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城镇化建设和发展面临着人口分布不合理、产业不协调等问题，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就需要新型城镇化，通过基于群决策的层次分析法建立测评指标体系进行系统评价，探究京津冀13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空分异。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明显，京津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河北省的資源。在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发展高度密切，河北省各市与北京的发展步调较一致，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动力较为充足，潜力大。河北省各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从产业升级、创新和生态建设方面实现突破，也需要京津从协同发展出发来支持河北省各市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6-0058-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6006
收稿日期：2017-03-16；
修订日期：2017-09-05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2014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公关项目“资源、环境约束下京津冀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一省一校”核心项目“首都经济圈与河北发展”；河北省“白洋淀流域生态保护与京津冀可持续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平台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王金营，经济学博士，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佳黛，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Th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ANG Jinying，LI Jiadai
（School of Economic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
02，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faced with un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dustry incompatibility and other problems， restric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we need a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AHP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explor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level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13 citie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new urbanization level was obvious. The rapid growth of Beijing and Tianjin hollowed out the resources of the Hebei provinc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and Tianjin is strongly correlated.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and Beijing are similar， cooperative power is sufficient and the potentiality is high.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Hebei province not only need to achieve a breakthrough i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nov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need BeijingTianjin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Hebe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Keywords：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的，传统城镇化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比例增加，经济总量提升，一味注重“量”的增长，忽视了人类生活水平“质”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黄桂婵、胡卫东，何瑜、王勇术指出中国传统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城乡一体化建设滞后，城镇化发展粗放，城镇化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扩大，农民被隔离在现代城市文明之外等问题[1-2]。因此，為解决传统城镇化存在的诸多弊端，我国亟须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单卓然、黄亚平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追求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以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的城镇化过程[3]。2010年随着《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关于加快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的出台，京津冀作为整体区域统筹发展的方向不断明确，三地之间协作互动不断加强，协同发展逐步深入。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为提升该区域整体新型城镇化水平开辟了新纪元。
从总体上来看，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的协同，这需要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的路径去实现，并最终成长为世界级城市群。然而，京津冀区域城镇化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京津冀地区发展不平衡，区域人口分布不合理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的数据可知，北京和天津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3111人/平方公里和12898人/平方公里，河北省的人口密度不足北京、天津的1/3，北京、天津人口高度集聚。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天津的外来常住人口中河北籍占比分别为221%与252%
数据来源：高玉，刘欢.河北人占北京常住外来人口221% 占天津252%[EB/OL].（2014-03-31）. http：//hebeiifengcom/news/chengshi/ts/detail_2014_03/31/2060668_0shtml，
河北省人口“异地城镇化”现象比较严重。在经济发展层面，北京、天津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而河北省尚处于工业化中期
参见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17年7月8日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河北青年报发表的《京津冀地区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河北省经济基础较为薄弱，钢铁、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长期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方式较粗放，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与北京和天津差距十分突出。长期以来，北京和天津占据着京津冀发展的中心地位，政策、投资、重大设施建设均向两市倾斜，各类基础设施、服务功能向京、津快速聚集。以北京为例，北京拥有的国家重点院校占全国的25%，有1/3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大量的央企和跨国企业集团总部，各级各类机构和单位40多万家
数据来源：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 为引领河北新型城镇化路线图绘就
[EB/OL]（2014-04-11）http：//wwwzjkyygovcn/article/20140411/000916668-2014-23386html，公共服务过于集中且与需求不匹配，在求学、就业、看病等活动上，由于外来涌入的人口和北京当地人口流动的双重压力，造成北京城区内的交通拥堵，大城市病愈发严重。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所指的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全部区域，对比研究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全部区域，珠三角地区为广东省全部区域。
根据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人户分离人口众多，且增长速度较快，人口压力明显。京津冀区域内北京市对天津市、河北省的户籍人口吸引力巨大，迁移人口增速大大超过自然人口增速。天津市较北京市而言，吸引京津冀区域内的人口数虽较少，但涨幅较快，人口压力也不断增加。河北省分担京津人口压力的能力明显不足，京津冀地区内河北省的人口过快、过多地单向流入京津，且人口聚集的速度与规模明显高于江苏、浙江涌入上海的人口。京津冀相较于长三角，无论是经济整体实力，还是各项承载力水平均较弱，所以同样面临过快的人口流入问题，京津冀地区的人口、经济压力更为明显。
