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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讲述
20世纪50年代初，马恒昌带领小组开展了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他们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以高度的责任心，创造性劳动，屡建功勋，在我国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马恒昌小组
“马恒昌小组”原是沈阳第五机器厂的一个小组。1948年11月，沈阳刚刚解放，这个小组老一代的工人在敌机不断骚扰轰炸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完成一批批军工生产任务。他们还带头向全厂职工倡议开展红五月劳动竞赛，并以优异的成绩于1949年4月28日获得“生产竞赛模范班”的红旗。在授旗会上，这个组被正式命名为“马恒昌小组”，马恒昌任组长。
从1950年至1978年，“马恒昌小组”29年累计完成了43年零10个月的工作量，实现技术革新840多项，被誉为“中国班组建设的摇篮”。
一
丰收的田野，麦穗金黄。
1950年9月26日，马恒昌登上毛泽东号专列，直奔新中国热烈跳动着的心脏——首都北京，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站在车窗前的马恒昌忽然发现，长长的铁路两侧，三步一岗地站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正在忠诚地守护着毛泽东号专列前行。那一刻，这位每天和机床打交道的工人，突然觉得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正在慢慢融化。神圣的尊严，幸福得令人眩晕。
幸福的眩晕，还在中南海，在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招待会。
9月30日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举行国庆一周年招待会，马恒昌得到通知——由他代表工人阶级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敬酒。
惊喜激动之余，从不喝酒的马恒昌紧张极了：“万一喝醉，多丢人现眼！”情急之下，他把汽水倒进了酒杯。
马恒昌被引荐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笑容满面，连说了3遍“马恒昌，我知道”。
呆呆定住了的马恒昌被人从后面捅了一下才回过神来，语音颤抖地对主席说：“我代表工人阶级向毛主席敬酒，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举起酒杯，笑着对马恒昌说：“为工人阶级健康干杯！”
……
这是马恒昌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他把和毛泽东握手的照片挂在卧室的墙上。每天醒来，第一眼就能看到。
这又是马恒昌人生最遗憾的时刻。“万万不该喝汽水，真是对主席他老人家大不敬！”
二
北京归来，马恒昌和他的小组要搬家了。
1950年的秋天，一列被漆成黑色的闷罐车从沈阳出发，向北疾驰。
徐景荣、佟俊山、赵炳衡、李凤和……这些熟悉的老伙计们挤坐在满车的设备中间，他们满怀激情，却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
鸭绿江边的战火，让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做出了将军工企业迁移的决定，跟随着第一列转移的火车，马恒昌小组成员从辽宁沈阳来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在冰雪覆盖的荒滩上落户生根。
仅仅用了79天，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顺利开工。
1951年1月17日，马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工矿企业职工发出倡议：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如同干柴投进了烈火，全国1.8万个班组的300多万名工人齐声响应，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号机车组和赵梦桃小组。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劳动热潮由此掀起，马恒昌小组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幟”。
这一年，马恒昌小组提前两个半月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生产出弹头机、火帽机和装药机，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升降铣床和251型镗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马恒昌小组完成了14年的工作量。
三
毛泽东同志先后13次亲切接见了马恒昌，这在新中国劳模中可谓绝无仅有。
从1954年到1985年，马恒昌连续六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从1975年起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在此期间，他还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
