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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法学界专家撰文指出：中国改革近30年来最大的失误不是教育问题，也不是医疗问题和环境恶化问题，而是法制精神的匮乏和政府部门违法的痼疾。法律没有成为社会规范的最高准则，全社会没有形成守法意识和尊重法律的习惯，违法的边际收益远远大于成本，社会信用低下，我们在建立物质文明的同时，没有能够成功地建立法治文明。
近年来，“公务化暴力”这个字眼屡见报端，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场面频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政府执行部门野蛮征地和拆迁、计生干部对超生户实行打砸抢的恶劣作风、警察对违法人员或嫌疑人施行国家法律禁止的“刑讯逼供”的暴力行为、城管或工商执法人员对违规小商贩大打出手、某些公务员对“不听话”的百姓任意动武施暴等等。这些强势群体滥用手中权力，目无法纪，胡作非为，从而制造了一桩桩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公务化暴力，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
城乡拆迁中的暴力行为。近年来，由于全国各地加快对旧城的改造，城乡拆迁中使用暴力手段强制拆迁的情况比比皆是。轰动全国被称为“泼妇市长”“温州巨贪”的腐败分子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当她带领政府工作人员给拆迁户做现场动员工作，有几名拆迁户对此不理解时，身为副市长的杨秀珠竟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并且还“自告奋勇”地跑到拆迁户的屋顶上掀梁揭瓦，一时引得众多市民驻足围观，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城管执法中的野蛮暴力。“城管暴力执法”是去年全国“两会”上广受关注的热议话题，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眼下诸多城市频繁出现的暴力执法现象极为忧虑。重庆江津市城管人员对一名替母亲守摊，年仅12岁的孩童卡脖子、打眼睛，致使受害人差点失明；河北省石家庄一辆城管执法车将一名孕妇拖出百米左右，导致孕妇不省人事；江西省宜春市城管队员撞伤一名摆地摊的老人后，一走了之，还阻止目击者拨打报警电话等等。
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暴力行径。2007年11期《检察风云》杂志报道的《贵州的“禹作敏”》一文中，那个丧失人性、胡作非为且居然还多项荣誉加身的村支书唐克学，他与镇上多名党员干部轮换拷打被关在计生服务站一间屋子里的无辜受害人谭见，村支书唐克学大打出手，他一边打一边骂：“×你妈，你谭见敢对我还手，今晚老子就打死你，你晓得不?在盘县，以计划生育名义打死人是不犯法的。我今天就做一回不犯法又能整死人的事情给你看看。”唐克学打累了，人大主任上，人大主任打累了，计生办主任接着打，一共8个人轮流上阵。直打得半夜里远近的人都听得见那声声毛骨悚然的惨叫。
强征土地中的暴力行为。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迅速扩张和小城镇建设的飞速发展，一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结成利益共同体，为了获取农民手中的土地，他们采用强取豪夺的办法，甚至动用国家职能部门的权力对农民实行“制裁”。据农业部统计，国家每年平均减少土地达1000多万亩，这里面有着多少农民的血和泪啊?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呼吁：目前导致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向农民暴力征地和对计生被管理人员的非法野蛮“制裁”。他说，中国农民已经为社会转型付出了巨大代价，正是这种付出才使中国政治家有所醒悟。
农村基层组织的公务化暴力。在农村工作的同志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可怕场面：为了开展某项工作，或去农民门口收费，一群由公安、司法、工商、税务、教育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队”开着车，浩浩荡荡地开进村庄，看谁敢违令不听话就给点“颜色”看看，哪户群众不能及时完成任务的，就立刻“严肃处理”，直到你老老实实地就范为止。
……
什么因素导致公务化暴力频发?
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严禁公务化暴力问题，并一再强调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还颁发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策约束公务暴力现象的发生。而现实生活中，公务化暴力事件为何还是一桩接一桩上演呢?笔者多年来的跟踪调查发现，以下几条原因是导致公务暴力愈演愈烈的导火索。
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引发公务化暴力。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一名“落马”的副局长，原来是社会上拉小板车的，后来“混”进公安队伍。这位“法盲”局长为了急于破案“表功”，竟把一个无辜的公民当成犯罪嫌疑人毒打致死。还有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执法人员至今还抱着“官打民不羞”的旧俗作为执法行动准则，这样的人“执法”，百姓怎能不害怕呢?