从城乡统筹角度来看，三大区域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见表1），长三角地区的比值最小，说明其在城乡统筹方面发展的最好，城乡一体化协调度最高。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均大于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区域，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也不高，二者差距明显，二者之比高于珠三角，甚至高于全国水平，表明京津冀的城乡协调水平还很低，在城乡统筹方面仍旧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不断推进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而目前，在对京津冀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研究中，较少有学者从协同角度着手，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空间上对比分析京津冀三地的城镇化发展状态。虽然也有学者从京津冀都市圈的角度对三地的城镇化水平进行分析，如常春林[4]、贾琦[5]，但其在权重确定方面还存在很大程度的主观因素，评价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而且仅以京津冀都市圈10个市为研究对象，并不能从空间上全面衡量出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趋势。所以，本文拟建立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创新五个维度的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研究，探寻如何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步伐，以京津冀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推进整个地区的协同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过分强调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集中、经济的发展，而是要求不断提升城市、乡村的发展质量，以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进步。而这里的进步不光停留在经济上，还包括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综合改善，城乡间的统筹发展。随着我国学者对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的不断深入，构建的指标体系中也含有一些体现出新型城镇化内涵与要求的指标。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2005年设立了包含经济发展质量、生活质量、社会发展质量、基础设施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城乡统筹与地区发展六部分的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6]，虽然生态环境质量和城乡统筹发展比重较低，但其中有些指标如每万元GDP综合能耗、城镇化水平与非农就业比重，体现出新型城镇化追求的绿色与协调的发展理念。方创琳以经济城市化发展质量、社会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城市化保障质量三类指标对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度[7]，在经济结构指数中提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等指标，强调产业结构转型、高效发展的重要性；在生态环境保障指数中增设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指标，在基础设施发展指数中增设人均道路面积、百人基础教育拥有教师数等指标，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有了更全面的要求。以上指标同样适用于评价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在现有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文献中，曾志伟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构建了包含新型城镇环境保护、新型城镇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社会建设的新型城镇新型度评价指标体系[8]，权重方面社会建设指标首次超过经济发展指标而成为最重要的指标，其中在社会建设方面增设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专利申请数、拥有发明专利数，体现新型城镇化对提高教育水平，培养创新能力的新要求。牛晓春建立由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诸因素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9]，其中增设了科学与教育支出占城市财政支出比重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王新越建立了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子系统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10]，增设了每万人拥有申请专利授权数指标，以衡量创新成果水平。吕丹选取人口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生态环境支持指数、城乡统筹指数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五方面的指标重构了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11]，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方面设立医疗保险社会综合覆盖率、养老保险社会综合覆盖率等指标，完善了对社会保障水平的衡量。综合以上研究，在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评价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要从其概念出发，凸显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同时体现京津冀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理念。
本研究在考虑到对京津冀地区数据资料可得性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动态性、科学性、可比性原则，广泛吸收已有研究成果中提出的指标体系，力求在创新、生态方面的表征上有所突破，通过专家咨询方法并根据已有研究，构建以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创新五维度作为一级指标，选取了10个二级指标和38项三级指标，构建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的筛选由作者根据已有研究并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提出一揽子指标，将这些指标发送给6位专家（李建民教授、陆杰华教授、王广州研究员、陈卫民教授、李通屏教授、石智雷副教授），由专家们对指标重要性进行筛选确定。。
1指标内涵
（1）人口状况指标主要在于衡量人口城镇化的水平及就业状况。人口城镇化并不只是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更深层次的是由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变化所引发的就业结构的转变，体现人口与就业状况的协同发展情况。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的比例反映了非农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的占比情况，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体现出人口在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揭示第二、三产业发展状况的同时，体现非农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转变程度。市辖区人口密度反映出人口的聚集情况，因为京津地区人口密度过高，此项指标作为负向指标侧面体现出整体生活环境的宜居程度。城镇化率与非农就业比重之比体现出城镇聚集的协调程度，来说明人口结构上的非农转化与就业结构上的非农转化是否同步，深度揭示人口城镇化的水平与协调性。
（2）经济状况指标主要侧重体现经济质量、经济结构的转变与整体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关注的不仅是经济上量的增长，更是质的提高，更加关注经济对人口、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代表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实力及富裕程度，是结合人口数量对经济实力的评价指标。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主要是考察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第三产业逐步成为推进城市向更高层次进步的动力，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区的城镇化层次。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代表了经济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程度，体现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作用，更多的财政收入则代表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支持以完善地区的建设，是城镇化发展的储备力量。单位GDP能耗反映经济的能源消费水平，体现出经济对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也体现出经济的发展质量与效率，是经济与环境能否协同发展的重要表现，深度揭示产业对于资源、环境的影响力度。
（3）社会状况指标分为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公共服务水平三方面，体现出新型城镇化所要求的以“人”为核心，强调城乡互动、统筹发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每万人拥有互联网数反映城市信息的通畅程度及通讯设施的建设水平，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体现地区文化事业发展情况和城市的文化氛围，职工平均工资、城镇登记失业率直接体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状态，运用这4项指标体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质水平，衡量整体的生活质量。从城乡统筹角度来看，运用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两个指标，从现金收入，居民购买能力方面来比较城乡生活水平的现状，反映城乡间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对于公共服务水平，选取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每万人拥有床位数，衡量医疗设施、医疗保障的能力及水平，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与学生比体现地区的科教文化水平、教育能力及受教育程度，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例、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比例体现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三方面较全面、系统地评价公共服务的状况和能力。
（4）
生态状况指标包括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两方面，衡量京津冀的生态联动发展情况。新型城镇化突出强调生态文明，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促进城镇化以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式进行。采用污水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反映城市环境的优化程度和环保设施的建设水平，展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的发展效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均反映出城市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的情况，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体现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这3项指标反映了城市的环境质量、宜居程度，揭示城市环境承载力的强弱，侧面反映经济与环境建设、保护的联动程度。
