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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建设取得的成果离不开科学思维的指导，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对于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坚持以习近平治国理政科学思维方式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在党风廉政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科学思维的内涵，实现两者的互构，不仅有助于巩固当前取得的成果，更有助于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为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聚力量。
[关键词]治国理政；科学思维；党风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2-0031-03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是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呼唤。我们党作为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的核心力量，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直接影响到其执政地位。在党面对的外部考验和内部考验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党的建设的地位更加被提到一个战略高度。
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和长期的工程，只有在全党大力培育科学的思维方式，才能不断提高党的科学执政化水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科学思维是以推进事物发展为目的，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准确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发展和变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立足现实条件来拟定、选择合力行动方案的心智活动过程。[1]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关键中的关键，以科学思维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指南。
战略思维作为对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和进行科学谋划的思维方式，其核心就是对于事物发展总体趋势的把握。首先，在战略思想上，充分认识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地位，强调其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早在上任伊始，习近平就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由此，“全面从严治党”拉开了帷幕。“全面”就是贯穿于思想、组织、作风等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并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一系列活动，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最新文件把思想建党落到实处。其次，在战略布局方面，把反腐倡廉放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中去思考，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之魂，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最根本的战略举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保证。最后，在战略部署方面，明确战略重点，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工作中抓住关键。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要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参加上海市代表团的审议时又提到：“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因此制订了目标明确、计划周全、程序科学、方法得当的顶层设计方案。面对反腐败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和错综复杂的利益调整，一方面，强调了高标准严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形成科学的考核评价干部的标准；另一方面，惩处贪官，重拳出击，绝不姑息，坚持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凡腐必反，除恶务尽”[3]。近年来，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不仅受到百姓称赞，也为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求，是指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要求人们遵循全面性、联系性和发展性的原则，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方面来解决问题。
首先要充分认识反腐与防腐的辩证关系。反腐与防腐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反腐也要防腐，反腐是为了防腐，我们的目的是要从不敢腐、不能腐向“不想腐”推进，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氛围。近年来，中央一直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重点来抓，“打虎”“拍蝇”“猎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随着反腐倡廉的深入，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抓贪官的目的到底何在？很显然，只有认识到反复与防腐的辩证关系，才能更好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打下基础。其次从治标与治本的关系看，要坚持统筹兼顾，增强反腐工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党风廉政建设，必然是标本兼治、稳步推进的过程。从社会现实来看，打击腐败行为的关键仍在于严肃查处违法乱纪，化解党群和干群之间的矛盾。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触及到各种盘根错杂的利益关系，客观上滋生了多而复杂的腐败因素以及诱发腐败的问题。在某些领域、环节、岗位，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利乱作为、为利慢作为、无利不作为，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所以必须严惩腐败分子，解决从严治党的“当务之急”和整风肃纪的“燃眉之急”，彰显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以实实在在的反腐败成效取信于民。
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历经运动反腐、权力反腐演进到如今制度反腐的阶段了。从发展趋势看，我们必须通过深层次的制度治党，“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4]。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下定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的决心；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政改目标；2015年1月，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做出了“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的战略规划，并指明了由赢得时间到赢得空间的方向；至2016年10月，随着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标志着制度反腐进入了新的阶段。 历史思维，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历史视野和发展规律中思考分析问题、把握前进方向和指导现实工作的科学思维。运用历史思维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仅要继承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成果，也要继承我们党历史上反腐倡廉的优秀文化以及我们党反腐倡廉的政治智慧。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首先要继承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成果。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曾从不同角度来对这个问题做出思考。《周礼》中提出了官员任事应具备的“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强调了“廉”为“政之本”；古代的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珍贵遗产，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宣扬反腐倡廉的一种手段。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为历代廉政政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梁启超曾言：“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5]继承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实现其现代转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从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政治生态系统。其次，要继承和发展历史上优秀的反腐倡廉文化和政治智慧。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入侵，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来稳固思想作风建设，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范例；另一方面，还坚持法规建设。1922年所建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1926年8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坚决清理腐化分子》的党内法规，明确要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公款500元的行为做出了严厉惩治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加强思想建设和为政清廉作风的基础上，制度建设进一步强化。
