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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坛奔波三十多年，兴奋没有了，激动没有了，忧伤也没有了，却剩下了感慨万千。写出来也算是个故事吧。
先粗略交代一下我的身世
按常规我应该是在母亲腹中待九个月出生。但不知什么原因，竟然七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中国有句老话——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胎儿可以成活，八个月却不行，因此母親并不惊慌。问题是我大概很惊慌，整日大哭不止，直到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出生，我还是鼻涕眼泪的整日里咧咧个没完。也许我提前把一生的眼泪哭完，现在已不怎么会哭了。
母亲后来告诉我，生我之前的夜里她梦见井里的泉水哗哗流淌。我识字时在算命卦书上发现我是“井泉水命”，这使我愕然瞠目，这种鬼神莫测的巧合弄得我大半生在唯心和唯物主义中间摇晃。
我有个脾气暴躁不太懂情感的父亲。他几乎绝对地不关心妻子和孩子的命运，但却极其聪明，能写会算，从山东牟平老家逃荒来大连干苦工，很快便被资本家的包工头看中，破格提为管账的，即现在所谓的会计。他大约扬扬得意，干得很起劲儿。没承想他这段得意给他带来一生的霉气。近二十年后大跃进年代，干劲十足的法院以“资本家走狗”之罪定他为“历史反革命”，判十二年徒刑。又二十年后，法院却又突然仁慈地感到有点失误。但父亲其时已近七十岁，没什么感觉了。然而我却大有感觉，从此对一切都失去了严肃感。几十年我顶着“反革命狗崽子”的罪名饱受磨难，挺认真地奋斗了那么一气，到头来是“失误”，心里不太是滋味儿。
父亲坐牢的第二天，我就进工厂干童工，养活病弱的母亲以及兄妹一家七口人。我干过钳工、焊工、质检员；我挖野菜拾煤渣捡破烂。但这不足以养活全家。于是我咬紧牙关，凭一口气量潜进暗礁丛里，成了捕捞海参、鲍鱼的“海碰子”。“文革”的高度压力，使人类所常喜咀嚼的勇敢、正义、不屈、自尊等光彩字眼黯然失色，机智狡猾和逆来顺受显示出使生命永存的卓越力量。寒风呼啸的年关，上级派来兵马，要押送反革命家属去遥远的穷山沟改造。这对病弱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妹将是生死攸关的灾难。我们一齐痛哭流涕，说我们最恨反革命，当然也最恨反革命父亲。为了表示这种恨的决心，一夜之间，我们改名换姓，跟母亲姓邓，不跟父亲姓马。如此激烈的革命姿态大大地感动着押送我们的闯将，最终破格允许我们留在城里。从此，“马全理”的名字消失了，“邓刚”两个字让所有熟悉我的人都目瞪口呆，却一直延用到今天。
当政治压力毁及你的人格、你的自尊、你的经济和你的温饱时，你还可以稀里糊涂地忍受。但这种压力毁及你的青春和爱情，你就彻底绝望了。听说我父亲坐牢，全世界最丑的女人见了我也吓得拔腿飞跑。我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在陆地上挥焊枪技术高超，在浪涛中挥渔枪英勇无比。可是为了找个能成家的女人，却上蹿下跳东奔西走，低三下四，并委曲求全。爱情根本不存在了，实质问题是找个老婆。否则母亲牵挂，世人耻笑。为此，我急得差点找个男的！
一直苦战到三十三岁，失望和失恋了数十次之后，我才以超人的情感、毅力甚至巧妙的手段：每天讲动听的故事，获得了辉煌战果——终于找了一个老婆。
为庆贺找老婆的伟大胜利，我决定在结婚这一天摆几桌丰盛的酒菜，让亲朋好友和邻居们大吃一顿海参鲍鱼。这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革命时代”，能吃到一顿如此好菜好饭，绝对是人间奇迹！我说过，我是一个能憋着一口气量潜到海底的“海碰子”，于是，我手持渔枪，头戴水镜，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勝利”的战歌，在只差一天就要当新郎官的关键时刻，乘着老掉牙的公共汽车，雄赳赳地来到离城市一百里远的偏僻海湾，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我一直潜到犬牙交错的暗礁深处，在更深更黑的暗礁丛里，憋得眼珠子都往外凸；浮出水面，我又似老虎吼叫般地大喘气，然后又朝更深的水下潜去。爱情的胜利使我疯狂，几乎变成了拼命三郎，专往平日里不敢潜的暗礁洞里冲刺。为了加快潜下去的速度，扎猛时我像狼一样凶狠；为了能发现狡猾藏匿的海参鲍鱼，接近暗礁洞时，我又似蛇一样稳沉。终于，我觉得我捕捉到的海物肯定够上两次结婚用的了，这才恋恋不舍地爬上岸。到了海滩上我身子一软就跌倒了，却又不知怎么突然有些瞌睡，竟然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而且真正是香喷喷地大睡一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黑沉沉的天底下，还有点莫名其妙。当听到一阵阵浪涛声，才突然明白我是怎么回事。这下子完了，老掉牙的公共汽车早就没了，走一百里地回城市绝不可能。
关键是明天我结婚。我跑到路边，朝路上偶尔开过来的货车摆手，刺眼的车灯只在我眼前一闪就恢复了黑暗，没人理我。我急得发昏，却又急中生智，把手中的海螺、鲍鱼高高地举着，作为诱饵，果然有一辆汽车停下来。那个司机一看就知道是个酒鬼，他说这是全世界最高级的下酒菜，他说已经十年没吃过这玩意了。我忍着心疼给了他十来个海螺和鲍鱼，他千恩万谢地一直把我拉到家门口。我惊讶地看到，虽然是深夜，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全都站在门口，一个个满脸恐惧地朝远处眺望。我故意昂首挺胸地走下车，有力地摇晃了一下手中一网包的海螺和鲍鱼，贝壳的摩擦声音此时是最美妙的乐曲。
猛然，一个身影扑到我的身前，我一看，竟是明天就要当新娘的她。按规矩，新娘在临结婚前夕是不应该待在新郎家里的，她说她在家里干脆就不行了，她说她以为我——说到这里她戛然而止。我知道她要说“以为我死了”的话，就笑起来。我说我死不了。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她不让我说死字。一股热流从鼻子里往上冲，我差一点就要哭了。
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并非“处女作”
我有无数个第一次写作，还是十来岁的少年时，我就激动地拿起笔来写文章，当然写得幼稚可笑，但我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报刊，那时的报刊编辑竟然还给我写回信，要我好好学习，坚持练习写作云云；到了二十来岁热血沸腾时，我又激动地拿起笔来写文章，写我手中的焊枪怎样喷射五彩缤纷的焊花，但怎样激动怎样五彩缤纷地写却总是退稿，退稿信上也总是千篇一律的四个字“不拟采用”。我以为自己写作水平太差，就拼命地看书学习，最后将自己认定写得最有激情的稿子亲自送给面孔冷冰冰的编辑，这才明白我的稿子无论写得好坏都不会发表，因为我的父亲有“问题”，而这样父亲的儿子就是“狗崽子”，狗崽子没有写作的权利。 问题是我却不服气，总想用文学创作来证明我是进步的，是革命的青年。这种方式我早就想好了，那就是我的名字能用铅字印在报刊上。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和严酷的政治压力，我竟然还能在悲苦的心灵里燃烧起当作家的梦想，用当时的话说真可谓“丧心病狂”。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每天都在“丧心病狂”地创作，面对那么多的委屈和不公平，我却写着热情的赞歌。最初的写作一般都是诗歌，这种形式来得快，能让你迅速产生激情。我写伟大祖国灿烂美好，我写革命的前程金光闪耀。可悲的是我无论怎样下功夫赞美，还是一钱不值，没有一家报刊敢发一个狗崽子的文章。可悲又可笑的是明知道不能发表，我却能继续热情地写下去，一气写了十多年，写了数十万也许近百万字的稿子，无论写得精彩与不精彩都像废纸一样堆在床底下。当绝望的情绪爆发时，我就想钻进床底下将退稿拖出来，全部撕得粉碎，然后扔进垃圾箱里。但母亲却珍惜我写的东西，因这些稿纸是点燃炉子的最好材料。