追求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引发暴力。被法院判处极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是个典型的作风粗暴、独断专行的腐败分子。在他任亳县县委书记的时候，为了邀功请赏达到个人升迁之目的，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所谓“养牛基地”、“万亩花卉园”、“万亩果树园”、“万头猪厂”及“百亩食用菌长廊”等完全脱离实际的“假大空”项目。他在会议上扯开嗓门大叫“哪个敢阻止落实工作，我马上就收拾他”。之后，有的群众对此不解，不愿白白浪费土地，王怀忠一声令下，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统统抓了起来，整整关押了一个星期经“教育”后才放出来。
为了完成“任务”或“达标升级”引发的公务化暴力。长期以来，由于体制的原因，各级领导把下级完成任务的好坏列为考核、选拔、任用干部的量化标准，并以此衡量一个干部工作能力水平的高低。这种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的考察干部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下级干部急躁冒进的不良行为发生，逼迫他们采取暴力手段去完成“任务”，以讨上司欢心。
利益驱动下的“创收”引发的公务暴力。一些地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他们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私设“小金库”，从而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收”活动，国家屡禁不止，百姓一直害怕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三乱”不法行为就是一例。据笔者调查，目前，有些公安机关对基层派出所都不同程度地下达了“创收”指标，并且按照不同比例提成，双方互惠有利，他们把非法“创收”来的钱放在单位“小金库”里，最后再以各种名义“分红”给大家，以此来提高福利。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公务化暴力，危害多多!
对国家机关来说，法律没有授予权力，如果行使了，就是违法行政。具体说来，公务化暴力有哪些危害呢?
公务暴力破坏了民主与法制建设。制约公权力，保护私权力，是《宪法》最本质的特点。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且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现实生活中，某些 行政机关置法律于不顾，肆意侵害民众合法权益的情况比比皆是。首都北京发生的暴力拆迁事件，公民的生存权、居住权竟然给无情剥夺了!且生命还面临着严重威胁——拆迁户在半夜遭劫，嘴里塞上毛巾，四肢捆绑着被执法人员扔在了大街上。执法者这种非法行为，公然践踏了国家的法律尊严，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其后果不堪设想。
公务暴行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近年来，由地方政府强征土地和暴力拆迁以及执法人员对被执法对象实行非人道的野蛮执法而引起的投诉、上访、告状、诉讼等问题十分突出。据国家信访局一位官员向媒体透露：近年，上访、纠纷、投诉最多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违法行政，对被管理对象非法凶蛮制裁，执法人员作风粗暴，酿成许多本不该发生的事件及冤假错案等。
暴力执法容易导致暴力抗法。执法人员对管理对象采取武力蛮横态度，让人难以接受，在双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暴力执法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方面的事例很多。2006年8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他发现无证小商贩崔英杰正在路旁烤羊肉串，于是带领执法队员走上前去掀翻了三轮车，双方僵持不下，正要将三轮车抬走时，小贩崔英杰转身拿起一把切肉小刀，对准李志强的咽喉处猛刺下去。就这样，37岁的李志强终因抢救无效在海淀医院因公殉职。
公务暴行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大家知道，一些执法部门都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一些执法人员大多都是党员干部或国家公务员，他们的言行举止都代表一个执政党和国家的形象，老百姓从执法人员的一言一行中来看待政府的威信，当他们看到执政者的行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时，他们自然要对我们党和政府产生某种不信任感，甚至怨恨情绪。即便管理对象有错，也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执法者动不动就采取打、砸、抢式的工作方法，不仅扭曲了政府部门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党和政府丧失了公信力。
公务暴行滋生了腐败行为的发生。事实证明，一些执法机关粗暴执法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行为，他们有的打着执法旗号，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胆大包天，只要能搞来钱，什么暴力手段都可以用得上，根本不把中央三令五申的内容放在心里。执法者执法行为一旦与自身的经济利益挂钩，法律的天平就必然会发生严重的失衡，社会的公平正义感也就没有了，腐败现象也会由此而生。新疆乌鲁木齐市房产管理局拆迁处长董金生利用职务之便，以各种不法手段向拆迁户施加暴力，逼迫拆迁户送礼给他就可以免“整”。后来，检察机关查明，董金生收受贿赂达40多万元，单独侵吞国有财产397万余元。2006年11月，董金生被当地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还有以恶狠狠的口吻喊出“谁影响嘉禾拆迁一阵子，我将影响他一辈子”这句“名言”而闻名全国的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暴力的背后竟受贿1325万元，家庭财产3400万元来历不明。如此贪婪，这就难怪他对老百姓如狼似虎了。
容易制造冤假错案。暴力执法极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它不仅使涉案当事人受皮肉之苦，给其精神上带来沉痛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有的案件甚至波及海外，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近年媒体广泛关注的孙志刚被害案、余祥林冤案、李化伟冤案、杜培武冤案、还有所谓“处女卖淫案”等等，揭开这些惊天冤案的内幕，皆是执法机关暴力执法所致。
如何遏制公务化暴力?
