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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现代会所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延伸，为城市社群的交往休闲提供了场所。会所是自由人观念交流与共享的联合体，是以休闲、分享、娱乐、社交为纽带的，在当代语境下可供自由选择的城市集体社交空间的一种。
一、沙龙、会馆与会所
会所，顾名思义，乃因缘会聚之所在，从中衍生出无限后续的可能。“会所”英文为“Club”，音译即为“俱乐部”。300多年前，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在巴黎举办了“蓝色沙龙”，据称从此为欧洲的沙龙文化定下了基本格调。自此沙龙文化影响整个欧美，文艺界和政界精英均乐意成为沙龙座上客，像肖邦的《小猫圆舞曲》即沙龙上的即兴之作。这种沙龙文化甚至一度风靡中国，如民国才女林徽因的客厅就曾举办过多场文化沙龙，其间会聚了胡适、沈从文、金岳霖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成为“京派”重镇。
中国特色的“沙龙文化”甚至可以追溯得更远。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大书法家王羲之召集筑室东土的一批名士和家族子弟，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举办了首次兰亭雅集，“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其实也是一种最纯粹的雅集文化沙龙。之后的千余年岁月中，因各类雅集而形成的各种传统会馆遍布全国，某种意义上也是现代会所的前身。而会馆源于商业文化，同业商人为了解决集会、集货、食宿的场所，纷纷在各重要商业码头兴建郡邸，即会馆之雏形。在其发展过程中，会馆凝聚了雅集文化、建筑文化、戏曲文化、餐饮文化等深厚文化传统。像芜湖会馆、湖广会馆、安徽会馆等，都曾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如1807年创建的湖广会馆，目的正在于“为光耀桑梓，联络南北乡谊”。而绍兴会馆，已成为鲁迅故居之一。
这些传统会馆，很好地联系起了地方和亲情、经济和文化，并强强联手，激发出更大的创意与成果，除了物质上的推进之外，使参与其中的人们在精神上获得更大的寄托和满足，这和西方的沙龙文化殊途同归。虽然中国会所的直接源头是舶来品，但现代的会所与传统的会馆很有相通之处，正是传统会馆私人化的现代变种。
现代会所打的是文化旗帜，纷纷以文艺搭台，以经济经营唱戏，貌似与同业商人从经济利益出发组建会馆的直接目的不同，倡导的是圈子内的一种精英文化，希望在物质追求之上，更实现一种精神的诗意的栖居。
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现代会所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延伸，为城市社群的交往休闲提供了场所。会所是自由人观念交流与共享的联合体，是以休闲、分享、娱乐、社交为纽带的，在当代语境下可供自由选择的城市集体社交空间的一种。
二、现代会所的变异
遗憾的是，在红尘滚滚的当下俗世，无论初衷多么美好纯粹，很多会所却没有真正承袭之前的文化艺术传统，本意于倡导精英文化而往往变异成了流俗的富人文化和骨子里的商业文化。无论是西方沙龙的文化精神，还是中国传统会馆的深厚底蕴，在众多现代会所中都没有得到延续和继承，而渐渐蜕变为一种暗度陈仓的商业经营，退化为一种曲折的盈利手段，同时也显示出了当今整体文化产业的浮躁无力。
哈貝马斯认为，“如果说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范围内，那么，公共领域则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如果说前者还使人有些羞涩，那么后者则让人引以为豪。”会所作为交往的公共场所，往往使人们能够在匿名状态下的新环境中更加自如地释放自己，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轻松与休闲。另外，有些会员制的门槛造就了一种区隔，使身在其中的人们有明确的身份感、认同感和尊荣感。很多商业性会所通常采用封闭或半封闭的会员制管理方式，以保证会员使用会所设施、设备、场地和享受服务的质量，并增加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与文化归属感。但据调查可知，部分高档会所只是打着文化的幌子，以募集会员、缴纳会费的方式实现快速谋利。