我为此像患了重病一样痛苦，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得没意思了。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投稿时把我的名字换成别人的名字，那个人也爱好文学，但写作水平实在是不行，不过他的爸爸是单位里的书记。所以我的稿子立竿见影地发表了。可这更痛苦，明明是自己的心血和创作，却署着别人的名字，而且自己还死也不敢承认，因为只要是被上级发现了，我还要背个“欺骗党”的罪名呢。就在我苦闷之时，单位里一个很同情我的工人师傅对我说，你写技术书吧，技术不是政治。我听了很高兴，只要让我写字（我已经不敢要求写作了）就行。这样我就奋发图强地写了一本有关焊接技术的书，投到我们省里的出版社，却被毫不客气地退回来，我说毫不客气是他们压根就没打开稿件看一眼。人被羞辱时自尊心却能膨胀，于是我斗胆将稿件投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竟然出版了。我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一下子买了几百本，到处送人来显摆自己。但人们说这与写作没任何关系。我立即垂头丧气，沮丧得要命，觉得自己还是活得没意思。
谢天谢地，技术书出版那年，太阳出来了。也就是我总算活到了1979年。那一年我将永志不忘──因为无论对我个人或对我赖以生存的国家，1979年都是最幸运的一年。那一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我唯一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她那并不嘹亮的哭聲宣告我真正开始做父亲；那一年，我的“狗崽子”命运，我的所有的不公平，都在一个早晨消失；那一年，才允许我像正常人一样发表文章，像正常人一样工作、说话和参加各种会议；那一年盛夏的一个黄昏，我下班挟着饭盒走出工厂大门，路过邮电局的报刊亭，看到我的第一篇小说《心里的鲜花》在《海燕》杂志上发表，我欣喜若狂得差一点将空饭盒扔到报刊亭的棚顶上。手握着散发油墨香的刊物，我觉得满世界的人都在羡慕地看我。我甚至把西边天上的晚霞看成朝霞，把黄昏当作早晨。人们说你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就是处女作。我说如果算第一次，那我的处女作是焊接技术书，人们都笑得差一点倒在地上。
处女作发表的兴奋，使我充满了创作的激情。上班时我手持焊枪焊花四溅，脑袋里也焊花一样奔放小说的构思；下班后，我一手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一手拿着笔在稿纸上写小说，真正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我的一个亲友在路上撞见我，说他在《海燕》杂志上看到一个作者竟然和我重名，我立即气得发疯，刚要对着他可恨的耳朵喊“那个作者就是我”，但不知怎么却又觉得不好意思。不过，望着那个亲友的背影，我感到自己挺偉大的，竟能在如此“卓越的成绩”面前保持谦虚和沉默，将来肯定能成为大作家。
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我都立即趴在家里吃饭的小桌上挥笔飞写。母亲走进来，她手里拿着一张邮递员刚刚送来的汇单，惊讶并惊喜地说，就写那么几张纸，会得六十多元钱！其实，那几张纸是一万多字的小说，那时的稿费标准是一个字六厘钱。然而，可怜的母亲在建筑公司工地上汗流浃背，抡大镐刨大坑，一个月才挣四十来元钱。她怎么也不能相信，整整一个月三十天早出夜归，在铁镐下去火星四溅的硬地上，必须刨出能装满无数辆大货车的土石，结果挣的钱却抵不上我写的几张纸。她觉得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从此，母亲总是从我手里夺过孩子，再也不让我一边哄孩子一边写作了，她对着我才出生几个月，只知道吃奶的女儿说，你爸爸厉害，坐在炕上就能挣钱呀！
然而，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时的写作，真感到脸红，无论从艺术从思想上看，其臭无比。
80年代的笔会就像打擂台
我有点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热情地打招呼，他们都知道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小说。问题是我却又幼稚得可怜，也许压抑得太久还有点神经质，当我的名字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印在刊物上，这使我足足几分钟对着我的名字目不转睛，最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第一次走进《海燕》编辑部，看到斑驳起卷的墙皮都觉得是一种艺术，与平民百姓家里的墙皮相比绝对是高档次的斑驳。我犹如一个被激流冲到大洋里的海碰子，有些不知所措。
由于我们是从各种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走过来的，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情不自禁地有着运动的习惯。六七十年代搞政治，全国到处是造反司令，现在抓经济，全国到处又都是董事长和经理。80年代初全国一片文学的激动之时，满城市都是文学爱好者。那时，生活单调，没有个体企业没有有限公司，没有幸运中奖没有股票上市，甚至没有足球！因为文学能首当其冲地倾诉人们刚刚结束的政治磨难，所以，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在看小说讲小说评小说，谁要是在文学上有了光彩，从省里领导市里领导直到单位领导也跟着光彩，同时给予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关心。中国特殊的国情下，这种作者个人奋斗加上长官意志的激励，在一个时期，给文学带来极其迅速的辉煌。
一篇小说的爆响就能使一个作家一步登天，走上全国文坛，并天翻地覆般地从此改变他的命运。文坛的上空不断地升腾着一颗颗新星，突然耀眼的光芒使你激动使你焦急使你想入非非也使你痛不欲生，你感到你正在落伍正在落后正在被抛弃。文坛上每一篇作品的叫响，每一个作家的飞跃，最终都像充满动力和热力的皮鞭抽打你的脊梁，让你不顾死活也不知天高地厚地瞄准文坛的制高点，拼尽全力地奋进。 我手持焊枪站在安装公司工地的钢梁铁架上，心胸却鼓荡着青春的热血，似乎觉得东升的红日和奔腾的海浪都在驮着我的理想。我的焊工帆布工作服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书或杂志，表面看起来，我的身体在工地上忙忙碌碌， 实际上我的灵魂却在文坛的上空全方位飞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控诉他们的遭遇，控诉的激情使他们把小说写得像尖锐的杂文，像浪漫的散文，像铿锵作响的报告文学。读了这些荡气回肠的作品，我拍案叫绝，热泪盈眶，我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比我受苦受难的人太多太多，比我有才气有水平的作家更是太多太多，我简直不算个什么。我受到巨大的挑战，因为我恰恰是自豪地感到受苦受难太多是文学创作的本钱，可是我发现我就是用笔尖蘸着血泪，也写不过一大批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作家。
可是另一方面，我对这种排山倒海般的所谓“反思”文学形式却不适应，一想到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和莫泊桑，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小说不是小说，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批判和控诉文章而已。可这种小说却使万民欢呼，大领风骚。我感到我白白地爱好了这么多年的文学，到头来不知文学为何物。我真是倒霉透了，我倒了这么多的霉，却不会写控诉倒霉的小说。
我們的城市和全国的城市一样，为文學而激动，连市领导都拿出精力拿出财力，大请特请全国著名作家来大连讲座，传经送宝。由于整座城市的努力和奋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光彩。一般来说，全国获奖的名作家都是出在京城，出在省城和直辖市，出在传统文化厚重的中原城市。现在，这种定势被打破了，我们大连很快就有了震响全国的知名作家，达理、宋学武等像当年考中状元一样，一个接一个进京，这使我心急如焚又欣喜若狂。眼前活生生的大连作家能冲到中国文坛的颁奖台，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激励。
