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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廖乾五诞辰120周年之際，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主流媒体对廖乾五进行了一次集中报道。对廖乾五的统一称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政治、军事干部”。报道简要介绍了廖乾五的个人生平和丰功伟绩，在那不足800字篇幅的报道中讲到，“第四军在北伐战斗中征程万里，能攻善战，所向披靡，与廖乾五领导的政治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他十分重视发挥党员的骨干作用，注重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意发动和组织民众。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曾说：北伐军的许多政治部中，以第四军政治部成绩最好”。从这些话语里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充分肯定了廖乾五在政治工作上的重要成就。
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廖乾五，原名正元，又名华龙，号乾五，曾化名刘省三，现很多资料中也有叫他“廖乾吾”的。1886年2月18日出生在陕西省安康平利县八仙龙门一个穷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受当时为同盟会成员的二哥廖定三的资助，1911年毕业于北京京师农业学堂，后留任北京农事试验场工作。1916年陕西督军陈树藩邀请他回陕西任实业厅长，其怀揣“实业救国”的愿望回到陕西，实业厅长职位却已由他人充任，愿望无法实现，廖乾五谢绝了改任某县知县的聘任回到武汉汉口他三哥身边，期间得了严重的骨髓炎，治病期间，他阅读了许多政治和哲学书刊，接触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后在湖北省军政府交通部长熊晋槐家当家庭教师，不但有时间深入学习思考和研究先进文化，也在教授学生中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抨击罪恶。
1921年8月，廖乾五经共产党人包惠僧、李汉俊介绍，加入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和项英等一起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4年11月在广州参与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该队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小组长，曾与队长徐成章等率部进行支援广宁农民运动的作战，参加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省港大罢工中封锁香港的沙鱼战斗。1925年1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26年任第四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代主任、主任。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参与指挥攻占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马回岭、九江等战斗。1927年7月下旬奉命赴九江参加南昌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不久参加南昌起义，协助叶挺指挥部队行动。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军党代表。同年10月经香港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30年夏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到任不久被捕。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于9月3日被秘密杀害于长沙，时年44岁。
廖乾五从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牺牲，只有短短的9年时间。但是这9年是我党新生时期，是我党我军探索革命的时期。廖乾五从一个普通的家庭教师成长为我党我军优秀的政治、军事高级干部，足迹遍布陕西、湖北、北京、湖南、广东、海南、河南、江西、香港、上海，转战全国10多个省市，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支援广宁农民运动、支援省港大罢工、参加统一广东的斗争，作为“铁军”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多次著名战役和积极实践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些大事件中，廖乾五始终保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追求和英勇本色，尤其是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用坚定的信念和优秀的政治工作手段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所开创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工作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铁军政治工作传统”，开启了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对于促进国民革命军的改造，保证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武昌起义中，北伐军总攻武昌，廖乾五等指挥着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独立团奋勇队，冒着敌军猛烈的炮火冲过战壕，架云梯登上城墙，因寡不敌众，强攻失败。