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群众利益无小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国人民：“坚持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执政为民，履行职责的基本准则。只有建设法治政府，才能建设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郑重指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不准向下级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不准强迫命令，严禁欺压百姓，切实解决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办事不公的问题。”在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应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干部教育，强化法制观念。“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础”。经验证明，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法制力量，生来就具有扩张和膨胀的特性，要使权力不至于像脱缰的野马那样难以控制，要使权力合乎规则地运行，必须对权力的拥有者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将给人民带来祸害和灾难。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亲民政府。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是个行政权力无边的“全能政府”，什么事情都找政府解决。然而在党中央全力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种“老皇历”应当彻底摒弃。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要摆正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关系，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才不会犯错误，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与支持。要做到执政为民，就要不断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能随便侵犯管理对象的合法权益，更不能采取非法的暴力手段，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坚持以人为本，推行文明执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政治家提出的治国理念。其根本意义就是减少或避免社会冲突，以促使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也就是反对违法行政和粗暴执法。有位评论员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于各个群体间能够和谐共处，无论它是街头小贩，还是来自上层管理者，如果管理成了不断激化矛盾的导火索，成了社会和谐最大的阻碍之一，那么这样的管理方法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这是我们迫切需要面对和改变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博士生导师、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人为本就是要关注民生，尊重民意，这和‘三个代表’中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是相吻合的。”
城市管理应当以人性化为主，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既保住小贩的“肚皮”，又要保住城市的“脸皮”。在上海，政府一改以往对马路摊点一律封杀的做法，在一些市区路段，只要市民同意，便可设置便民摊点。
强化制度建设，做好立法工作。近年来，社会上许多有识之士要求将防止“公务化暴力”立法的呼声高涨。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在当今社会本已令人深为忧虑的“结构紧张”中，出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必须从制度上、处罚上、维护秩序的思路上，把公务化暴力彻底非法化。去年3月的“两会”期间，全国有100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求立法规范公务执法行为。对暴力执法问题，全国 人大代表常金月就建议：应当制定规范城管执法的专门法律或法规，明确执法权限、职能、手段、监督等等。有关专家认为，无法可依不利于监督执法行为，容易放纵暴力执法行为，滋生权力腐败现象。
制定法律章程，严格依法办事。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针对社会转型时期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务化暴力问题，积极做好立法细化工作，跟上时代步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最近，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出台了《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草案)》，将对野蛮拆迁行为加以禁止，最高罚款可达50万元。触犯刑律的，坚决要追究刑事责任。