总结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至今，虽然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加强思想教育的要求没变，紧紧依靠群众的本质没变，法治惩腐的方式更是没变。可见，我们党反腐倡廉的一贯立场和鲜明态度，“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执政为民的价值观，从严治党的使命观，拒腐防变的修身观和权力监督的民主观，也是反腐倡廉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的思想脉络”[6]。
创新思维，是一种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科学思维，要求我们破除封建迷信、打破常规思维，对事物做新思考，对结构做新调整，以新理念、新方法和新路径来解决问题，打开新局面，开创新境界。在新形势下，需要通过一些创新的手段，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进一步深入。
首先，要加快法治反腐的进程。法治思维就是反对人治思维和特权思维，运用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逻辑来引导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通过立法，固化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逐渐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的轨道。同时，改进和完善既有的制度和法规，形成反腐败的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任何组织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有法必依，使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败真正走上法治轨道。其次，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扩大社会参与。公民对于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监督也从自发走向自觉。“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从整治“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楼堂馆所的豪华”开始的反腐倡廉活动，深得群众拥护，如果能加强引导，进一步从制度和法律上加以规范，群众有序参与的效果将更为显著。再次，要运用最新的科技成果，为反腐和防腐提供最新的技术支撑，尤其将大数据、多媒体等手段运用到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大数据及其分析，将会在未来10年改变几乎每一个行业的业务功能。如果早一点着手大数据的工作，都可以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7]大数据在展示反腐成果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充分发挥其在防腐过程中的作用，“防患于未然”，这是关键所在。如从前几年开始，中纪委推出了手机的“一键举报”功能，通过包括微信、手机应用等各种手段的运用，公众参与反腐的途径和手段越来越多，其参与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最后，必须强化监督体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强化党内监督，必须坚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因此，要做好各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健全监督网络，以使监督的效能达到最优，为形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有效机制、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底线思维是指从客观设定最低目标出发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科学思维。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木板。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牢牢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要善于找到自身的短板，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自身短板所在，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只有这样，才能慎独慎初慎微，守住做人、做事、做官的底线，守住政治生命线，守住纪律红线，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才能杜绝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参考文献
[1]蒋平.刍议以科学思维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J].党史文苑，2016（7）.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5.
[3]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02-103.
[4]李永忠.中央强力反腐的可能走向[J].新华月报，2014（15）.
[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5.
[6]吴健雄.运用科学思维践行党的反腐败战略[J]. 湖湘论坛，2017（1）.
[7]涂子沛.大数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
本文系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前馈控制视域下的沪上大学生廉洁廉政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4YG44）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 菲
[关键词]治国理政；科学思维；党风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2-0031-03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是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呼唤。我们党作为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和实现伟大梦想的核心力量，其先进性和纯洁性直接影响到其执政地位。在党面对的外部考验和内部考验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党的建设的地位更加被提到一个战略高度。
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和长期的工程，只有在全党大力培育科学的思维方式，才能不断提高党的科学执政化水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科学思维是以推进事物发展为目的，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准确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发展和变化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立足现实条件来拟定、选择合力行动方案的心智活动过程。[1]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关键中的关键，以科学思维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指南。
战略思维作为对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和进行科学谋划的思维方式，其核心就是对于事物发展总体趋势的把握。首先，在战略思想上，充分认识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地位，强调其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早在上任伊始，习近平就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由此，“全面从严治党”拉开了帷幕。“全面”就是贯穿于思想、组织、作风等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并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一系列活动，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一系列最新文件把思想建党落到实处。其次，在战略布局方面，把反腐倡廉放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中去思考，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之魂，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最根本的战略举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保证。最后，在战略部署方面，明确战略重点，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工作中抓住关键。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要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参加上海市代表团的审议时又提到：“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因此制订了目标明确、计划周全、程序科学、方法得当的顶层设计方案。面对反腐败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和错综复杂的利益调整，一方面，强调了高标准严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形成科学的考核评价干部的标准；另一方面，惩处贪官，重拳出击，绝不姑息，坚持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凡腐必反，除恶务尽”[3]。近年来，中央采取各种措施，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不仅受到百姓称赞，也为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求，是指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要求人们遵循全面性、联系性和发展性的原则，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方面来解决问题。
