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还可能引起一种恐惧或者敬畏，甚至我们不愿意重新体验曾有的记忆空间。在历经了十年的奔走和折磨之后，保拉·鲁特林格（Paula Luttringer）回到了阿根廷，这片她并不情愿回到的土地。然而这时候开始学习摄影，带给她从未有过的新的体验。或者，摄影给了一位女性另一种表达空间，一种治愈的可能，而希望说出的历史，则是不再可以重复的自身。
　　这些影像选择了大画幅的输出，超过了实际物体大小。第一眼看去，它们仅仅是一些斑驳的墙面，废弃建筑的局部。然而这些墙面却让摄影家构成了一种隐喻，上面似乎蚀刻了自己的身体，以及其他女性的身体，承受着专制独裁的冷酷制约，让人联想到30年前阿根廷的“肮脏之战”（Dirty War）。
　　面对“墙的悲号”，如同进入了一个圈套。人们似乎在分担摄影家的悲伤和痛苦，想到那些被诱拐的女性。
　　可以想象当她闭上眼睛的时候，这些墙依然存在，仿佛一种永恒的蚀刻，让时光重新，让伤痕依旧，从而也可能唤起一个人抗争的意识。鲁特林格解释说，数十年间她都无法说出曾经遭遇的一切。她渴望去保护自己所爱的一切，但是却又无法逃脱巨大的张力中所混杂的记忆的裂痕。
　　她说，我的记忆在流动。好像这些三十年前的记忆和此时此刻都已经混杂在一起。在拍摄这个主题时，我并非一定想说出发生了什么，我想说出的就是自己的记忆和其他女性的记忆中三十年前相似的部分。记忆一直残留在所有的裂痕中。
　　鲁特林格说：“我往下走了大约二十到三十步，我听到了巨大的铁门正在关闭。我想象中那个地方还在下面，很大，因为你可以听到人声的回应，听到飞机在头顶轰鸣，或者就在附近。这些噪音会使你抓狂。有人曾经对我说，你是一个心理学家？狗娘养的，如同所有的心理学家。这里你可以找到什么是优秀的。然后他真的让我反胃。”
　　保拉·鲁特林格（Paula Luttringer）通过影像疗治自己的创伤，也希望帮助有相同境遇的女性。她在21岁怀有身孕时被国民军绑架，并且被秘密监禁五个月。她在2001年曾获古根海姆基金奖励，作品被一些机构永久收藏，包括一些私人的收藏。作品也曾在世界各地展出，如今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黎。
　　每一个人都在思考，都在感受，都在回忆不同的事情。我们的感觉一直在持续地接受着一个世界的挑战，这个世界就是记忆的安全感，或者说我们的大脑对付混沌感觉的最佳承受力。于是我们看到，伊兹汀选择他人的肖像表达他自己的感受，鲁特林格则是合并了他们的话语。当卡里米波尔将自身的记忆推回到观念层面，布克莱则将其从中拔了出来。这四位艺术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承受着情感的体验压力，留给我们的却是更大一片没有触摸过的空间，因为记忆的轨迹是脆弱的，朝生暮死的。
　　好在他们的作品留了下来，哪怕记忆发生了变化，或者消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