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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杂耍乞儿”的血泪控诉（二）
多年的乞讨生涯已经在这些孩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知情者透露，暴力是杂耍老板们管理这些孩子的惯用手段，但孩子们被打怕了很难短时间内说出真相。
孟堂村的亲情双簧戏
所有的指控指向一个方位——太康孟堂村，所有的指控指向一个家族——翟雪峰三兄弟。不过孟堂村原支书翟祥明却透露，孟堂村共有500多人，十几年来，一直有人以招收“杂技演员”名义，收揽幼童外出乞讨，此前曾有11个翟雪峰这样的杂耍老板，后来一些人逐渐退出，但时至今日也绝不止翟雪峰一个，比如在海南省三亚市发现的那批太康乞儿，就是孟堂村另两个杂耍老板徐辉与翟文志带出去的。对于这些人是否也像翟雪峰这样暴力强迫乞儿行乞，翟祥明推断：“不会像他这样过分。”
2月15日下午，就在记者四处寻找翟雪峰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孟堂村，孟堂村此前在海南省三亚市解救回来的4名乞儿经过长途跋涉到家了，另3名外村的乞儿则由另一辆车送回。
老汉徐克俭与老太李军兰扑向了车门，两人各自将两名乞儿揽入怀中，徐克俭揽的是“徐乙风”、“徐乙超”，李军兰揽的是“翟武帝”与“翟唱唱”，此前来自太康县张集镇赴海南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是，经过多次调查，这4个孩子分别是徐辉与翟文志的亲生子女。
“可想死奶奶了！”面对记者的镜头，李军兰抹着眼泪，而徐克俭则兴高采烈：“跟爷爷回家咯！”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孩子们的表情却相当平静，8岁的“翟唱唱”与15岁的“翟武帝”被奶奶李军兰领回村东的家中后，甚至有些陌生，对墙上的奖状也一时说不出姓名。“翟唱唱”一脸冷漠，不吭声，“翟武帝”却很老练，一会说自己长大想当记者，一会说想当兵。他说没有任何人组织他与妹妹去三亚乞讨，他去三亚只是因为那边比较暖和，而妹妹是因为跟他感情好，非要跟着去。
李军兰一边指着破旧的房屋一边说儿子翟文志家里穷，否则也不会让亲生的孩子出去要钱，但一名中年妇女却不断给她使眼色让她不要说话。
另一边，8岁的“徐乙风”、6岁的“徐乙超”被徐克俭领回家后，也对家中摆设表现陌生，徐克俭给了徐乙超一个玩具车，而后让一个年轻人把孩子带离记者。徐克俭说，俩孩子的父亲徐辉是他的大儿子，因为家里穷才把孩子们带到南方卖艺讨钱，“孩子们过得很好，绝对没有受到虐待。”
此时的孟堂村很是怪异，村民们窃窃私语，甚至看着徐克俭疼爱孩子的样子偷笑。“我敢用人格担保，这4个孩子都是冒充的。”翟祥明说，徐辉、翟文志雇佣了几个孩子冒充自己的子女在外行乞，“真正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压根就没出去乞讨过，昨天我还看到他们在村里。”
但除了翟祥明，孟堂村再无第二个人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4个孩子也坚持自己原先对外公布的身份，真伪一时难辨。
2月15日晚上，记者离开孟堂村后，4个孩子突然从孟堂村消失了。第二天，记者继续追查孟堂村4名乞儿身份真伪，张集镇党委书记刘志忠此时也赶到孟堂村，他发现4个孩子都已不见踪迹，立即叫来村支书徐汝峰。徐汝峰承认前一天送来的4个孩子都不是真人，刘志忠问为何隐瞒实情，徐汝峰回答因为媒体记者当时太多，不敢说。
