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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对“启蒙”的思考不应急于去做价值评判，而在于尽量发掘新史实新问题，特别是那些易于被现行观念和主流认识遮蔽的现象，包括历史事件发生发展进程中的偶然性和个人性因素思考理性选择背后的功利性或目的性因素。文章主要切入點在于启蒙话语的提出，谈论社会思想变革的历史需要以及个人性、偶然性、功利性目的之间的关系，呈现思想启蒙运动过程本身的复杂性。
关键词：五四；启蒙；话语权；合法性；功利性
作者简介：马小凤（1990-），女，甘肃平凉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02
考察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学，革命和启蒙作为一种话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甚至成为概述五四前后社会文化和思想变革的唯一话语，独断话语本身即是有待商榷的问题。胡绳武、金冲及的文章《辛亥革命和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初始阶段的社会特征能够从辛亥革命前后革命运动中建立相对的社会共识与，比如“三纲革命”“女权革命”等社会运动。刘纳在《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一文中更指出：“在辛亥革命时期，推动我国文学走上崭新的道路的，是政治。同时，政治又执拗地捆绑着文学，侵凌着、改变着它作为艺术门类的品格。……这一时期文学光荣由此而来，它的缺憾也由此而来。”[1]文学作为革命的先锋队，文学革命、思想变革、道德革命等等时代吁求，在狂飙突进的鲜明背景之下，文化运动和文学变革首先指向的是政治功利性。文学首先指向的是政治和革命。从梁启超论小说的功用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述，非常强调将文学作为启蒙、进步、教化的武器，把文学作为解决时代困局的突破口。诚然这是激进的有失偏颇的认识。相较而言，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突出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打倒”作用的同时，以更加卓越的视野和眼光，还强调了文学自身的独特价值，尊重文学传统自身的发展规律。“五四”文学革命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同辛亥革命前后的启蒙话语相比，其落脚点可能已经逐渐发生从目的论到工具论的转变，更加清醒认识到文学启蒙的根本目的不是浅层面的文字和思想传播，而是将文字和思想作为工具和武器，进一步启蒙国民性，为更加长远的社会变革奠定群众基础。此种转变对于时代大局的走向和革命进步道路的拓展，显得至关重要。
五四和启蒙，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的关键词。从教科书或者现行的观念和主流认识呈现给我们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全面进入文学现代化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时代思想变革的直接背景和巨大动力。当启蒙的语境延伸至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五四启蒙大潮的先声。实际上在这以前，从清末小说界革命到民初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等人的白话文运动也有着突出贡献，提倡俗语白话并非文学角度，而是更多的是从社会用途着眼，但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结合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2]一文来看，个人的吁求因为缺乏坚定的勇气和彻底的革命性，不敢同传统文化做斗争和决裂，从社会公众的意义上考量，提倡俗语白话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开阔的视界，去尝试作为“学者”公开发表理性的见解，实际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论调与前一时期相比，更加具备斗争性和激烈性，完全掩盖了黄遵宪、梁启超、王国维、郑观应等人的思想锋芒。同时，新文化运动从社会用途过渡至思想启蒙，不能不说是一种革命性的自觉，充分意识到新文化新文学应当从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奴婢位置上解脱解放出来，开眼看世界，追索自由和理性的光芒。
晚清民初期刊市场的活跃，仍然不能够使白话文运动的新观念深入人心，直至《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京沪四大报纸副刊依附于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的刊物出现，胡、陈的个人吁求充分契合了时代的需要，从个人发声的位置上凸显至为社会公众、民族集体发声。白话文运动从开始发生到最终确立，实际上经历着漫长的发展历程，一个鲜明的例子是郑观应和王韬等人的报章文体在此前梁启超“新文体”观念上继续推进，获得受众的广泛关注。精英与大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艺术隔膜，白话文运动的贡献凸显在于普通民众日常的报刊阅读中，这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当我们讲述五四启蒙运动的里程碑地位和社会意义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五四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历史境遇和独立个体彼此选择下的结果。
为在短时期内争取赢得同传统保守派斗争的胜利，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必须要极力寻找自身启蒙和变革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新旧斗争中呈现出较为强烈的功利性目的。简而言之是要赢得新旧之争的话语权。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林蔡之争可谓是一项典型案例，代表新旧文化交锋对峙时期的社会现场和历史语境。革命派批驳守旧派的证据和言辞，反而不少部分依然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与守旧派的界限并不像宣言和对峙时表现得那么清晰。“从小说与思想学术变迁的层面看，不管他自己和新文化诸人是否承认，林纾可以说是个新人物。其实新文化人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不过在论争时不愿承认罢了。林纾去世后，那时已心平气和且也有些‘落伍’的胡适才开始给林氏正名。”[3]新旧交杂，思想问题在社会层面的交锋能够客观上说明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启蒙已然发生着作用，潜移默化地促进社会人群对于新旧道德、新旧语言、新旧观念的深刻反省，支撑个体勇敢地进行价值判断或观念取舍等思想斗争，无疑加速了社会进步思想的传播进程，以及理性质疑权威和传统的自觉性。这是理性觉醒和启蒙运动赋予时代和个人最锐利和先进的思想武器。