四川省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四川省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对该省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的规范以及行政过错应承担的相应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一道道“紧箍咒”将会有效地防止公务化暴力行为的发生。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面对强势群体对管理对象实行的非法暴力行为，近年来，一些弱势群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始学法、用法，拿起法律武器与不法行为进行不懈的斗争。被全国一家知名媒体评为2005年“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誉为“民间信访局长”引起了海内外300多家媒体关注的河南省宜阳县高寸乡满丰村农民王幸福，当他目睹当地乡村官员使用蛮横暴力征税收费时，不禁拍案而起。他调查了320多户被基层乡村官员“制裁”过的农民，写成调查报告，向中央及河南省委、省政府反映情况，不久事情就得到了妥当处理。此后来找王幸福反映冤情的农民络绎不绝，他也被群众称为当代的“包青天”。从此，当地乡村干部暴力侵害农民权益的事件大大减少了。
被媒体“爆炒”备受世人关注的重庆市拒绝拆迁户吴苹，在被对方断水断电，挖成“孤岛”的情况下，仍然拿着《宪法》四处奔走呼号，相信法律最终能合理地解决她的问题。通过种种努力，全国“最牛钉子户”吴苹终于在2007年4月在法院多次组织调解下，与对方终于达成协议，得到一切合理补偿和安置，有关不法行为的责任人也被追究了责任。司法界人士评议此事件说：要在政府、法人、公务员、开发商、自然人中牢固地树立法律意识。只有实现这一点，拆迁纠纷才会大大减少。对此，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级研究员闻新国认为：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政府行为很容易侵害城市公民的私有财产，而且城市发展的总体目标与政府部门具体经营城市公有资源的目标还很难协调一致，公有资源在经济运作过程中也容易滋生腐败。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那么应当如何化解公务化暴力带来的社会矛盾呢?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第一，加快经济发展，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是化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要用民主思想来消除社会矛盾，在矛盾的处理阶段，要悉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推进制度创新是化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关键。第三，心理调适，优化非理性是化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润滑剂。第四，妥协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普适策略。第五，健全个人和社会利益要求的表达机制，建立规范的意见沟通和表达系统。第六，构建社会转型中的控制、预警、保障、安全、支持、公平和流动机制。第七，要用政策的调节来平衡社会矛盾。坚持把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当今尤其是征地拆迁、企业改制、计生管理方面，要更多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
温家宝总理说：“一要合法行政，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办事；二 要合理行政，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三要程序正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依法保障公民应有的权利；四要高效便民，遵守法定时限，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人民群众；五要诚实守信；六要权责统一，行政机关违法，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作者声明：本文谢绝任何媒体转摘、刊发、上网。)
近年来，“公务化暴力”这个字眼屡见报端，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场面频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政府执行部门野蛮征地和拆迁、计生干部对超生户实行打砸抢的恶劣作风、警察对违法人员或嫌疑人施行国家法律禁止的“刑讯逼供”的暴力行为、城管或工商执法人员对违规小商贩大打出手、某些公务员对“不听话”的百姓任意动武施暴等等。这些强势群体滥用手中权力，目无法纪，胡作非为，从而制造了一桩桩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公务化暴力，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
城乡拆迁中的暴力行为。近年来，由于全国各地加快对旧城的改造，城乡拆迁中使用暴力手段强制拆迁的情况比比皆是。轰动全国被称为“泼妇市长”“温州巨贪”的腐败分子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当她带领政府工作人员给拆迁户做现场动员工作，有几名拆迁户对此不理解时，身为副市长的杨秀珠竟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并且还“自告奋勇”地跑到拆迁户的屋顶上掀梁揭瓦，一时引得众多市民驻足围观，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城管执法中的野蛮暴力。“城管暴力执法”是去年全国“两会”上广受关注的热议话题，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眼下诸多城市频繁出现的暴力执法现象极为忧虑。重庆江津市城管人员对一名替母亲守摊，年仅12岁的孩童卡脖子、打眼睛，致使受害人差点失明；河北省石家庄一辆城管执法车将一名孕妇拖出百米左右，导致孕妇不省人事；江西省宜春市城管队员撞伤一名摆地摊的老人后，一走了之，还阻止目击者拨打报警电话等等。
