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转星移，转眼就到了80年代，此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各行各业都积极参与其中，象棋坛也酝酿着一场巨变。
　　1976年以后，在文革期间被迫解散的中国象棋协会又重新成立，后来将其下属的技术委员会重新分成了两个部门。其中一个仍叫技术委员会，杨官任主任，我和胡荣华是副主任，孟立国等一大批著名棋手是委员，技术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制订比赛制度。另外一个新划分出来的是裁判委员会，由刘国斌、陈松顺负责，主要制订比赛中的裁判工作细则和棋规。这两个委员会的成立，表明中国象棋竞赛体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向着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技术委员会在成立伊始，就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应大多数棋手的要求，将个人赛改成分组升级制。之所以选择这种规则，是因为进入80年代以后，象棋运动逐渐复苏，参赛人数日益增加，如果仍然按照以往的方式竞赛，不但比赛周期长、棋手们的体力也承受不了，而且老赛制缺乏竞争机制，不利于年轻棋手成长。
　　经过技术委员会研究与讨论，建议将当年的团体赛与个人赛同时进行。要求每支代表队只能派出三名棋手，经过抽签分成三个小组，然后按小组名次计分(第一名积1分，第二名积2分，依此类推)，总分少者为冠军。而每组的1-4名参加个人决赛中的甲组比赛，5-8名则分在乙组，9-12名在丙组，甲乙两组的后三名降组；乙丙两组的前三名升组，赛制5年不变。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赛制只执行了三年便被取消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个人赛预赛暨团体赛在福州市拉开战幕。由于这届团体赛只要求每队三名棋手参加，所以黑龙江队正好由我和赵国荣、孙志伟三人组成，而不用再像从前还得四处调人。由于比赛成绩还涉及到个人决赛的命运，所以棋手们都十分努力，希望能够进入下半年的甲组决赛。
　　我的预赛成绩不错，以不败战绩获得小组第一，赵国荣和孙志伟都是小组第五名，这样黑龙江队团体总分略高于广东队而与冠军擦肩而过，上海队则因林宏敏发挥失常而名列第三。最后我取得进入甲组决赛资格，赵国荣和孙志伟则要在乙组中征战。
　　8月，36名棋手汇集于景色秀美的四川省乐山市，甲组棋手的比赛是在东坡楼进行的。据说是因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曾在这里饮酒赋诗，尽情观赏乐山风光而得名。比赛间隙，大家不忘浏览名胜古迹，以暂时缓解比赛的紧张疲劳。乐山大佛是这里最有名的古迹，观看之余，大家不禁感叹工匠们的巧夺天工。我在大佛旁边更是照了许多照片，可是现在大都找不到了，实在是可惜。
　　也许就是因为玩得太尽兴了，我在开赛头三天居然来了个“三连败”，该输的也输，不该输的也输，这种情况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看到我这个成绩，胡荣华走过来对我说：“老王啊，在这种比赛上出现三连败，冠军是没指望了，别再一不小心降组哟!”听了这句话，我十分不高兴，心中暗暗憋着一股劲：就让你看看，到底谁降级。
　　正是凭着这股动力，接下来的比赛，我下得十分顺手。第四轮、第五轮，连克内蒙李曰纯和湖北胡远茂，第六轮、第七轮又“倒拔杨柳”分别战胜老对手杨官和柳大华。有趣的是，1980年的个人冠军得主柳大华也和杨官、胡荣华一样没能逃过我这个冠军主考官的一关。
　　比赛至此，形势已经比较明朗，赛前人们都认为冠军非胡即杨，然而现在杨官在败给我后又被柳大华胜了一场，夺冠已然无望，而胡荣华也没有续写十一连霸的可能了。相反，柳大华、李来群和徐天利倒很有希望夺冠。
　　升降级的制度就是这样变幻莫测，起初还为我担忧的胡荣华，在输给徐天利后却也蒙上降级的阴影。最后一轮，与我相遇，形势对他十分不利，他只有赢了这盘棋才能保住甲级席位。开局时，胡荣华走了自己的拿手布局——飞相局，中局时又故意卖给我一个破绽，想让我和他对杀，但我一看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敢冒进，最后胡荣华排名第九，而惨遭降级。杨官则是在最后一轮险胜臧如意，才以小分比胡荣华略高的优势，侥幸过关。我以五胜二和四负名列第五，柳大华、徐天利和李来群大分相同，最后是依据小分才分出名次。
　　这届个人赛充分显示出升降级制度的残酷，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最后降级的是竟是胡荣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