达理夫妇是北京人，是北京的大学生，他们举止文雅，气度不凡，我见了他们犹如见了神仙，如果能去他家坐一会儿，绝对是坐在文学的殿堂里，空气都弥漫着艺术的味道。很长一段时间，达理夫妇都对我的创作给予鼓励，然而我更惭愧，听着他们纯正的普通话，看着他们的创作成绩，我往往自惭形秽。后来风云变幻的年月里，他们去了美国。直到今天，我偶尔走到他们曾住过的那条街，就情不自禁地涌出酸甜的思念。
我猛然意识到虽然我暗自奋斗了十多年，但创作水平绝对是初级阶段。于是就开始恶补，我发疯一样地看书，坐着看躺着看上厕所蹲着看。母亲在外面呵斥──也不怕臭味熏死！我依然照看不误。最厉害的一招是我竟能走路看书。工厂离我家五站地，我不乘车，擎着一本书边走边看，早晨八点上班，我从家里五点就起来，手持一本书上班。边走边看，一个小时的路我有时能走上三个小时，直走到工地大门口为止。走路看书练得我能一心二用或三用，既能注意前面的车辆行人，又能注意脚下的坎坷不平，而且一次也没撞到电杆上，却又能一字不落地看书。其实这种苦学苦读的精神，我在“文革”年代就有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直至“文革”初期，全国最热门的诗人和诗歌，我几乎都能倒背如流。辽宁的刘镇和晓凡的诗，有很多首我至今张口就来。当我后来成为写小说的作家时，在沈阳开会，看到刘镇，当场背诵他的诗歌，他都大吃一惊。
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充满生命的火力。许多杂志开始办笔会，《鸭绿江》《芒种》《海燕》，辽宁三大杂志办了数十期笔会。那时的笔会不像今天，是游山逛景式的活动；而是将作者们集合在一起，关进一个小旅社或是什么地方，每天伏案写作。要是谁被编辑部批准参加笔会，那简直就像今天中彩了一样兴奋和光荣。但笔会相当艰苦，作者们犹如劳教犯似的囚在小屋子里，苦思冥想，一个字一个字地啃。编辑则像“管教”，等我们写完“交代材料”，然后“审查”。最常见的景象是，一个作者捧着一沓稿子，垂头丧气地走出编辑房间，苦笑着：“又被枪毙了”。
不是吹牛，我参加了十多个笔会，几乎全都顺利过关，甚至可以说是全都名列第一。在《春风文艺》的笔会上我写的中篇小说《刘关张》和在《鸭绿江》笔会上写的《八级工匠》，荣获辽宁省人民政府1982年优秀文学作品双奖。令我莫名其妙也绝妙的是，有个女读者给我写了一封信，以相当政治的口气表扬我写的《八级工匠》，说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优秀作品。后来才知道这个女读者是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坦率地说，我父亲被迫害十多年坐大牢，我战战兢兢地度过“文革”，却能写出李讷表扬的小说，感慨不已却又无法感慨。所以至少在十多年之后，李讷到大连，托市委领导要我一本签名的书，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对要好的文友暴露这个“奇事”。
我有了小名气，杂志编辑开始对我重视。记得1982年也许是83年的春天，当时《鸭绿江》的编辑刘元举从沈阳到我家，约我写一个改革题材的小说，他坐在我那九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热情而振奋，说改革题材的小说会赢得光彩。刘元举知道我写得快，就说他给我烧水做饭，我就只管写，写几天陪我几天，写完拿稿子走人。我听后非常感动，但又觉得不妥，刘元举是省里大刊物的大牌编辑，竟然要“伺候”我，在我这九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坐着两个人，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其实此时我写字台里正有一篇刚写完的稿子，就是后来给我带来大荣誉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我几次想拿出来给元举看，但元举是带着编辑部要改革稿件的尚方宝剑而来，我不好意思拿这样没有政治思想的东西来搪塞他。
这样我们约好，三天之后，我写完稿子就坐晚班的火车去沈阳，凌晨四点五十分到，元举在车站检票口等我。三天之后的凌晨我赶到沈阳，疲惫地走出车站，以为刘元举不会来得那么早，然而他却早就站在车站门口，满脸刚睡醒的样子，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看着刘元举也疲惫地拖着步子的背影，我赶紧转身回到车站，买一个小时后开往大连的车票。
这个短篇小说就是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阵痛》。
后来我经常想，如果当时将《迷人的海》的稿子给刘元举，那会怎么样呢？答案应该是这样，可能不会得到重视。因为当时东北地区的思想还是有点保守，对不能配合改革的政治作品不会太有热情，也不敢太有热情。
超级的艰难困苦却给了我创作灵感 辽东半岛的大海里有一个“海碰子”行当。海碰子形象还挺那么威武的：剃着短短的刺锅子头（北京称寸头），戴着亮晶晶的水镜，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凭着一口气量，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捕捉海参、海胆、鲍鱼等各种海珍品。海浪在你周围狂轰乱炸，激流拼命地把你拖向死亡的深渊，冰冷的水下犹如钢针刺骨，尖锐的礁石和贝壳就是刀枪箭镞……我敢说，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山狼海贼，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英雄好汉。我就是这帮好汉中的一个。
我毕竟读了许多书，特别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海洋小说，深深地激励着我。所以当我真正成了一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时，就立即显示出超野性的勇敢来，也就是说文化式的勇敢。在初冬季节扎猛子，每下潜一米，就觉得锋利的钢刀更加锋利。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模糊。然而，只要眼前出现海参的身影，就像猛然打开发动机的按钮，我浑身立即发热，眼睛开始放射凶狠的光束，并灵巧得真就是一条生活在海里的鱼。我恶狼冲进羊群一样，野蛮地抓住肉眼能看到的每一个海参。如果在气力用尽准备返回水面的关键时刻，又看到一个海参，我就会拼了命地再向前冲刺。有时不得不吞一口苦咸的海水，将口腔空间里的空气也压进肺里，在水下坚持最后一秒，这最后一秒就能多抓住一个海参。然后我双脚使足力气地朝海底暗礁蹬一下，反作用的力量把我的身体向上弹去，一旦嘴巴露出水面，我就疯狂地大口喘气，那“呼哧呼哧”的绝不亚于蒸汽火车般的喘气声，使我刚刚逼近绝境的生命再一次充电。
如此上上下下地拼了半个小时后，你就会觉得身子开始冻得打起哆嗦来，但你千万不要慌，但也不能上岸。要冷静并沉着地升到水面上，稳稳地漂浮在那里，闭着双眼，什么事也不要想，像当今练功一样，排除万念，只是随浪波摆动即可。约十来分钟，身体的哆嗦就会渐渐消失，这时你再潜下水底，就会感到奇特的舒服，因为此时你的表层肌肉已经冻麻木了，不但没有冰冷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即使你被暗礁上锋利的贝壳划破皮肉，也绝没有一丝一毫的痛感。只是你突然看到胳膊或腿上冒出缕缕血花来，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皮肉竟然剐开了那么大一个口子。这种麻木的舒适会使你又能拼上半个小时，但正是这种麻木舒适的半个小时，却是海碰子最能“拿货”的美好时刻。当你的身体第二次打哆嗦时，你就不要硬拼了，你得赶快收兵，朝岸边撤退。因为这时，你是拼尽最后一口气力之时，所以能游回岸边，也是另一种艰难。特别是当你游到接近岸边的浅水区时，浑身痉挛着绝对地站不起来了。你只能是狗一样地爬行，又像一条半冻僵的蛇，或正在蠕动的海参。但拖着沉重的收获，会让你不断地感到这是凯旋，有了凯旋的感觉就能令你时时生出挣扎的气力。
如今回忆从海里爬上岸的细节，还令我在温暖的书房里不寒而栗。那真是垂死挣扎，我几乎是一寸寸地与陆地缩短距离，干燥的海滩和岸礁在我模糊的目光中缓缓晃动，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无数次达到那干燥的岸边，但最终的清醒让我明白这是幻觉，自己还是在冰冷的浅水里原地踏步。终于，我爬到岸边，爬到又硬又凉的鹅卵石上，爬到我早已准备好的柴草面前。柴草下而放着三根挑选好的红头火柴，并捆绑在一起，但我必须咬紧牙关，不能因急切的心情，用潮湿的手去抓那三根火柴。我只能是将湿漉漉的手在沙土上反复摩擦干了，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抓住火柴，尽量用平稳但准確的动作“嚓”地划着火柴，点燃柴草，火苗油然而生。一阵狂喜令我疯狂地将冻僵的身子扑向火堆。