确实，会所需要养护设施、养活员工和拓展品牌，都需要很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维持，所以会员制的存在往往变成一种实际的需要，由会员出资、制定经营策略，并约定年度分红与返还出资人投资额度等。每位出资人有义务向自己的人际网络宣传主题文化会所的方方面面，以文化的外衣吸引商机，但这种性质的会所，一旦没有自身的持续吸引力和文化号召力，失去足够的会员数量支撑，没有持续固定的商业经营来源，往往很难长期运转。
与初期的浩大声势相比，不知是因为先天发育不良，还是后天的水土不服，全全国各地的会所很多都在喧哗一时后迅速凋零。从根本上说，失败的根源在于初衷不正、急功近利。很多会所都是在文化的薄纱遮掩下，以赢利作为主要目的。本身底子薄，打着文化的旗帜虚与委蛇，吸引客户朋友，一旦在经营上出现压力，就会捉襟见肘，欲盖弥彰，文化的短被不能上下遮掩，难免露出贫瘠的头尾和商业本色。
有调查显示，北京地区正在经营中的会所，亏损比例达到了60%，剩下也多有形同虚设之所。其他地区的形势也相差无几，深圳会所约84%亏损，广州会所约90%亏损，从而引起经营管理上的恶性循环和各种人事纠纷。
2011年5月，央视名嘴芮成钢在微博中称，“故宫的建福宫已被某知名企业和管理方改造成了一个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的私人会所，现有500席会籍面向全球限量发售”。对此，故宫相关负责人表示没看到，未作评论。此前，建福宫也曾举办过多场宴会。故宫的建福宫成为私人会所一事从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建福宫一度沦为博人眼球、哗众取宠的俗世商品。其实早在2003年，京城某家顶级私人会所就曾遭遇过一场信任危机，92名会员联名组成维权委员会，针对俱乐部服务质量、会员章程甚至俱乐部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是否涉及非法集资金融丑闻等提出质疑，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就在近两年，继故宫备受争议的“会所门”之后，各地会所的丑闻也不断被爆料，比如倚靠晋冀会馆传统的刘老根会馆也被举报涉嫌破坏文物。
在信息化时代，这些关于会所的负面信息无疑通过网络激起千层涟漪，各地网友除屡爆会所的奢靡和高昂入会费用之外，还质疑会所虚假的精英文化传播作用。于是，在公众心目中，认为很多高档会所的神秘外衣之下，隐藏的是别有目的、唯利是图，这正与会所的初衷背道而驰，与传统文化的理念渐行渐远。 二、呼吁会所文化的回归
应该说，文化和产业的互赢是发展文化产业的良好愿景，但是目前该领域发展的问题在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忽略了文化实质的发展。这一方面使得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岌岌可危，更让人担心“文化”本身的传承和发扬。
当今的会所运营要想取得成功，真正体现文脉的延伸与文化的弘扬，不仅要有巨额的投资作后盾，还要有明晰的经营理念，更要有平和的心态、高贵的信念以及深层文化底蕴的支撑。如果是采用会员制的会所，那么不应该用富人集聚地以及奢华物质享受作为自己的招牌，而应该群策群力，追寻失落的会所文化，形成一個正能量的文化交际圈。众多人文理想、审美倾向、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相近的朋友在此聚居雅集，取长补短，获得精神上的提升和自足，然后才是商业上的往来和物质精神的双赢。如果不是会员制的会所而能获得良性的运营和发展，那么就更加意义纯粹和具有足够的底气，在悠闲的心态中传播文化、友善经营，使自己的会所成为单纯的朋友与同好相互切磋、交流、学习的所在，同类相聚的力量必将吸引持续的人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潜在的商机。
成功的案例也可以在我们身边找到。如上海的定园沉香会所，是一个大隐于市的低调而奢华的所在。定园主人是钱君匋的弟子，精于书法篆刻，是传统文化的拥护和弘扬者。他的会所以上好的沉香和普洱茶为主题，兼营书画与高古玉器、古玩杂件，却不以经营为主业。由于主人性情潇洒恬淡又善待友朋之故，很多沪上知名媒体、高校的朋友都喜欢在此品香喫茶谈书论画，偷得浮生半日闲。定园主人有持续固定的高端客户群，来自海内外，可以维持会所的日常经营与良性循环。悠闲、舒缓、优雅是定园的整体格调。在一支沉香、一盏普洱的午后，与主人漫无边际地长聊，有的朋友带来了朋友，一见如故，同类相聚的圈子越来越大，无形之中也为会所带来了商机。但定园主人却不在意这些，他注重生活品位和家庭经营，闲暇时间，或与友朋叙旧交谈，或游走于篆刻书画之间，或流连于古玩市场和拍卖会中，即兴随缘，也善于把握机遇，心态平和地经营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他的这种慢经营、慢生活的姿态值得借鉴和学习。
