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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私人律师和私人医生是最常见的两类家庭聘请的私人专业顾问。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如香港、新加坡等，私人律师也渐渐成为更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与律师谈话，要求律师在你受审问时在场；如果你希望聘请律师而无法负担，法庭将为你指定一位。”这是美国的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原则，叫“米兰达告诫”（Miranda Warnings）。
“米兰达告诫”的精髓在于嫌疑犯有权在律师到场之前保持沉默，所以我们经常能在香港或英美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嫌疑犯对警方说出“我要见自己的律师”后警方立刻束手无策的情节。这些情节让人感叹，美国的律师行业发达如此，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律师。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私人律师和私人医生是最常见的两类家庭聘请的私人专业顾问。前不久播出的美剧《中产家庭》中有这样一幕：女孩苏参加高中排球队的选拔，体育馆的地板老化塌陷导致她受伤，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特批准其直接入队，给家人打电话的时候还特意问了有没有家庭律师。苏的家里很穷，没有家庭律师，但碍于情面，他们仍旧告诉学校“在找新的”。这也从侧面说明，除了一些经济上实在困难的，美国中产以上的家庭，私人律师几乎是“标配”。
不仅是美国，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如英国、香港、新加坡等，私人律师也渐渐成为更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新加坡郑心仁律师事务所创办人郑心仁接受《方圆》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和内地一样，私人法律服务在新加坡也呈增加趋势，一直以来，私人律师的客户主要为来自中国、印尼、越南、缅甸等地的富商，但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迅速，不少稳定在新加坡立足的人也开始聘请私人律师。香港卫达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ita也对记者表示，在香港，越来越多的家族开始注重为下一辈筹划处理财产承传等事务，私人律师也明显增加。
香港：做私人律师需有创意
被誉为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香港，是富有、高端人群的汇聚地。香港的私人律师业务在这种背景下，呈现多元化的态势。据Rita介绍，香港高端人群的私人律师服务具体包括信托、财富规划、成立家族办公室、处理移民前的税务安排、遗产继承等业务。
早些年，香港本地人富裕程度要远逊于往来的国际富商，加之接受律师服务的意识并不强，所以提供私人律师服务的主要是国际律师事务所，处理国际富商的个人法律事务。随着香港的发展，本地年轻一代崛起，多数是接受西方教育的“富二代”，私人律师服务的需求日渐增加，于是近年来少数本地律所也开始提供私人律师服务。Rita所在的卫达仕律师事务所就成立了专门的顾问公司，负责处理家族办公室及家族承传的事宜。
“家族办公室指客户个人或家族拥有庞大的生意，需要拥有自己的私人办公室处理日常业务和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与一般企业无异，特点是管理层都由家族成员担任。私人律师扮演的角色就是为家族办公室的设立、治理和运作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家族提供税务架构等方面的法律意见。”Rita介绍，“我对私人法律服务的长远前景非常看好。从本质上来看，私人律师与一般律师一样，接受相同的专业法律训练；不同的是他们所提供的法律服务，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问题，需要具备创意的想法，在客户的生活中弹性地处理问题。”Rita说。
美国：私人律师服务的三种模式
说到私人律师服务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应该当之无愧。根据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云兵发表在中国律师网的《美国的律师业》一文，截至2007年，美国律师执业大致可以划分为：私人律师占71.9%，公司法律顾问占9.8%，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服务的政府律师占8%，从事公益事务的律师和从事教学的律师各占1%，其余为退休和歇业律师。
美国官方并无全美律师数量的公开统计，但根据洛杉矶律协2006年公布的数据，美国的私人执业律师大概在100万人左右，每万人之中，就有约28名律师。
在美国，私人律师服务主要有三种模式，可以概括为：一般私人律师服务、“法律诊所”服务以及精英阶层服务。
