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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改进产品生产方式，以及改进现有产品，却较少涉及到研发开创性的新产品。长远来看，这样的创新并不足够。我们目睹了日本经济腾飞时，日本生产相机、汽车、手表的能力超过了西方国家，但我们也见证了日本因缺乏根本的、突破性的创新，而经历了经济停滞。
前方一帆风顺？
我们都期待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持续，期待中国人民对个人前途充满希望。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期望是保持国家和谐稳定的因素之一。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中国的邻国，中国的贸易伙伴，乃至整个世界，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中国，希望看到中国获得充足的投资，希望中国更紧密地与世界经济相融合。
但是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否持续仍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当前确实出现了个别警示指标，例如房地产泡沫，以及刺激该泡沫的信贷泡沫。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工业主导的经济体，而工业经济体的发展需要创新，或者需要高成本效率的劳动力，或者两者均需要。
中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于出口，尤其是低端产品的出口，或者由其它公司设计并提供零部件的代加工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出口依赖型经济体而言，销售低技术产品或初级产品，以及销售仅仅是完成最后组装环节的产品，都依赖于持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我们都还记得，因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更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印度丧失了在全球棉花产业中的地位。近年来，当平板电视逐渐演变为低技术含量产品时，我们看到日本企业在这个他们参与开创的行业中，已经越来越难以争锋。
当一个国家缺乏成本优势和创新优势时，盲目自信只会导致自我蒙蔽，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我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自信，记得日本高管的简短演讲这样开场：“美国和英国有过他们辉煌的世纪，但是很抱歉，我的朋友，未来是属于日本的。”的确，日本产品曾经击垮了一个又一个美国产业。但是，日本人的乐观无法阻止相同的产业：造船业、汽车制造业、电视机和消费电子产品等，随后从日本转移到了韩国。
中国的城市的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即使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将逐渐被侵蚀，并将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低技能，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就业岗位让给越南等邻国。事实上，中国生产者寻求保护利润、削薄成本之捷径的举动，已经显露出中国制造业面临困难的迹象。这或许就是那些被西方媒体广泛关注的中国产品质量丑闻、中国工人极端的工作条件乃至自杀事件等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食品中三聚氰胺、瘦肉精事件，以及富士康暴露的问题，可能是中国逐渐丧失成本优势时，继续低价竞争导致的无奈选择。
是的，前方的确一帆风顺！
幸运的是，历史上其它国家已经有成功解决上述问题的先例，如英国19世纪上半叶，美国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内，日本战后时期，以及韩国近年来所采用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完成工业化进程，并完善法律制度。
为什么要把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与该国的经济竞争力联系起来？我们有如下观点：