（5）创新状况指标从民间、企业、专业单位的创新能力方面来解读地区的整体创新水平，体现区域内各主体的协同创新发展情况。新型城镇化是在新观念、新技术引领下的城镇化建设，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变革，实现城镇化发展的“推陈出新”。科学支出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体现出国家对教育、科技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地区的科研水平，是提升民间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個人、机关团体的专利申请数体现出民间对科研创新的重视程度、创新的能力水平与积极性，个人、机关团体的专利授权数反映出创新的能力效率，深度揭示出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在竞争力。工矿企业的专利申请数、授权数用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效率，企业的“新”发展对产业升级至关重要，企业产品、技术的更新换代将助推企业的转型升级，带动地区的产业转型。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作为专业单位，其专利申请数、授权数体现出专业单位的创新效率、研发水平，从专业的角度引领整个城市技术、思想的提升，表明地区的科研水平与创新实力。 以上指标在显示出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深度体现协同发展的理念，如人口指标表现出人口与就业的协调性；经济指标中单位GDP能耗体现出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可衡量经济与环境是否协调发展；生态的各项指标可以反映区域的生态联动发展情况，经济与环境建设、保护的联动程度；社会的各项指标反映城乡之间的协调程度，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对比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情况；创新指标中企业创新、专业单位创新能力的各项指标，一定程度上体现地区创新协同发展的程度与深度，以及提升区域整体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潜力和效率。将人口视作载体，经济作为基础，以社会发展为保障，生态为依托，创新为动力，可以提升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水平，带动区域协同进步。
2权重分析
本文采用基于群决策的AHP来构建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对专家评分进行聚合时，采用聚合个体判断（AIJ）的方法，将各专家的判断矩阵聚合为一个总体的共识矩阵，在综合考虑所有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进行赋权，避免受到某个专家较大的主观影响，使其更加客观、科学。邀请了7位专家（含作者王金营）进行专家测评，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如表2所示。在综合考虑7位
专家对指标体系所作判断矩阵相似度和差异度的基础上，对每位专家进行赋权，得到共识矩阵。利用方根法求得各共识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均符合一致性标准CR<01，当CR=0时表示专家的给分具有完全一致性，如表3所示。
由表2所示，创新的权重大于生态的权重，生态的权重大于经济的权重，经济的权重大于社会的权重，社会的权重大于人口的权重，说明各位专家一致将创新视作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指标，创新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动力，将其作为最重要的方面符合新型城镇化的“新”要求。其中专业创新能力的权重较大，说明企业的创新水平是提升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重要依托，是推动城市建设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关键。将生态作为第二重要指标，明确体现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区别：前者是在生态文明指导下追求绿色、低碳、集约的城镇化过程。在生态方面更强调环境质量，说明现阶段的城镇化建设不能一味通过改善治理手段来亡羊补牢，应更多地注重源头保护，关注环境的承载力，以创建环境、交通等各方面都较和谐的宜居环境。经济方面，单位GDP能耗的赋权占经济的50%以上，体现出新型城镇化在经济上要求发展低碳、绿色经济，与传统城镇化片面追求“量”的增长有本质区别。在社会方面，生活质量的比重略高，说明新型城镇化不仅重视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全面提升，同时也十分重视城乡是否能够统筹发展。在公共服务水平方面，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比例的权重较大，说明这些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因素。在人口方面，城镇化率与非农就业比重之比明显高于其他指标，说明新型城镇化强调人口相对城镇的聚集程度，重视就业结构与人口结构是否能够同步转变，表明新型城镇化对人口发展的新要求，并不是要单纯地进入城市，而是通过就业等更多途径来实现其市民化进程。
三、京津冀各市新型城镇化评价
1数据来源与整理
由于考虑到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土地面积、空间容量方面与京、津基本相当，所以将河北省11个地级市与京津并列评估，以2005—2014年京津冀13市的数据研究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本文所需要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年鉴》、《国家统计年鉴》。其中，2005—2010年河北省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河北省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来源于《河北经济年鉴》和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4年河北省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河北省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2005—2014年河北省各市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局的公开数据，2005—2014年河北省各市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来源于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协会。对于缺失的个别数据采用线性回归等方式进行估算。
由于原始数据资料的单位、数量级不同，需要先将2005年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种变量统一度量，并作为基期数据，然后结合各指标实际值在2005—2014年期间每年的变动率（增长率），可以计算得到2006—2014年各年各指标的可比性数值，然后结合表2中各指标的权重可计算各级指标的得分。这一指数的核算方法，与以往的指数构建大大不同，该方法合算得到的指数既体现了区域间的差异，又反映了区域各自在2005—2014年期间新型城镇化指数的变动趋势。
2005年基期各指标采用极值标准化法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评价指标的不同采用以下两个公式。
当评价指标是正向指标时，
X′ij=XijXj（max）（1）
当评价指标为负向指标时，
X′ij=Xj（min）Xij（2）
Xj（max）、Xj（min）为指标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0≤X′ij≤1。当X′ij=0时，将其视为0001，以保证数据连续性。
X′（i+1）j=X′ij*[1+（X（i+1）j-Xij）/Xij]（3）
2评价公式
采用加权求和来计算i城市一级指标层、二级指标层以及总体水平的得分。n为所计算指标层的指标个数，在计算不同指标层的得分时，将本层指标权重之和始终视作1。
總得分
U=∑nj=1Ai×αi=∑5i=1∑mj=1∑Kk=1Cijk×γijk（4）
一级指标得分
Ai=∑mj=1Bij×βij
（5）
二级指标得分
Bij=∑Kk=1Cijk×γijk（6）
其中，i=1，2，3，4，5；j为二级指标B的个数，最大数为m；k为对应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个数，最大数为K，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3评价结果及总体评价下的差异比较
将2005年各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根据变动趋势计算得到的2006—2014年各指标标准化数值，并根据总得分公式（4）、一级指标得分公式（5）和表2所示的权重可计算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的水平得分和各一级指标的得分，总体得分如表4所示。
（1）时间角度分析。从时间角度进行分析，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均表现出上升的走势，但各市得分的增长率走势并不相同，其中京、津的增长率先增长后下降，河北省各市大体为先下降后提升，其中沧州、衡水、廊坊尤为明显。京、津的高速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河北省的资源，牺牲了河北省的发展速度。2010年随着京津冀作为区域整体进行统筹发展的方向不断明确，三地之间协作互动不断加强，协同发展逐步深入。北京、天津的增长率先后下降，河北省各市的增长速
度加快，区域整体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河北省在京、津的带动下，发展潜力不断被释放，区域协同发展不断深入。2014年京津冀各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的增速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较之前相比协同发展的强度更加深入，区域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还很大。
（2）空间角度分析。
如图1所示，以空间角度进行分析，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北京、天津的水平高于河北省各地级市，尤其是北京，一直处于高水平平稳发展状态，明显高于其他地级市，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明显。从河北省11个市的得分排名来看，石家庄、保定、邯郸的排名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在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京津冀整体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到提升，改善了以往以北京—唐山—秦皇岛、北京—廊坊—天津两条“走廊”式的发展状态，周边较落后城市不断受到辐射和带动，区域的城市体系得到优化，日后的辐射作用也将更明显，石家庄、保定、唐山这样的城市都有望发展成为京津冀地区的“次级中心城市”。
为了更进一步揭示京津冀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协同关系，将京津冀13个市得分两两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北京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龙头，各方面发展水平高，若以北京得分作为自变量分析其与京津冀其他12个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的线性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