廖乾五等毫不气馁，认真研究，经过休整和总结，再次组织奋勇队进攻，指挥部队多处攀绳梯登城，成功打开城门，大军一拥而入，经过6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北伐军取得重大胜利；1927年，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廖乾五非常悲愤，毫不退缩。为挽救革命，他们主持召开第四军各级党部执监委员会议，一致决议“本军全体同志，誓为前锋”，讨伐叛党军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发生后，革命者和革命队伍受到极大残害，为了不被反革命的气焰压倒，为了表达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在武汉的党中央，根据在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张国焘，以自己不全面的理解和认识阻挠起义，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廖乾五等人一致反对，说：“再无讨论之余地”，八一起义胜利举行。
我党我军优秀政治军事工作的开拓者
在廖乾五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历任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铁甲车队党代表兼任孙中山卫士队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后任第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
萧克在《廖乾五》一书的序中说，“北伐时期第四军的政治工作，深得当时各方面的好评。”序中列举了周恩来、邓演达、戈列夫对第四军政治工作的评价。第四军苏联军事顾问戈列夫说，“在国民革命军中最强的是第十二师的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他很善于在第十二师中组织政治工作，以至在该师的政治工作人员被当作军队大家庭的成员”，“居民无条件地支持我们，这种积极支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政治工作”。1926年系列战斗胜利，尤其是武昌胜利后，时任第四军军长的李济深在复电廖乾五时深有感慨地说：“此兄等政治工作之明效，无怪敌称我军以宣传而战胜也。”时任第十二师师长的张发奎对廖乾五领导的政治部工作非常满意，比喻政治部的工作是“垦荒田”。这些评价，是对廖乾五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和他本人高超的政治工作水平的充分肯定。
廖乾五领导的政治工作，主要通过宣传、发动工人、农民支持和参与革命，密切军民关系，“对官兵完全纪律化、革命化”，使军队“只知为主义牺牲，为民众利益牺牲，不仅不怕死，且不知死。”廖乾五培养和组织的担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军队中深入人心的，他们平时做训练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作战时则冲锋陷阵，奋勇争先，受到了官兵的爱戴”。1926—1927年，廖乾五还积极组织和支持四军官兵参加军民联欢会、反帝示威游行、追悼阵亡烈士等社会活动。1927年1月15日，廖乾五主持召开第四军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武汉各界为感谢和表彰第四军北伐战争中的卓著功勋，特意相赠刻有“铁军”二字的铁质盾牌，褒慰军队，从此，“铁军”威名扬天下。 廖乾五非常重视士兵教育和学习。1925年，他用法国民歌《两只老虎》的曲调重新填词《国民革命歌》，业余时间组织官兵学唱《国际歌》《工农联合歌》和《国民革命歌》，1926年7月1日，广州“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启用黄埔军校校歌《国民革命歌》为代国歌。1927年，他主持制定《第四军政治部士兵训练计划》，给士兵上政治课、读报、教唱革命歌曲，指导士兵组织雄辩会、演说会、音乐会、政治研究会等。他还承担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队政治教官，亲自讲述《军队中政治工作》《妇女运动》等课程。创办和定期出版刊物《四军周报》《四军壁报》《政治报告》《训练大纲》；出版不定期期刊《政治周报》《宣传大纲》和各种小册子。督促团指战员每周召集一次全团政治工作会议，军政治部每周召集直属部队指导员联席会议一次，军政治部每周开讲演会一次，通过有效方式，促进政治工作人员学习军事知识，让军事指战员受到政治训练，使军事与政治紧密结合。
廖乾五在政治工作中身体力行，作战中也是身先士卒，不甘落后。支援广宁农民运动时，“廖乾五等率队在广宁支援农运70天，击溃反动民团数千人，歼灭1000余人，缴获大炮、土炮数门，长短枪1000余支，将全县反动派一举荡平。”1925年6月，为掩护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等机关南渡珠江，安全转移，廖乾五、徐成章等指挥铁甲车队，主动攻击敌人，配合主力收复广州。同年11月，廖乾五、周士第等率领铁甲车队在深圳沙鱼涌抗击敌军、民团团丁和港英舰船之敌。北伐战争中，廖乾五协助指挥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光复武昌和第二次北伐驱逐奉系军阀出河南的几次重大战役。廖乾五是决定南昌起义“小划子会议”五人成员之一，并对张国焘的动摇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南昌起义时，他协助叶挺指挥部队。
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的典型代表