新旧文化交锋，重在先声夺人。由来已久的旧道德、旧语言、旧观念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已经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惰性。对于曾坚信和践行的语言变革道路，胡适曾有反省：“我研究语言文字的历史，曾发现一条通则：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4]胡适认识到语言文字的改革联系到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极大的传统因袭和继承性，五四初期的领导者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发声立言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一方面积极抨击旧道德、旧传统，摒除封建文化糟粕，另一方面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提倡运用“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思想武器，推进文化变革和思想启蒙，建设新文学，树立新传统。只有确立自身发言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倡导更深广的理性自觉和主体觉醒，才能够便于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和扩散，才能够为更深广的思想变革、政治革命奠定群众基础。
回归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每一场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包涵个人性因素、功利性目的与时代吁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启蒙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自由和理性代表了启蒙的方向，相较于暴力革命，思想观念的变革更加艰难而意义深远，思想启蒙的彻底性和延续性，决定和影响了五四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整体面貌。不彻底和间断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事实上造成中国现代文学在追索现代性的路途上与传统发生着一定程度的断裂和隔阂，可以称作是“未完成的现代性”。但启蒙所标榜的理性探索方向是一个无止境的奋斗历程，文化的理性和自觉必将属于未来执著探询的“不成熟状态”的人们。
注释：
[1]刘纳.论“五四”新文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229.
[2]（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M].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23..
[3]羅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J].历史研究，1995.5：118.
[4]唐德刚.胡适杂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126.
参考文献：
[1]刘纳.论“五四”新文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2]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3]唐德刚.胡适杂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
[4]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J].历史研究，1995.5.
[5]胡绳武.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A].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2001.10.
关键词：五四；启蒙；话语权；合法性；功利性
作者简介：马小凤（1990-），女，甘肃平凉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02
考察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学，革命和启蒙作为一种话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甚至成为概述五四前后社会文化和思想变革的唯一话语，独断话语本身即是有待商榷的问题。胡绳武、金冲及的文章《辛亥革命和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初始阶段的社会特征能够从辛亥革命前后革命运动中建立相对的社会共识与，比如“三纲革命”“女权革命”等社会运动。刘纳在《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一文中更指出：“在辛亥革命时期，推动我国文学走上崭新的道路的，是政治。同时，政治又执拗地捆绑着文学，侵凌着、改变着它作为艺术门类的品格。……这一时期文学光荣由此而来，它的缺憾也由此而来。”[1]文学作为革命的先锋队，文学革命、思想变革、道德革命等等时代吁求，在狂飙突进的鲜明背景之下，文化运动和文学变革首先指向的是政治功利性。文学首先指向的是政治和革命。从梁启超论小说的功用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述，非常强调将文学作为启蒙、进步、教化的武器，把文学作为解决时代困局的突破口。诚然这是激进的有失偏颇的认识。相较而言，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突出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打倒”作用的同时，以更加卓越的视野和眼光，还强调了文学自身的独特价值，尊重文学传统自身的发展规律。“五四”文学革命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同辛亥革命前后的启蒙话语相比，其落脚点可能已经逐渐发生从目的论到工具论的转变，更加清醒认识到文学启蒙的根本目的不是浅层面的文字和思想传播，而是将文字和思想作为工具和武器，进一步启蒙国民性，为更加长远的社会变革奠定群众基础。此种转变对于时代大局的走向和革命进步道路的拓展，显得至关重要。
五四和启蒙，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的关键词。从教科书或者现行的观念和主流认识呈现给我们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全面进入文学现代化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时代思想变革的直接背景和巨大动力。当启蒙的语境延伸至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五四启蒙大潮的先声。实际上在这以前，从清末小说界革命到民初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黄遵宪、裘廷梁、陈荣衮等人的白话文运动也有着突出贡献，提倡俗语白话并非文学角度，而是更多的是从社会用途着眼，但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结合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2]一文来看，个人的吁求因为缺乏坚定的勇气和彻底的革命性，不敢同传统文化做斗争和决裂，从社会公众的意义上考量，提倡俗语白话的先进知识分子以开阔的视界，去尝试作为“学者”公开发表理性的见解，实际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论调与前一时期相比，更加具备斗争性和激烈性，完全掩盖了黄遵宪、梁启超、王国维、郑观应等人的思想锋芒。同时，新文化运动从社会用途过渡至思想启蒙，不能不说是一种革命性的自觉，充分意识到新文化新文学应当从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奴婢位置上解脱解放出来，开眼看世界，追索自由和理性的光芒。