综合考虑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北京与天津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拟合程度最高，二者发展的联动作用最为明显，北京与保定、秦皇岛、石家庄次之，说明这些城市与北京的发展步调较一致，区域协同能力不断提高，这些城市在日后发展中易形成合力，推进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相比之下，北京与承德、沧州、廊坊、衡水的拟合程度稍差，区域协同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入。
从京津冀区域来看，天津受到北京的影响，在区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也承担着龙头带动作用，以天津作为自变量，探索其与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的互动联系，结果如表6所示。
相较于北京，天津与各市新型城镇化得分的拟合程度普遍低于北京，说明河北省与天津发展同步程度较低，在带动河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上，天津的能力并未得到充分显现，今后天津应将自身的发展与带动河北省的整体水平相结合。而且天津与石家庄、保定、邢台、邯郸的得分较高，与廊坊、沧州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体现数字上的关系，说明了同步关系而非扩散或者带动关系。表明天津应更积极地加强与周边城市的联系，起到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四、分系统评价下的差异及区域比较分析
1分系统评价下的差异比较分析
（1）人口方面变动不大，协调度有待提升。
从人口角度分析，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在人口方面随时间的变化呈现小幅上行趋势，变化幅度较小。在空间分布上，京、津水平较接近，河北省各市差距不大，唐山、廊坊、石家庄等城市位于前列，人口各方面的调整变动越来越能表现出新型城镇化对人口就业、布局等方面的总和要求。详见图2。
（2）经济方面有所提高，个别城市产业转型较迟缓。
从经济角度分析，北京、天津新型城镇化在经济方面水平较高，但在2014年均出现下降走势，主要源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下降。北京、天津增长率有向下的趋势，河北省各市基本处于波动式上升，特别是邢台、衡水、保定等城市近些年增速较快。详见图3。
但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城市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仍较迟缓。唐山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排名为京津冀第三，仅次于京津，但其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GDP能耗方面均处在落后水平，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廊坊、衡水2011年的GDP能耗相比其他城市下降幅度明显，这两市在结构转型与节约产能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了效果，今后各市应在这方面重点加强调整。
（3）社会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城乡统筹仍是难题。
从社会角度分析，京津冀三地空间分异明显，但都表现出上升走势。从增长率来看，各市增长率差距逐渐缩小，但天津增速较快，说明其社会生活方面的建设发展较快，在协同发展方面，受益最为明显。但承德、张家口两个市的整体社会水平落后于其他城市，这两个市基础较为薄弱，如何侧重提升这两个市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详见图4。
从具体的指标分析，反映生活质量的各项指标，天津的增速明显，廊坊近些年基本处于河北省第一位，说明在协同发展背景下离北京较近的城市最先受到带动，发展较快。在城乡统筹方面，不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各市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的任务都十分艰巨，但相较而言，天津、衡水、沧州、保定等市上升较快，承德、張家口、邢台、廊坊处于落后水平。
（4）生态环境改善并不明显。
从生态环境总体来看，京津冀地区的差异并不显著，北京、秦皇岛水平较高，2009—2013年除衡水外各市大体处于平衡发展的水平，2014年北京和秦皇岛的环境质量大幅提高，尤其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有明显提高，直接提升了新型城镇化的生态水平。但其他各市生态新型城镇化得分的增长率较平缓，区域整体的生态新型城镇化水平有了一定程度提升但并不明显。详见分图5。 （5）创新方面差异十分明显，企业创新是关键。
从创新角度来看，北京是京津冀新型城镇化在创新方面的标杆，其水平明显高于天津和河北省各市，较其他方面相比空间分异更加明显，石家庄、保定、唐山水平相对较高，创新水平的提高成为天津、河北省各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关键。而且总体创新与企业、专业单位创新基本呈现出相同的空间差异，说明京津冀创新水平的差异主要源自企业和专业单位。详见图6和图7。
2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区域比较分析
2016年出台的《河北省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规划》提出构筑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廊坊、保定）、沿海率先发展区（秦皇岛、唐山、沧州）、冀中南功能拓展区（石家庄、邯郸、衡水、邢台）、冀西北生态涵养区（承德、张家口）的城镇空间结构。所以，在区域的协同发展下，按此将京津冀划分为四个研究区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
将每个区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创新得分进行两两线性回归，分析可知：生态拟合度除在冀西北生态涵养区较高，其他区域均较差，说明京津冀在区域生态上的协同发展较为迟缓。京津作为区域的核心城市，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尤其在经济与创新方面协调度较高，但对于环核心功能区城市的带动作用仍需加强，保定、廊坊在承接分散京津人口和承接非首都功能转移的任务的同时，要加强自身变革，该功能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应继续深化与推广。沿海率先发展区唐山市的产业结构转变较迟缓，秦皇岛市的创新后续动力明显不足，虽然秦皇岛、唐山两市的发展协调度较强，但在带动沧州发展上明显不足。冀中南功能区四市的发展状态较为接近，各方面擬合度较高，协同发展的潜力巨大，但应着重提高衡水市经济发展的集约性。冀西北生态涵养区两个城市的协同发展状态良好，但创新方面并未形成合力，且社会发展水平低、创新能力弱，如何以创新来驱动发展生态经济将是该区域今后发展的重点。
五、结论
首先，在构建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时，各方面权重比较显示：创新>生态>经济>社会>人口，各位专家一致将创新视作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指标，说明创新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程度，体现出新型城镇化的“新”要求。
其次，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状态较为明显，北京、天津高于河北省各市，北京一直处于高水平的稳定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明显。在协同发展背景下，以线性回归分析京津冀各市两两间的发展关联度，北京与天津发展高度密切，河北省各市与北京的发展步调较一致，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区域协同能力不断提高。河北省各市与天津的发展同步性较差，天津对河北省各市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且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如较远地区，河北省需要加大力度培养次级中心城市的建设，这当然包括刚刚成立的雄安新区建设。
再次，在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各方面比较中，创新方面空间分异最为明显，北京>天津>河北省各市，说明创新是日后京津冀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关键。在人口方面，各市变动不大。在社会方面，协同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一些离北京较近的市如天津、廊坊发展较快，城乡统筹仍是社会发展的难题。在生态方面，各市协同度较差，改善并不明显，治理水平差异不大。在经济方面，河北省对经济成果进行有效社会化的程度较低，且个别市产业转型迟缓。
最后，京津冀按功能进行划区比较，利于各市有针对性地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生态方面除在冀西北生态涵养区拟合度较高，其他区域此方面拟合度均较差，京津冀在区域生态上的协同发展尤为迟缓。两大核心和环核心功能是区域的创新主力，京津的经济与创新方面协调度较高，但对环核心功能区各市的带动作用仍需加强。实现京、津创新以及人才资源的“走出去”，通过区域内合作交流，扩大影响范围和受益程度。沿海率先发展区秦皇岛、唐山两市的发展协调度较强，但在带动沧州发展上明显不足，该区应在企业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力。冀中南功能区四市的发展状态较为接近，各方面拟合度较高，协同潜力巨大，但应提高衡水经济发展的集约性，进一步完善交通网和物流网，加强区域的联系，提高各方面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张家口和承德地区的创新发展、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相结合等方面是区域发展的重点。同时注重培养石家庄、保定这样的次级中心城市，协调其内部的资源配置，明确各市的功能定位，各功能区以功能定位互补辐射，以差异化的成长推进京津冀的协同进步。
参考文献：
[1]黄桂婵，胡卫东.我国传统城镇化的特征与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6）：672-675.
[2]何瑜，王勇术.略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社会公平正义问题[J].商业时代，2014（3）：15-16.
[3]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3（2）：16-22.
[4]常春林.京津冀都市圈新型城镇化测评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5）：115-117.
[5]贾琦.京津冀都市圈城镇化质量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3）：8-12.
[6]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课题组.建立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及应用研究[J].统计研究，2005（7）：15-19.
[7]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地理研究，2011
（11）：1931-1946.
[8]曾志伟.新型城镇化新型度评价研究——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2（3）：1-4.
[9]牛晓春.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区域城镇化水平评价——以陕西省10个省辖市为例[J].干旱区地理， 2013（2）：354-363.
[10]王新越.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测度及其区域差异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4）：69-75.
[11]吕丹.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综述与重构[J].财经问题研究，2014（9）：72-78.