对于这个乌龙，刘志忠很尴尬，但他辩解是因为此前在三亚时只核实了几个孩子的姓名，没有拿到照片比对，所以被骗。
“为何要骗记者说俩孩子是自己的孙子孙女？”面对记者的追问，昨天还信誓旦旦的徐克俭落荒而逃。“是他们自己叫我爷爷的，关我什么事！”徐克俭一边小跑一边叨叨，这场景引得村民们一阵大笑。
真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在哪里？冒充他们的4个孩子真实身份又是什么？解救回来的另外3个孩子曹宇、张卫兵、于凯是不是也是冒充的？
有了此前的被动，太康县这回积极了许多，2月16日晚10点，太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主动公布，经核实，这4个孩子确实是被冒名顶替了，均为杂耍老板徐辉、翟文志所为，目的是为了在乞讨过程中应付盘查。经核实，曹宇、张卫兵、于凯是真实的身份，包括这3名儿童在内的所有7名被解救儿童均由父母自愿口头或书面协议将子女租给杂耍老板，没有拐骗或拐卖的行为。
记者随后对这7名儿童进行了进一步调查，核实为何家长愿意签订这样的“卖身契”，以及是否如太康县公安局所说不存在胁迫、殴打乞儿的行为。
灵魂的解救远比身体解救艰难
在张集镇赵古同村，记者找到了假冒的“翟武帝”，他的真实身份是15岁的赵坤燕。再次见到记者，赵坤燕笑了，面无尴尬，对于被他骗过的警察、记者，赵坤燕觉得很搞笑，“太好笑了，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如果不是被发现了我就继续骗下去，骗到哪里是哪里”。
赵坤燕的家境尚好，家里新建了一座两层小楼，父亲赵永敬说，他认识常到赵古同村招收儿童的翟文志，2010年春节后，翟文志给了他3000元，将赵坤燕带去南方玩杂耍，到年中又给了他2000元。赵坤燕跟翟文志南下乞讨，去过广州、湛江、三亚等城市，在小旅社住下后，他就领着假的“翟唱唱”到街头卖艺乞讨，遇到盘查就自称兄妹。实际上，赵坤燕担当的就是跟在翟雪峰后面对乞儿监工的翟满响的角色，但他不承认自己打过“翟唱唱”。
冒充“翟唱唱”的是8岁的淮阳县刘振屯乡白庄行政村张庄村的刘甜甜。刘甜甜家境确实困难，住在窝棚内。母亲四川人，患有精神疾病，流浪到淮阳被刘甜甜的父亲刘中振领回家，生了3个孩子后又走丢了。刘中振智商较低，2年前，他在乞讨时认识了孟堂村的翟文志，翟文志提出帮他养一个孩子，扔下200元就把5岁的刘甜甜带走了。
刘甜甜板着脸，一如昨日的沉默不语。接着，记者在张集镇冯庄村找到了冒充“徐乙风”的7岁女童冯梦晨，她迎接记者的是一顿拳打脚踢，而后跑远。
冯梦晨的母亲张霞解释，丈夫腰椎间盘突出多年，无法干活，为看病至今欠债2万多元，“穷得没办法”，3年前，冯梦晨被杂技老师介绍给徐辉，每月工钱1300元，夫妻俩就同意了。此后3年，冯梦晨就回来过两次，张霞每两三个月去银行取一次钱，每次都有三四千元。但她显然并关心女儿在外的处境，甚至坚信女儿在外没有受过虐待。
假“徐乙超”的真名是曹双全，8岁，张集镇曹楼村人，他的父亲曹可平今年57岁，母亲王两38岁，由于家境贫寒，曹可平45岁那年才娶回患精神疾病的王两。徐辉与曹可平喝了几次酒，让曹双全认他作干爹，跟着玩杂耍，每月还能赚1500元。曹双全欣然答应。
那么真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又在哪里？徐辉、翟文志的家境即便从气派的住宅外观也可看出。
除翟武帝外，其余3个孩子都在家念书，其中翟唱唱因为家境富裕还在太康县城上学。翟唱唱充满纯真，她还不是很明白父亲翟文志带着她的替身们乞讨是好是坏，她说，她见过冒充她的刘甜甜，她希望刘甜甜也能像她一样坐在课堂里。