廖乾五的政治、军事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最主要是他能坚持结合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铁甲车队初成立时，只有廖乾五、徐成章、曹汝谦、赵自选这4名共产党员。后来廖乾五、徐成章介绍周士第入党，又相继发展了20多名党员。铁甲队共产党小组组长是廖乾五，他每周主持召开党小组生活会一次，除讨论工作外，都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廖领导的党小组，能结合当时实际，客观分析帝国主义、国内军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资本家、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的事实。为解决军队中发生的问题，他经常请外面的人来作报告，差不多每天都进行政治教育，铁甲车队几乎成了政治学校，许多队员以后都成长为进行革命斗争的骨干。廖乾五经常找队员进行个别谈话，了解思想和询问困难。对一些思想有问题或者犯过错误的队员，不采取旧军阀中打军棍、竹板打手心等体罚方式，而是进行耐心的启发和教育工作。生活上，廖乾五、周士第等同队员伙食标准一样，吃一样的饭。南征途中，廖乾五和士兵同甘共苦，一同徒步行军，和士兵边走边谈，还把自己仅有的食物送给伤员、病号。1926年廖乾五在十二师，作为军队高级政治干部，按照规定他可以配备三四名护兵，为了方便接近群众，他常常一个护兵也不带，只带会讲广东话的科员当“翻译”。师长张发奎一次跟包惠僧说，“廖主任（廖乾五）是被称为我们全师的母亲，他的一切同一个青年人一样。他在部队中从我一直到士兵都处得很好，他对于联系军民、调和上下的办法多、作用大。他特别注意士兵的疾苦，我们一路行军与作战，我们的官兵没有一个掉队的，士兵也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四军在1927年与奉系军阀豫南血战时，廖乾五亲率政工人员连续3昼夜在战壕里进行宣传鼓动，运送弹药给养，抢救伤员。
廖乾五还是一位品行高尚、纯洁的共产党员代表。叶剑英曾回忆说：“廖乾五是位好同志，不近女色，打仗很勇敢，很有智谋。”阳翰笙也讲廖乾五“对党忠诚，革命坚决，工作积极认真，能力强，政治上成熟……没有妻子在身边，个人生活很严肃，很受大家尊敬，被称为老大哥”。
传奇人生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1930年廖乾五在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任上被秘密逮捕后，任凭敌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他横眉冷对，沉静坦然，绝口不谈党和军队的任何机密。
廖乾五从牺牲到1986年的半个多世纪一直下落不明。1985年，时年88岁高龄已被病魔缠身的叶剑英元帅，让秘书召集湖北、陕西、四川的部分党史工作者，亲自向他们说明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是1927年才由周恩来同志批准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其实早在1923年，他就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并肩战斗了，就是共产党员廖乾五等领导的孙中山铁甲队。叶帅谈话中动情地回忆了和廖乾五一起战斗的岁月及廖乾五的重要革命事迹，希望三省党史工作者去搜寻廖乾五的下落。1986年6月，在叶帅去世前4个多月，陕西省的3位党史工作者历时146天，辗转17个省市，走访了上千人，每人都记下了10多万字的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们在湖南醴陵查询到廖乾五乃陕西平利人的确凿消息，出色完成叶帅弥留前的重托。
1996年，在廖乾五诞辰110周年之际，陕西党史研究室、安康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几十万字的党史文献《廖乾五》一书正式出版。2005年，《廖乾五》（修订版）出版。2011年的建党90周年前夕，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30年来主要研究成果情况发布会，会议认为“搞清了廖乾五同志的生平问题”是陕西党史工作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廖乾五在党史、军史界得到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廖乾五死无留言、死而无后。他曾在籌备铁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的启事中写道：“革命的流血本来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因为没有流血的牺牲便换不到革命胜利的代价，我们后死者对于这个看得十分明白。”斯可谓其对后来者的寄语。
（责编 侯春奇）
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廖乾五，原名正元，又名华龙，号乾五，曾化名刘省三，现很多资料中也有叫他“廖乾吾”的。1886年2月18日出生在陕西省安康平利县八仙龙门一个穷苦的知识分子家庭。受当时为同盟会成员的二哥廖定三的资助，1911年毕业于北京京师农业学堂，后留任北京农事试验场工作。1916年陕西督军陈树藩邀请他回陕西任实业厅长，其怀揣“实业救国”的愿望回到陕西，实业厅长职位却已由他人充任，愿望无法实现，廖乾五谢绝了改任某县知县的聘任回到武汉汉口他三哥身边，期间得了严重的骨髓炎，治病期间，他阅读了许多政治和哲学书刊，接触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后在湖北省军政府交通部长熊晋槐家当家庭教师，不但有时间深入学习思考和研究先进文化，也在教授学生中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抨击罪恶。
1921年8月，廖乾五经共产党人包惠僧、李汉俊介绍，加入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和项英等一起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4年11月在广州参与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任该队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小组长，曾与队长徐成章等率部进行支援广宁农民运动的作战，参加平定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和省港大罢工中封锁香港的沙鱼战斗。1925年1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1926年任第四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代主任、主任。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参与指挥攻占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马回岭、九江等战斗。1927年7月下旬奉命赴九江参加南昌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不久参加南昌起义，协助叶挺指挥部队行动。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军党代表。同年10月经香港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30年夏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到任不久被捕。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于9月3日被秘密杀害于长沙，时年44岁。