虽为全国人大常委，马恒昌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工人本色。终其一生，马恒昌始终没有离开过工厂，去世时仍为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顾问和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名誉职工。
1975年，马恒昌刚刚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坐在了主席台，上的他穿着一件土气的灰棉袄。从北京回来，有人称呼他“马常委”，他立即表情严肃地纠正：“可不能叫什么常委，我只是个工人。”
这一年，马恒昌把儿女们叫到身边，郑重地提出3条要求——不许向领导提要求，哪怕是再合理的要求也不行;不许答应任何人的要求，更不准接受礼品;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
他的大儿子马春忠一家6口挤在16平方米的房间里，出门都要侧着身，儿媳瞒着公公向厂里要了一套两居室。马恒昌知道了，硬是让儿媳把钥匙退了回去。他说：“我知道你们困难，但还有职工也很困难，‘工作向上攀，生活向下看’，我们家要加一个‘更’字。”
尽管企业陆续盖了不少楼房，马恒昌依然坚持住在一处白灰外墙的平房里，紧挨着公共厕所和垃圾堆，下水道常常堵塞，雨天泥泞不堪，冬天污水成冰。
这样的平房，马恒昌觉得“挺好”。不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提出要去家里看看时，马恒昌还是想方设法谢绝了，生怕中央领导知道自己“挺好”的居住条件。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是马恒昌经常说的话。
四
岁月流逝，劳累一生的马恒昌老了。
1985年5月，正在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治疗膀胱癌的马恒昌，平生第一次抗拒了组织上的决定，坚持要求回到齐齐哈尔。
马恒昌说：“北京不能再待了，花钱太多了，那都是工人的血汗钱啊！”
23小时的颠簸，从北京出发的这列火车终于到达了齐齐哈尔。就像当年第一次乘火车进北京一样。
回家的路，就像浓缩了生命的整个时光，白天，夜晚，太阳，星河。马恒昌说过，“我是工人，不能离开工厂”。
1985年7月18日，马恒昌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再过6天，就是他78岁的生日。
临终时，马恒昌的眼角流出了热泪，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但是，马恒昌的名字，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永远不会褪色的精神标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新中国成长的记忆里，始终清晰，不会磨灭。
今天，马恒昌的骨灰盒前，摆放着一张充满亲情的照片——他穿着白衬衫，袖子挽起，头发苍白，柔软而稀疏，一双大手随意放在腿上，神态安详。旁边的老伴儿，盘腿坐在炕上，淡蓝色对襟汗衫，黑亮的短发梳在耳后，纹丝不乱。
那个火热的年代，中国工人的生活，就是这个真实的模样。
20世纪50年代初，马恒昌带领小组开展了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他们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以高度的责任心，创造性劳动，屡建功勋，在我国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马恒昌小组
“马恒昌小组”原是沈阳第五机器厂的一个小组。1948年11月，沈阳刚刚解放，这个小组老一代的工人在敌机不断骚扰轰炸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完成一批批军工生产任务。他们还带头向全厂职工倡议开展红五月劳动竞赛，并以优异的成绩于1949年4月28日获得“生产竞赛模范班”的红旗。在授旗会上，这个组被正式命名为“马恒昌小组”，马恒昌任组长。
从1950年至1978年，“马恒昌小组”29年累计完成了43年零10个月的工作量，实现技术革新840多项，被誉为“中国班组建设的摇篮”。
一
丰收的田野，麦穗金黄。
1950年9月26日，马恒昌登上毛泽东号专列，直奔新中国热烈跳动着的心脏——首都北京，参加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站在车窗前的马恒昌忽然发现，长长的铁路两侧，三步一岗地站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正在忠诚地守护着毛泽东号专列前行。那一刻，这位每天和机床打交道的工人，突然觉得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正在慢慢融化。神圣的尊严，幸福得令人眩晕。
幸福的眩晕，还在中南海，在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招待会。
9月30日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举行国庆一周年招待会，马恒昌得到通知——由他代表工人阶级向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敬酒。
惊喜激动之余，从不喝酒的马恒昌紧张极了：“万一喝醉，多丢人现眼！”情急之下，他把汽水倒进了酒杯。
马恒昌被引荐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笑容满面，连说了3遍“马恒昌，我知道”。
呆呆定住了的马恒昌被人从后面捅了一下才回过神来，语音颤抖地对主席说：“我代表工人阶级向毛主席敬酒，祝毛主席健康！”
毛主席举起酒杯，笑着对马恒昌说：“为工人阶级健康干杯！”