我感觉不到火苗灼烫的疼痛，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活。我一会儿虾一样地勾着身子烤肚皮，一会儿反支着四肢烤脊背，完全像杂技演员一样，在火堆上反复地做着高难动作。火舌像千万枚炽热的针尖，穿透皮肤，扎进肉里，钻进骨缝，驱除几乎这要命的寒气，一直把僵硬的身子烤得柔软烤得发热烤得有了疼痛感觉。当你能感到疼痛就是恢复了知觉，为此哆嗦会打得更厉害，但相对烤火前的痉挛，这种更大摆度的哆嗦却还算舒服，用医学上的理论解释，这是人类对冰冷的积极反应和调整过程。火苗继续蛇一样地舞动并蛇一样地斯咬着我的皮肤，渐渐的，冻得青灰色的皮肤上显出血青陆怪的红光，这也许就是身体开始返回正常温度的血色来。用“海碰子”的行话说就是“烤出花来了”。烤出花来就说明我们这一次的加温结束，必须抓紧时间，再次扎进冰冷的波涛里，捕捉海参。
在冰冷的浪涛里再重复一次我刚刚说过的拼命过程，然后再次痉挛着，再次拖着冻僵的身子爬上岸来烤热烤红，并再再次扎进海里……一个潮汐，“海碰子”们至少要下三次海，也就是说反复烧烤三次。你就是块钢铁吧，不断地在火中烧红，又不断地扔进水里冷却，也会完蛋的。
我从二十来岁时就接受这种超强的磨炼，然而正是这种超强的磨炼，使我的生命有了超强的韧性，也使我认识到人类生命的无穷潜力。所以，我就把这传奇般的生活写出来。但80年代作家全都狂热地写伤痕，写反思，痛苦地呐喊，兴奋地挥笔。我这样没有政治思想的东西敢拿出来吗？
从普通工人一步升天当專业作家
由于“碰海”的超强勇敢和艰难，人与自然的撞击与和谐，雄壮的力量与悲壮的拼搏，还有梦幻般的追求，写这部小说时我只强调腾波踏浪、激流凶险的感觉，而放弃了人物和故事意识，甚至人名、地名和时间全都含糊。当时正批判现代派，绝大多数编辑不会接受。我之所以没给刘元举，也有这种顾虑。
我以为北京一家著名的大刊物会认我这样的东西，但很快就被退稿了。如此奇特的生活描写竟然被拒绝，应该说我当时很悲观。可我有个犟脾气，就像写技术书那样，省里不要竟敢寄北京，却成功了。所以我认定，北京讲政治，上海讲文化，于是我就寄给《上海文学》。当时对《上海文学》确实有文化式的崇拜。因为我们省里大名鼎鼎的作家金河获奖小说《重逢》，就是被《上海文学》鼎力推出，轰动全国。记得我和弟弟读金河的《重逢》时，有些精彩的段落全都背诵下来，这些精彩包括对当时政治氛围的一种突破。为此，我觉得《上海文学》水准超高。 說起来可能是运气，据说当时上面一些文化领导正组织人马盯着《上海文学》，批评他们搞反动的现代派。那阵现代派就是反动的，说是三无作品，无人物、无主题和无什么的，因当时理论界还紧跟着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屁股，连象征主义都是反动的。《迷人的海》的写法正巧就是“三无”感觉，而且通篇都是象征。万万意想不到，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冯牧看到《迷人的海》后大为喝彩，更万万意想不到的是对现代派深恶痛绝的大人物，文化部门的领导刘白羽也相当欣赏，他在《文艺报》上写文章，说这是中国的海明威，社会主义的现代派，为我击掌叫好。坦白交代我不知道海明威是谁，从名字上看好像日本人的名字。我努力“申诉”，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是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但没人听。后来我发现说海明威三个字对我更有好处，因为这家伙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从此我就含糊了。阿门，实在对不住杰克和马克两位大师。
也许我们文坛上太多太多的政治愤慨的作品，成千上万火红的文字中，突然吹来一股海洋的鲜味，一股大自然的清风，文坛竟然为《迷人的海》涌起一股绿色的波涛。张光年、王蒙、丁玲、邓友梅、冯骥才等名家都为《迷人的海》写文章，全国各地的评论家们大都在文章中提到拙作。当然，这都是我当时压根不知道的事。因为其时我正在沈阳棋盘山参加《芒种》杂志笔会，在农家院一样的笔会宿舍里关了半个月，等笔会结束时回到沈阳市内，正赶上北京著名评论家吴泰昌和著名作家张洁来辽宁讲座。驶往大连的火车还有一个半小时，我就抓住这宝贵的机会去听讲座。当时因为要提前离场赶火车，所以我就悄悄地躲到礼堂的后面，可我听着听着就大吃一惊，甚至大吃二惊！
台上的两位大家都在赞美《上海文学》才发表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我真的是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是好。但心下却有一种海潮涌动的喜悦，似乎在浪花翻腾碧波闪烁中，我看到“五垄刺”的海参了！实际上大海里只有四垄刺海参，五垅刺是我写《迷人的海》以象征手法加上一垄，表示神圣的目标。如今一些商人煞有介事地宣传，他们卖的海参是五垄刺的，这种虚夸就是受了我的“毒害”。
我猛然明白，运气来了！
这时，宣传部的一个官员杨凯发现了我，他拉着我走上后台，然后等吴泰昌和张洁讲座完毕，便引上前表示谢意。两位北京高人也有点吃惊，他们也没想到在沈阳竟见到我。我当时惊喜惊慌和惊心动魄到心脏要跳到体外的程度。但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无论如何，回家是第一大事，我竟然就稀里糊涂地跑走了。在火车上，我兴奋得要疯狂，我想，下车后先到母亲那儿，我要告诉她，从此我们家要真正地扬眉吐气了，人们眼中的“姓马的反动家庭”阴影彻底消失了！然后我就再跑自回自己的家，告诉妻子，人们都说你当年傻乎乎地跟了我，不，你的选择绝对光荣正确，我给你给我也给咱们全家争光了，你跟我太合算了！……
那个时代是文学的时代。一个国家全民为文学而疯狂，这是多么可怕得不正常，然而对写作者来说，却就是千载难逢的黄金年月。街道主任、区里领导都来祝贺我；市委书记专门召开表彰会，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提高我的工资待遇，并斥责有关部门领导，像我这样的优秀人才，为什么没入党！……
啊啊啊，我火了，真就像浑身冒火，金光闪耀。
全国优秀文学大奖的会场上，战鼓隆隆，彩旗飘飘，一排排文学新人，完全像古代文人考上状元一样，鲤鱼跳龙门，命运从此大放光彩。進京开发奖会的一路上，记者们都围着我采访，我为此沾沾自喜，好不得意！我为此而见到巴金、周扬、艾青、丁玲、张光年、冯牧……在我的记忆里，这些几乎是活化石似的“历史人物”，竟能活生生地在我面前谈笑风生，使我感到神情恍惚地正在穿越历史。
在会场上我遇到久仰的作家汪曾祺，不由得一阵激动，因为我在《小说月报》上看到汪老的小说《大淖记事》，我说“激动”二字，就是因为这篇小说给了我一个美丽的惊讶。我看了那么多中国当代小说，却觉得我开天辟地第一次看到我认为真正是小说的小说。我没想到小说能写到这个份儿上，流畅的文字有着明清小说式的优美，开放的结构又超然于西方小说的现代。能将中国传统的“土”和外国现代的“洋”如此绝妙地糅合在一起，真乃大手笔。
没想到汪老对我的激动置若罔闻，投向我的目光让我有点迟疑，似乎相当温柔，却似乎又相当冷峻。突然，汪老爽朗却又意味深长地笑起来，对我说，你小子现在可是红得发紫了！……
“发紫”两个字让我感到幽默同时感到尴尬，因为这两个字在工人师傅的口中，有着贬损的杀伤力。一霎时我从昏头昏脑的发热中猛然清醒。如果说从此我渐渐表现出清醒，就是听到汪老这句幽默却带杀伤力的“警言”。
从北京载誉回到大连，回到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安装公司。会计却瞪着惊讶的眼睛，说你回来干什么？这儿没有你的工资！我吓了一跳，这些日子确实没干活，但这都是领导批准的呀，怎么能扣我的工资呢！会计乐了，说你真傻还是假傻？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安装公司的浅水还能养你这条大鱼吗！
原来市文联已经派人来将我的档案和工作关系取走了。名额已经登上了文联专业作家岗位上了。
我真的成了专业作家！……这可是我几十年来拼命奋斗的梦想呀！突然，我觉得我要热泪盈眶了，我赶紧打开我的工具箱，那一支支被我用手掌磨得亮闪闪的焊枪，那饱经烟熏火燎的焊帽焊镜，那汗碱斑斑的帆布工作服，那二十来年维持我生存的一切，从此就要与我永别了。我像同老朋友告别一样，一件件地抚摸着它们。坦率地说，在我拼命往作家道路上拼搏的时候，我曾是多么想永远地离开这些东西，然而，一旦真正到了这一天，却又那样感情复杂。
去年，我的第一个教我学技术的、至少阔别三十多年的师傅看见我，他眯着老眼喊了一句──没变，一点没变！……