廖乾五从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加入中国共产党直至牺牲，只有短短的9年时间。但是这9年是我党新生时期，是我党我军探索革命的时期。廖乾五从一个普通的家庭教师成长为我党我军优秀的政治、军事高级干部，足迹遍布陕西、湖北、北京、湖南、广东、海南、河南、江西、香港、上海，转战全国10多个省市，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支援广宁农民运动、支援省港大罢工、参加统一广东的斗争，作为“铁军”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多次著名战役和积极实践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些大事件中，廖乾五始终保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追求和英勇本色，尤其是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用坚定的信念和优秀的政治工作手段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所开创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工作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铁军政治工作传统”，开启了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对于促进国民革命军的改造，保证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武昌起义中，北伐军总攻武昌，廖乾五等指挥着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独立团奋勇队，冒着敌军猛烈的炮火冲过战壕，架云梯登上城墙，因寡不敌众，强攻失败。廖乾五等毫不气馁，认真研究，经过休整和总结，再次组织奋勇队进攻，指挥部队多处攀绳梯登城，成功打开城门，大军一拥而入，经过6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北伐军取得重大胜利；1927年，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廖乾五非常悲愤，毫不退缩。为挽救革命，他们主持召开第四军各级党部执监委员会议，一致决议“本军全体同志，誓为前锋”，讨伐叛党军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发生后，革命者和革命队伍受到极大残害，为了不被反革命的气焰压倒，为了表达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在武汉的党中央，根据在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张国焘，以自己不全面的理解和认识阻挠起义，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廖乾五等人一致反对，说：“再无讨论之余地”，八一起义胜利举行。
我党我军优秀政治军事工作的开拓者
在廖乾五短暂的革命生涯中，历任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铁甲车队党代表兼任孙中山卫士队党代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后任第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
萧克在《廖乾五》一书的序中说，“北伐时期第四军的政治工作，深得当时各方面的好评。”序中列举了周恩来、邓演达、戈列夫对第四军政治工作的评价。第四军苏联军事顾问戈列夫说，“在国民革命军中最强的是第十二师的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他很善于在第十二师中组织政治工作，以至在该师的政治工作人员被当作军队大家庭的成员”，“居民无条件地支持我们，这种积极支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政治工作”。1926年系列战斗胜利，尤其是武昌胜利后，时任第四军军长的李济深在复电廖乾五时深有感慨地说：“此兄等政治工作之明效，无怪敌称我军以宣传而战胜也。”时任第十二师师长的张发奎对廖乾五领导的政治部工作非常满意，比喻政治部的工作是“垦荒田”。这些评价，是对廖乾五卓越的政治工作能力和他本人高超的政治工作水平的充分肯定。
廖乾五领导的政治工作，主要通过宣传、发动工人、农民支持和参与革命，密切军民关系，“对官兵完全纪律化、革命化”，使军队“只知为主义牺牲，为民众利益牺牲，不仅不怕死，且不知死。”廖乾五培养和组织的担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军队中深入人心的，他们平时做训练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作战时则冲锋陷阵，奋勇争先，受到了官兵的爱戴”。1926—1927年，廖乾五还积极组织和支持四军官兵参加军民联欢会、反帝示威游行、追悼阵亡烈士等社会活动。1927年1月15日，廖乾五主持召开第四军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武汉各界为感谢和表彰第四军北伐战争中的卓著功勋，特意相赠刻有“铁军”二字的铁质盾牌，褒慰军队，从此，“铁军”威名扬天下。 廖乾五非常重视士兵教育和学习。1925年，他用法国民歌《两只老虎》的曲调重新填词《国民革命歌》，业余时间组织官兵学唱《国际歌》《工农联合歌》和《国民革命歌》，1926年7月1日，广州“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启用黄埔军校校歌《国民革命歌》为代国歌。1927年，他主持制定《第四军政治部士兵训练计划》，给士兵上政治课、读报、教唱革命歌曲，指导士兵组织雄辩会、演说会、音乐会、政治研究会等。他还承担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队政治教官，亲自讲述《军队中政治工作》《妇女运动》等课程。创办和定期出版刊物《四军周报》《四军壁报》《政治报告》《训练大纲》；出版不定期期刊《政治周报》《宣传大纲》和各种小册子。督促团指战员每周召集一次全团政治工作会议，军政治部每周召集直属部队指导员联席会议一次，军政治部每周开讲演会一次，通过有效方式，促进政治工作人员学习军事知识，让军事指战员受到政治训练，使军事与政治紧密结合。
