文化碰撞点与文化渗透点，形成文化现象、文化气候与文化季节，需要足够的研究、智慧和实践，要有规律并持续不断地推广与弘扬！我自1997年至今，在欧美亚非举办了千余场独奏音乐会与讲学，受到了中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好评与观众喜爱。2003年我又发起了《二胡与世界对话》的世界巡演，面对的是西方主流社会的观众。他们都惊叹我手中乐器二胡的魅力，用中国的韵律与声音征服了到场的众多观众，也拥有许多外国粉丝。每场演出和所到之处，都得到了鼓舞人心的好评与反响！ 当然老外们接受和喜爱二胡有个过程。前不久在法兰克福大教堂“德国日”里举办《二胡传奇音乐之旅·中西经典对话》音乐会，在一开始排练时，与我合作的德国音乐家都不知道二胡，让我好失望。但通过这次音乐会他们彻底迷上了二胡，了解了二胡，走进了中国与中国音乐文化，纷纷要学二胡，要来中国。音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场观众更是热泪盈眶地感动与欢呼，让我倍感欣慰。但我心里还是又喜又忧，喜在通过我的介绍他们了解了二胡，用自己手中的二胡征服了他们，融化了他们的心灵。忧在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场的演出和宣传，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国家也做了这么多的演出与宣传，但了解的人数比例还是太少太少，微乎其微啊。还是没有进入他们的主流社会与主流意识，没有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啊。所以我们今后的路是艰辛而漫长的，更是艰巨的，甚至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与推广，才能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情趣中，影响到他们的文化。当有一天老外的孩子都要学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并以此为荣时，那我们就看见希望的曙光了。
陈崎（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和各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形式多样，用力甚勤，如孔子学院、国家形象广告、图书版权输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等。然而，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回头检视。我们不妨“反弹琵琶”，先看过去的三千年中，外域文化是如何“走进来”，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的。外域文化“走进来”至少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佛教传入中国的方式。佛教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原时并不为世人所喜，南北朝时期却蓬勃发展。究其原因，强调与本土文化差异性的特点应为其中之一。公元三四世纪，中国门阀政治大行其道，社会各阶层等级森严、不容逾越；而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则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出身不同的人均能平等相处。这对当时的寒士阶层非常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佛教传播者也以各种“奇技”吸引关注。无论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是“胡僧多奇技”，这都是外域文化所强调的与本土文明的差异化，用以吸引世人眼球，进而有效传播，最终风靡于世。
第二种方式，近代西方宗教、文化思潮的传入。近代西方思潮传入中国，几乎颠覆了中国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并完全终结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朝，造就了现代国家制度。众所周知，它们是伴随着西方殖民国家的坚船利炮强行冲进来的，与欧洲人在北美洲屠杀印第安人，在南美洲毁灭印加帝国文化的做法如出一辙。这是外域文化“走进来”的第二种方式，即以武力为后盾，外域文化得以传播开来。
第三种方式，改革开放后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特殊环境，我们一打开国门，各种西方现代文明的物质产品，包括思想、制度、资讯、科技文化等迅速进入中国，并在民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十年中，国人下海的热潮、外商投资的热潮、哈日哈韩的热潮及现在抢购苹果产品的热潮，都是外域文明“走进来”的表现。相比于国人对枪炮威胁下的西方宗教、文化传播的强烈抗拒，改革开放后人们普遍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持极为欢迎的态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物质的、精神的产品都是伴随着经济交流进入的——经济交流使得人们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一过程可谓是“润物无声”的。这是外域文化“走进来”的第三种方式。