晚清民初期刊市场的活跃，仍然不能够使白话文运动的新观念深入人心，直至《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京沪四大报纸副刊依附于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的刊物出现，胡、陈的个人吁求充分契合了时代的需要，从个人发声的位置上凸显至为社会公众、民族集体发声。白话文运动从开始发生到最终确立，实际上经历着漫长的发展历程，一个鲜明的例子是郑观应和王韬等人的报章文体在此前梁启超“新文体”观念上继续推进，获得受众的广泛关注。精英与大众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艺术隔膜，白话文运动的贡献凸显在于普通民众日常的报刊阅读中，这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当我们讲述五四启蒙运动的里程碑地位和社会意义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五四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历史境遇和独立个体彼此选择下的结果。
为在短时期内争取赢得同传统保守派斗争的胜利，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必须要极力寻找自身启蒙和变革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新旧斗争中呈现出较为强烈的功利性目的。简而言之是要赢得新旧之争的话语权。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林蔡之争可谓是一项典型案例，代表新旧文化交锋对峙时期的社会现场和历史语境。革命派批驳守旧派的证据和言辞，反而不少部分依然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与守旧派的界限并不像宣言和对峙时表现得那么清晰。“从小说与思想学术变迁的层面看，不管他自己和新文化诸人是否承认，林纾可以说是个新人物。其实新文化人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不过在论争时不愿承认罢了。林纾去世后，那时已心平气和且也有些‘落伍’的胡适才开始给林氏正名。”[3]新旧交杂，思想问题在社会层面的交锋能够客观上说明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启蒙已然发生着作用，潜移默化地促进社会人群对于新旧道德、新旧语言、新旧观念的深刻反省，支撑个体勇敢地进行价值判断或观念取舍等思想斗争，无疑加速了社会进步思想的传播进程，以及理性质疑权威和传统的自觉性。这是理性觉醒和启蒙运动赋予时代和个人最锐利和先进的思想武器。
新旧文化交锋，重在先声夺人。由来已久的旧道德、旧语言、旧观念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已经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惰性。对于曾坚信和践行的语言变革道路，胡适曾有反省：“我研究语言文字的历史，曾发现一条通则：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4]胡适认识到语言文字的改革联系到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极大的传统因袭和继承性，五四初期的领导者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发声立言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一方面积极抨击旧道德、旧传统，摒除封建文化糟粕，另一方面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提倡运用“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思想武器，推进文化变革和思想启蒙，建设新文学，树立新传统。只有确立自身发言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倡导更深广的理性自觉和主体觉醒，才能够便于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和扩散，才能够为更深广的思想变革、政治革命奠定群众基础。
回归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每一场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包涵个人性因素、功利性目的与时代吁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启蒙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自由和理性代表了启蒙的方向，相较于暴力革命，思想观念的变革更加艰难而意义深远，思想启蒙的彻底性和延续性，决定和影响了五四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整体面貌。不彻底和间断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事实上造成中国现代文学在追索现代性的路途上与传统发生着一定程度的断裂和隔阂，可以称作是“未完成的现代性”。但启蒙所标榜的理性探索方向是一个无止境的奋斗历程，文化的理性和自觉必将属于未来执著探询的“不成熟状态”的人们。
注释：
[1]刘纳.论“五四”新文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229.
[2]（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M].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23..
[3]羅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J].历史研究，1995.5：118.
[4]唐德刚.胡适杂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126.
参考文献：
[1]刘纳.论“五四”新文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
[2]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
[3]唐德刚.胡适杂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
[4]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J].历史研究，1995.5.
[5]胡绳武.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A].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