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暴力行径。2007年11期《检察风云》杂志报道的《贵州的“禹作敏”》一文中，那个丧失人性、胡作非为且居然还多项荣誉加身的村支书唐克学，他与镇上多名党员干部轮换拷打被关在计生服务站一间屋子里的无辜受害人谭见，村支书唐克学大打出手，他一边打一边骂：“×你妈，你谭见敢对我还手，今晚老子就打死你，你晓得不?在盘县，以计划生育名义打死人是不犯法的。我今天就做一回不犯法又能整死人的事情给你看看。”唐克学打累了，人大主任上，人大主任打累了，计生办主任接着打，一共8个人轮流上阵。直打得半夜里远近的人都听得见那声声毛骨悚然的惨叫。
强征土地中的暴力行为。近年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迅速扩张和小城镇建设的飞速发展，一些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结成利益共同体，为了获取农民手中的土地，他们采用强取豪夺的办法，甚至动用国家职能部门的权力对农民实行“制裁”。据农业部统计，国家每年平均减少土地达1000多万亩，这里面有着多少农民的血和泪啊?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呼吁：目前导致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向农民暴力征地和对计生被管理人员的非法野蛮“制裁”。他说，中国农民已经为社会转型付出了巨大代价，正是这种付出才使中国政治家有所醒悟。
农村基层组织的公务化暴力。在农村工作的同志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可怕场面：为了开展某项工作，或去农民门口收费，一群由公安、司法、工商、税务、教育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队”开着车，浩浩荡荡地开进村庄，看谁敢违令不听话就给点“颜色”看看，哪户群众不能及时完成任务的，就立刻“严肃处理”，直到你老老实实地就范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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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导致公务化暴力频发?
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严禁公务化暴力问题，并一再强调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还颁发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政策约束公务暴力现象的发生。而现实生活中，公务化暴力事件为何还是一桩接一桩上演呢?笔者多年来的跟踪调查发现，以下几条原因是导致公务暴力愈演愈烈的导火索。
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引发公务化暴力。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一名“落马”的副局长，原来是社会上拉小板车的，后来“混”进公安队伍。这位“法盲”局长为了急于破案“表功”，竟把一个无辜的公民当成犯罪嫌疑人毒打致死。还有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执法人员至今还抱着“官打民不羞”的旧俗作为执法行动准则，这样的人“执法”，百姓怎能不害怕呢?
追求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引发暴力。被法院判处极刑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是个典型的作风粗暴、独断专行的腐败分子。在他任亳县县委书记的时候，为了邀功请赏达到个人升迁之目的，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所谓“养牛基地”、“万亩花卉园”、“万亩果树园”、“万头猪厂”及“百亩食用菌长廊”等完全脱离实际的“假大空”项目。他在会议上扯开嗓门大叫“哪个敢阻止落实工作，我马上就收拾他”。之后，有的群众对此不解，不愿白白浪费土地，王怀忠一声令下，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统统抓了起来，整整关押了一个星期经“教育”后才放出来。
为了完成“任务”或“达标升级”引发的公务化暴力。长期以来，由于体制的原因，各级领导把下级完成任务的好坏列为考核、选拔、任用干部的量化标准，并以此衡量一个干部工作能力水平的高低。这种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的考察干部的做法，往往会导致下级干部急躁冒进的不良行为发生，逼迫他们采取暴力手段去完成“任务”，以讨上司欢心。
利益驱动下的“创收”引发的公务暴力。一些地方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他们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私设“小金库”，从而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收”活动，国家屡禁不止，百姓一直害怕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三乱”不法行为就是一例。据笔者调查，目前，有些公安机关对基层派出所都不同程度地下达了“创收”指标，并且按照不同比例提成，双方互惠有利，他们把非法“创收”来的钱放在单位“小金库”里，最后再以各种名义“分红”给大家，以此来提高福利。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公务化暴力，危害多多!
对国家机关来说，法律没有授予权力，如果行使了，就是违法行政。具体说来，公务化暴力有哪些危害呢?