新民周刊对其余从三亚接回来的3个孩子——曹宇、张卫兵、于凯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他们的身份属实，不过并非此前所公布的与乞讨组织这徐辉有亲戚关系。
贫穷同样是这3个孩子家庭的共同特征，9岁的曹宇家在曹楼村，可谓家徒四壁，父母在外打工，几年未归，曹宇4岁时就被杂耍老板带出去了，几年下来已经赚了两三万元。10岁的张卫兵姊妹4个，父亲患有糖尿病，继母患精神病，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对于孩子的归来，爷爷显得有些五味杂陈。
反应最为强烈的当数于凯的父亲，这个贫穷的农民看到儿子被带回河南，不问孩子在外的遭遇，却心疼少了一笔收入，大声号哭：你回来了，我可怎么办啊？
徐辉雇佣梁庄行政村李瓦房村21岁的李卫芳在三亚帮助管理曹宇、张卫兵、于凯、冯梦晨、曹双全这5个孩子。她每月工资由前几年的1500元涨到了1700元，家中也用她的钱盖了新楼。李卫芳矢口否认对孩子们暴力胁迫，7个孩子也无一愿意跟记者深入交流，有孩子甚至提出要求，给钱就回答问题，但真给了钱，却又是谎话连篇。
孩子们的脸上看不到回乡的喜悦，一些家长甚至为家中少了一份不菲的收入对解救行动语带埋怨。
多年的乞讨生涯已经在这些孩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知情者透露，暴力是杂耍老板们管理这些孩子的惯用手段，但孩子们被打怕了很难短时间内说出真相。
浑身伤痕的任芳芳是所有乞儿中少有的性格开朗的一个，在相处近一周后，她终于告诉记者，她恨翟雪峰，恨爸爸任尚田。
乞儿们的心理因行乞而改变，内心世界因此而封閉，可谓冷眼看世界，即便亲人之间也显得较为淡漠。
身体的解救容易，但灵魂的拯救绝非易事。
有了贫困做帮凶，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这场拔河变得更为艰难。
多年的乞讨生涯已经在这些孩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知情者透露，暴力是杂耍老板们管理这些孩子的惯用手段，但孩子们被打怕了很难短时间内说出真相。
孟堂村的亲情双簧戏
所有的指控指向一个方位——太康孟堂村，所有的指控指向一个家族——翟雪峰三兄弟。不过孟堂村原支书翟祥明却透露，孟堂村共有500多人，十几年来，一直有人以招收“杂技演员”名义，收揽幼童外出乞讨，此前曾有11个翟雪峰这样的杂耍老板，后来一些人逐渐退出，但时至今日也绝不止翟雪峰一个，比如在海南省三亚市发现的那批太康乞儿，就是孟堂村另两个杂耍老板徐辉与翟文志带出去的。对于这些人是否也像翟雪峰这样暴力强迫乞儿行乞，翟祥明推断：“不会像他这样过分。”
2月15日下午，就在记者四处寻找翟雪峰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孟堂村，孟堂村此前在海南省三亚市解救回来的4名乞儿经过长途跋涉到家了，另3名外村的乞儿则由另一辆车送回。
老汉徐克俭与老太李军兰扑向了车门，两人各自将两名乞儿揽入怀中，徐克俭揽的是“徐乙风”、“徐乙超”，李军兰揽的是“翟武帝”与“翟唱唱”，此前来自太康县张集镇赴海南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是，经过多次调查，这4个孩子分别是徐辉与翟文志的亲生子女。
“可想死奶奶了！”面对记者的镜头，李军兰抹着眼泪，而徐克俭则兴高采烈：“跟爷爷回家咯！”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孩子们的表情却相当平静，8岁的“翟唱唱”与15岁的“翟武帝”被奶奶李军兰领回村东的家中后，甚至有些陌生，对墙上的奖状也一时说不出姓名。“翟唱唱”一脸冷漠，不吭声，“翟武帝”却很老练，一会说自己长大想当记者，一会说想当兵。他说没有任何人组织他与妹妹去三亚乞讨，他去三亚只是因为那边比较暖和，而妹妹是因为跟他感情好，非要跟着去。