而典传海派老家具会所的主人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根深蒂固的古典文化情结出发，在收藏之余，将自己的藏品分享给朋友和客户们。他的会所充满着老上海的怀旧格调，每个细节都布置得一丝不苟。每逢周末，还有海派书画篆刻大师前来助阵，从而吸引众多同好前来求书问道，雅集于此。他的会所没有会员制，也无所谓既定的经营理念。他说他的经营理念就是“修旧如旧”，认为“复古也是一种创新”。他希望所有到来的朋友，能在海派老家具会所感受到一种复古、沉静、安宁、悠闲的氛围和归属感，能在中西合璧的优雅环境中，弘扬传统文化和礼仪，传递一种高尚优雅的审美品位。受到会所氛围的影响，不少前来的同好也会临时买些古董物件与家具，意在随缘，因为地方是自己的，东西本身也都是主人心爱的藏品。会所主人还说，将来他会将所有的收藏全部捐献给相关机构，一件不剩。带着这样无欲无求、可执可放的平淡心态，他的会所经营也在随遇而安的氛围中进行着，并真切希望自己的主题文化会所成为喧嚣俗世中的一方心灵栖息地，等待有凤来仪。
文化会所的出现，代表了一定社会阶层的文化需求与心灵诉求。会所并不是一种身份和阶层的象征，也不是某些社会阶层的独享场所，而仅仅是同道中人雅聚和交流的所在，以相互促进文化、精神上的引导和提升。会所应该依靠自己扎实的文化内涵和强大的文艺气场来带动潜在的商机，如此，才能良性循环，从而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人的交往行为有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理解的功能，有助于把握知识；二是合作的功能，使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实现社会的目标；三是社会化功能，能够使个体认同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从而有助于形成某种价值导向；四是社会转型功能，是前三种功能的良性推动形成的社会效应。经营有方的会所促进了同好成员之间的交往，通过交往达到资源整合，构成意外的附加值。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传递和文化辐射的正能量，引导高尚的人际交往与生活方式，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整个城市精神面貌的提升。
《诗经·小雅》云，“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酒既和旨”，友人“燕笑语兮”，其乐融融，不亦乐乎。在当下的中国，文化会所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和品位。人们通过良好的交往，分享社会资本，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使文化创新成为可能，更让高雅的文化流传久远、深入人心。
一、沙龙、会馆与会所
会所，顾名思义，乃因缘会聚之所在，从中衍生出无限后续的可能。“会所”英文为“Club”，音译即为“俱乐部”。300多年前，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在巴黎举办了“蓝色沙龙”，据称从此为欧洲的沙龙文化定下了基本格调。自此沙龙文化影响整个欧美，文艺界和政界精英均乐意成为沙龙座上客，像肖邦的《小猫圆舞曲》即沙龙上的即兴之作。这种沙龙文化甚至一度风靡中国，如民国才女林徽因的客厅就曾举办过多场文化沙龙，其间会聚了胡适、沈从文、金岳霖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成为“京派”重镇。
中国特色的“沙龙文化”甚至可以追溯得更远。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大书法家王羲之召集筑室东土的一批名士和家族子弟，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举办了首次兰亭雅集，“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其实也是一种最纯粹的雅集文化沙龙。之后的千余年岁月中，因各类雅集而形成的各种传统会馆遍布全国，某种意义上也是现代会所的前身。而会馆源于商业文化，同业商人为了解决集会、集货、食宿的场所，纷纷在各重要商业码头兴建郡邸，即会馆之雏形。在其发展过程中，会馆凝聚了雅集文化、建筑文化、戏曲文化、餐饮文化等深厚文化传统。像芜湖会馆、湖广会馆、安徽会馆等，都曾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如1807年创建的湖广会馆，目的正在于“为光耀桑梓，联络南北乡谊”。而绍兴会馆，已成为鲁迅故居之一。
这些传统会馆，很好地联系起了地方和亲情、经济和文化，并强强联手，激发出更大的创意与成果，除了物质上的推进之外，使参与其中的人们在精神上获得更大的寄托和满足，这和西方的沙龙文化殊途同归。虽然中国会所的直接源头是舶来品，但现代的会所与传统的会馆很有相通之处，正是传统会馆私人化的现代变种。
现代会所打的是文化旗帜，纷纷以文艺搭台，以经济经营唱戏，貌似与同业商人从经济利益出发组建会馆的直接目的不同，倡导的是圈子内的一种精英文化，希望在物质追求之上，更实现一种精神的诗意的栖居。