一般私人律师服务是指小型或中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以美国中产家庭为主要客户，提供的法律服务。提供一般私人律师服务的律师经常说：“我解决走进门来的一切问题。”虽然有时会有很具体的律师服务内容，比如某律师被聘为专门的理财顾问，但总体而言，这类服务多数时候覆盖了发生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法律问题：离婚和相关家庭法律问题、不动产交易、遗嘱和信托、人身伤害诉讼、消费者权益纠纷以及债务和破产之类的个人财务问题。除此以外，根据客户的要求，律师有时也会做刑法方面的工作，代理交通事故肇事尤其常见。
针对中产以下的家庭，既付不起一般私人律师的律师费，又没有穷到有资格享受政府提供的无偿法律援助的，美国律师行业为其量身订制了“法律诊所”服务。这种服务低于一般私人律师的收费标准，只限于离婚、破产、不动产买卖、遗嘱和社会保险等几项基本服务。“法律诊所”为了便利、高效，有的甚至开在商场里。因为提供的法律服务有限，而且收益并不高，所以这些服务就显得更加程序化。
美国有大量高端人群，他们所享受的精英阶层的私人律师服务，与一般私人律师服务也有所区别。精英阶层的私人律师服务，除了解决婚姻、继承等日常问题以外，还主要涉及：起草家族商业计划、财产代管与融资安排、寻找投资项目和商业合作伙伴等等。这类服务主要以财富管理为主，需要高度的保密性，委托关系一般都基于高度的信任。
日本：并非所有地方都流行私人律师
“在日本，私人法律服务并不如香港、美国那样发达。”日本安德森·毛利·友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川裕茂对日本私人法律服务状况的评价为“并不发达”。
日本的律师被称为“辩护士”，与美国对律师数量采取市场自由调节的方法不同，在日本，辩护士的数量并非由市场决定，而是人为地被严格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之内。2007年，3万名参加日本司法考试的考生当中，仅700人有幸通过。根据《朝日新闻》2011年7月的报道，日本全国只有2.5万名辩护士。
中川裕茂表示，辩护士的稀少，导致了日本私人律师领域的欠发达，因为只有辩护士能代表当事人并独立开业收费，其他从事法律事务的非辩护士不能提供此类服务。
“日本不存在私人律师、一般律师这样的区分。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并不习惯向律师即时咨询，一般都是在发生法律问题之后，再去委托平常交往较密的律师。这种情况很难被称为‘私人律师’，因为委托人与律师并不存在法律顾问的合同关系，也并不需要支付每月的顾问费。”中川裕茂认为，日本人不爱跟律师打交道的传统也导致私人律师并不吃香。
日本私人法律服务的不发达还表现在日本律所代理私人法律服务的特点上。中川裕茂说，在日本，人数较少的律所，比如个人律所，占压倒性的多数；大型律所的数目屈指可数。小规模律所的局限性在于基本都提供一般性的法律服务，处理专业业务的很少，如此一来，与私人律师要求的专业、全面的服务有差距，这类服务也就相应的少一些。
“近年来，大型律所向富有阶层提供私人律师服务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即便是这样，也主要是因为偶然因素出现的案例，并未能构成持续性的业务领域。大型律所还是多以企业客户业务为主。”中川裕茂说。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你有权与律师谈话，要求律师在你受审问时在场；如果你希望聘请律师而无法负担，法庭将为你指定一位。”这是美国的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原则，叫“米兰达告诫”（Miranda Warnings）。
“米兰达告诫”的精髓在于嫌疑犯有权在律师到场之前保持沉默，所以我们经常能在香港或英美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嫌疑犯对警方说出“我要见自己的律师”后警方立刻束手无策的情节。这些情节让人感叹，美国的律师行业发达如此，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私人律师。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私人律师和私人医生是最常见的两类家庭聘请的私人专业顾问。前不久播出的美剧《中产家庭》中有这样一幕：女孩苏参加高中排球队的选拔，体育馆的地板老化塌陷导致她受伤，学校为了息事宁人，特批准其直接入队，给家人打电话的时候还特意问了有没有家庭律师。苏的家里很穷，没有家庭律师，但碍于情面，他们仍旧告诉学校“在找新的”。这也从侧面说明，除了一些经济上实在困难的，美国中产以上的家庭，私人律师几乎是“标配”。
不仅是美国，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如英国、香港、新加坡等，私人律师也渐渐成为更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新加坡郑心仁律师事务所创办人郑心仁接受《方圆》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和内地一样，私人法律服务在新加坡也呈增加趋势，一直以来，私人律师的客户主要为来自中国、印尼、越南、缅甸等地的富商，但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迅速，不少稳定在新加坡立足的人也开始聘请私人律师。香港卫达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ita也对记者表示，在香港，越来越多的家族开始注重为下一辈筹划处理财产承传等事务，私人律师也明显增加。
香港：做私人律师需有创意
被誉为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香港，是富有、高端人群的汇聚地。香港的私人律师业务在这种背景下，呈现多元化的态势。据Rita介绍，香港高端人群的私人律师服务具体包括信托、财富规划、成立家族办公室、处理移民前的税务安排、遗产继承等业务。