如果一个个人、企业或国家所提供的产品是许多其他人能够效仿的，那么价格将取决于最具成本效率优势或价格最低的竞争者。例如U盘、玉米葡萄糖等消费品的价格，就是由最廉价的生产商的成本决定的。最有效率的生产商可以获取部分利润，生产效率更低的生产商则得不到利润。随着时间推移，激烈的竞争会促使除了最有效率的厂商之外其他的竞争者停止生产，退出行业。这样的现象称为“伯特兰竞争 (Bertrand Competition)”。对此，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为世所知晓。商品价格取决于成本，并且除了最有效率的厂商之外，其它厂商只能作为价格接受者。中国的生产厂商向世界市场销售商品时，也将继续面临激烈的伯特兰竞争。这并不是中国或任何其它国家市场结构的功能，并且也不能因中国领导人或任何其它国家领导人对市场结构的选择而改变。世界经济在全球市场上买卖商品，无论一个经济体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其它经济体制。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如果个人、企业或国家提供的是其他人无法提供的产品，那么商品的价格将由其带给消费者的价值决定。独特并且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如苹果的iPad或iPhone、丰田普锐斯汽车，或者极品匈牙利托卡伊葡萄酒等，都会吸引一批忠实的消费者。并且它们的价格将由需求，而非成本所决定。以上各个例子都可以提供不同的启示，下面将详细描述。
苹果产品使用起来特别方便，而且其手感、外观也具有独特吸引力。产品设计时髦雅致，功能性极佳。苹果公司也持续增长，即使在笔记本电脑、手机等其它厂商激烈竞争的行业中，利润仍然屡创新高。苹果公司的产品外观设计是独一无二的、产品的用户界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生产加工过程本身并无特别之处。事实上，苹果公司的生产加工大部分都采用外包形式。完成创新环节的苹果公司，仍然获得绝大部分的销售利润；执行实际加工生产的富士康等企业，却得不到太多利润。苹果公司的研发成本，也因能够获取创新的收益而得到了补偿。
汽车市场确实是全球性的市场，美国的福特、通用、克莱斯勒，德国的大众、宝马、梅赛德斯，以及日本的丰田、东风日产、本田等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为吸引消费者而展开竞争。其间偶然会有一款彰显了消费者想象力的汽车脱颖而出，例如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车，并且在一段时间内，这款汽车享有非凡的销售增长和盈利能力。同样，取得如此销售业绩要求产品设计上的创新以及将创新设计转变为产品所需要的投资，这样的创新和投资只有在企业得以获取其独特产品带来的收益时，才是可行的。
匈牙利托卡伊地区独特的土壤和气候才能生产出优质托卡伊葡萄酒。托卡伊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是生产托卡伊葡萄酒的必要条件，但仅有自然条件还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时间中，托卡伊地区出产的葡萄酒只能算差强人意。只有当该区域再次获得充分投资时，才又生产出使得该区域闻名于世的高品质葡萄酒，并卖出高昂的价格。
与上面的例子类似，只有当企业和个人相信他们可以获取投资应得的收益时，投资才可以继续维持。
从以上三个例子中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共同点：
当竞争对手可以轻松地进入市场，并可以轻易地复制某产品时，该产品的价格将由最具成本效率优势和价格最低厂商的成本所决定。对于美国这样的高成本生产国，以及中国这样向高成本生产国演进的国家，这样的竞争将是灾难性的。
与之相反，当竞争对手难以复制产品时，价格是由客户对产品的价值评价决定。对于美国这样的高成本生产国，以及中国这样向高成本生产国演进的国家，这样的模式是可取的。事实上，在高成本、要求高度专业的设计、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市场中，即使还面临着来自更低生产成本的市场竞争，这也是获取利润的绝佳模式。
产品的独特性要求创新和投资。这个结论并不要求信赖市场的优越性，也不要求信赖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虽然这个结论与此类信赖相容，但其与此类信赖又是截然不同的。这个结论只需要明了，来自各国市场的商品共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国际市場上的消费者挑选他们需求的产品，并不考虑产品生产者本国的市场形态。
中国需要突破性的创新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生产独特的产品需要创新和投资。中国重新确立其在工业世界中的地位过程中，中国的创新可以只是边际上的创新。中国的创新过去可能，并且将来也应当在很大比例上，是追赶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水平。目前中国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改进产品生产方式，以及改进现有产品，却较少涉及到研发开创性的新产品。长远来看，这样的创新并不足够。我们目睹了日本经济腾飞时，日本生产相机、汽车、手表的能力超过了西方国家，但我们也见证了日本因缺乏根本的、突破性的创新，而经历了经济停滞。
中国为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将需要更为根本的、突破性的创新。然而，创新和投资的成本很高，只有在企业家确信有价值的创新和合理的投资可以让他们得到回报时，这样的投资才是理性的选择。企业家获得创新投资的应得收益，依赖于稳定的、可预测的法律体系，依赖于对市场中现有企业和新进入的企业之间，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均可以开展公平竞争的信心。
我们的下一篇专栏文章将研究中国的法律应该如何丰富与完善，以鼓励创新和投资，使得中国企业以及中国工人更有效率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中国的就业率也将持续增长，中国的经济奇迹亦将持续，中国社会、中国的邻国，以及世界的和谐也将得到保障。
