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制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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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政治献金”引起的疑云,在地球村弥漫着。这种西方国家发明的多党制竞选中的敛财手段,出现越来越多的病灶,由糜烂而溃疡,不断扩散和传染……
  2019年8月13日,哥倫比亚国家选举委员会(CNE)宣布,2010年至2018年连续担任总统的桑托斯涉嫌在竞选总统期间,违规接受巴西建筑商奥德布雷希特公司上百万美元的非法政治献金,选举委员会从当天起正式对其展开调查。
  2017年9月,危地马拉首席检察官指控时任总统、前喜剧演员莫拉莱斯于2015年竞选时,有82.5万美元的政治献金没申报,用途不明。这位以“既非贪官,也非骗子”为竞选口号的非贪官,也在政治献金上做起手脚,演出了一则讽刺小品。该国在野党“国家变革联盟”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埃斯特拉达,则上演了一出活报剧:他向墨西哥贩毒团伙索要1000万~1200万美元,给出的条件是,当上总统后将允许该团伙使用危地马拉的港口和机场,向美国运送可卡因。事件败露被捕后,埃斯特拉达被最高法院剥夺了候选人资格。一个自称非贪官,一个勾结贩毒团伙,两个政党的候选人都围绕着政治献金做文章,出洋相,露丑相,可见这政治献金的病毒之害甚深。
  法国人早就发现了政治献金的制度之病。他们看到,各个政党都在为追求选票更多化而争取资金更多化,且手段也更多样化,违法违规筹资用资乃至个人吞资的糗事浑事层出不穷,就想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民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社会党人米歇尔的法案:任何政党和个人,但凡在某年月日前的历次竞选中,以非法手段筹集、使用政治献金而犯罪的,只要没有中饱私囊,没有直接搜刮,没有使用假钞的,一律赦免无罪。
  显然,这个立法不是为了预防和惩治腐败,而是为了保护已经违法违规并将继续违法违规的政客们前罪可赦后罪可免,不但以前犯罪议员的不法所得免遭追诉和惩罚,也使后来的献金闹剧丑剧更加隐蔽、复杂和高效。此法一立,让更多官德和道德差劲的政客进入了议会,“前腐后继”的丑闻乃不断上演,有病的制度就病之更甚了。
  法国选举法规定,总统候选人竞选资金以2250万欧元为上限,但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2017年再度竞选总统时,实际接受和花费的金额超标一倍。出钱的比格马利翁公司承认,他们做了一明一暗两本账。假账败露见光,萨科齐名声大亏,败给了本党提名的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前总理菲永。
  可惜,菲永也被媒体爆料出丑闻。15年来,他妻子佩内洛普一直以议员助理身份领薪,且至少达68万欧元。他的儿子和女儿也以协助菲永工作的名义,在议会吃空饷。当菲永的竞争对手、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暗暗高兴时,却被欧盟委员会反欺诈局查出,她的保镖以“议员助理”的名义冒领了欧盟4.15万欧元;她的助手凯瑟琳·格里泽连续6年冒领薪水29.8万欧元……从“空饷门”到“骗薪门”,法国不少议员因为腐败被检察机关调查。
  噫吁唏,一个个勇争高位,一个个爆出丑闻。法国的民众愤怒了,他们强烈抗议总统候选人等的腐败行径,在巴黎、在外省各地多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于是,宣称将为法国政坛送去“清廉风”的独立候选人马克龙先生,在2017年竞选中当上了总统。
  这也让人们看到,政治献金让人“生病”,让社会“生病”,让“病人”当上议员、部长和元首,当上了以后继续“犯病”,明知这种制度有病,不想、不会也没法治本——当法律允许政治献金制度存在时,不法者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用其极。正直者要在病态体制中生存发展,只能同流合污。但凡参与竞选的政党和个人,不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会程度不同形式不一地涉足腐病。这样的制度,岂非有病的制度,岂非这种社会的制度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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