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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书志传》和《两朝志传》同属于说唐系列小说发展初级阶段的作品，两部小说的编订者都怀有“补经史之所未赅”和“裨益风教”的目的。但事实上，两书都未能像《三国志通俗演义》那样使“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为什么自视甚高的上层社会竭力推崇的“精心”之作却颇受冷落，而趋近于街谈巷议的俚俗之作却广泛流传呢？这主要是以教化为目的的所谓“精英文化”与以娱悦为主旨的世俗文化之间的隔阂造成的，尽管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两书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严重的史传倾向也促使作品自身疏离民间，这是传统的“史贵于文”的观念造成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