公务暴力破坏了民主与法制建设。制约公权力，保护私权力，是《宪法》最本质的特点。2004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且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现实生活中，某些 行政机关置法律于不顾，肆意侵害民众合法权益的情况比比皆是。首都北京发生的暴力拆迁事件，公民的生存权、居住权竟然给无情剥夺了!且生命还面临着严重威胁——拆迁户在半夜遭劫，嘴里塞上毛巾，四肢捆绑着被执法人员扔在了大街上。执法者这种非法行为，公然践踏了国家的法律尊严，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其后果不堪设想。
公务暴行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近年来，由地方政府强征土地和暴力拆迁以及执法人员对被执法对象实行非人道的野蛮执法而引起的投诉、上访、告状、诉讼等问题十分突出。据国家信访局一位官员向媒体透露：近年，上访、纠纷、投诉最多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违法行政，对被管理对象非法凶蛮制裁，执法人员作风粗暴，酿成许多本不该发生的事件及冤假错案等。
暴力执法容易导致暴力抗法。执法人员对管理对象采取武力蛮横态度，让人难以接受，在双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暴力执法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方面的事例很多。2006年8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他发现无证小商贩崔英杰正在路旁烤羊肉串，于是带领执法队员走上前去掀翻了三轮车，双方僵持不下，正要将三轮车抬走时，小贩崔英杰转身拿起一把切肉小刀，对准李志强的咽喉处猛刺下去。就这样，37岁的李志强终因抢救无效在海淀医院因公殉职。
公务暴行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大家知道，一些执法部门都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一些执法人员大多都是党员干部或国家公务员，他们的言行举止都代表一个执政党和国家的形象，老百姓从执法人员的一言一行中来看待政府的威信，当他们看到执政者的行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时，他们自然要对我们党和政府产生某种不信任感，甚至怨恨情绪。即便管理对象有错，也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执法者动不动就采取打、砸、抢式的工作方法，不仅扭曲了政府部门的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党和政府丧失了公信力。
公务暴行滋生了腐败行为的发生。事实证明，一些执法机关粗暴执法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行为，他们有的打着执法旗号，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胆大包天，只要能搞来钱，什么暴力手段都可以用得上，根本不把中央三令五申的内容放在心里。执法者执法行为一旦与自身的经济利益挂钩，法律的天平就必然会发生严重的失衡，社会的公平正义感也就没有了，腐败现象也会由此而生。新疆乌鲁木齐市房产管理局拆迁处长董金生利用职务之便，以各种不法手段向拆迁户施加暴力，逼迫拆迁户送礼给他就可以免“整”。后来，检察机关查明，董金生收受贿赂达40多万元，单独侵吞国有财产397万余元。2006年11月，董金生被当地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还有以恶狠狠的口吻喊出“谁影响嘉禾拆迁一阵子，我将影响他一辈子”这句“名言”而闻名全国的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暴力的背后竟受贿1325万元，家庭财产3400万元来历不明。如此贪婪，这就难怪他对老百姓如狼似虎了。
容易制造冤假错案。暴力执法极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它不仅使涉案当事人受皮肉之苦，给其精神上带来沉痛的打击，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有的案件甚至波及海外，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近年媒体广泛关注的孙志刚被害案、余祥林冤案、李化伟冤案、杜培武冤案、还有所谓“处女卖淫案”等等，揭开这些惊天冤案的内幕，皆是执法机关暴力执法所致。
如何遏制公务化暴力?