李军兰一边指着破旧的房屋一边说儿子翟文志家里穷，否则也不会让亲生的孩子出去要钱，但一名中年妇女却不断给她使眼色让她不要说话。
另一边，8岁的“徐乙风”、6岁的“徐乙超”被徐克俭领回家后，也对家中摆设表现陌生，徐克俭给了徐乙超一个玩具车，而后让一个年轻人把孩子带离记者。徐克俭说，俩孩子的父亲徐辉是他的大儿子，因为家里穷才把孩子们带到南方卖艺讨钱，“孩子们过得很好，绝对没有受到虐待。”
此时的孟堂村很是怪异，村民们窃窃私语，甚至看着徐克俭疼爱孩子的样子偷笑。“我敢用人格担保，这4个孩子都是冒充的。”翟祥明说，徐辉、翟文志雇佣了几个孩子冒充自己的子女在外行乞，“真正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压根就没出去乞讨过，昨天我还看到他们在村里。”
但除了翟祥明，孟堂村再无第二个人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4个孩子也坚持自己原先对外公布的身份，真伪一时难辨。
2月15日晚上，记者离开孟堂村后，4个孩子突然从孟堂村消失了。第二天，记者继续追查孟堂村4名乞儿身份真伪，张集镇党委书记刘志忠此时也赶到孟堂村，他发现4个孩子都已不见踪迹，立即叫来村支书徐汝峰。徐汝峰承认前一天送来的4个孩子都不是真人，刘志忠问为何隐瞒实情，徐汝峰回答因为媒体记者当时太多，不敢说。
对于这个乌龙，刘志忠很尴尬，但他辩解是因为此前在三亚时只核实了几个孩子的姓名，没有拿到照片比对，所以被骗。
“为何要骗记者说俩孩子是自己的孙子孙女？”面对记者的追问，昨天还信誓旦旦的徐克俭落荒而逃。“是他们自己叫我爷爷的，关我什么事！”徐克俭一边小跑一边叨叨，这场景引得村民们一阵大笑。
真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在哪里？冒充他们的4个孩子真实身份又是什么？解救回来的另外3个孩子曹宇、张卫兵、于凯是不是也是冒充的？
有了此前的被动，太康县这回积极了许多，2月16日晚10点，太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主动公布，经核实，这4个孩子确实是被冒名顶替了，均为杂耍老板徐辉、翟文志所为，目的是为了在乞讨过程中应付盘查。经核实，曹宇、张卫兵、于凯是真实的身份，包括这3名儿童在内的所有7名被解救儿童均由父母自愿口头或书面协议将子女租给杂耍老板，没有拐骗或拐卖的行为。
记者随后对这7名儿童进行了进一步调查，核实为何家长愿意签订这样的“卖身契”，以及是否如太康县公安局所说不存在胁迫、殴打乞儿的行为。
灵魂的解救远比身体解救艰难
在张集镇赵古同村，记者找到了假冒的“翟武帝”，他的真实身份是15岁的赵坤燕。再次见到记者，赵坤燕笑了，面无尴尬，对于被他骗过的警察、记者，赵坤燕觉得很搞笑，“太好笑了，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如果不是被发现了我就继续骗下去，骗到哪里是哪里”。
赵坤燕的家境尚好，家里新建了一座两层小楼，父亲赵永敬说，他认识常到赵古同村招收儿童的翟文志，2010年春节后，翟文志给了他3000元，将赵坤燕带去南方玩杂耍，到年中又给了他2000元。赵坤燕跟翟文志南下乞讨，去过广州、湛江、三亚等城市，在小旅社住下后，他就领着假的“翟唱唱”到街头卖艺乞讨，遇到盘查就自称兄妹。实际上，赵坤燕担当的就是跟在翟雪峰后面对乞儿监工的翟满响的角色，但他不承认自己打过“翟唱唱”。