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现代会所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延伸，为城市社群的交往休闲提供了场所。会所是自由人观念交流与共享的联合体，是以休闲、分享、娱乐、社交为纽带的，在当代语境下可供自由选择的城市集体社交空间的一种。
二、现代会所的变异
遗憾的是，在红尘滚滚的当下俗世，无论初衷多么美好纯粹，很多会所却没有真正承袭之前的文化艺术传统，本意于倡导精英文化而往往变异成了流俗的富人文化和骨子里的商业文化。无论是西方沙龙的文化精神，还是中国传统会馆的深厚底蕴，在众多现代会所中都没有得到延续和继承，而渐渐蜕变为一种暗度陈仓的商业经营，退化为一种曲折的盈利手段，同时也显示出了当今整体文化产业的浮躁无力。
哈貝马斯认为，“如果说生的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在私人领域范围内，那么，公共领域则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如果说前者还使人有些羞涩，那么后者则让人引以为豪。”会所作为交往的公共场所，往往使人们能够在匿名状态下的新环境中更加自如地释放自己，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轻松与休闲。另外，有些会员制的门槛造就了一种区隔，使身在其中的人们有明确的身份感、认同感和尊荣感。很多商业性会所通常采用封闭或半封闭的会员制管理方式，以保证会员使用会所设施、设备、场地和享受服务的质量，并增加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与文化归属感。但据调查可知，部分高档会所只是打着文化的幌子，以募集会员、缴纳会费的方式实现快速谋利。
确实，会所需要养护设施、养活员工和拓展品牌，都需要很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维持，所以会员制的存在往往变成一种实际的需要，由会员出资、制定经营策略，并约定年度分红与返还出资人投资额度等。每位出资人有义务向自己的人际网络宣传主题文化会所的方方面面，以文化的外衣吸引商机，但这种性质的会所，一旦没有自身的持续吸引力和文化号召力，失去足够的会员数量支撑，没有持续固定的商业经营来源，往往很难长期运转。
与初期的浩大声势相比，不知是因为先天发育不良，还是后天的水土不服，全全国各地的会所很多都在喧哗一时后迅速凋零。从根本上说，失败的根源在于初衷不正、急功近利。很多会所都是在文化的薄纱遮掩下，以赢利作为主要目的。本身底子薄，打着文化的旗帜虚与委蛇，吸引客户朋友，一旦在经营上出现压力，就会捉襟见肘，欲盖弥彰，文化的短被不能上下遮掩，难免露出贫瘠的头尾和商业本色。
有调查显示，北京地区正在经营中的会所，亏损比例达到了60%，剩下也多有形同虚设之所。其他地区的形势也相差无几，深圳会所约84%亏损，广州会所约90%亏损，从而引起经营管理上的恶性循环和各种人事纠纷。
2011年5月，央视名嘴芮成钢在微博中称，“故宫的建福宫已被某知名企业和管理方改造成了一个全球顶级富豪们独享的私人会所，现有500席会籍面向全球限量发售”。对此，故宫相关负责人表示没看到，未作评论。此前，建福宫也曾举办过多场宴会。故宫的建福宫成为私人会所一事从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建福宫一度沦为博人眼球、哗众取宠的俗世商品。其实早在2003年，京城某家顶级私人会所就曾遭遇过一场信任危机，92名会员联名组成维权委员会，针对俱乐部服务质量、会员章程甚至俱乐部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是否涉及非法集资金融丑闻等提出质疑，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就在近两年，继故宫备受争议的“会所门”之后，各地会所的丑闻也不断被爆料，比如倚靠晋冀会馆传统的刘老根会馆也被举报涉嫌破坏文物。
在信息化时代，这些关于会所的负面信息无疑通过网络激起千层涟漪，各地网友除屡爆会所的奢靡和高昂入会费用之外，还质疑会所虚假的精英文化传播作用。于是，在公众心目中，认为很多高档会所的神秘外衣之下，隐藏的是别有目的、唯利是图，这正与会所的初衷背道而驰，与传统文化的理念渐行渐远。 二、呼吁会所文化的回归
应该说，文化和产业的互赢是发展文化产业的良好愿景，但是目前该领域发展的问题在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忽略了文化实质的发展。这一方面使得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岌岌可危，更让人担心“文化”本身的传承和发扬。
