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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于怀岸的《巫师简史》以20世纪湘西的真实历史为背景，演绎了传统湘西山寨以及整个湘西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小说延续了新历史主义的写作风格，从民间立场出发，肯定人的主体价值和偶然性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同时，《巫师简史》重构了20世纪湘西的抗战史诗，勾勒出正史背景下的湘西百年风云变化。
关键词：《巫师简史》 于怀岸 新历史主义 抗战史诗
于怀岸的代表作《巫师简史》中乌托邦理想的生成与破碎一直为学界所关注。龙永干认为，《巫师简史》是“于怀岸面对桃源生活梦断与巫觋人文失落所唱出的悲怆的安魂之曲”[1]。卓今则以《山河入梦》《人境》《巫师简史》三部小说为例探讨当代乌托邦小说的叙事困境[2]。如果说乌托邦理想是《巫师简史》形而上的精神境界，那么湘西历史则是《巫师简史》所深层依托的现实土壤。深富湘西地域色彩的抗日历史是这部小说所承载的具体内容。从当代历史小说发展的脉络来看，《巫师简史》既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新历史主义风格，但又在此基础上聚焦于独属湘西世界的地域文化，以文学之笔留存了湘西近百年来的历史风貌。
蒙特罗斯认为：“不以我们所研究的社会文本踪迹为媒介，我们就没有任何途径去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一个物质性的存在[3]。”他认为文本中蕴涵着历史，历史通过文本延续下来。同时，新历史主义在分析文本时强调主体可以通过文本构建历史，这种理论“将文学放在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的结合部和交汇处”[4]，重视文学文本如何参与历史的建构。《巫师简史》对于新历史主义的传承表现在它将目光投向了历史的裂隙处，通过对民间历史的书写，将必然的历史偶然化，将客观的历史主体化。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新”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批评而言的。旧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必然的存在，而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破裂、片段、无序的。新历史主义强调“偶然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与旧历史小说着重描绘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有所区别。波普尔认为历史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一种演化的规律，“在演化过程中探求‘永不变异的秩序’的规律决没有可能属于科学方法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在生物学中也好，还是在社会学中也好。”[5]新历史理论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偶然的、不确定的，人在历史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的命运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在机缘巧合下走到了历史分岔路口。在《巫师简史》中，于怀岸塑造了一个民间抗日英雄赵长春的形象，但赵长春与杨子荣等红色经典小说中的革命英雄有很大区别。杨子荣化装成土匪深入匪穴，与小分队里应外合一举将“座山雕”等土匪全部活捉，显示出人的能动性。他的行动轨迹彰显了革命终将胜利的历史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小说中的体现。而赵长春的抗日举动并不具备主动性。因赵天国夫妇反对他和彭武芬的爱情，赵长春在走投无路时愤然离家出走，并参加了抗日队伍，后来又因抗日失败而牺牲。这些偶然的事件时刻都在改变赵长春的人生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在小说中的体现。于怀岸通过对赵长春这一人物的命运书写消解了历史的必然性。
传统历史主义注重对崇高的、官方历史的书写，新历史主义则看重对民间历史的写作。与主流观念和知识分子精英立场不同，《巫师简史》是从民间立场出发来描写历史的，其目的不在于恢复历史真实，而在于试图建构一种民间视角的抗战史诗，从而丰富和深化“真实的历史”。位置偏僻闭塞的猫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生活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传达出民间的生活面貌和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于怀岸以猫庄这个小山寨为中心，用各色人物在历史中的际遇描绘了民间的历史，展示了湘西在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小说里，赵氏家族的故事与湘西的历史紧紧相连，比如赵长春在嘉善与敌人血战，负伤后来到了二龙山当土匪，并开始了抗日活动。但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自发走上革命道路不同，赵长春是因为爱情受挫，负气出走才走上革命道路，正是这一冲动出走影响了赵长春的人生选择，成为左右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与他具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彭武平，他走出猫庄后阴差阳错地加入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彭武平的抗日活动也充满了命运的偶然性。在这场波及全中国的抗战中，民间力量崛起了。赵长春和彭武平作为民间力量的代表，他们对于历史的见证表达了对主流历史话语权威的不满。虽然赵长春等人的活动仅仅局限于湘西地区，但小说通过他们的故事消解了主流历史话语的权威，建构了一种“真实”的民间战争历史，丰富了历史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读者对历史的多方位解读。