我笑道──师傅，我那个粗粗拉拉的工人样子当然变不了啦！……但我心里明白，我变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坐在书房里写作，四十年没有手持焊枪挥汗如雨，使我不但表面上，而且连灵魂也“改天换地”了！……
先粗略交代一下我的身世
按常规我应该是在母亲腹中待九个月出生。但不知什么原因，竟然七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中国有句老话——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胎儿可以成活，八个月却不行，因此母親并不惊慌。问题是我大概很惊慌，整日大哭不止，直到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出生，我还是鼻涕眼泪的整日里咧咧个没完。也许我提前把一生的眼泪哭完，现在已不怎么会哭了。
母亲后来告诉我，生我之前的夜里她梦见井里的泉水哗哗流淌。我识字时在算命卦书上发现我是“井泉水命”，这使我愕然瞠目，这种鬼神莫测的巧合弄得我大半生在唯心和唯物主义中间摇晃。
我有个脾气暴躁不太懂情感的父亲。他几乎绝对地不关心妻子和孩子的命运，但却极其聪明，能写会算，从山东牟平老家逃荒来大连干苦工，很快便被资本家的包工头看中，破格提为管账的，即现在所谓的会计。他大约扬扬得意，干得很起劲儿。没承想他这段得意给他带来一生的霉气。近二十年后大跃进年代，干劲十足的法院以“资本家走狗”之罪定他为“历史反革命”，判十二年徒刑。又二十年后，法院却又突然仁慈地感到有点失误。但父亲其时已近七十岁，没什么感觉了。然而我却大有感觉，从此对一切都失去了严肃感。几十年我顶着“反革命狗崽子”的罪名饱受磨难，挺认真地奋斗了那么一气，到头来是“失误”，心里不太是滋味儿。
父亲坐牢的第二天，我就进工厂干童工，养活病弱的母亲以及兄妹一家七口人。我干过钳工、焊工、质检员；我挖野菜拾煤渣捡破烂。但这不足以养活全家。于是我咬紧牙关，凭一口气量潜进暗礁丛里，成了捕捞海参、鲍鱼的“海碰子”。“文革”的高度压力，使人类所常喜咀嚼的勇敢、正义、不屈、自尊等光彩字眼黯然失色，机智狡猾和逆来顺受显示出使生命永存的卓越力量。寒风呼啸的年关，上级派来兵马，要押送反革命家属去遥远的穷山沟改造。这对病弱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妹将是生死攸关的灾难。我们一齐痛哭流涕，说我们最恨反革命，当然也最恨反革命父亲。为了表示这种恨的决心，一夜之间，我们改名换姓，跟母亲姓邓，不跟父亲姓马。如此激烈的革命姿态大大地感动着押送我们的闯将，最终破格允许我们留在城里。从此，“马全理”的名字消失了，“邓刚”两个字让所有熟悉我的人都目瞪口呆，却一直延用到今天。
当政治压力毁及你的人格、你的自尊、你的经济和你的温饱时，你还可以稀里糊涂地忍受。但这种压力毁及你的青春和爱情，你就彻底绝望了。听说我父亲坐牢，全世界最丑的女人见了我也吓得拔腿飞跑。我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在陆地上挥焊枪技术高超，在浪涛中挥渔枪英勇无比。可是为了找个能成家的女人，却上蹿下跳东奔西走，低三下四，并委曲求全。爱情根本不存在了，实质问题是找个老婆。否则母亲牵挂，世人耻笑。为此，我急得差点找个男的！
一直苦战到三十三岁，失望和失恋了数十次之后，我才以超人的情感、毅力甚至巧妙的手段：每天讲动听的故事，获得了辉煌战果——终于找了一个老婆。
为庆贺找老婆的伟大胜利，我决定在结婚这一天摆几桌丰盛的酒菜，让亲朋好友和邻居们大吃一顿海参鲍鱼。这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革命时代”，能吃到一顿如此好菜好饭，绝对是人间奇迹！我说过，我是一个能憋着一口气量潜到海底的“海碰子”，于是，我手持渔枪，头戴水镜，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勝利”的战歌，在只差一天就要当新郎官的关键时刻，乘着老掉牙的公共汽车，雄赳赳地来到离城市一百里远的偏僻海湾，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我一直潜到犬牙交错的暗礁深处，在更深更黑的暗礁丛里，憋得眼珠子都往外凸；浮出水面，我又似老虎吼叫般地大喘气，然后又朝更深的水下潜去。爱情的胜利使我疯狂，几乎变成了拼命三郎，专往平日里不敢潜的暗礁洞里冲刺。为了加快潜下去的速度，扎猛时我像狼一样凶狠；为了能发现狡猾藏匿的海参鲍鱼，接近暗礁洞时，我又似蛇一样稳沉。终于，我觉得我捕捉到的海物肯定够上两次结婚用的了，这才恋恋不舍地爬上岸。到了海滩上我身子一软就跌倒了，却又不知怎么突然有些瞌睡，竟然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而且真正是香喷喷地大睡一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黑沉沉的天底下，还有点莫名其妙。当听到一阵阵浪涛声，才突然明白我是怎么回事。这下子完了，老掉牙的公共汽车早就没了，走一百里地回城市绝不可能。
关键是明天我结婚。我跑到路边，朝路上偶尔开过来的货车摆手，刺眼的车灯只在我眼前一闪就恢复了黑暗，没人理我。我急得发昏，却又急中生智，把手中的海螺、鲍鱼高高地举着，作为诱饵，果然有一辆汽车停下来。那个司机一看就知道是个酒鬼，他说这是全世界最高级的下酒菜，他说已经十年没吃过这玩意了。我忍着心疼给了他十来个海螺和鲍鱼，他千恩万谢地一直把我拉到家门口。我惊讶地看到，虽然是深夜，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全都站在门口，一个个满脸恐惧地朝远处眺望。我故意昂首挺胸地走下车，有力地摇晃了一下手中一网包的海螺和鲍鱼，贝壳的摩擦声音此时是最美妙的乐曲。
猛然，一个身影扑到我的身前，我一看，竟是明天就要当新娘的她。按规矩，新娘在临结婚前夕是不应该待在新郎家里的，她说她在家里干脆就不行了，她说她以为我——说到这里她戛然而止。我知道她要说“以为我死了”的话，就笑起来。我说我死不了。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她不让我说死字。一股热流从鼻子里往上冲，我差一点就要哭了。
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并非“处女作”
我有无数个第一次写作，还是十来岁的少年时，我就激动地拿起笔来写文章，当然写得幼稚可笑，但我却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报刊，那时的报刊编辑竟然还给我写回信，要我好好学习，坚持练习写作云云；到了二十来岁热血沸腾时，我又激动地拿起笔来写文章，写我手中的焊枪怎样喷射五彩缤纷的焊花，但怎样激动怎样五彩缤纷地写却总是退稿，退稿信上也总是千篇一律的四个字“不拟采用”。我以为自己写作水平太差，就拼命地看书学习，最后将自己认定写得最有激情的稿子亲自送给面孔冷冰冰的编辑，这才明白我的稿子无论写得好坏都不会发表，因为我的父亲有“问题”，而这样父亲的儿子就是“狗崽子”，狗崽子没有写作的权利。 问题是我却不服气，总想用文学创作来证明我是进步的，是革命的青年。这种方式我早就想好了，那就是我的名字能用铅字印在报刊上。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和严酷的政治压力，我竟然还能在悲苦的心灵里燃烧起当作家的梦想，用当时的话说真可谓“丧心病狂”。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每天都在“丧心病狂”地创作，面对那么多的委屈和不公平，我却写着热情的赞歌。最初的写作一般都是诗歌，这种形式来得快，能让你迅速产生激情。我写伟大祖国灿烂美好，我写革命的前程金光闪耀。可悲的是我无论怎样下功夫赞美，还是一钱不值，没有一家报刊敢发一个狗崽子的文章。可悲又可笑的是明知道不能发表，我却能继续热情地写下去，一气写了十多年，写了数十万也许近百万字的稿子，无论写得精彩与不精彩都像废纸一样堆在床底下。当绝望的情绪爆发时，我就想钻进床底下将退稿拖出来，全部撕得粉碎，然后扔进垃圾箱里。但母亲却珍惜我写的东西，因这些稿纸是点燃炉子的最好材料。