首先要充分认识反腐与防腐的辩证关系。反腐与防腐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反腐也要防腐，反腐是为了防腐，我们的目的是要从不敢腐、不能腐向“不想腐”推进，营造一种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氛围。近年来，中央一直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重点来抓，“打虎”“拍蝇”“猎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随着反腐倡廉的深入，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抓贪官的目的到底何在？很显然，只有认识到反复与防腐的辩证关系，才能更好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打下基础。其次从治标与治本的关系看，要坚持统筹兼顾，增强反腐工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党风廉政建设，必然是标本兼治、稳步推进的过程。从社会现实来看，打击腐败行为的关键仍在于严肃查处违法乱纪，化解党群和干群之间的矛盾。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触及到各种盘根错杂的利益关系，客观上滋生了多而复杂的腐败因素以及诱发腐败的问题。在某些领域、环节、岗位，有的党员领导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利乱作为、为利慢作为、无利不作为，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所以必须严惩腐败分子，解决从严治党的“当务之急”和整风肃纪的“燃眉之急”，彰显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以实实在在的反腐败成效取信于民。
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历经运动反腐、权力反腐演进到如今制度反腐的阶段了。从发展趋势看，我们必须通过深层次的制度治党，“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4]。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下定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的决心；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了“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政改目标；2015年1月，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做出了“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的战略规划，并指明了由赢得时间到赢得空间的方向；至2016年10月，随着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标志着制度反腐进入了新的阶段。 历史思维，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历史视野和发展规律中思考分析问题、把握前进方向和指导现实工作的科学思维。运用历史思维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仅要继承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成果，也要继承我们党历史上反腐倡廉的优秀文化以及我们党反腐倡廉的政治智慧。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首先要继承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成果。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也曾从不同角度来对这个问题做出思考。《周礼》中提出了官员任事应具备的“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强调了“廉”为“政之本”；古代的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珍贵遗产，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宣扬反腐倡廉的一种手段。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为历代廉政政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梁启超曾言：“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5]继承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实现其现代转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体系，从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政治生态系统。其次，要继承和发展历史上优秀的反腐倡廉文化和政治智慧。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入侵，一方面，通过思想教育来稳固思想作风建设，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范例；另一方面，还坚持法规建设。1922年所建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是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1926年8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坚决清理腐化分子》的党内法规，明确要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对贪污公款500元的行为做出了严厉惩治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加强思想建设和为政清廉作风的基础上，制度建设进一步强化。
总结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至今，虽然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加强思想教育的要求没变，紧紧依靠群众的本质没变，法治惩腐的方式更是没变。可见，我们党反腐倡廉的一贯立场和鲜明态度，“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执政为民的价值观，从严治党的使命观，拒腐防变的修身观和权力监督的民主观，也是反腐倡廉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的思想脉络”[6]。
创新思维，是一种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科学思维，要求我们破除封建迷信、打破常规思维，对事物做新思考，对结构做新调整，以新理念、新方法和新路径来解决问题，打开新局面，开创新境界。在新形势下，需要通过一些创新的手段，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进一步深入。
首先，要加快法治反腐的进程。法治思维就是反对人治思维和特权思维，运用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逻辑来引导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通过立法，固化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成果，逐渐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的轨道。同时，改进和完善既有的制度和法规，形成反腐败的法律体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任何组织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到有法必依，使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败真正走上法治轨道。其次，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扩大社会参与。公民对于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监督也从自发走向自觉。“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从整治“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铺张”“楼堂馆所的豪华”开始的反腐倡廉活动，深得群众拥护，如果能加强引导，进一步从制度和法律上加以规范，群众有序参与的效果将更为显著。再次，要运用最新的科技成果，为反腐和防腐提供最新的技术支撑，尤其将大数据、多媒体等手段运用到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大数据及其分析，将会在未来10年改变几乎每一个行业的业务功能。如果早一点着手大数据的工作，都可以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7]大数据在展示反腐成果方面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充分发挥其在防腐过程中的作用，“防患于未然”，这是关键所在。如从前几年开始，中纪委推出了手机的“一键举报”功能，通过包括微信、手机应用等各种手段的运用，公众参与反腐的途径和手段越来越多，其参与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最后，必须强化监督体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强化党内监督，必须坚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因此，要做好各监督主体之间的协调工作，健全监督网络，以使监督的效能达到最优，为形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有效机制、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底线思维是指从客观设定最低目标出发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科学思维。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木板。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牢牢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也要善于找到自身的短板，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自身短板所在，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只有这样，才能慎独慎初慎微，守住做人、做事、做官的底线，守住政治生命线，守住纪律红线，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才能杜绝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参考文献
[1]蒋平.刍议以科学思维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工作[J].党史文苑，2016（7）.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5.
[3]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02-103.
[4]李永忠.中央强力反腐的可能走向[J].新华月报，2014（15）.
[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5.
[6]吴健雄.运用科学思维践行党的反腐败战略[J]. 湖湘论坛，2017（1）.
[7]涂子沛.大数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
本文系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前馈控制视域下的沪上大学生廉洁廉政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4YG44）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