旧历史小说注重人的革命性，并以革命道德的实现作为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巫师简史》重在肯定了人的生命价值。赵天国是猫庄的族长兼巫师。他有朴素的生命观并以保猫庄百姓平安为己任。他不允许猫庄人当土匪，也不允许他们去参军。在他看来，一切仁义道德都得向猫庄人的生命让步。为了避免猫庄的年轻人被抽丁，赵天国瞒报人口数目、贿赂长官，甚至私自扣留曾伯的金子充公。尽管这些举动颇为刻板，但赵天国的形象并不让人感到面目可憎。他为猫庄尽心尽力，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猫庄。在那个年代，面对残酷的现实，“活着”才是猫庄人唯一的也是最奢侈的追求。另一方面，小说也肯定了人的英雄主义价值。《巫师简史》中的土匪不全是穷凶极恶的存在，他们身上也有着人性的闪光点。土匪龙大榜和赵长春自觉组建了一支抗日义勇军以对抗日本侵略者，二龙山的“英雄”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不顾一切、奋起反抗的英雄主义气息，虽然其名为“匪”，但面对民族危亡，他们忍辱负重，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铮铮铁骨。在小说中，赵长春满怀国仇家恨伏击日本侵略者，他用自己的生命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在他们身上延续了梁山好汉式的精神气概。土匪固然有粗野、残忍的一面，但他们身上流露出的舍生取义的传统美德也是值得讴歌的。
相较于旧历史小说对革命历史人物“高大全”形象的追求，新历史小说更偏爱探寻深藏于人性深处的残暴、冷漠、嗜血等黑暗面。不可否认，这些扭曲的人性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这在小说中，主要表现在彭学清和彭武平这两个人物上。彭学清是保卫家乡的国民党军官，是一名抗日英雄，同时他又是一位残忍的土司王后代，他受过高等教育，又潜藏着封建思想。为给他爹陪葬，彭学清屠杀了二十几个土匪，他们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活埋，场面十分惨烈。彭学清有正直的一面，但他又像一个嗜血的魔鬼。作者通过对这一人物的艺术加工，消解了彭学清身上的“英雄光环”，揭示了在英雄主义光辉之下的丑恶人性。传统小说大多夸赞孩童的纯真性格或者同情他们的悲惨生活，如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她天真烂漫，有着一切为人称赞的品质，但在《巫师简史》中见不到翠翠这一类人物。小说中的彭武平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小孩，他小时候也天真可爱，但到了十一二岁时他便喜欢上了看杀人，而且能将杀人的每个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在还原“真实”历史的角度，《巫师简史》对彭学清和彭武平的描绘更贴近人物的真实内心，他们身上复杂的人性正体现了那个混乱年代的时代特征。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年代，神圣的道德准则让位于原始的生命诉求，要活下去就必须战斗，而战斗就免不了流血牺牲。彭学清和彭武平的人物形象是復杂的、多维度的，残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彭武平等人身上交织的复杂人性，这种人物塑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破了旧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体现出了对旧历史小说的颠覆。
新历史主义是对旧历史主义的反拨，它动摇了旧历史主义的话语权威，开拓了历史研究的空间，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些新历史主义作品在处理历史问题时走向了极端。如用戏谑的手法任意解构历史，从而逐渐脱离历史本体，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巫师简史》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显示出了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超越。《巫师简史》所叙述的时间段从清朝跨越至新中国，在此期间湘西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但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这些事件，而是通过猫庄赵氏家族的人物活动来演绎民间视野中的历史，通过描绘赵长春和彭武平等人在时代洪流裹挟下的命运沉浮，建构了民间视角的抗战史诗，重铸了植根于湘西土壤的历史记忆。在于怀岸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兼具巫气与匪气的湘西世界，也是一个热血又悲壮的“异域”空间。
《巫师简史》从民间视角书写了上世纪湘西社会的风云变化，小说既沿袭了新历史主义的写作手法，又深入民族历史现场，以文学之笔留存了近代百年来的湘西历史风貌。
参考文献
[1]龙永干.桃源梦断与巫觋失落的安魂之曲——论于怀岸的《巫师简史》[J].百家评论，2016（3）：103.
[2]卓今.当代乌托邦小说的叙事困境——以长篇小说《山河入梦》《人境》《巫师简史》为例[J].当代作家评论，2018（6）：24.