……
这是马恒昌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他把和毛泽东握手的照片挂在卧室的墙上。每天醒来，第一眼就能看到。
这又是马恒昌人生最遗憾的时刻。“万万不该喝汽水，真是对主席他老人家大不敬！”
二
北京归来，马恒昌和他的小组要搬家了。
1950年的秋天，一列被漆成黑色的闷罐车从沈阳出发，向北疾驰。
徐景荣、佟俊山、赵炳衡、李凤和……这些熟悉的老伙计们挤坐在满车的设备中间，他们满怀激情，却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
鸭绿江边的战火，让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做出了将军工企业迁移的决定，跟随着第一列转移的火车，马恒昌小组成员从辽宁沈阳来到了黑龙江齐齐哈尔，在冰雪覆盖的荒滩上落户生根。
仅仅用了79天，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顺利开工。
1951年1月17日，马恒昌小组通过《工人日报》向全国工矿企业职工发出倡议：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如同干柴投进了烈火，全国1.8万个班组的300多万名工人齐声响应，其中就包括毛泽东号机车组和赵梦桃小组。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劳动热潮由此掀起，马恒昌小组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幟”。
这一年，马恒昌小组提前两个半月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生产出弹头机、火帽机和装药机，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升降铣床和251型镗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马恒昌小组完成了14年的工作量。
三
毛泽东同志先后13次亲切接见了马恒昌，这在新中国劳模中可谓绝无仅有。
从1954年到1985年，马恒昌连续六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从1975年起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在此期间，他还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
虽为全国人大常委，马恒昌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工人本色。终其一生，马恒昌始终没有离开过工厂，去世时仍为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顾问和沈阳中捷人民友谊厂名誉职工。
1975年，马恒昌刚刚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坐在了主席台，上的他穿着一件土气的灰棉袄。从北京回来，有人称呼他“马常委”，他立即表情严肃地纠正：“可不能叫什么常委，我只是个工人。”
这一年，马恒昌把儿女们叫到身边，郑重地提出3条要求——不许向领导提要求，哪怕是再合理的要求也不行;不许答应任何人的要求，更不准接受礼品;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
他的大儿子马春忠一家6口挤在16平方米的房间里，出门都要侧着身，儿媳瞒着公公向厂里要了一套两居室。马恒昌知道了，硬是让儿媳把钥匙退了回去。他说：“我知道你们困难，但还有职工也很困难，‘工作向上攀，生活向下看’，我们家要加一个‘更’字。”
尽管企业陆续盖了不少楼房，马恒昌依然坚持住在一处白灰外墙的平房里，紧挨着公共厕所和垃圾堆，下水道常常堵塞，雨天泥泞不堪，冬天污水成冰。
这样的平房，马恒昌觉得“挺好”。不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提出要去家里看看时，马恒昌还是想方设法谢绝了，生怕中央领导知道自己“挺好”的居住条件。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是马恒昌经常说的话。
四
岁月流逝，劳累一生的马恒昌老了。
1985年5月，正在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治疗膀胱癌的马恒昌，平生第一次抗拒了组织上的决定，坚持要求回到齐齐哈尔。
马恒昌说：“北京不能再待了，花钱太多了，那都是工人的血汗钱啊！”
23小时的颠簸，从北京出发的这列火车终于到达了齐齐哈尔。就像当年第一次乘火车进北京一样。
回家的路，就像浓缩了生命的整个时光，白天，夜晚，太阳，星河。马恒昌说过，“我是工人，不能离开工厂”。
1985年7月18日，马恒昌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再过6天，就是他78岁的生日。
临终时，马恒昌的眼角流出了热泪，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但是，马恒昌的名字，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永远不会褪色的精神标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新中国成长的记忆里，始终清晰，不会磨灭。
今天，马恒昌的骨灰盒前，摆放着一张充满亲情的照片——他穿着白衬衫，袖子挽起，头发苍白，柔软而稀疏，一双大手随意放在腿上，神态安详。旁边的老伴儿，盘腿坐在炕上，淡蓝色对襟汗衫，黑亮的短发梳在耳后，纹丝不乱。
那个火热的年代，中国工人的生活，就是这个真实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