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群众利益无小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国人民：“坚持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执政为民，履行职责的基本准则。只有建设法治政府，才能建设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郑重指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不准向下级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不准强迫命令，严禁欺压百姓，切实解决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办事不公的问题。”在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应做好两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干部教育，强化法制观念。“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础”。经验证明，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法制力量，生来就具有扩张和膨胀的特性，要使权力不至于像脱缰的野马那样难以控制，要使权力合乎规则地运行，必须对权力的拥有者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将给人民带来祸害和灾难。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亲民政府。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是个行政权力无边的“全能政府”，什么事情都找政府解决。然而在党中央全力推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种“老皇历”应当彻底摒弃。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要摆正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摆正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关系，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才不会犯错误，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与支持。要做到执政为民，就要不断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能随便侵犯管理对象的合法权益，更不能采取非法的暴力手段，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坚持以人为本，推行文明执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政治家提出的治国理念。其根本意义就是减少或避免社会冲突，以促使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也就是反对违法行政和粗暴执法。有位评论员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于各个群体间能够和谐共处，无论它是街头小贩，还是来自上层管理者，如果管理成了不断激化矛盾的导火索，成了社会和谐最大的阻碍之一，那么这样的管理方法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这是我们迫切需要面对和改变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博士生导师、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人为本就是要关注民生，尊重民意，这和‘三个代表’中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是相吻合的。”
城市管理应当以人性化为主，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这样一种平衡，既保住小贩的“肚皮”，又要保住城市的“脸皮”。在上海，政府一改以往对马路摊点一律封杀的做法，在一些市区路段，只要市民同意，便可设置便民摊点。
强化制度建设，做好立法工作。近年来，社会上许多有识之士要求将防止“公务化暴力”立法的呼声高涨。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在当今社会本已令人深为忧虑的“结构紧张”中，出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必须从制度上、处罚上、维护秩序的思路上，把公务化暴力彻底非法化。去年3月的“两会”期间，全国有100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求立法规范公务执法行为。对暴力执法问题，全国 人大代表常金月就建议：应当制定规范城管执法的专门法律或法规，明确执法权限、职能、手段、监督等等。有关专家认为，无法可依不利于监督执法行为，容易放纵暴力执法行为，滋生权力腐败现象。
制定法律章程，严格依法办事。按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针对社会转型时期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务化暴力问题，积极做好立法细化工作，跟上时代步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最近，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出台了《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草案)》，将对野蛮拆迁行为加以禁止，最高罚款可达50万元。触犯刑律的，坚决要追究刑事责任。四川省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四川省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对该省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的规范以及行政过错应承担的相应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一道道“紧箍咒”将会有效地防止公务化暴力行为的发生。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面对强势群体对管理对象实行的非法暴力行为，近年来，一些弱势群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始学法、用法，拿起法律武器与不法行为进行不懈的斗争。被全国一家知名媒体评为2005年“十大新闻人物”之一，誉为“民间信访局长”引起了海内外300多家媒体关注的河南省宜阳县高寸乡满丰村农民王幸福，当他目睹当地乡村官员使用蛮横暴力征税收费时，不禁拍案而起。他调查了320多户被基层乡村官员“制裁”过的农民，写成调查报告，向中央及河南省委、省政府反映情况，不久事情就得到了妥当处理。此后来找王幸福反映冤情的农民络绎不绝，他也被群众称为当代的“包青天”。从此，当地乡村干部暴力侵害农民权益的事件大大减少了。
被媒体“爆炒”备受世人关注的重庆市拒绝拆迁户吴苹，在被对方断水断电，挖成“孤岛”的情况下，仍然拿着《宪法》四处奔走呼号，相信法律最终能合理地解决她的问题。通过种种努力，全国“最牛钉子户”吴苹终于在2007年4月在法院多次组织调解下，与对方终于达成协议，得到一切合理补偿和安置，有关不法行为的责任人也被追究了责任。司法界人士评议此事件说：要在政府、法人、公务员、开发商、自然人中牢固地树立法律意识。只有实现这一点，拆迁纠纷才会大大减少。对此，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级研究员闻新国认为：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政府行为很容易侵害城市公民的私有财产，而且城市发展的总体目标与政府部门具体经营城市公有资源的目标还很难协调一致，公有资源在经济运作过程中也容易滋生腐败。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那么应当如何化解公务化暴力带来的社会矛盾呢?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第一，加快经济发展，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是化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要用民主思想来消除社会矛盾，在矛盾的处理阶段，要悉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推进制度创新是化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关键。第三，心理调适，优化非理性是化解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润滑剂。第四，妥协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普适策略。第五，健全个人和社会利益要求的表达机制，建立规范的意见沟通和表达系统。第六，构建社会转型中的控制、预警、保障、安全、支持、公平和流动机制。第七，要用政策的调节来平衡社会矛盾。坚持把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当今尤其是征地拆迁、企业改制、计生管理方面，要更多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
温家宝总理说：“一要合法行政，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办事；二 要合理行政，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三要程序正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依法保障公民应有的权利；四要高效便民，遵守法定时限，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人民群众；五要诚实守信；六要权责统一，行政机关违法，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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