[责任编辑刘爱华，方志]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7）06-0058-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706006
收稿日期：2017-03-16；
修订日期：2017-09-05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2014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公关项目“资源、环境约束下京津冀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一省一校”核心项目“首都经济圈与河北发展”；河北省“白洋淀流域生态保护与京津冀可持续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平台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王金营，经济学博士，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佳黛，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Th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Based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ANG Jinying，LI Jiadai
（School of Economic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
02，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faced with un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dustry incompatibility and other problems， restric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we need a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AHP of group decisionmaking， explor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level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13 citie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new urbanization level was obvious. The rapid growth of Beijing and Tianjin hollowed out the resources of the Hebei provinc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and Tianjin is strongly correlated.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and Beijing are similar， cooperative power is sufficient and the potentiality is high.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Hebei province not only need to achieve a breakthrough i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nov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need BeijingTianjin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n Hebe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Keywords：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的，传统城镇化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比例增加，经济总量提升，一味注重“量”的增长，忽视了人类生活水平“质”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黄桂婵、胡卫东，何瑜、王勇术指出中国传统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城乡一体化建设滞后，城镇化发展粗放，城镇化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扩大，农民被隔离在现代城市文明之外等问题[1-2]。因此，為解决传统城镇化存在的诸多弊端，我国亟须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单卓然、黄亚平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追求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以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一体、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和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的城镇化过程[3]。2010年随着《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关于加快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的出台，京津冀作为整体区域统筹发展的方向不断明确，三地之间协作互动不断加强，协同发展逐步深入。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为提升该区域整体新型城镇化水平开辟了新纪元。
从总体上来看，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城镇化和城市群发展的协同，这需要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发展的路径去实现，并最终成长为世界级城市群。然而，京津冀区域城镇化存在诸多问题，诸如京津冀地区发展不平衡，区域人口分布不合理等。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的数据可知，北京和天津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3111人/平方公里和12898人/平方公里，河北省的人口密度不足北京、天津的1/3，北京、天津人口高度集聚。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天津的外来常住人口中河北籍占比分别为221%与252%
数据来源：高玉，刘欢.河北人占北京常住外来人口221% 占天津252%[EB/OL].（2014-03-31）. http：//hebeiifengcom/news/chengshi/ts/detail_2014_03/31/2060668_0shtml，
河北省人口“异地城镇化”现象比较严重。在经济发展层面，北京、天津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而河北省尚处于工业化中期
参见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17年7月8日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河北青年报发表的《京津冀地区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河北省经济基础较为薄弱，钢铁、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长期占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方式较粗放，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与北京和天津差距十分突出。长期以来，北京和天津占据着京津冀发展的中心地位，政策、投资、重大设施建设均向两市倾斜，各类基础设施、服务功能向京、津快速聚集。以北京为例，北京拥有的国家重点院校占全国的25%，有1/3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大量的央企和跨国企业集团总部，各级各类机构和单位40多万家
数据来源：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 为引领河北新型城镇化路线图绘就
[EB/OL]（2014-04-11）http：//wwwzjkyygovcn/article/20140411/000916668-2014-23386html，公共服务过于集中且与需求不匹配，在求学、就业、看病等活动上，由于外来涌入的人口和北京当地人口流动的双重压力，造成北京城区内的交通拥堵，大城市病愈发严重。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所指的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全部区域，对比研究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全部区域，珠三角地区为广东省全部区域。
根据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人户分离人口众多，且增长速度较快，人口压力明显。京津冀区域内北京市对天津市、河北省的户籍人口吸引力巨大，迁移人口增速大大超过自然人口增速。天津市较北京市而言，吸引京津冀区域内的人口数虽较少，但涨幅较快，人口压力也不断增加。河北省分担京津人口压力的能力明显不足，京津冀地区内河北省的人口过快、过多地单向流入京津，且人口聚集的速度与规模明显高于江苏、浙江涌入上海的人口。京津冀相较于长三角，无论是经济整体实力，还是各项承载力水平均较弱，所以同样面临过快的人口流入问题，京津冀地区的人口、经济压力更为明显。
从城乡统筹角度来看，三大区域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见表1），长三角地区的比值最小，说明其在城乡统筹方面发展的最好，城乡一体化协调度最高。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均大于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区域，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也不高，二者差距明显，二者之比高于珠三角，甚至高于全国水平，表明京津冀的城乡协调水平还很低，在城乡统筹方面仍旧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不断推进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而目前，在对京津冀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研究中，较少有学者从协同角度着手，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从时间、空间上对比分析京津冀三地的城镇化发展状态。虽然也有学者从京津冀都市圈的角度对三地的城镇化水平进行分析，如常春林[4]、贾琦[5]，但其在权重确定方面还存在很大程度的主观因素，评价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而且仅以京津冀都市圈10个市为研究对象，并不能从空间上全面衡量出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趋势。所以，本文拟建立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创新五个维度的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研究，探寻如何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步伐，以京津冀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推进整个地区的协同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过分强调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集中、经济的发展，而是要求不断提升城市、乡村的发展质量，以城市的发展带动农村的进步。