前方一帆风顺？
我们都期待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持续，期待中国人民对个人前途充满希望。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期望是保持国家和谐稳定的因素之一。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中国的邻国，中国的贸易伙伴，乃至整个世界，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中国，希望看到中国获得充足的投资，希望中国更紧密地与世界经济相融合。
但是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否持续仍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当前确实出现了个别警示指标，例如房地产泡沫，以及刺激该泡沫的信贷泡沫。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工业主导的经济体，而工业经济体的发展需要创新，或者需要高成本效率的劳动力，或者两者均需要。
中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于出口，尤其是低端产品的出口，或者由其它公司设计并提供零部件的代加工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对出口依赖型经济体而言，销售低技术产品或初级产品，以及销售仅仅是完成最后组装环节的产品，都依赖于持续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我们都还记得，因为来自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更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印度丧失了在全球棉花产业中的地位。近年来，当平板电视逐渐演变为低技术含量产品时，我们看到日本企业在这个他们参与开创的行业中，已经越来越难以争锋。
当一个国家缺乏成本优势和创新优势时，盲目自信只会导致自我蒙蔽，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我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自信，记得日本高管的简短演讲这样开场：“美国和英国有过他们辉煌的世纪，但是很抱歉，我的朋友，未来是属于日本的。”的确，日本产品曾经击垮了一个又一个美国产业。但是，日本人的乐观无法阻止相同的产业：造船业、汽车制造业、电视机和消费电子产品等，随后从日本转移到了韩国。
中国的城市的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即使不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将逐渐被侵蚀，并将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低技能，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就业岗位让给越南等邻国。事实上，中国生产者寻求保护利润、削薄成本之捷径的举动，已经显露出中国制造业面临困难的迹象。这或许就是那些被西方媒体广泛关注的中国产品质量丑闻、中国工人极端的工作条件乃至自杀事件等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食品中三聚氰胺、瘦肉精事件，以及富士康暴露的问题，可能是中国逐渐丧失成本优势时，继续低价竞争导致的无奈选择。
是的，前方的确一帆风顺！
幸运的是，历史上其它国家已经有成功解决上述问题的先例，如英国19世纪上半叶，美国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内，日本战后时期，以及韩国近年来所采用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完成工业化进程，并完善法律制度。
为什么要把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与该国的经济竞争力联系起来？我们有如下观点：
如果一个个人、企业或国家所提供的产品是许多其他人能够效仿的，那么价格将取决于最具成本效率优势或价格最低的竞争者。例如U盘、玉米葡萄糖等消费品的价格，就是由最廉价的生产商的成本决定的。最有效率的生产商可以获取部分利润，生产效率更低的生产商则得不到利润。随着时间推移，激烈的竞争会促使除了最有效率的厂商之外其他的竞争者停止生产，退出行业。这样的现象称为“伯特兰竞争 (Bertrand Competition)”。对此，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为世所知晓。商品价格取决于成本，并且除了最有效率的厂商之外，其它厂商只能作为价格接受者。中国的生产厂商向世界市场销售商品时，也将继续面临激烈的伯特兰竞争。这并不是中国或任何其它国家市场结构的功能，并且也不能因中国领导人或任何其它国家领导人对市场结构的选择而改变。世界经济在全球市场上买卖商品，无论一个经济体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其它经济体制。