廖乾五在政治工作中身体力行，作战中也是身先士卒，不甘落后。支援广宁农民运动时，“廖乾五等率队在广宁支援农运70天，击溃反动民团数千人，歼灭1000余人，缴获大炮、土炮数门，长短枪1000余支，将全县反动派一举荡平。”1925年6月，为掩护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苏联顾问团等机关南渡珠江，安全转移，廖乾五、徐成章等指挥铁甲车队，主动攻击敌人，配合主力收复广州。同年11月，廖乾五、周士第等率领铁甲车队在深圳沙鱼涌抗击敌军、民团团丁和港英舰船之敌。北伐战争中，廖乾五协助指挥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光复武昌和第二次北伐驱逐奉系军阀出河南的几次重大战役。廖乾五是决定南昌起义“小划子会议”五人成员之一，并对张国焘的动摇给予了有力的反击，南昌起义时，他协助叶挺指挥部队。
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的典型代表
廖乾五的政治、军事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最主要是他能坚持结合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铁甲车队初成立时，只有廖乾五、徐成章、曹汝谦、赵自选这4名共产党员。后来廖乾五、徐成章介绍周士第入党，又相继发展了20多名党员。铁甲队共产党小组组长是廖乾五，他每周主持召开党小组生活会一次，除讨论工作外，都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廖领导的党小组，能结合当时实际，客观分析帝国主义、国内军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资本家、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的事实。为解决军队中发生的问题，他经常请外面的人来作报告，差不多每天都进行政治教育，铁甲车队几乎成了政治学校，许多队员以后都成长为进行革命斗争的骨干。廖乾五经常找队员进行个别谈话，了解思想和询问困难。对一些思想有问题或者犯过错误的队员，不采取旧军阀中打军棍、竹板打手心等体罚方式，而是进行耐心的启发和教育工作。生活上，廖乾五、周士第等同队员伙食标准一样，吃一样的饭。南征途中，廖乾五和士兵同甘共苦，一同徒步行军，和士兵边走边谈，还把自己仅有的食物送给伤员、病号。1926年廖乾五在十二师，作为军队高级政治干部，按照规定他可以配备三四名护兵，为了方便接近群众，他常常一个护兵也不带，只带会讲广东话的科员当“翻译”。师长张发奎一次跟包惠僧说，“廖主任（廖乾五）是被称为我们全师的母亲，他的一切同一个青年人一样。他在部队中从我一直到士兵都处得很好，他对于联系军民、调和上下的办法多、作用大。他特别注意士兵的疾苦，我们一路行军与作战，我们的官兵没有一个掉队的，士兵也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四军在1927年与奉系军阀豫南血战时，廖乾五亲率政工人员连续3昼夜在战壕里进行宣传鼓动，运送弹药给养，抢救伤员。
廖乾五还是一位品行高尚、纯洁的共产党员代表。叶剑英曾回忆说：“廖乾五是位好同志，不近女色，打仗很勇敢，很有智谋。”阳翰笙也讲廖乾五“对党忠诚，革命坚决，工作积极认真，能力强，政治上成熟……没有妻子在身边，个人生活很严肃，很受大家尊敬，被称为老大哥”。
传奇人生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1930年廖乾五在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任上被秘密逮捕后，任凭敌人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他横眉冷对，沉静坦然，绝口不谈党和军队的任何机密。
廖乾五从牺牲到1986年的半个多世纪一直下落不明。1985年，时年88岁高龄已被病魔缠身的叶剑英元帅，让秘书召集湖北、陕西、四川的部分党史工作者，亲自向他们说明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是1927年才由周恩来同志批准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其实早在1923年，他就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并肩战斗了，就是共产党员廖乾五等领导的孙中山铁甲队。叶帅谈话中动情地回忆了和廖乾五一起战斗的岁月及廖乾五的重要革命事迹，希望三省党史工作者去搜寻廖乾五的下落。1986年6月，在叶帅去世前4个多月，陕西省的3位党史工作者历时146天，辗转17个省市，走访了上千人，每人都记下了10多万字的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们在湖南醴陵查询到廖乾五乃陕西平利人的确凿消息，出色完成叶帅弥留前的重托。
1996年，在廖乾五诞辰110周年之际，陕西党史研究室、安康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几十万字的党史文献《廖乾五》一书正式出版。2005年，《廖乾五》（修订版）出版。2011年的建党90周年前夕，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30年来主要研究成果情况发布会，会议认为“搞清了廖乾五同志的生平问题”是陕西党史工作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廖乾五在党史、军史界得到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廖乾五死无留言、死而无后。他曾在籌备铁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的启事中写道：“革命的流血本来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因为没有流血的牺牲便换不到革命胜利的代价，我们后死者对于这个看得十分明白。”斯可谓其对后来者的寄语。
（责编 侯春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