而这里的进步不光停留在经济上，还包括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综合改善，城乡间的统筹发展。随着我国学者对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的不断深入，构建的指标体系中也含有一些体现出新型城镇化内涵与要求的指标。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2005年设立了包含经济发展质量、生活质量、社会发展质量、基础设施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城乡统筹与地区发展六部分的城市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6]，虽然生态环境质量和城乡统筹发展比重较低，但其中有些指标如每万元GDP综合能耗、城镇化水平与非农就业比重，体现出新型城镇化追求的绿色与协调的发展理念。方创琳以经济城市化发展质量、社会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城市化保障质量三类指标对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度[7]，在经济结构指数中提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等指标，强调产业结构转型、高效发展的重要性；在生态环境保障指数中增设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指标，在基础设施发展指数中增设人均道路面积、百人基础教育拥有教师数等指标，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有了更全面的要求。以上指标同样适用于评价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在现有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文献中，曾志伟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构建了包含新型城镇环境保护、新型城镇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社会建设的新型城镇新型度评价指标体系[8]，权重方面社会建设指标首次超过经济发展指标而成为最重要的指标，其中在社会建设方面增设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专利申请数、拥有发明专利数，体现新型城镇化对提高教育水平，培养创新能力的新要求。牛晓春建立由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城乡统筹发展诸因素构成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9]，其中增设了科学与教育支出占城市财政支出比重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王新越建立了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生活方式、城乡一体化、创新与研发8个子系统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10]，增设了每万人拥有申请专利授权数指标，以衡量创新成果水平。吕丹选取人口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生态环境支持指数、城乡统筹指数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五方面的指标重构了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11]，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方面设立医疗保险社会综合覆盖率、养老保险社会综合覆盖率等指标，完善了对社会保障水平的衡量。综合以上研究，在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评价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要从其概念出发，凸显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同时体现京津冀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理念。
本研究在考虑到对京津冀地区数据资料可得性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动态性、科学性、可比性原则，广泛吸收已有研究成果中提出的指标体系，力求在创新、生态方面的表征上有所突破，通过专家咨询方法并根据已有研究，构建以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创新五维度作为一级指标，选取了10个二级指标和38项三级指标，构建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的筛选由作者根据已有研究并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提出一揽子指标，将这些指标发送给6位专家（李建民教授、陆杰华教授、王广州研究员、陈卫民教授、李通屏教授、石智雷副教授），由专家们对指标重要性进行筛选确定。。
1指标内涵
（1）人口状况指标主要在于衡量人口城镇化的水平及就业状况。人口城镇化并不只是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更深层次的是由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变化所引发的就业结构的转变，体现人口与就业状况的协同发展情况。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的比例反映了非农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的占比情况，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体现出人口在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揭示第二、三产业发展状况的同时，体现非农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转变程度。市辖区人口密度反映出人口的聚集情况，因为京津地区人口密度过高，此项指标作为负向指标侧面体现出整体生活环境的宜居程度。城镇化率与非农就业比重之比体现出城镇聚集的协调程度，来说明人口结构上的非农转化与就业结构上的非农转化是否同步，深度揭示人口城镇化的水平与协调性。
（2）经济状况指标主要侧重体现经济质量、经济结构的转变与整体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关注的不仅是经济上量的增长，更是质的提高，更加关注经济对人口、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代表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实力及富裕程度，是结合人口数量对经济实力的评价指标。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主要是考察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第三产业逐步成为推进城市向更高层次进步的动力，第三产业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区的城镇化层次。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代表了经济对城镇化发展的贡献程度，体现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作用，更多的财政收入则代表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支持以完善地区的建设，是城镇化发展的储备力量。单位GDP能耗反映经济的能源消费水平，体现出经济对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也体现出经济的发展质量与效率，是经济与环境能否协同发展的重要表现，深度揭示产业对于资源、环境的影响力度。
（3）社会状况指标分为生活质量、城乡统筹、公共服务水平三方面，体现出新型城镇化所要求的以“人”为核心，强调城乡互动、统筹发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每万人拥有互联网数反映城市信息的通畅程度及通讯设施的建设水平，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体现地区文化事业发展情况和城市的文化氛围，职工平均工资、城镇登记失业率直接体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状态，运用这4项指标体现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质水平，衡量整体的生活质量。从城乡统筹角度来看，运用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两个指标，从现金收入，居民购买能力方面来比较城乡生活水平的现状，反映城乡间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对于公共服务水平，选取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每万人拥有床位数，衡量医疗设施、医疗保障的能力及水平，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与学生比体现地区的科教文化水平、教育能力及受教育程度，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比例、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比例体现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三方面较全面、系统地评价公共服务的状况和能力。
（4）
生态状况指标包括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两方面，衡量京津冀的生态联动发展情况。新型城镇化突出强调生态文明，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促进城镇化以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式进行。采用污水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反映城市环境的优化程度和环保设施的建设水平，展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的发展效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均反映出城市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的情况，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体现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这3项指标反映了城市的环境质量、宜居程度，揭示城市环境承载力的强弱，侧面反映经济与环境建设、保护的联动程度。