我为此像患了重病一样痛苦，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得没意思了。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投稿时把我的名字换成别人的名字，那个人也爱好文学，但写作水平实在是不行，不过他的爸爸是单位里的书记。所以我的稿子立竿见影地发表了。可这更痛苦，明明是自己的心血和创作，却署着别人的名字，而且自己还死也不敢承认，因为只要是被上级发现了，我还要背个“欺骗党”的罪名呢。就在我苦闷之时，单位里一个很同情我的工人师傅对我说，你写技术书吧，技术不是政治。我听了很高兴，只要让我写字（我已经不敢要求写作了）就行。这样我就奋发图强地写了一本有关焊接技术的书，投到我们省里的出版社，却被毫不客气地退回来，我说毫不客气是他们压根就没打开稿件看一眼。人被羞辱时自尊心却能膨胀，于是我斗胆将稿件投到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竟然出版了。我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一下子买了几百本，到处送人来显摆自己。但人们说这与写作没任何关系。我立即垂头丧气，沮丧得要命，觉得自己还是活得没意思。
谢天谢地，技术书出版那年，太阳出来了。也就是我总算活到了1979年。那一年我将永志不忘──因为无论对我个人或对我赖以生存的国家，1979年都是最幸运的一年。那一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我唯一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她那并不嘹亮的哭聲宣告我真正开始做父亲；那一年，我的“狗崽子”命运，我的所有的不公平，都在一个早晨消失；那一年，才允许我像正常人一样发表文章，像正常人一样工作、说话和参加各种会议；那一年盛夏的一个黄昏，我下班挟着饭盒走出工厂大门，路过邮电局的报刊亭，看到我的第一篇小说《心里的鲜花》在《海燕》杂志上发表，我欣喜若狂得差一点将空饭盒扔到报刊亭的棚顶上。手握着散发油墨香的刊物，我觉得满世界的人都在羡慕地看我。我甚至把西边天上的晚霞看成朝霞，把黄昏当作早晨。人们说你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就是处女作。我说如果算第一次，那我的处女作是焊接技术书，人们都笑得差一点倒在地上。
处女作发表的兴奋，使我充满了创作的激情。上班时我手持焊枪焊花四溅，脑袋里也焊花一样奔放小说的构思；下班后，我一手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一手拿着笔在稿纸上写小说，真正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我的一个亲友在路上撞见我，说他在《海燕》杂志上看到一个作者竟然和我重名，我立即气得发疯，刚要对着他可恨的耳朵喊“那个作者就是我”，但不知怎么却又觉得不好意思。不过，望着那个亲友的背影，我感到自己挺偉大的，竟能在如此“卓越的成绩”面前保持谦虚和沉默，将来肯定能成为大作家。
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我都立即趴在家里吃饭的小桌上挥笔飞写。母亲走进来，她手里拿着一张邮递员刚刚送来的汇单，惊讶并惊喜地说，就写那么几张纸，会得六十多元钱！其实，那几张纸是一万多字的小说，那时的稿费标准是一个字六厘钱。然而，可怜的母亲在建筑公司工地上汗流浃背，抡大镐刨大坑，一个月才挣四十来元钱。她怎么也不能相信，整整一个月三十天早出夜归，在铁镐下去火星四溅的硬地上，必须刨出能装满无数辆大货车的土石，结果挣的钱却抵不上我写的几张纸。她觉得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从此，母亲总是从我手里夺过孩子，再也不让我一边哄孩子一边写作了，她对着我才出生几个月，只知道吃奶的女儿说，你爸爸厉害，坐在炕上就能挣钱呀！
然而，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时的写作，真感到脸红，无论从艺术从思想上看，其臭无比。
80年代的笔会就像打擂台
我有点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热情地打招呼，他们都知道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小说。问题是我却又幼稚得可怜，也许压抑得太久还有点神经质，当我的名字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印在刊物上，这使我足足几分钟对着我的名字目不转睛，最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第一次走进《海燕》编辑部，看到斑驳起卷的墙皮都觉得是一种艺术，与平民百姓家里的墙皮相比绝对是高档次的斑驳。我犹如一个被激流冲到大洋里的海碰子，有些不知所措。
由于我们是从各种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走过来的，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情不自禁地有着运动的习惯。六七十年代搞政治，全国到处是造反司令，现在抓经济，全国到处又都是董事长和经理。80年代初全国一片文学的激动之时，满城市都是文学爱好者。那时，生活单调，没有个体企业没有有限公司，没有幸运中奖没有股票上市，甚至没有足球！因为文学能首当其冲地倾诉人们刚刚结束的政治磨难，所以，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在看小说讲小说评小说，谁要是在文学上有了光彩，从省里领导市里领导直到单位领导也跟着光彩，同时给予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关心。中国特殊的国情下，这种作者个人奋斗加上长官意志的激励，在一个时期，给文学带来极其迅速的辉煌。
一篇小说的爆响就能使一个作家一步登天，走上全国文坛，并天翻地覆般地从此改变他的命运。文坛的上空不断地升腾着一颗颗新星，突然耀眼的光芒使你激动使你焦急使你想入非非也使你痛不欲生，你感到你正在落伍正在落后正在被抛弃。文坛上每一篇作品的叫响，每一个作家的飞跃，最终都像充满动力和热力的皮鞭抽打你的脊梁，让你不顾死活也不知天高地厚地瞄准文坛的制高点，拼尽全力地奋进。 我手持焊枪站在安装公司工地的钢梁铁架上，心胸却鼓荡着青春的热血，似乎觉得东升的红日和奔腾的海浪都在驮着我的理想。我的焊工帆布工作服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书或杂志，表面看起来，我的身体在工地上忙忙碌碌， 实际上我的灵魂却在文坛的上空全方位飞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控诉他们的遭遇，控诉的激情使他们把小说写得像尖锐的杂文，像浪漫的散文，像铿锵作响的报告文学。读了这些荡气回肠的作品，我拍案叫绝，热泪盈眶，我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比我受苦受难的人太多太多，比我有才气有水平的作家更是太多太多，我简直不算个什么。我受到巨大的挑战，因为我恰恰是自豪地感到受苦受难太多是文学创作的本钱，可是我发现我就是用笔尖蘸着血泪，也写不过一大批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作家。
可是另一方面，我对这种排山倒海般的所谓“反思”文学形式却不适应，一想到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和莫泊桑，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小说不是小说，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批判和控诉文章而已。可这种小说却使万民欢呼，大领风骚。我感到我白白地爱好了这么多年的文学，到头来不知文学为何物。我真是倒霉透了，我倒了这么多的霉，却不会写控诉倒霉的小说。
我們的城市和全国的城市一样，为文學而激动，连市领导都拿出精力拿出财力，大请特请全国著名作家来大连讲座，传经送宝。由于整座城市的努力和奋进，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光彩。一般来说，全国获奖的名作家都是出在京城，出在省城和直辖市，出在传统文化厚重的中原城市。现在，这种定势被打破了，我们大连很快就有了震响全国的知名作家，达理、宋学武等像当年考中状元一样，一个接一个进京，这使我心急如焚又欣喜若狂。眼前活生生的大连作家能冲到中国文坛的颁奖台，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激励。