与上述情况不同的是，如果个人、企业或国家提供的是其他人无法提供的产品，那么商品的价格将由其带给消费者的价值决定。独特并且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如苹果的iPad或iPhone、丰田普锐斯汽车，或者极品匈牙利托卡伊葡萄酒等，都会吸引一批忠实的消费者。并且它们的价格将由需求，而非成本所决定。以上各个例子都可以提供不同的启示，下面将详细描述。
苹果产品使用起来特别方便，而且其手感、外观也具有独特吸引力。产品设计时髦雅致，功能性极佳。苹果公司也持续增长，即使在笔记本电脑、手机等其它厂商激烈竞争的行业中，利润仍然屡创新高。苹果公司的产品外观设计是独一无二的、产品的用户界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其生产加工过程本身并无特别之处。事实上，苹果公司的生产加工大部分都采用外包形式。完成创新环节的苹果公司，仍然获得绝大部分的销售利润；执行实际加工生产的富士康等企业，却得不到太多利润。苹果公司的研发成本，也因能够获取创新的收益而得到了补偿。
汽车市场确实是全球性的市场，美国的福特、通用、克莱斯勒，德国的大众、宝马、梅赛德斯，以及日本的丰田、东风日产、本田等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为吸引消费者而展开竞争。其间偶然会有一款彰显了消费者想象力的汽车脱颖而出，例如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车，并且在一段时间内，这款汽车享有非凡的销售增长和盈利能力。同样，取得如此销售业绩要求产品设计上的创新以及将创新设计转变为产品所需要的投资，这样的创新和投资只有在企业得以获取其独特产品带来的收益时，才是可行的。
匈牙利托卡伊地区独特的土壤和气候才能生产出优质托卡伊葡萄酒。托卡伊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是生产托卡伊葡萄酒的必要条件，但仅有自然条件还不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时间中，托卡伊地区出产的葡萄酒只能算差强人意。只有当该区域再次获得充分投资时，才又生产出使得该区域闻名于世的高品质葡萄酒，并卖出高昂的价格。
与上面的例子类似，只有当企业和个人相信他们可以获取投资应得的收益时，投资才可以继续维持。
从以上三个例子中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共同点：
当竞争对手可以轻松地进入市场，并可以轻易地复制某产品时，该产品的价格将由最具成本效率优势和价格最低厂商的成本所决定。对于美国这样的高成本生产国，以及中国这样向高成本生产国演进的国家，这样的竞争将是灾难性的。
与之相反，当竞争对手难以复制产品时，价格是由客户对产品的价值评价决定。对于美国这样的高成本生产国，以及中国这样向高成本生产国演进的国家，这样的模式是可取的。事实上，在高成本、要求高度专业的设计、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市场中，即使还面临着来自更低生产成本的市场竞争，这也是获取利润的绝佳模式。
产品的独特性要求创新和投资。这个结论并不要求信赖市场的优越性，也不要求信赖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虽然这个结论与此类信赖相容，但其与此类信赖又是截然不同的。这个结论只需要明了，来自各国市场的商品共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国际市場上的消费者挑选他们需求的产品，并不考虑产品生产者本国的市场形态。
中国需要突破性的创新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生产独特的产品需要创新和投资。中国重新确立其在工业世界中的地位过程中，中国的创新可以只是边际上的创新。中国的创新过去可能，并且将来也应当在很大比例上，是追赶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水平。目前中国的创新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改进产品生产方式，以及改进现有产品，却较少涉及到研发开创性的新产品。长远来看，这样的创新并不足够。我们目睹了日本经济腾飞时，日本生产相机、汽车、手表的能力超过了西方国家，但我们也见证了日本因缺乏根本的、突破性的创新，而经历了经济停滞。
中国为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将需要更为根本的、突破性的创新。然而，创新和投资的成本很高，只有在企业家确信有价值的创新和合理的投资可以让他们得到回报时，这样的投资才是理性的选择。企业家获得创新投资的应得收益，依赖于稳定的、可预测的法律体系，依赖于对市场中现有企业和新进入的企业之间，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均可以开展公平竞争的信心。
我们的下一篇专栏文章将研究中国的法律应该如何丰富与完善，以鼓励创新和投资，使得中国企业以及中国工人更有效率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随着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中国的就业率也将持续增长，中国的经济奇迹亦将持续，中国社会、中国的邻国，以及世界的和谐也将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