外域文化“走进来”的方式，对于探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无疑具有借鉴作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是时代的主题，依靠武力推行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输出自己的文化已经行不通。第三种方式，即伴随经济投资输出文化的方式，是我们现在主要采取的方式——如孔子学院主要由中方投资建设，图书版权输出、出版集团的海外并购项目也由国家投入大笔费用补贴。但效果如何难说，有时更多像是一种“一厢情愿”——在形式上我们把东西送出去了，也有了“走出去”的政绩，但事实上有没有在西方社会中产生深层次的影响呢？恐怕未必！ 我们不妨认真考虑第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候，突出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让当地人对中国文化首先产生强烈的新鲜感，激发其好奇心，进而产生主动了解的愿望。比如，当现代西方社会的人们日益感受到高节奏、高强度的生活对人性压抑的时候，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慢”生活方式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借鉴思路（如昆曲水磨腔的慢节奏、评弹演出的悠闲等）。再比如，西方的人们厌倦了西式餐饮的高脂肪高热量饮食，我们为之送上健康清淡的中式菜肴、烹调理念，正可满足其需要。总之，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如果以文化的差异性作为宣传内容的重点，辅以多样化、新颖化的宣传手段，理当会引起国外人们的关注和好奇，进而尝试，最终接受中国文化。这一过程可能会慢一些，时间会长一些，但是一点一滴的润物无声，最后能让对方实际接受，进而产生普遍性的实际影响，达到“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
郎冰（民盟上海市委文化委员会副主任、上海阿凡提卡通集团董事长）：上海阿凡提卡通集团成立于1988年，最初主要以国际合作制片为主，具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为52集动画片《大草原上的小老鼠》和一部动画电影《马可波罗回香都》，这两部作品发行世界40多个国家，影响非常广，在外语片当中也很有知名度，比如，《大草原上的小老鼠》在美国播放很受欢迎，《马可波罗回香都》在意大利的知名度很高、流传很广。以上作品为什么能够走出去并且保持持续影响力呢？我们分析，主要是剧本、形象设计全部采用了欧美风格创作，符合了欧美欣赏习惯，“走出去”才获得成功。
以下是我们2013和2014年的作品及经验。动画部分：我们创作了《老小阿凡提》系列动画片，将3D、木偶动画和平面绘画技术相融合，把一个充满时代感的阿凡提父子带到了观众面前。目前，该片已经走入新疆，并正在翻译成维语、哈萨克斯坦语等在中亚地区传播。该动画片已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2014年第一季度国产优秀动画片重点推荐第一名。漫画部分：为了将中国民族文化走出去，我们拜访了英国、美国同行，最终，选定了英国、美国两位合作伙伴，首先推出了一套20册绘本《小蟋蟀格里格里》中英双语作品，该书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3年原动力奖。目前，已经发行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被国外同行评价很高，初步获得成功，也打破了我国绘本只进口、不出口的尴尬局面。 紧接着，我们于2015年策划《阿凡提一家》，借鉴《小蟋蟀》的成功经验，聘用纽约的编剧进行剧本创作，让阿凡提成为世界和平大使，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大使。我们创作了阿凡提环球系列故事，计划首先创作52册绘本，目前，已经完成4册，于2015年1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同样为中英双语绘本，计划紧接着在美国发行。阿凡提一家的人物设计增加了阿凡提老婆、儿子、女儿，还有小毛驴，符合当代家庭的生活设计，让家庭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同时，还有个宠物驴，更加幽默、搞笑。我们为每个角色都起了外国名字，比如小毛驴叫派瑞克，让外国人看着亲切、觉得熟悉。
文化走出去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因为，各国都希望文化出口。我曾经和老外交谈合作，老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他们的作品，当我说我的作品也要出口时，老外就没声音了。可见，文化出口有多难。即使作品出口了，你能否深入这个国家、能否在当地形成影响力、能否像日本动漫一样影响我国的80后，能否像韩剧一样影响我们的90后，我觉得这些才是文化走出去的本质。
陈琳琳（上海市版权局版权处处长）：我认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不能抱着“只争朝夕”的功利之态，应该是一种平常心。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文化的交流是一种精神能量的流动，客观上，一定是弱的、小的能量被吸引，附着于强的、大的能量，不会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而一个国家文化能量的强大与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明发展程度。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盛唐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都是当时世界执牛耳者，与此相应的，唐朝的建筑、雕塑、文学乃至服饰文化等都对当时的世界影响卓著。所以，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要之举还是要踏踏实实，先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发达了，文化的河流自然就从高向低流淌出去了。
其次，我认为推动文化走出去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走出国门，目的是要走进别人的国门，这就好像你进入别人的家门去做客，要先怀着尊重、学习的态度了解别国的文化和他们对外来文化的真实需求，而不是一厢情愿地把你想给的东西硬塞给别人。以出版走出去来说，这几年大家都认识到作品翻译是制约走出去的瓶颈问题，但我认为，翻译毕竟还是一个技术问题、物理桥梁，根本问题还是图书的内容是否满足国外读者的需求？沟通不同民族文化的心灵桥梁是否畅通无阻？这是要以科学的精神，通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分析来寻求答案的，而我们目前所做的，显然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