达理夫妇是北京人，是北京的大学生，他们举止文雅，气度不凡，我见了他们犹如见了神仙，如果能去他家坐一会儿，绝对是坐在文学的殿堂里，空气都弥漫着艺术的味道。很长一段时间，达理夫妇都对我的创作给予鼓励，然而我更惭愧，听着他们纯正的普通话，看着他们的创作成绩，我往往自惭形秽。后来风云变幻的年月里，他们去了美国。直到今天，我偶尔走到他们曾住过的那条街，就情不自禁地涌出酸甜的思念。
我猛然意识到虽然我暗自奋斗了十多年，但创作水平绝对是初级阶段。于是就开始恶补，我发疯一样地看书，坐着看躺着看上厕所蹲着看。母亲在外面呵斥──也不怕臭味熏死！我依然照看不误。最厉害的一招是我竟能走路看书。工厂离我家五站地，我不乘车，擎着一本书边走边看，早晨八点上班，我从家里五点就起来，手持一本书上班。边走边看，一个小时的路我有时能走上三个小时，直走到工地大门口为止。走路看书练得我能一心二用或三用，既能注意前面的车辆行人，又能注意脚下的坎坷不平，而且一次也没撞到电杆上，却又能一字不落地看书。其实这种苦学苦读的精神，我在“文革”年代就有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直至“文革”初期，全国最热门的诗人和诗歌，我几乎都能倒背如流。辽宁的刘镇和晓凡的诗，有很多首我至今张口就来。当我后来成为写小说的作家时，在沈阳开会，看到刘镇，当场背诵他的诗歌，他都大吃一惊。
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充满生命的火力。许多杂志开始办笔会，《鸭绿江》《芒种》《海燕》，辽宁三大杂志办了数十期笔会。那时的笔会不像今天，是游山逛景式的活动；而是将作者们集合在一起，关进一个小旅社或是什么地方，每天伏案写作。要是谁被编辑部批准参加笔会，那简直就像今天中彩了一样兴奋和光荣。但笔会相当艰苦，作者们犹如劳教犯似的囚在小屋子里，苦思冥想，一个字一个字地啃。编辑则像“管教”，等我们写完“交代材料”，然后“审查”。最常见的景象是，一个作者捧着一沓稿子，垂头丧气地走出编辑房间，苦笑着：“又被枪毙了”。
不是吹牛，我参加了十多个笔会，几乎全都顺利过关，甚至可以说是全都名列第一。在《春风文艺》的笔会上我写的中篇小说《刘关张》和在《鸭绿江》笔会上写的《八级工匠》，荣获辽宁省人民政府1982年优秀文学作品双奖。令我莫名其妙也绝妙的是，有个女读者给我写了一封信，以相当政治的口气表扬我写的《八级工匠》，说是真正的工人阶级优秀作品。后来才知道这个女读者是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坦率地说，我父亲被迫害十多年坐大牢，我战战兢兢地度过“文革”，却能写出李讷表扬的小说，感慨不已却又无法感慨。所以至少在十多年之后，李讷到大连，托市委领导要我一本签名的书，我才敢小心翼翼地对要好的文友暴露这个“奇事”。
我有了小名气，杂志编辑开始对我重视。记得1982年也许是83年的春天，当时《鸭绿江》的编辑刘元举从沈阳到我家，约我写一个改革题材的小说，他坐在我那九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热情而振奋，说改革题材的小说会赢得光彩。刘元举知道我写得快，就说他给我烧水做饭，我就只管写，写几天陪我几天，写完拿稿子走人。我听后非常感动，但又觉得不妥，刘元举是省里大刊物的大牌编辑，竟然要“伺候”我，在我这九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坐着两个人，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其实此时我写字台里正有一篇刚写完的稿子，就是后来给我带来大荣誉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我几次想拿出来给元举看，但元举是带着编辑部要改革稿件的尚方宝剑而来，我不好意思拿这样没有政治思想的东西来搪塞他。
这样我们约好，三天之后，我写完稿子就坐晚班的火车去沈阳，凌晨四点五十分到，元举在车站检票口等我。三天之后的凌晨我赶到沈阳，疲惫地走出车站，以为刘元举不会来得那么早，然而他却早就站在车站门口，满脸刚睡醒的样子，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看着刘元举也疲惫地拖着步子的背影，我赶紧转身回到车站，买一个小时后开往大连的车票。
这个短篇小说就是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阵痛》。
后来我经常想，如果当时将《迷人的海》的稿子给刘元举，那会怎么样呢？答案应该是这样，可能不会得到重视。因为当时东北地区的思想还是有点保守，对不能配合改革的政治作品不会太有热情，也不敢太有热情。
超级的艰难困苦却给了我创作灵感 辽东半岛的大海里有一个“海碰子”行当。海碰子形象还挺那么威武的：剃着短短的刺锅子头（北京称寸头），戴着亮晶晶的水镜，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凭着一口气量，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捕捉海参、海胆、鲍鱼等各种海珍品。海浪在你周围狂轰乱炸，激流拼命地把你拖向死亡的深渊，冰冷的水下犹如钢针刺骨，尖锐的礁石和贝壳就是刀枪箭镞……我敢说，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山狼海贼，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英雄好汉。我就是这帮好汉中的一个。
我毕竟读了许多书，特别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海洋小说，深深地激励着我。所以当我真正成了一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时，就立即显示出超野性的勇敢来，也就是说文化式的勇敢。在初冬季节扎猛子，每下潜一米，就觉得锋利的钢刀更加锋利。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模糊。然而，只要眼前出现海参的身影，就像猛然打开发动机的按钮，我浑身立即发热，眼睛开始放射凶狠的光束，并灵巧得真就是一条生活在海里的鱼。我恶狼冲进羊群一样，野蛮地抓住肉眼能看到的每一个海参。如果在气力用尽准备返回水面的关键时刻，又看到一个海参，我就会拼了命地再向前冲刺。有时不得不吞一口苦咸的海水，将口腔空间里的空气也压进肺里，在水下坚持最后一秒，这最后一秒就能多抓住一个海参。然后我双脚使足力气地朝海底暗礁蹬一下，反作用的力量把我的身体向上弹去，一旦嘴巴露出水面，我就疯狂地大口喘气，那“呼哧呼哧”的绝不亚于蒸汽火车般的喘气声，使我刚刚逼近绝境的生命再一次充电。
如此上上下下地拼了半个小时后，你就会觉得身子开始冻得打起哆嗦来，但你千万不要慌，但也不能上岸。要冷静并沉着地升到水面上，稳稳地漂浮在那里，闭着双眼，什么事也不要想，像当今练功一样，排除万念，只是随浪波摆动即可。约十来分钟，身体的哆嗦就会渐渐消失，这时你再潜下水底，就会感到奇特的舒服，因为此时你的表层肌肉已经冻麻木了，不但没有冰冷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即使你被暗礁上锋利的贝壳划破皮肉，也绝没有一丝一毫的痛感。只是你突然看到胳膊或腿上冒出缕缕血花来，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皮肉竟然剐开了那么大一个口子。这种麻木的舒适会使你又能拼上半个小时，但正是这种麻木舒适的半个小时，却是海碰子最能“拿货”的美好时刻。当你的身体第二次打哆嗦时，你就不要硬拼了，你得赶快收兵，朝岸边撤退。因为这时，你是拼尽最后一口气力之时，所以能游回岸边，也是另一种艰难。特别是当你游到接近岸边的浅水区时，浑身痉挛着绝对地站不起来了。你只能是狗一样地爬行，又像一条半冻僵的蛇，或正在蠕动的海参。但拖着沉重的收获，会让你不断地感到这是凯旋，有了凯旋的感觉就能令你时时生出挣扎的气力。
如今回忆从海里爬上岸的细节，还令我在温暖的书房里不寒而栗。那真是垂死挣扎，我几乎是一寸寸地与陆地缩短距离，干燥的海滩和岸礁在我模糊的目光中缓缓晃动，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无数次达到那干燥的岸边，但最终的清醒让我明白这是幻觉，自己还是在冰冷的浅水里原地踏步。终于，我爬到岸边，爬到又硬又凉的鹅卵石上，爬到我早已准备好的柴草面前。柴草下而放着三根挑选好的红头火柴，并捆绑在一起，但我必须咬紧牙关，不能因急切的心情，用潮湿的手去抓那三根火柴。我只能是将湿漉漉的手在沙土上反复摩擦干了，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抓住火柴，尽量用平稳但准確的动作“嚓”地划着火柴，点燃柴草，火苗油然而生。一阵狂喜令我疯狂地将冻僵的身子扑向火堆。