当今的会所运营要想取得成功，真正体现文脉的延伸与文化的弘扬，不仅要有巨额的投资作后盾，还要有明晰的经营理念，更要有平和的心态、高贵的信念以及深层文化底蕴的支撑。如果是采用会员制的会所，那么不应该用富人集聚地以及奢华物质享受作为自己的招牌，而应该群策群力，追寻失落的会所文化，形成一個正能量的文化交际圈。众多人文理想、审美倾向、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相近的朋友在此聚居雅集，取长补短，获得精神上的提升和自足，然后才是商业上的往来和物质精神的双赢。如果不是会员制的会所而能获得良性的运营和发展，那么就更加意义纯粹和具有足够的底气，在悠闲的心态中传播文化、友善经营，使自己的会所成为单纯的朋友与同好相互切磋、交流、学习的所在，同类相聚的力量必将吸引持续的人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潜在的商机。
成功的案例也可以在我们身边找到。如上海的定园沉香会所，是一个大隐于市的低调而奢华的所在。定园主人是钱君匋的弟子，精于书法篆刻，是传统文化的拥护和弘扬者。他的会所以上好的沉香和普洱茶为主题，兼营书画与高古玉器、古玩杂件，却不以经营为主业。由于主人性情潇洒恬淡又善待友朋之故，很多沪上知名媒体、高校的朋友都喜欢在此品香喫茶谈书论画，偷得浮生半日闲。定园主人有持续固定的高端客户群，来自海内外，可以维持会所的日常经营与良性循环。悠闲、舒缓、优雅是定园的整体格调。在一支沉香、一盏普洱的午后，与主人漫无边际地长聊，有的朋友带来了朋友，一见如故，同类相聚的圈子越来越大，无形之中也为会所带来了商机。但定园主人却不在意这些，他注重生活品位和家庭经营，闲暇时间，或与友朋叙旧交谈，或游走于篆刻书画之间，或流连于古玩市场和拍卖会中，即兴随缘，也善于把握机遇，心态平和地经营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他的这种慢经营、慢生活的姿态值得借鉴和学习。
而典传海派老家具会所的主人也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根深蒂固的古典文化情结出发，在收藏之余，将自己的藏品分享给朋友和客户们。他的会所充满着老上海的怀旧格调，每个细节都布置得一丝不苟。每逢周末，还有海派书画篆刻大师前来助阵，从而吸引众多同好前来求书问道，雅集于此。他的会所没有会员制，也无所谓既定的经营理念。他说他的经营理念就是“修旧如旧”，认为“复古也是一种创新”。他希望所有到来的朋友，能在海派老家具会所感受到一种复古、沉静、安宁、悠闲的氛围和归属感，能在中西合璧的优雅环境中，弘扬传统文化和礼仪，传递一种高尚优雅的审美品位。受到会所氛围的影响，不少前来的同好也会临时买些古董物件与家具，意在随缘，因为地方是自己的，东西本身也都是主人心爱的藏品。会所主人还说，将来他会将所有的收藏全部捐献给相关机构，一件不剩。带着这样无欲无求、可执可放的平淡心态，他的会所经营也在随遇而安的氛围中进行着，并真切希望自己的主题文化会所成为喧嚣俗世中的一方心灵栖息地，等待有凤来仪。
文化会所的出现，代表了一定社会阶层的文化需求与心灵诉求。会所并不是一种身份和阶层的象征，也不是某些社会阶层的独享场所，而仅仅是同道中人雅聚和交流的所在，以相互促进文化、精神上的引导和提升。会所应该依靠自己扎实的文化内涵和强大的文艺气场来带动潜在的商机，如此，才能良性循环，从而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人的交往行为有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理解的功能，有助于把握知识；二是合作的功能，使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实现社会的目标；三是社会化功能，能够使个体认同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从而有助于形成某种价值导向；四是社会转型功能，是前三种功能的良性推动形成的社会效应。经营有方的会所促进了同好成员之间的交往，通过交往达到资源整合，构成意外的附加值。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化传递和文化辐射的正能量，引导高尚的人际交往与生活方式，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整个城市精神面貌的提升。
《诗经·小雅》云，“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酒既和旨”，友人“燕笑语兮”，其乐融融，不亦乐乎。在当下的中国，文化会所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一个城市的发展程度和品位。人们通过良好的交往，分享社会资本，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使文化创新成为可能，更让高雅的文化流传久远、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