[3]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J].文史哲，2001（5）：27.
[4]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3.
[5]卡·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4-95.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巫师简史》 于怀岸 新历史主义 抗战史诗
于怀岸的代表作《巫师简史》中乌托邦理想的生成与破碎一直为学界所关注。龙永干认为，《巫师简史》是“于怀岸面对桃源生活梦断与巫觋人文失落所唱出的悲怆的安魂之曲”[1]。卓今则以《山河入梦》《人境》《巫师简史》三部小说为例探讨当代乌托邦小说的叙事困境[2]。如果说乌托邦理想是《巫师简史》形而上的精神境界，那么湘西历史则是《巫师简史》所深层依托的现实土壤。深富湘西地域色彩的抗日历史是这部小说所承载的具体内容。从当代历史小说发展的脉络来看，《巫师简史》既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新历史主义风格，但又在此基础上聚焦于独属湘西世界的地域文化，以文学之笔留存了湘西近百年来的历史风貌。
蒙特罗斯认为：“不以我们所研究的社会文本踪迹为媒介，我们就没有任何途径去接近一个完整的、真正的过去和一个物质性的存在[3]。”他认为文本中蕴涵着历史，历史通过文本延续下来。同时，新历史主义在分析文本时强调主体可以通过文本构建历史，这种理论“将文学放在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的结合部和交汇处”[4]，重视文学文本如何参与历史的建构。《巫师简史》对于新历史主义的传承表现在它将目光投向了历史的裂隙处，通过对民间历史的书写，将必然的历史偶然化，将客观的历史主体化。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新”是相对于旧历史主义批评而言的。旧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必然的存在，而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破裂、片段、无序的。新历史主义强调“偶然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与旧历史小说着重描绘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有所区别。波普尔认为历史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一种演化的规律，“在演化过程中探求‘永不变异的秩序’的规律决没有可能属于科学方法的范围之内，无论是在生物学中也好，还是在社会学中也好。”[5]新历史理论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偶然的、不确定的，人在历史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的命运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他们在机缘巧合下走到了历史分岔路口。在《巫师简史》中，于怀岸塑造了一个民间抗日英雄赵长春的形象，但赵长春与杨子荣等红色经典小说中的革命英雄有很大区别。杨子荣化装成土匪深入匪穴，与小分队里应外合一举将“座山雕”等土匪全部活捉，显示出人的能动性。他的行动轨迹彰显了革命终将胜利的历史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小说中的体现。而赵长春的抗日举动并不具备主动性。因赵天国夫妇反对他和彭武芬的爱情，赵长春在走投无路时愤然离家出走，并参加了抗日队伍，后来又因抗日失败而牺牲。这些偶然的事件时刻都在改变赵长春的人生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在小说中的体现。于怀岸通过对赵长春这一人物的命运书写消解了历史的必然性。
传统历史主义注重对崇高的、官方历史的书写，新历史主义则看重对民间历史的写作。与主流观念和知识分子精英立场不同，《巫师简史》是从民间立场出发来描写历史的，其目的不在于恢复历史真实，而在于试图建构一种民间视角的抗战史诗，从而丰富和深化“真实的历史”。位置偏僻闭塞的猫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生活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传达出民间的生活面貌和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于怀岸以猫庄这个小山寨为中心，用各色人物在历史中的际遇描绘了民间的历史，展示了湘西在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小说里，赵氏家族的故事与湘西的历史紧紧相连，比如赵长春在嘉善与敌人血战，负伤后来到了二龙山当土匪，并开始了抗日活动。但与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自发走上革命道路不同，赵长春是因为爱情受挫，负气出走才走上革命道路，正是这一冲动出走影响了赵长春的人生选择，成为左右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与他具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彭武平，他走出猫庄后阴差阳错地加入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彭武平的抗日活动也充满了命运的偶然性。在这场波及全中国的抗战中，民间力量崛起了。赵长春和彭武平作为民间力量的代表，他们对于历史的见证表达了对主流历史话语权威的不满。虽然赵长春等人的活动仅仅局限于湘西地区，但小说通过他们的故事消解了主流历史话语的权威，建构了一种“真实”的民间战争历史，丰富了历史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读者对历史的多方位解读。