（5）创新状况指标从民间、企业、专业单位的创新能力方面来解读地区的整体创新水平，体现区域内各主体的协同创新发展情况。新型城镇化是在新观念、新技术引领下的城镇化建设，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变革，实现城镇化发展的“推陈出新”。科学支出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体现出国家对教育、科技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地区的科研水平，是提升民间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個人、机关团体的专利申请数体现出民间对科研创新的重视程度、创新的能力水平与积极性，个人、机关团体的专利授权数反映出创新的能力效率，深度揭示出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在竞争力。工矿企业的专利申请数、授权数用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效率，企业的“新”发展对产业升级至关重要，企业产品、技术的更新换代将助推企业的转型升级，带动地区的产业转型。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作为专业单位，其专利申请数、授权数体现出专业单位的创新效率、研发水平，从专业的角度引领整个城市技术、思想的提升，表明地区的科研水平与创新实力。 以上指标在显示出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深度体现协同发展的理念，如人口指标表现出人口与就业的协调性；经济指标中单位GDP能耗体现出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可衡量经济与环境是否协调发展；生态的各项指标可以反映区域的生态联动发展情况，经济与环境建设、保护的联动程度；社会的各项指标反映城乡之间的协调程度，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对比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情况；创新指标中企业创新、专业单位创新能力的各项指标，一定程度上体现地区创新协同发展的程度与深度，以及提升区域整体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潜力和效率。将人口视作载体，经济作为基础，以社会发展为保障，生态为依托，创新为动力，可以提升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水平，带动区域协同进步。
2权重分析
本文采用基于群决策的AHP来构建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对专家评分进行聚合时，采用聚合个体判断（AIJ）的方法，将各专家的判断矩阵聚合为一个总体的共识矩阵，在综合考虑所有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进行赋权，避免受到某个专家较大的主观影响，使其更加客观、科学。邀请了7位专家（含作者王金营）进行专家测评，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如表2所示。在综合考虑7位
专家对指标体系所作判断矩阵相似度和差异度的基础上，对每位专家进行赋权，得到共识矩阵。利用方根法求得各共识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均符合一致性标准CR<01，当CR=0时表示专家的给分具有完全一致性，如表3所示。
由表2所示，创新的权重大于生态的权重，生态的权重大于经济的权重，经济的权重大于社会的权重，社会的权重大于人口的权重，说明各位专家一致将创新视作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指标，创新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动力，将其作为最重要的方面符合新型城镇化的“新”要求。其中专业创新能力的权重较大，说明企业的创新水平是提升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重要依托，是推动城市建设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关键。将生态作为第二重要指标，明确体现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区别：前者是在生态文明指导下追求绿色、低碳、集约的城镇化过程。在生态方面更强调环境质量，说明现阶段的城镇化建设不能一味通过改善治理手段来亡羊补牢，应更多地注重源头保护，关注环境的承载力，以创建环境、交通等各方面都较和谐的宜居环境。经济方面，单位GDP能耗的赋权占经济的50%以上，体现出新型城镇化在经济上要求发展低碳、绿色经济，与传统城镇化片面追求“量”的增长有本质区别。在社会方面，生活质量的比重略高，说明新型城镇化不仅重视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全面提升，同时也十分重视城乡是否能够统筹发展。在公共服务水平方面，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比例的权重较大，说明这些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因素。在人口方面，城镇化率与非农就业比重之比明显高于其他指标，说明新型城镇化强调人口相对城镇的聚集程度，重视就业结构与人口结构是否能够同步转变，表明新型城镇化对人口发展的新要求，并不是要单纯地进入城市，而是通过就业等更多途径来实现其市民化进程。
三、京津冀各市新型城镇化评价
1数据来源与整理
由于考虑到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土地面积、空间容量方面与京、津基本相当，所以将河北省11个地级市与京津并列评估，以2005—2014年京津冀13市的数据研究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本文所需要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年鉴》、《国家统计年鉴》。其中，2005—2010年河北省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河北省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来源于《河北经济年鉴》和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2014年河北省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河北省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来源于《城市统计年鉴》。2005—2014年河北省各市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局的公开数据，2005—2014年河北省各市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来源于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协会。对于缺失的个别数据采用线性回归等方式进行估算。
由于原始数据资料的单位、数量级不同，需要先将2005年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种变量统一度量，并作为基期数据，然后结合各指标实际值在2005—2014年期间每年的变动率（增长率），可以计算得到2006—2014年各年各指标的可比性数值，然后结合表2中各指标的权重可计算各级指标的得分。这一指数的核算方法，与以往的指数构建大大不同，该方法合算得到的指数既体现了区域间的差异，又反映了区域各自在2005—2014年期间新型城镇化指数的变动趋势。
2005年基期各指标采用极值标准化法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评价指标的不同采用以下两个公式。
当评价指标是正向指标时，
X′ij=XijXj（max）（1）
当评价指标为负向指标时，
X′ij=Xj（min）Xij（2）
Xj（max）、Xj（min）为指标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0≤X′ij≤1。当X′ij=0时，将其视为0001，以保证数据连续性。
X′（i+1）j=X′ij*[1+（X（i+1）j-Xij）/Xij]（3）
2评价公式
采用加权求和来计算i城市一级指标层、二级指标层以及总体水平的得分。n为所计算指标层的指标个数，在计算不同指标层的得分时，将本层指标权重之和始终视作1。
總得分
U=∑nj=1Ai×αi=∑5i=1∑mj=1∑Kk=1Cijk×γijk（4）
一级指标得分
Ai=∑mj=1Bij×βij
（5）
二级指标得分
Bij=∑Kk=1Cijk×γijk（6）
其中，i=1，2，3，4，5；j为二级指标B的个数，最大数为m；k为对应二级指标的三级指标个数，最大数为K，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3评价结果及总体评价下的差异比较
将2005年各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根据变动趋势计算得到的2006—2014年各指标标准化数值，并根据总得分公式（4）、一级指标得分公式（5）和表2所示的权重可计算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的水平得分和各一级指标的得分，总体得分如表4所示。
（1）时间角度分析。从时间角度进行分析，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均表现出上升的走势，但各市得分的增长率走势并不相同，其中京、津的增长率先增长后下降，河北省各市大体为先下降后提升，其中沧州、衡水、廊坊尤为明显。京、津的高速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河北省的资源，牺牲了河北省的发展速度。2010年随着京津冀作为区域整体进行统筹发展的方向不断明确，三地之间协作互动不断加强，协同发展逐步深入。北京、天津的增长率先后下降，河北省各市的增长速
度加快，区域整体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升，河北省在京、津的带动下，发展潜力不断被释放，区域协同发展不断深入。2014年京津冀各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的增速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较之前相比协同发展的强度更加深入，区域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还很大。
（2）空间角度分析。
如图1所示，以空间角度进行分析，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北京、天津的水平高于河北省各地级市，尤其是北京，一直处于高水平平稳发展状态，明显高于其他地级市，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明显。从河北省11个市的得分排名来看，石家庄、保定、邯郸的排名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在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京津冀整体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到提升，改善了以往以北京—唐山—秦皇岛、北京—廊坊—天津两条“走廊”式的发展状态，周边较落后城市不断受到辐射和带动，区域的城市体系得到优化，日后的辐射作用也将更明显，石家庄、保定、唐山这样的城市都有望发展成为京津冀地区的“次级中心城市”。
为了更进一步揭示京津冀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协同关系，将京津冀13个市得分两两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北京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龙头，各方面发展水平高，若以北京得分作为自变量分析其与京津冀其他12个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的线性关系，结果如表5所示。
综合考虑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北京与天津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拟合程度最高，二者发展的联动作用最为明显，北京与保定、秦皇岛、石家庄次之，说明这些城市与北京的发展步调较一致，区域协同能力不断提高，这些城市在日后发展中易形成合力，推进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相比之下，北京与承德、沧州、廊坊、衡水的拟合程度稍差，区域协同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入。