我感觉不到火苗灼烫的疼痛，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活。我一会儿虾一样地勾着身子烤肚皮，一会儿反支着四肢烤脊背，完全像杂技演员一样，在火堆上反复地做着高难动作。火舌像千万枚炽热的针尖，穿透皮肤，扎进肉里，钻进骨缝，驱除几乎这要命的寒气，一直把僵硬的身子烤得柔软烤得发热烤得有了疼痛感觉。当你能感到疼痛就是恢复了知觉，为此哆嗦会打得更厉害，但相对烤火前的痉挛，这种更大摆度的哆嗦却还算舒服，用医学上的理论解释，这是人类对冰冷的积极反应和调整过程。火苗继续蛇一样地舞动并蛇一样地斯咬着我的皮肤，渐渐的，冻得青灰色的皮肤上显出血青陆怪的红光，这也许就是身体开始返回正常温度的血色来。用“海碰子”的行话说就是“烤出花来了”。烤出花来就说明我们这一次的加温结束，必须抓紧时间，再次扎进冰冷的波涛里，捕捉海参。
在冰冷的浪涛里再重复一次我刚刚说过的拼命过程，然后再次痉挛着，再次拖着冻僵的身子爬上岸来烤热烤红，并再再次扎进海里……一个潮汐，“海碰子”们至少要下三次海，也就是说反复烧烤三次。你就是块钢铁吧，不断地在火中烧红，又不断地扔进水里冷却，也会完蛋的。
我从二十来岁时就接受这种超强的磨炼，然而正是这种超强的磨炼，使我的生命有了超强的韧性，也使我认识到人类生命的无穷潜力。所以，我就把这传奇般的生活写出来。但80年代作家全都狂热地写伤痕，写反思，痛苦地呐喊，兴奋地挥笔。我这样没有政治思想的东西敢拿出来吗？
从普通工人一步升天当專业作家
由于“碰海”的超强勇敢和艰难，人与自然的撞击与和谐，雄壮的力量与悲壮的拼搏，还有梦幻般的追求，写这部小说时我只强调腾波踏浪、激流凶险的感觉，而放弃了人物和故事意识，甚至人名、地名和时间全都含糊。当时正批判现代派，绝大多数编辑不会接受。我之所以没给刘元举，也有这种顾虑。
我以为北京一家著名的大刊物会认我这样的东西，但很快就被退稿了。如此奇特的生活描写竟然被拒绝，应该说我当时很悲观。可我有个犟脾气，就像写技术书那样，省里不要竟敢寄北京，却成功了。所以我认定，北京讲政治，上海讲文化，于是我就寄给《上海文学》。当时对《上海文学》确实有文化式的崇拜。因为我们省里大名鼎鼎的作家金河获奖小说《重逢》，就是被《上海文学》鼎力推出，轰动全国。记得我和弟弟读金河的《重逢》时，有些精彩的段落全都背诵下来，这些精彩包括对当时政治氛围的一种突破。为此，我觉得《上海文学》水准超高。 說起来可能是运气，据说当时上面一些文化领导正组织人马盯着《上海文学》，批评他们搞反动的现代派。那阵现代派就是反动的，说是三无作品，无人物、无主题和无什么的，因当时理论界还紧跟着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屁股，连象征主义都是反动的。《迷人的海》的写法正巧就是“三无”感觉，而且通篇都是象征。万万意想不到，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冯牧看到《迷人的海》后大为喝彩，更万万意想不到的是对现代派深恶痛绝的大人物，文化部门的领导刘白羽也相当欣赏，他在《文艺报》上写文章，说这是中国的海明威，社会主义的现代派，为我击掌叫好。坦白交代我不知道海明威是谁，从名字上看好像日本人的名字。我努力“申诉”，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是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但没人听。后来我发现说海明威三个字对我更有好处，因为这家伙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从此我就含糊了。阿门，实在对不住杰克和马克两位大师。
也许我们文坛上太多太多的政治愤慨的作品，成千上万火红的文字中，突然吹来一股海洋的鲜味，一股大自然的清风，文坛竟然为《迷人的海》涌起一股绿色的波涛。张光年、王蒙、丁玲、邓友梅、冯骥才等名家都为《迷人的海》写文章，全国各地的评论家们大都在文章中提到拙作。当然，这都是我当时压根不知道的事。因为其时我正在沈阳棋盘山参加《芒种》杂志笔会，在农家院一样的笔会宿舍里关了半个月，等笔会结束时回到沈阳市内，正赶上北京著名评论家吴泰昌和著名作家张洁来辽宁讲座。驶往大连的火车还有一个半小时，我就抓住这宝贵的机会去听讲座。当时因为要提前离场赶火车，所以我就悄悄地躲到礼堂的后面，可我听着听着就大吃一惊，甚至大吃二惊！
台上的两位大家都在赞美《上海文学》才发表的中篇小说《迷人的海》。我真的是受宠若惊，不知如何是好。但心下却有一种海潮涌动的喜悦，似乎在浪花翻腾碧波闪烁中，我看到“五垄刺”的海参了！实际上大海里只有四垄刺海参，五垅刺是我写《迷人的海》以象征手法加上一垄，表示神圣的目标。如今一些商人煞有介事地宣传，他们卖的海参是五垄刺的，这种虚夸就是受了我的“毒害”。
我猛然明白，运气来了！
这时，宣传部的一个官员杨凯发现了我，他拉着我走上后台，然后等吴泰昌和张洁讲座完毕，便引上前表示谢意。两位北京高人也有点吃惊，他们也没想到在沈阳竟见到我。我当时惊喜惊慌和惊心动魄到心脏要跳到体外的程度。但火车马上就要开了。无论如何，回家是第一大事，我竟然就稀里糊涂地跑走了。在火车上，我兴奋得要疯狂，我想，下车后先到母亲那儿，我要告诉她，从此我们家要真正地扬眉吐气了，人们眼中的“姓马的反动家庭”阴影彻底消失了！然后我就再跑自回自己的家，告诉妻子，人们都说你当年傻乎乎地跟了我，不，你的选择绝对光荣正确，我给你给我也给咱们全家争光了，你跟我太合算了！……
那个时代是文学的时代。一个国家全民为文学而疯狂，这是多么可怕得不正常，然而对写作者来说，却就是千载难逢的黄金年月。街道主任、区里领导都来祝贺我；市委书记专门召开表彰会，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提高我的工资待遇，并斥责有关部门领导，像我这样的优秀人才，为什么没入党！……
啊啊啊，我火了，真就像浑身冒火，金光闪耀。
全国优秀文学大奖的会场上，战鼓隆隆，彩旗飘飘，一排排文学新人，完全像古代文人考上状元一样，鲤鱼跳龙门，命运从此大放光彩。進京开发奖会的一路上，记者们都围着我采访，我为此沾沾自喜，好不得意！我为此而见到巴金、周扬、艾青、丁玲、张光年、冯牧……在我的记忆里，这些几乎是活化石似的“历史人物”，竟能活生生地在我面前谈笑风生，使我感到神情恍惚地正在穿越历史。
在会场上我遇到久仰的作家汪曾祺，不由得一阵激动，因为我在《小说月报》上看到汪老的小说《大淖记事》，我说“激动”二字，就是因为这篇小说给了我一个美丽的惊讶。我看了那么多中国当代小说，却觉得我开天辟地第一次看到我认为真正是小说的小说。我没想到小说能写到这个份儿上，流畅的文字有着明清小说式的优美，开放的结构又超然于西方小说的现代。能将中国传统的“土”和外国现代的“洋”如此绝妙地糅合在一起，真乃大手笔。
没想到汪老对我的激动置若罔闻，投向我的目光让我有点迟疑，似乎相当温柔，却似乎又相当冷峻。突然，汪老爽朗却又意味深长地笑起来，对我说，你小子现在可是红得发紫了！……
“发紫”两个字让我感到幽默同时感到尴尬，因为这两个字在工人师傅的口中，有着贬损的杀伤力。一霎时我从昏头昏脑的发热中猛然清醒。如果说从此我渐渐表现出清醒，就是听到汪老这句幽默却带杀伤力的“警言”。
从北京载誉回到大连，回到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安装公司。会计却瞪着惊讶的眼睛，说你回来干什么？这儿没有你的工资！我吓了一跳，这些日子确实没干活，但这都是领导批准的呀，怎么能扣我的工资呢！会计乐了，说你真傻还是假傻？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安装公司的浅水还能养你这条大鱼吗！
原来市文联已经派人来将我的档案和工作关系取走了。名额已经登上了文联专业作家岗位上了。
我真的成了专业作家！……这可是我几十年来拼命奋斗的梦想呀！突然，我觉得我要热泪盈眶了，我赶紧打开我的工具箱，那一支支被我用手掌磨得亮闪闪的焊枪，那饱经烟熏火燎的焊帽焊镜，那汗碱斑斑的帆布工作服，那二十来年维持我生存的一切，从此就要与我永别了。我像同老朋友告别一样，一件件地抚摸着它们。坦率地说，在我拼命往作家道路上拼搏的时候，我曾是多么想永远地离开这些东西，然而，一旦真正到了这一天，却又那样感情复杂。
去年，我的第一个教我学技术的、至少阔别三十多年的师傅看见我，他眯着老眼喊了一句──没变，一点没变！……
我笑道──师傅，我那个粗粗拉拉的工人样子当然变不了啦！……但我心里明白，我变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坐在书房里写作，四十年没有手持焊枪挥汗如雨，使我不但表面上，而且连灵魂也“改天换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