冒充“翟唱唱”的是8岁的淮阳县刘振屯乡白庄行政村张庄村的刘甜甜。刘甜甜家境确实困难，住在窝棚内。母亲四川人，患有精神疾病，流浪到淮阳被刘甜甜的父亲刘中振领回家，生了3个孩子后又走丢了。刘中振智商较低，2年前，他在乞讨时认识了孟堂村的翟文志，翟文志提出帮他养一个孩子，扔下200元就把5岁的刘甜甜带走了。
刘甜甜板着脸，一如昨日的沉默不语。接着，记者在张集镇冯庄村找到了冒充“徐乙风”的7岁女童冯梦晨，她迎接记者的是一顿拳打脚踢，而后跑远。
冯梦晨的母亲张霞解释，丈夫腰椎间盘突出多年，无法干活，为看病至今欠债2万多元，“穷得没办法”，3年前，冯梦晨被杂技老师介绍给徐辉，每月工钱1300元，夫妻俩就同意了。此后3年，冯梦晨就回来过两次，张霞每两三个月去银行取一次钱，每次都有三四千元。但她显然并关心女儿在外的处境，甚至坚信女儿在外没有受过虐待。
假“徐乙超”的真名是曹双全，8岁，张集镇曹楼村人，他的父亲曹可平今年57岁，母亲王两38岁，由于家境贫寒，曹可平45岁那年才娶回患精神疾病的王两。徐辉与曹可平喝了几次酒，让曹双全认他作干爹，跟着玩杂耍，每月还能赚1500元。曹双全欣然答应。
那么真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又在哪里？徐辉、翟文志的家境即便从气派的住宅外观也可看出。
除翟武帝外，其余3个孩子都在家念书，其中翟唱唱因为家境富裕还在太康县城上学。翟唱唱充满纯真，她还不是很明白父亲翟文志带着她的替身们乞讨是好是坏，她说，她见过冒充她的刘甜甜，她希望刘甜甜也能像她一样坐在课堂里。
新民周刊对其余从三亚接回来的3个孩子——曹宇、张卫兵、于凯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他们的身份属实，不过并非此前所公布的与乞讨组织这徐辉有亲戚关系。
贫穷同样是这3个孩子家庭的共同特征，9岁的曹宇家在曹楼村，可谓家徒四壁，父母在外打工，几年未归，曹宇4岁时就被杂耍老板带出去了，几年下来已经赚了两三万元。10岁的张卫兵姊妹4个，父亲患有糖尿病，继母患精神病，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对于孩子的归来，爷爷显得有些五味杂陈。
反应最为强烈的当数于凯的父亲，这个贫穷的农民看到儿子被带回河南，不问孩子在外的遭遇，却心疼少了一笔收入，大声号哭：你回来了，我可怎么办啊？
徐辉雇佣梁庄行政村李瓦房村21岁的李卫芳在三亚帮助管理曹宇、张卫兵、于凯、冯梦晨、曹双全这5个孩子。她每月工资由前几年的1500元涨到了1700元，家中也用她的钱盖了新楼。李卫芳矢口否认对孩子们暴力胁迫，7个孩子也无一愿意跟记者深入交流，有孩子甚至提出要求，给钱就回答问题，但真给了钱，却又是谎话连篇。
孩子们的脸上看不到回乡的喜悦，一些家长甚至为家中少了一份不菲的收入对解救行动语带埋怨。
多年的乞讨生涯已经在这些孩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知情者透露，暴力是杂耍老板们管理这些孩子的惯用手段，但孩子们被打怕了很难短时间内说出真相。
浑身伤痕的任芳芳是所有乞儿中少有的性格开朗的一个，在相处近一周后，她终于告诉记者，她恨翟雪峰，恨爸爸任尚田。
乞儿们的心理因行乞而改变，内心世界因此而封閉，可谓冷眼看世界，即便亲人之间也显得较为淡漠。
身体的解救容易，但灵魂的拯救绝非易事。
有了贫困做帮凶，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这场拔河变得更为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