旧历史小说注重人的革命性，并以革命道德的实现作为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巫师简史》重在肯定了人的生命价值。赵天国是猫庄的族长兼巫师。他有朴素的生命观并以保猫庄百姓平安为己任。他不允许猫庄人当土匪，也不允许他们去参军。在他看来，一切仁义道德都得向猫庄人的生命让步。为了避免猫庄的年轻人被抽丁，赵天国瞒报人口数目、贿赂长官，甚至私自扣留曾伯的金子充公。尽管这些举动颇为刻板，但赵天国的形象并不让人感到面目可憎。他为猫庄尽心尽力，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猫庄。在那个年代，面对残酷的现实，“活着”才是猫庄人唯一的也是最奢侈的追求。另一方面，小说也肯定了人的英雄主义价值。《巫师简史》中的土匪不全是穷凶极恶的存在，他们身上也有着人性的闪光点。土匪龙大榜和赵长春自觉组建了一支抗日义勇军以对抗日本侵略者，二龙山的“英雄”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不顾一切、奋起反抗的英雄主义气息，虽然其名为“匪”，但面对民族危亡，他们忍辱负重，展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铮铮铁骨。在小说中，赵长春满怀国仇家恨伏击日本侵略者，他用自己的生命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在他们身上延续了梁山好汉式的精神气概。土匪固然有粗野、残忍的一面，但他们身上流露出的舍生取义的传统美德也是值得讴歌的。
相较于旧历史小说对革命历史人物“高大全”形象的追求，新历史小说更偏爱探寻深藏于人性深处的残暴、冷漠、嗜血等黑暗面。不可否认，这些扭曲的人性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这在小说中，主要表现在彭学清和彭武平这两个人物上。彭学清是保卫家乡的国民党军官，是一名抗日英雄，同时他又是一位残忍的土司王后代，他受过高等教育，又潜藏着封建思想。为给他爹陪葬，彭学清屠杀了二十几个土匪，他们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活埋，场面十分惨烈。彭学清有正直的一面，但他又像一个嗜血的魔鬼。作者通过对这一人物的艺术加工，消解了彭学清身上的“英雄光环”，揭示了在英雄主义光辉之下的丑恶人性。传统小说大多夸赞孩童的纯真性格或者同情他们的悲惨生活，如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她天真烂漫，有着一切为人称赞的品质，但在《巫师简史》中见不到翠翠这一类人物。小说中的彭武平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小孩，他小时候也天真可爱，但到了十一二岁时他便喜欢上了看杀人，而且能将杀人的每个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在还原“真实”历史的角度，《巫师简史》对彭学清和彭武平的描绘更贴近人物的真实内心，他们身上复杂的人性正体现了那个混乱年代的时代特征。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年代，神圣的道德准则让位于原始的生命诉求，要活下去就必须战斗，而战斗就免不了流血牺牲。彭学清和彭武平的人物形象是復杂的、多维度的，残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彭武平等人身上交织的复杂人性，这种人物塑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打破了旧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体现出了对旧历史小说的颠覆。
新历史主义是对旧历史主义的反拨，它动摇了旧历史主义的话语权威，开拓了历史研究的空间，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些新历史主义作品在处理历史问题时走向了极端。如用戏谑的手法任意解构历史，从而逐渐脱离历史本体，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巫师简史》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显示出了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超越。《巫师简史》所叙述的时间段从清朝跨越至新中国，在此期间湘西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但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这些事件，而是通过猫庄赵氏家族的人物活动来演绎民间视野中的历史，通过描绘赵长春和彭武平等人在时代洪流裹挟下的命运沉浮，建构了民间视角的抗战史诗，重铸了植根于湘西土壤的历史记忆。在于怀岸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兼具巫气与匪气的湘西世界，也是一个热血又悲壮的“异域”空间。
《巫师简史》从民间视角书写了上世纪湘西社会的风云变化，小说既沿袭了新历史主义的写作手法，又深入民族历史现场，以文学之笔留存了近代百年来的湘西历史风貌。
参考文献
[1]龙永干.桃源梦断与巫觋失落的安魂之曲——论于怀岸的《巫师简史》[J].百家评论，2016（3）：103.
[2]卓今.当代乌托邦小说的叙事困境——以长篇小说《山河入梦》《人境》《巫师简史》为例[J].当代作家评论，2018（6）：24.
[3]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J].文史哲，2001（5）：27.
[4]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3.
[5]卡·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4-95.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