从京津冀区域来看，天津受到北京的影响，在区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中也承担着龙头带动作用，以天津作为自变量，探索其与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的互动联系，结果如表6所示。
相较于北京，天津与各市新型城镇化得分的拟合程度普遍低于北京，说明河北省与天津发展同步程度较低，在带动河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上，天津的能力并未得到充分显现，今后天津应将自身的发展与带动河北省的整体水平相结合。而且天津与石家庄、保定、邢台、邯郸的得分较高，与廊坊、沧州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只能体现数字上的关系，说明了同步关系而非扩散或者带动关系。表明天津应更积极地加强与周边城市的联系，起到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四、分系统评价下的差异及区域比较分析
1分系统评价下的差异比较分析
（1）人口方面变动不大，协调度有待提升。
从人口角度分析，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在人口方面随时间的变化呈现小幅上行趋势，变化幅度较小。在空间分布上，京、津水平较接近，河北省各市差距不大，唐山、廊坊、石家庄等城市位于前列，人口各方面的调整变动越来越能表现出新型城镇化对人口就业、布局等方面的总和要求。详见图2。
（2）经济方面有所提高，个别城市产业转型较迟缓。
从经济角度分析，北京、天津新型城镇化在经济方面水平较高，但在2014年均出现下降走势，主要源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下降。北京、天津增长率有向下的趋势，河北省各市基本处于波动式上升，特别是邢台、衡水、保定等城市近些年增速较快。详见图3。
但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城市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上仍较迟缓。唐山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排名为京津冀第三，仅次于京津，但其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GDP能耗方面均处在落后水平，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廊坊、衡水2011年的GDP能耗相比其他城市下降幅度明显，这两市在结构转型与节约产能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了效果，今后各市应在这方面重点加强调整。
（3）社会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城乡统筹仍是难题。
从社会角度分析，京津冀三地空间分异明显，但都表现出上升走势。从增长率来看，各市增长率差距逐渐缩小，但天津增速较快，说明其社会生活方面的建设发展较快，在协同发展方面，受益最为明显。但承德、张家口两个市的整体社会水平落后于其他城市，这两个市基础较为薄弱，如何侧重提升这两个市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详见图4。
从具体的指标分析，反映生活质量的各项指标，天津的增速明显，廊坊近些年基本处于河北省第一位，说明在协同发展背景下离北京较近的城市最先受到带动，发展较快。在城乡统筹方面，不存在明显空间差异，各市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的任务都十分艰巨，但相较而言，天津、衡水、沧州、保定等市上升较快，承德、張家口、邢台、廊坊处于落后水平。
（4）生态环境改善并不明显。
从生态环境总体来看，京津冀地区的差异并不显著，北京、秦皇岛水平较高，2009—2013年除衡水外各市大体处于平衡发展的水平，2014年北京和秦皇岛的环境质量大幅提高，尤其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有明显提高，直接提升了新型城镇化的生态水平。但其他各市生态新型城镇化得分的增长率较平缓，区域整体的生态新型城镇化水平有了一定程度提升但并不明显。详见分图5。 （5）创新方面差异十分明显，企业创新是关键。
从创新角度来看，北京是京津冀新型城镇化在创新方面的标杆，其水平明显高于天津和河北省各市，较其他方面相比空间分异更加明显，石家庄、保定、唐山水平相对较高，创新水平的提高成为天津、河北省各市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关键。而且总体创新与企业、专业单位创新基本呈现出相同的空间差异，说明京津冀创新水平的差异主要源自企业和专业单位。详见图6和图7。
2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区域比较分析
2016年出台的《河北省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规划》提出构筑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廊坊、保定）、沿海率先发展区（秦皇岛、唐山、沧州）、冀中南功能拓展区（石家庄、邯郸、衡水、邢台）、冀西北生态涵养区（承德、张家口）的城镇空间结构。所以，在区域的协同发展下，按此将京津冀划分为四个研究区域的新型城镇化水平。
将每个区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创新得分进行两两线性回归，分析可知：生态拟合度除在冀西北生态涵养区较高，其他区域均较差，说明京津冀在区域生态上的协同发展较为迟缓。京津作为区域的核心城市，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尤其在经济与创新方面协调度较高，但对于环核心功能区城市的带动作用仍需加强，保定、廊坊在承接分散京津人口和承接非首都功能转移的任务的同时，要加强自身变革，该功能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应继续深化与推广。沿海率先发展区唐山市的产业结构转变较迟缓，秦皇岛市的创新后续动力明显不足，虽然秦皇岛、唐山两市的发展协调度较强，但在带动沧州发展上明显不足。冀中南功能区四市的发展状态较为接近，各方面擬合度较高，协同发展的潜力巨大，但应着重提高衡水市经济发展的集约性。冀西北生态涵养区两个城市的协同发展状态良好，但创新方面并未形成合力，且社会发展水平低、创新能力弱，如何以创新来驱动发展生态经济将是该区域今后发展的重点。
五、结论
首先，在构建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时，各方面权重比较显示：创新>生态>经济>社会>人口，各位专家一致将创新视作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指标，说明创新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程度，体现出新型城镇化的“新”要求。
其次，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状态较为明显，北京、天津高于河北省各市，北京一直处于高水平的稳定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明显。在协同发展背景下，以线性回归分析京津冀各市两两间的发展关联度，北京与天津发展高度密切，河北省各市与北京的发展步调较一致，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区域协同能力不断提高。河北省各市与天津的发展同步性较差，天津对河北省各市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且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如较远地区，河北省需要加大力度培养次级中心城市的建设，这当然包括刚刚成立的雄安新区建设。
再次，在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各方面比较中，创新方面空间分异最为明显，北京>天津>河北省各市，说明创新是日后京津冀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关键。在人口方面，各市变动不大。在社会方面，协同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一些离北京较近的市如天津、廊坊发展较快，城乡统筹仍是社会发展的难题。在生态方面，各市协同度较差，改善并不明显，治理水平差异不大。在经济方面，河北省对经济成果进行有效社会化的程度较低，且个别市产业转型迟缓。
最后，京津冀按功能进行划区比较，利于各市有针对性地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生态方面除在冀西北生态涵养区拟合度较高，其他区域此方面拟合度均较差，京津冀在区域生态上的协同发展尤为迟缓。两大核心和环核心功能是区域的创新主力，京津的经济与创新方面协调度较高，但对环核心功能区各市的带动作用仍需加强。实现京、津创新以及人才资源的“走出去”，通过区域内合作交流，扩大影响范围和受益程度。沿海率先发展区秦皇岛、唐山两市的发展协调度较强，但在带动沧州发展上明显不足，该区应在企业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发力。冀中南功能区四市的发展状态较为接近，各方面拟合度较高，协同潜力巨大，但应提高衡水经济发展的集约性，进一步完善交通网和物流网，加强区域的联系，提高各方面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张家口和承德地区的创新发展、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相结合等方面是区域发展的重点。同时注重培养石家庄、保定这样的次级中心城市，协调其内部的资源配置，明确各市的功能定位，各功能区以功能定位互补辐射，以差异化的成长推进京津冀的协同进步。
参考文献：
[1]黄桂婵，胡卫东.我国传统城镇化的特征与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讨[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6）：672-675.
[2]何瑜，王勇术.略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社会公平正义问题[J].商业时代，2014（3）：15-16.
[3]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3（2）：16-22.
[4]常春林.京津冀都市圈新型城镇化测评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5）：115-117.
[5]贾琦.京津冀都市圈城镇化质量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3）：8-12.
[6]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课题组.建立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及应用研究[J].统计研究，2005（7）：15-19.
[7]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地理研究，2011
（11）：1931-1946.
[8]曾志伟.新型城镇化新型度评价研究——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2（3）：1-4.
[9]牛晓春.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区域城镇化水平评价——以陕西省10个省辖市为例[J].干旱区地理， 2013（2）：354-363.
[10]王新越.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测度及其区域差异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4）：69-75.
[11]吕丹.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综述与重构[J].财经问题研究，2014（9）：72-78.
[责任编辑刘爱华，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