早些年，香港本地人富裕程度要远逊于往来的国际富商，加之接受律师服务的意识并不强，所以提供私人律师服务的主要是国际律师事务所，处理国际富商的个人法律事务。随着香港的发展，本地年轻一代崛起，多数是接受西方教育的“富二代”，私人律师服务的需求日渐增加，于是近年来少数本地律所也开始提供私人律师服务。Rita所在的卫达仕律师事务所就成立了专门的顾问公司，负责处理家族办公室及家族承传的事宜。
“家族办公室指客户个人或家族拥有庞大的生意，需要拥有自己的私人办公室处理日常业务和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与一般企业无异，特点是管理层都由家族成员担任。私人律师扮演的角色就是为家族办公室的设立、治理和运作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家族提供税务架构等方面的法律意见。”Rita介绍，“我对私人法律服务的长远前景非常看好。从本质上来看，私人律师与一般律师一样，接受相同的专业法律训练；不同的是他们所提供的法律服务，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问题，需要具备创意的想法，在客户的生活中弹性地处理问题。”Rita说。
美国：私人律师服务的三种模式
说到私人律师服务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应该当之无愧。根据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云兵发表在中国律师网的《美国的律师业》一文，截至2007年，美国律师执业大致可以划分为：私人律师占71.9%，公司法律顾问占9.8%，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服务的政府律师占8%，从事公益事务的律师和从事教学的律师各占1%，其余为退休和歇业律师。
美国官方并无全美律师数量的公开统计，但根据洛杉矶律协2006年公布的数据，美国的私人执业律师大概在100万人左右，每万人之中，就有约28名律师。
在美国，私人律师服务主要有三种模式，可以概括为：一般私人律师服务、“法律诊所”服务以及精英阶层服务。
一般私人律师服务是指小型或中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以美国中产家庭为主要客户，提供的法律服务。提供一般私人律师服务的律师经常说：“我解决走进门来的一切问题。”虽然有时会有很具体的律师服务内容，比如某律师被聘为专门的理财顾问，但总体而言，这类服务多数时候覆盖了发生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法律问题：离婚和相关家庭法律问题、不动产交易、遗嘱和信托、人身伤害诉讼、消费者权益纠纷以及债务和破产之类的个人财务问题。除此以外，根据客户的要求，律师有时也会做刑法方面的工作，代理交通事故肇事尤其常见。
针对中产以下的家庭，既付不起一般私人律师的律师费，又没有穷到有资格享受政府提供的无偿法律援助的，美国律师行业为其量身订制了“法律诊所”服务。这种服务低于一般私人律师的收费标准，只限于离婚、破产、不动产买卖、遗嘱和社会保险等几项基本服务。“法律诊所”为了便利、高效，有的甚至开在商场里。因为提供的法律服务有限，而且收益并不高，所以这些服务就显得更加程序化。
美国有大量高端人群，他们所享受的精英阶层的私人律师服务，与一般私人律师服务也有所区别。精英阶层的私人律师服务，除了解决婚姻、继承等日常问题以外，还主要涉及：起草家族商业计划、财产代管与融资安排、寻找投资项目和商业合作伙伴等等。这类服务主要以财富管理为主，需要高度的保密性，委托关系一般都基于高度的信任。
日本：并非所有地方都流行私人律师
“在日本，私人法律服务并不如香港、美国那样发达。”日本安德森·毛利·友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川裕茂对日本私人法律服务状况的评价为“并不发达”。
日本的律师被称为“辩护士”，与美国对律师数量采取市场自由调节的方法不同，在日本，辩护士的数量并非由市场决定，而是人为地被严格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之内。2007年，3万名参加日本司法考试的考生当中，仅700人有幸通过。根据《朝日新闻》2011年7月的报道，日本全国只有2.5万名辩护士。
中川裕茂表示，辩护士的稀少，导致了日本私人律师领域的欠发达，因为只有辩护士能代表当事人并独立开业收费，其他从事法律事务的非辩护士不能提供此类服务。
“日本不存在私人律师、一般律师这样的区分。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并不习惯向律师即时咨询，一般都是在发生法律问题之后，再去委托平常交往较密的律师。这种情况很难被称为‘私人律师’，因为委托人与律师并不存在法律顾问的合同关系，也并不需要支付每月的顾问费。”中川裕茂认为，日本人不爱跟律师打交道的传统也导致私人律师并不吃香。
日本私人法律服务的不发达还表现在日本律所代理私人法律服务的特点上。中川裕茂说，在日本，人数较少的律所，比如个人律所，占压倒性的多数；大型律所的数目屈指可数。小规模律所的局限性在于基本都提供一般性的法律服务，处理专业业务的很少，如此一来，与私人律师要求的专业、全面的服务有差距，这类服务也就相应的少一些。
“近年来，大型律所向富有阶层提供私人律师服务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即便是这样，也主要是因为偶然因素出现的案例，并未能构成持续性的业务领域。大型律所还是多以企业客户业务为主。”中川裕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