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视角下的灾难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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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此篇为创新项目成果文章,项目号YCX18011,项目名称《唐代经济的文学呈现》。
  摘 要:中唐是唐王朝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也是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章开始崭露头角的时期。韩愈的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和他入朝为官有关,另一方面就和他的生平有关。在贞元十九年,韩愈因为一纸文书,触怒唐德宗,从而被唐德宗贬官,这一纸文书就是《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无论处于何时,都情感真挚,立场明确,值得学习的文章。
  关键词:文学视角;灾难;《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作者简介:王倩,内蒙古乌海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8-0-01
  “(贞元)十九年,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弊,专政者恶之,行为连州阳山令。”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的时候,关中经历了一场旱灾。可是当时的官吏和统治者为了敛聚钱财,并没有对灾情做出及时的反应。面对这样紧急的灾难,“专政者”并不想着如何赈济灾民,仍然索取财粮于民众。韩愈作为一个正直的监察御史,上言尽责,却因为和施政者的主张不和,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从“庙堂之高”到了“江湖之远”,起因,僅仅是因为一张状,《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这场“天旱人饥”的直接原因是气候问题,深层原因是唐德宗时期的税收政策。唐德宗上位,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开始施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规范了赋税的征收范围。但唐德宗在位的前期,藩镇战争让整个帝国转入了水深火热的困境,在战乱不断的建中和兴元年间,赋税从三十税一涨到了十税一,后来在贞元时期又回到了三十税一。然而战争的疲敝在唐德宗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他开始聚敛钱财,时刻为大规模的战役做着准备,所以在韩愈上文《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后,唐德宗宁愿相信“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而不去救灾。
  韩愈,字退之,河内河阳人。韩愈三岁的时候变成了孤儿,年幼的时候颠沛流离,深刻地感受过人间疾苦,所以他对于生活在底层的黎民百姓是有着深深的同情的。贞元八年,韩愈二十五岁的时候,终于中举,贞元十二年,韩愈二十九岁才正式走上仕途,然后在贞元十九年的时候,因为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而被贬为连州阳山令。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共只有三段,三百二十六个字。状中先是概述了关中大旱的情况,“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然后对唐德宗的仁慈统治进行了赞美,形容唐德宗“恩逾慈母,仁过春阳”,先将唐德宗放在了一个“仁君”的位置上,然后又将关中大旱的惨状和唐德宗进行了再一次的阐述,“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想要再次唤醒唐德宗的“仁爱宽恕”之心。进行了上述的铺垫之后,韩愈开始了说理,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黎民是无辜之人,不能逼死无辜之人,“或犯法当戮,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第二,关中离京城近,如果动乱将影响大局,“又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第三,要有长远的眼光,租税不在一时,“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容至来年桑麦,庶得少有存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最后一段,是作为监察御史的韩愈的一点小心机,他贬低自己,想给唐德宗一个做“圣人”的机会,所以他说道,“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辄言,无任恳款惭惧之至。”这也是韩愈作为一个谏臣的自觉,还有作为一个父母官对黎民百姓的怜悯之心。
  这一套有理有据的分析,却没有能打动唐德宗。当然唐德宗无视大旱,继续征收赋税也是有一个统治者的考量的。关于战争,历史已经得出了一个很浅显易懂的结论,战争就是钱的战争。韩愈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发生于贞元十九年,就在前一年贞元十八年的时候,还时不时地有内部的军队动乱,吐蕃仍然在大唐的西南虎视眈眈,大唐时时刻刻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整个帝国大厦在风雨摇曳中岌岌可危。另一个史实也可以证明,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其二中说道,“经费之大,其流有三:军食其一,军衣其二,内外官月俸及诸色资课,三也。”可见当时的大唐的主要财政支出,都在军队。如果唐德宗减免了赋税,那么来年的财政支出,肯定要受到影响,如果军队上的开支受到影响,那么整个大唐帝国的安全也将受到影响,这也是唐德宗为什么宁肯背上“昏君”的名号,也不愿意减免关中的赋税。
  有另一个在《资治通鉴》中提到的悲壮的史实,“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成辅端是一位优人,他对当时唐德宗不顾黎民百姓的疾苦而横征暴敛有所不满,做了很多诗歌,穿插在了表演过程中,其中有一首为,“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硕伍米,三间堂屋二千钱”,而当时的京兆尹王实却上奏朝廷,说他“诽谤朝廷”,最后被活活打死。关中大旱的国家救灾,就在这样的流淌的鲜血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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